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6年8月27日，许舒亚的新作《海上丝路》（2016）由张国勇指挥广西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在广西音乐厅首演。作为广西演艺集团承担的国家艺术基金2015年度资助项目，这部四乐章交响组曲以壮族山歌旋律为基础，融入东南亚音乐元素，展现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交响画卷。我相信，任何熟悉许舒亚作品的听众，在听到这部新作时的反应都会和我一样惊讶——作为最早赴现代音乐的中心法国留学的作曲家之一，许舒亚的作品一向以精致抽象的现代音响著称。如今，这位不折不扣的“现代派”作曲家竟然写出了一部充满浪漫旋律的作品！然而，当我们驻足反观近年来涌现的同类作品，会发现这绝非偶然，从中折射出的一些现象值得深思。
一、面向大众
本场音乐会属于广西歌舞剧院“南国之声”系列演出之一，对外公开售票一百元一张，开演前的大厅像集市般热闹，全场座无虚席。为了让广大听众更好地理解这部交响作品，在正式演奏前，主持人先依次介绍了乐曲的各个主题，由乐队呈现片段。这一照顾受众的做法取得了良好效果，各主题形象在预习式概览中栩栩如生，也让人们对整幅音响画卷将如何展开充满期待。整场演出不到一小时，男女老少沉浸在连绵的柔美音响中，一曲终了掌声喝彩不断。即便在北京和上海这两个中国新音乐中心，新作品上演也很难获得如此欢迎。
《海上丝路》的四乐章小标题分别是《骆越音诗》《东盟画卷》《丝路/思路》《启航》。显然，题材内容与我国近年来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密切相关。这一创作之初便定下的主旋律基调决定了具体音乐形式，作曲家抛弃了以往抽象的音响构造，而是以明确指向的文化符号编织出唯美的旋律线条。作品并不直接照搬民间歌曲，而是巧妙地将引用民歌音型幻化为乐章的核心动机，以交响乐擅长的发展手法不断转调变形。
作为全曲开篇的《骆越音诗》，单簧管在引子的第一小节便以fff的力度奏出上四度逆分节奏型，将广西壮歌的常用旋律音型作为核心细胞。短小的引子以渐强力度引出主题（见下谱例），速度稍慢，在持续稳定的低音G与弦乐组共同铺垫出流动的小三和弦背景，单簧管独奏婉转的主题旋律——四乐句均始于倚音、合头换尾，方整结构又蕴涵着四次渐强到渐弱的起伏，以羽音与角音为主的音程游移不定，因七连音和十连音的加入显得伸缩自如，赋予了独奏单簧管“乐之框格在曲，而色泽在唱”式的民歌润腔特色。这一极具歌唱性的主题不仅变奏发展出《骆越音诗》乐章，还以西南地区民俗性基调为起点启航，无论其后各乐章抵达哪个异域港口，都依稀可见这一象征家园的标志。
《东盟画卷》始于独奏小提琴的迷人华彩，木管组交接的短小旋律如溪流般汇入由弦乐组合奏出的抒情海洋，中段虽对比以铜管主奏，却并非表现汹涌海浪，而是沿着海上丝路吸收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南部的民间音乐曲调，长号连续滑奏俏皮的詼谐乐句，令听者仿佛置身爪哇乐园忍俊不禁。原本简单的歌曲线条，获得了交响化的丰富发展，源自不同民族地区的主题在四乐章之间既相互对比，又丝毫不让人感到突兀。
虽然此曲是标准的三管编制，但为了更为契合民歌色彩，前三个乐章多运用室内化配器，弦乐组和管乐组以多层呼应展开画卷，在绵延的和声背景上，各个乐器不时闪现勾人的华彩段落，竖琴的大量点缀和弦增添了一丝梦幻色彩。许舒亚在这部作品中尽显深厚的配器功底，虽然这是一部极具东方风情的交响作品，但人们可以明显听到充满法国味儿的细腻配器。至第四乐章《启航》以大段全奏推向高潮，节奏多变、层次繁多、尤其是铜管组出现多处非常规演奏法，考验乐团水准。出人意料的是，年轻的广西交响乐团在经过短暂的排练时间后，出色地完成了这部交响组曲的首演。当然这离不开张国勇的严格训练和统筹调度，特邀首席小提琴顾晨的大段独奏极为精彩。假若日后选一首与之相匹配的古典作品同台上演，同样充满绚丽画面感的里姆斯基·柯萨阔夫的《天方夜谭》显然最为合适。
在优美简洁的悠长旋律下方，更令人称道的是妥帖的和声语言。作品丝毫不避讳三和弦——全曲以C大三和弦起始，以长达半分钟的升C大三和弦的渐强终止，然而全曲避免调性功能和声进行，反而以民族调式为基础，频繁出现高叠和弦与平行进行，自如地旋宫转调，听觉上却没有丝毫的刺耳感。最唯美的片段出现在《丝路/思路》开篇，弦乐组铺垫出迷离的和声背景：C#—D#—E—G#—B，大提琴独奏出一句C#羽调式旋律后，弦乐和声背景变为C#—D#—E—F#—A，引出大提琴独奏的第二乐句，旋律是仿佛是从丰富的和声中生长出来的。乐曲初始采用小调式色彩的民歌素材，在其后的旋宫转调中自然转换到大调式领域，直至末乐章抵达海阔天空的境地。
二、回归传统
时常听到有人问：“现在的作曲家是不是写不出好听的交响乐了？”事实是，能写出好听的交响篇章的大有人在，但能以凝练而富有新意的笔法谱写大部头交响套曲的作曲家，确实不多。可惜，写作经验丰富的作曲家还不见得会放下架子用传统语言写作，以免被戴上“老套”的帽子。
然而，回顾上世纪末西方乐坛，会发现有一大批著名作曲家停止了在先锋派的“伊利亚特”征战，仿佛返回故土的“奥德赛”而重新挖掘传统的音乐语言。就在西方作曲家显露回归之意时，中国作曲家恰好在80年代纷纷走出国门，让西方听众“于无声处听惊雷”。尽管当时国内对“新潮音乐”争议不断，但那批被压抑已久的年轻人不顾一切地追求着新音乐语言。仿佛是历史的轮回，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不断听到当年的“新潮”作曲家在作品中运用调性语言和民族元素，就像一些西方先锋作曲大师在步入中年后做的那样。有人视此为衰退，有人视此为成熟，无论怎样，这种转变受到了大部分听众的欢迎。
在边界日益模糊的当代多元世界，作曲家们已经有足够的自由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不同的风格，用现代技法还是用传统技法创作没有对错之分，但一定有写得好与差的区别。运用现代技法可以写出非常优美的音乐，运用传统技法也会写出糟糕至极的音响，这取决于作曲家个人能力。显然，许舒亚对各类传统作曲技法早已驾轻就熟，从这部作品中可以听到，民间素材与交响音乐语言融合得十分自然，法国式的印象主义音乐语汇为乐曲注入纷繁的色彩。这部作品成功地以不简单的技术手段实现了简洁而感人的音乐效果，这显然是创作类型和对象决定的。许舒亚说：“古今中外的很多作曲家是对社会有责任感的，我能给这个社会什么？我写过先锋的无调性音乐在国际上是可行的，在上海也有这样的学术气氛。但是，既然我同意接受这个委约，我就要考虑其它领域听众的感受。”无独有偶，叶小钢在2015年上海音乐学院当代音乐周的现代音乐节艺术总监论坛上也提到作曲家的社会责任：“我们作为音乐家要考虑怎样让自己的艺术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的音乐对普通听众的行为举止和想象力的塑造有什么帮助？”当初的新潮作曲家们纷纷人过中年，年轻时的反叛心理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更具建设性的责任感，这大概是他们转而以更为中庸的态度进行创作的原因之一。 当然，除了时代使然，环境的变化也会促使作曲家创作风格的转变。许舒亚坦然道：“我在1988年出国之前就写过影视音乐，90年代定居法国后，就很难再写通俗音乐了，因为整个欧洲处于现代音乐的创作氛围。其实后来很多作曲家慢慢也开始写一些更容易被大众接受的音乐，比如林德伯格、萨莉亚赫在80年代的音乐语言还很先锋，但近年来在给大乐团作曲时会与传统有更多联系，很多交响乐团更欢迎这种回归的倾向。相对来说，一些小型室内乐团更容易坚守先锋音乐道路，欧洲的一些政府也会通过各种途径鼓励音乐家们创新。听众们则更喜欢来自世界各民族的特色声音，这也促使乐团和作曲家愈加开放包容。”实际上，早在新世纪初，许舒亚便已经踏上了回归之途——舞剧《马可·波罗的眼泪》（2000）尝试将古琴曲《高山流水》与电子音乐相结合，歌剧《八月雪》（2002）的男女主角分别以京剧中老生和青衣的风格演唱，自此转折点后，中国元素与现代音响的融合痕迹在其作品中不绝于耳。2005年，许舒亚曾为广西歌舞剧院创作过一部音乐剧《阳朔西街》，三年之后改编为三乐章交响组曲《广西畅想》，这一系列前期合作为《海上丝路》积累了重要经验。不可否认的是，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回归不可避免地会对作曲家的创作产生影响，许舒亚从一位早年活跃在欧洲现代音乐舞台上的自由作曲家，到回国后先后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和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他的创作心理和创作对象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转变。
三、政策导向
在任何时代，一个国家的文艺政策都会对身处其中的作曲家起到或多或少的引导作用。仅2016年，我现场聆听的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群体以“丝路”为主题的新作品音乐会就有三场。2013年建立的國家艺术基金通过为艺术创作提供经济保障，近年来已资助数百部大型艺术作品的上演，其中有精品也有庸作，政策导向对艺术创作产生的双刃剑作用本文不作赘述。单就《海上丝路》来说，在一年的规定时间内出色完成了创作、编排、演出等环节，这无疑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优秀项目。其中的受益者不仅是作曲家和听众，还有广西交响乐团——作为一支自治区的新建乐团，能拥有一部属于自己的交响乐杰作，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可以预见，他们的这部保留曲目会在国内外音乐舞台上受到广泛欢迎。
这部作品的成功或许可以证明，中国作曲家在进行现代音乐风格探索的同时，也可以同时为大众创作主旋律作品。社会主义国家的作曲前辈肖斯塔科维奇写出了经典的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这也并未阻碍他创作优美动人的通俗音乐，其大型合唱作品《森林之歌》（1949）还上演于今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对于作曲家来说，需要驾驭两种音乐语言的能力。对于听众来说，需要更多的包容心和实事求是的甄别力，不应因为作曲家创作现代风格的作品就闭耳摇头，也不应仅仅因为作曲家开始创作传统风格的作品就嗤之以鼻或者像对待一个重新做人的犯错者那样拍手称快，终究要看具体作品在各自的风格内是否在精致形式内实现了直击人心的感染力。
当下中国似乎没有哪位作曲家能够像一百年前的查尔斯·艾夫斯那样，仅靠商业收益自给自足、不管听众能否接受自己的发明创新。中国作曲家不仅要在各种夹缝中求生存，还要承受纯音乐创作鲜有人问津的寂寞。如何在规则的约束下实现自我音乐语言的表达，如何在主旋律的宏大写作中保证艺术高度，对每一位体制内的作曲家都是长期创作难题。
《海上丝路》绝非许舒亚最具历史价值的作品，但他在这次主旋律创作中铸就了一部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交响精品，这势必会对其同时期的现代风格写作产生影响。就在《海上丝路》在各地巡演的同时，许舒亚的《冬雪》（为双簧管独奏、三个打击乐、竖琴和弦乐队而作，2015）在上海音乐学院当代音乐周开幕音乐会奏响，在这场全部由中外作曲家21世纪以来的新作组成的音乐会上，《冬雪》以典雅唯美的意境获得了全场最热烈的喝彩。2015年，许舒亚的交响音乐专辑《涅槃》（Naxos 8.570617）发行，这似乎是他对自己90年代以来的现代交响探索的一次总结。我们有足够理由期待，这位优秀作曲家的下一次涅槃。
李鹏程 博士，浙江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讲师
（特约编辑 于庆新）
一、面向大众
本场音乐会属于广西歌舞剧院“南国之声”系列演出之一，对外公开售票一百元一张，开演前的大厅像集市般热闹，全场座无虚席。为了让广大听众更好地理解这部交响作品，在正式演奏前，主持人先依次介绍了乐曲的各个主题，由乐队呈现片段。这一照顾受众的做法取得了良好效果，各主题形象在预习式概览中栩栩如生，也让人们对整幅音响画卷将如何展开充满期待。整场演出不到一小时，男女老少沉浸在连绵的柔美音响中，一曲终了掌声喝彩不断。即便在北京和上海这两个中国新音乐中心，新作品上演也很难获得如此欢迎。
《海上丝路》的四乐章小标题分别是《骆越音诗》《东盟画卷》《丝路/思路》《启航》。显然，题材内容与我国近年来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密切相关。这一创作之初便定下的主旋律基调决定了具体音乐形式，作曲家抛弃了以往抽象的音响构造，而是以明确指向的文化符号编织出唯美的旋律线条。作品并不直接照搬民间歌曲，而是巧妙地将引用民歌音型幻化为乐章的核心动机，以交响乐擅长的发展手法不断转调变形。
作为全曲开篇的《骆越音诗》，单簧管在引子的第一小节便以fff的力度奏出上四度逆分节奏型，将广西壮歌的常用旋律音型作为核心细胞。短小的引子以渐强力度引出主题（见下谱例），速度稍慢，在持续稳定的低音G与弦乐组共同铺垫出流动的小三和弦背景，单簧管独奏婉转的主题旋律——四乐句均始于倚音、合头换尾，方整结构又蕴涵着四次渐强到渐弱的起伏，以羽音与角音为主的音程游移不定，因七连音和十连音的加入显得伸缩自如，赋予了独奏单簧管“乐之框格在曲，而色泽在唱”式的民歌润腔特色。这一极具歌唱性的主题不仅变奏发展出《骆越音诗》乐章，还以西南地区民俗性基调为起点启航，无论其后各乐章抵达哪个异域港口，都依稀可见这一象征家园的标志。
《东盟画卷》始于独奏小提琴的迷人华彩，木管组交接的短小旋律如溪流般汇入由弦乐组合奏出的抒情海洋，中段虽对比以铜管主奏，却并非表现汹涌海浪，而是沿着海上丝路吸收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南部的民间音乐曲调，长号连续滑奏俏皮的詼谐乐句，令听者仿佛置身爪哇乐园忍俊不禁。原本简单的歌曲线条，获得了交响化的丰富发展，源自不同民族地区的主题在四乐章之间既相互对比，又丝毫不让人感到突兀。
虽然此曲是标准的三管编制，但为了更为契合民歌色彩，前三个乐章多运用室内化配器，弦乐组和管乐组以多层呼应展开画卷，在绵延的和声背景上，各个乐器不时闪现勾人的华彩段落，竖琴的大量点缀和弦增添了一丝梦幻色彩。许舒亚在这部作品中尽显深厚的配器功底，虽然这是一部极具东方风情的交响作品，但人们可以明显听到充满法国味儿的细腻配器。至第四乐章《启航》以大段全奏推向高潮，节奏多变、层次繁多、尤其是铜管组出现多处非常规演奏法，考验乐团水准。出人意料的是，年轻的广西交响乐团在经过短暂的排练时间后，出色地完成了这部交响组曲的首演。当然这离不开张国勇的严格训练和统筹调度，特邀首席小提琴顾晨的大段独奏极为精彩。假若日后选一首与之相匹配的古典作品同台上演，同样充满绚丽画面感的里姆斯基·柯萨阔夫的《天方夜谭》显然最为合适。
在优美简洁的悠长旋律下方，更令人称道的是妥帖的和声语言。作品丝毫不避讳三和弦——全曲以C大三和弦起始，以长达半分钟的升C大三和弦的渐强终止，然而全曲避免调性功能和声进行，反而以民族调式为基础，频繁出现高叠和弦与平行进行，自如地旋宫转调，听觉上却没有丝毫的刺耳感。最唯美的片段出现在《丝路/思路》开篇，弦乐组铺垫出迷离的和声背景：C#—D#—E—G#—B，大提琴独奏出一句C#羽调式旋律后，弦乐和声背景变为C#—D#—E—F#—A，引出大提琴独奏的第二乐句，旋律是仿佛是从丰富的和声中生长出来的。乐曲初始采用小调式色彩的民歌素材，在其后的旋宫转调中自然转换到大调式领域，直至末乐章抵达海阔天空的境地。
二、回归传统
时常听到有人问：“现在的作曲家是不是写不出好听的交响乐了？”事实是，能写出好听的交响篇章的大有人在，但能以凝练而富有新意的笔法谱写大部头交响套曲的作曲家，确实不多。可惜，写作经验丰富的作曲家还不见得会放下架子用传统语言写作，以免被戴上“老套”的帽子。
然而，回顾上世纪末西方乐坛，会发现有一大批著名作曲家停止了在先锋派的“伊利亚特”征战，仿佛返回故土的“奥德赛”而重新挖掘传统的音乐语言。就在西方作曲家显露回归之意时，中国作曲家恰好在80年代纷纷走出国门，让西方听众“于无声处听惊雷”。尽管当时国内对“新潮音乐”争议不断，但那批被压抑已久的年轻人不顾一切地追求着新音乐语言。仿佛是历史的轮回，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不断听到当年的“新潮”作曲家在作品中运用调性语言和民族元素，就像一些西方先锋作曲大师在步入中年后做的那样。有人视此为衰退，有人视此为成熟，无论怎样，这种转变受到了大部分听众的欢迎。
在边界日益模糊的当代多元世界，作曲家们已经有足够的自由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不同的风格，用现代技法还是用传统技法创作没有对错之分，但一定有写得好与差的区别。运用现代技法可以写出非常优美的音乐，运用传统技法也会写出糟糕至极的音响，这取决于作曲家个人能力。显然，许舒亚对各类传统作曲技法早已驾轻就熟，从这部作品中可以听到，民间素材与交响音乐语言融合得十分自然，法国式的印象主义音乐语汇为乐曲注入纷繁的色彩。这部作品成功地以不简单的技术手段实现了简洁而感人的音乐效果，这显然是创作类型和对象决定的。许舒亚说：“古今中外的很多作曲家是对社会有责任感的，我能给这个社会什么？我写过先锋的无调性音乐在国际上是可行的，在上海也有这样的学术气氛。但是，既然我同意接受这个委约，我就要考虑其它领域听众的感受。”无独有偶，叶小钢在2015年上海音乐学院当代音乐周的现代音乐节艺术总监论坛上也提到作曲家的社会责任：“我们作为音乐家要考虑怎样让自己的艺术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的音乐对普通听众的行为举止和想象力的塑造有什么帮助？”当初的新潮作曲家们纷纷人过中年，年轻时的反叛心理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更具建设性的责任感，这大概是他们转而以更为中庸的态度进行创作的原因之一。 当然，除了时代使然，环境的变化也会促使作曲家创作风格的转变。许舒亚坦然道：“我在1988年出国之前就写过影视音乐，90年代定居法国后，就很难再写通俗音乐了，因为整个欧洲处于现代音乐的创作氛围。其实后来很多作曲家慢慢也开始写一些更容易被大众接受的音乐，比如林德伯格、萨莉亚赫在80年代的音乐语言还很先锋，但近年来在给大乐团作曲时会与传统有更多联系，很多交响乐团更欢迎这种回归的倾向。相对来说，一些小型室内乐团更容易坚守先锋音乐道路，欧洲的一些政府也会通过各种途径鼓励音乐家们创新。听众们则更喜欢来自世界各民族的特色声音，这也促使乐团和作曲家愈加开放包容。”实际上，早在新世纪初，许舒亚便已经踏上了回归之途——舞剧《马可·波罗的眼泪》（2000）尝试将古琴曲《高山流水》与电子音乐相结合，歌剧《八月雪》（2002）的男女主角分别以京剧中老生和青衣的风格演唱，自此转折点后，中国元素与现代音响的融合痕迹在其作品中不绝于耳。2005年，许舒亚曾为广西歌舞剧院创作过一部音乐剧《阳朔西街》，三年之后改编为三乐章交响组曲《广西畅想》，这一系列前期合作为《海上丝路》积累了重要经验。不可否认的是，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回归不可避免地会对作曲家的创作产生影响，许舒亚从一位早年活跃在欧洲现代音乐舞台上的自由作曲家，到回国后先后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和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他的创作心理和创作对象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转变。
三、政策导向
在任何时代，一个国家的文艺政策都会对身处其中的作曲家起到或多或少的引导作用。仅2016年，我现场聆听的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群体以“丝路”为主题的新作品音乐会就有三场。2013年建立的國家艺术基金通过为艺术创作提供经济保障，近年来已资助数百部大型艺术作品的上演，其中有精品也有庸作，政策导向对艺术创作产生的双刃剑作用本文不作赘述。单就《海上丝路》来说，在一年的规定时间内出色完成了创作、编排、演出等环节，这无疑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优秀项目。其中的受益者不仅是作曲家和听众，还有广西交响乐团——作为一支自治区的新建乐团，能拥有一部属于自己的交响乐杰作，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可以预见，他们的这部保留曲目会在国内外音乐舞台上受到广泛欢迎。
这部作品的成功或许可以证明，中国作曲家在进行现代音乐风格探索的同时，也可以同时为大众创作主旋律作品。社会主义国家的作曲前辈肖斯塔科维奇写出了经典的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这也并未阻碍他创作优美动人的通俗音乐，其大型合唱作品《森林之歌》（1949）还上演于今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对于作曲家来说，需要驾驭两种音乐语言的能力。对于听众来说，需要更多的包容心和实事求是的甄别力，不应因为作曲家创作现代风格的作品就闭耳摇头，也不应仅仅因为作曲家开始创作传统风格的作品就嗤之以鼻或者像对待一个重新做人的犯错者那样拍手称快，终究要看具体作品在各自的风格内是否在精致形式内实现了直击人心的感染力。
当下中国似乎没有哪位作曲家能够像一百年前的查尔斯·艾夫斯那样，仅靠商业收益自给自足、不管听众能否接受自己的发明创新。中国作曲家不仅要在各种夹缝中求生存，还要承受纯音乐创作鲜有人问津的寂寞。如何在规则的约束下实现自我音乐语言的表达，如何在主旋律的宏大写作中保证艺术高度，对每一位体制内的作曲家都是长期创作难题。
《海上丝路》绝非许舒亚最具历史价值的作品，但他在这次主旋律创作中铸就了一部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交响精品，这势必会对其同时期的现代风格写作产生影响。就在《海上丝路》在各地巡演的同时，许舒亚的《冬雪》（为双簧管独奏、三个打击乐、竖琴和弦乐队而作，2015）在上海音乐学院当代音乐周开幕音乐会奏响，在这场全部由中外作曲家21世纪以来的新作组成的音乐会上，《冬雪》以典雅唯美的意境获得了全场最热烈的喝彩。2015年，许舒亚的交响音乐专辑《涅槃》（Naxos 8.570617）发行，这似乎是他对自己90年代以来的现代交响探索的一次总结。我们有足够理由期待，这位优秀作曲家的下一次涅槃。
李鹏程 博士，浙江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讲师
（特约编辑 于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