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9日，由中央音乐学院主办、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与出版社承办的《江文也全集》首发式和研讨会，在中央音乐学院演奏厅举行。上午9：30，《江文也全集》首发式拉开帷幕。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主席、副院长叶小钢，《江文也全集》主编王次熠，《江文也全集》顾问苏夏和台湾学者张己任，《江文也全集》各分卷主编金平、姚恒璐、董立强、陈泳钢，福建代表吴少雄、郑锦扬，家属代表江小韵，以及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等数十人参加了首发式。首发式由《江文也全集》常务副主编汤琼主持。
　　开幕式上，叶小钢对江文也不同时期的重要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强调此次《江文也全集》的出版是在自1990年以来四次举办江文也学术研讨会的基础上，为将江文也的研究进一步发酵提供了一种可能。随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贾国平和出版社张伯瑜分别向郑锦扬、江小韵赠送了《江文也全集》。首发式后，在音乐学系蒲芳的主持下举办了“江文也作品室内乐音乐会”，中青年演奏家/歌唱家黄亚蒙、刘跃、刘俭、丽达、吴琼、代博、宁方亮以及江文也外孙杨一晨和江文也重孙江逸尧，相继诠释了江文也自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创作的《台湾舞曲》《生番四歌》《北京万华集》和《在台湾高山地带》等代表性室内乐作品。
　　下午的研讨会由音乐学研究所宋瑾主持。与以往对中国音乐家的研究几乎聚焦于中国音乐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同的是，此次研讨会独辟蹊径地将学术目光投向了“外国人看中国”这个领域，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硕士研究生郑晓丽的《日本音乐界对江文也的关注与评价》的发言就是一例。她的研究从日本近代三大新闻报纸——《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上有关江文也的报道出发，围绕着“作品在日本的上演”、日本音乐界对江文也“再评价”、近二十年内日本关于江文也的研究成果等，展示了“日本人眼中的江文也”。三大新闻报纸共计26篇报道文章，分别涉及江文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不同阶段——“作为歌唱者”（1932-1933）、“乐坛初露头角”（1934-1935）、“作为音乐界的‘流行儿’”（1936-1937）、“赴北京工作后”（1938-1941）等。值得一提的是，郑晓丽特别提到了“战后”日本音乐界对江文也的关注与评价——从“销声匿迹”到“江文也再评价”呼声的出现，体现出一个青年学者对学术热点的关注。而1999年出现的两位日本人——蓝川由美、井田敏各自通过音乐会和传记，使得江文也这个名字及其日本家人再次进入日本公众的视野。另外，仲万美子的《作曲家的音乐活动空间与归属文化及其关联性》、三好章的《光阴似箭关于江文也——20世纪中日关系夹缝中的音乐家》和刘麟玉的《战时体制下的台湾人作曲家江文也的音乐活动——以1937年-1945年的作品为中心》等研究成果，则更是帮助国内学界近距离地走进近20年来日本音乐研究者笔下的江文也。
　　“重写音乐史”一直是近年来中国音乐史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此次研讨会对“重写音乐史”亦有一定程度的涉足，如中央音乐学院李淑琴在题为《江文也的研究空间——疑惑与思考》的发言中，便对“‘真实’地揭示历史、书写历史需要勇气”颇有心得。她开门见山地指出：江文也研究“自1980年代后，可谓热点，然而学界对江文也一些涉及观念问题的回避与无力，阻碍了对其音乐的深入理解”，如江文也在北平沦陷期间创作的12首“奴化政治歌曲”。其中，以1938年3月发表的《新民之歌》（李荐贤词）尤甚，该歌曲不仅在日本灌制唱片，并由江文也亲自指挥“警察局乐队”演奏，后由“北京市中央电台”播送。通过相关的研究，作者发现“江文也在创作之外，推广上也是活跃的人物，多次担任领队、指挥、歌咏比赛评委”。同时，她对江文也的“多重身份问题”也给与了关注。她注意到江文也具有“日本身份”“台湾籍民身份”“中国台湾籍作曲家”“中国的台湾籍日本作曲家”。为什么有如此这样复杂的身份？不同国家、不同地域，均认可其为本国、本地的作曲家？由此，李淑琴得出结论——“真实地揭示江文也，不仅不会影响作曲家的地位，而且有助于研究、理解的深入”，并强调江文也的研究尚有三个空间——“史料挖掘”“新的视角”和“深入的作品研究”。
　　与前述几位专家侧重于某个侧面不同的是，首都师范大学孟维平在题为《江文也是北京近代新音乐史中最为重要的音乐家之一》的发言中，从音乐创作、音乐教育和音乐表演三个方面较全面地论述了江文也作为一个“音乐全才”的历史贡献。孟维平认为江文也在北平时期的创作，既是“他一生创作最为丰硕的时期”，也是“从西方现代风格转变为追求鲜明中国民族风格的时期”。他将江文也从1938-1948期间的音乐创作分为两个阶段：（1938-1945）和（1946-1948）。江文也在前者期间，潜心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和古诗词，创作了钢琴套曲《北京万华集》、交响音乐《孔庙大晟乐章》等大量中国题材作品，且“风格已有了明显转变”；后者期间的创作多为宗教题材，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孟维平的视野中，作为作曲家的江文也是“第一位努力以北京的音乐特点进行创作的作曲家”，作为音乐教育家的江文也“在教学过程中富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生动深刻，深入浅出，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与李淑琴的观点略有不同，孟维平认为江文也“对传统音乐文化的价值具有一种超越时代的认知，这可能就是他来到北京后即使其后处在种种逆境的时候也不离开北京、无怨无悔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年来“新音乐学”的理念深入人心，在音乐史的研究中适度采用民族音乐学的田野工作的方法蔚然成风。华侨大学郑锦扬的《江文也与福建老家》的发言便是音乐史研究借用田野工作方法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巧合的是，郑锦扬在开篇处间接回答了李淑琴关于江文也的“多重身份问题”。他认为江文也的身份与清末以来的中日历史有着必然联系，因为中日甲午战争后签订了《马关条约》，台湾自1895起为日本所占。因此，1910-1945的35年间，江文也具有日本国籍一台湾户籍；1945-1983的38年间，江文也具有中国国籍一北平/北京的户籍。其中，江文也在后者期间才是国籍与血脉完全的中国人。经郑锦扬主持的“江文也与福建调查组”考證，江文也“世系”远溯中原、“血脉”根在永定（福建）、“居所”跨越四地（台湾，厦门、日本、华北），故少不更事的台北四年与小学时代的厦门八年“刻下了他一生最初的语言、文化、艺术印记”，并“累积起他永志不忘的闽南情缘”。此处的“闽南情缘”与随后福建省艺术研究所吴少雄的即兴发言中提及的“作品的乡土性”堪称遥相呼应，得到了与会众多专家、学者的肯定。换句话说，在滋养江文也的“闽南文化-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欧洲音乐文化，华北文化-中国文化”的独特文化链条中，“闽南文化”成为深刻地影响着江文也音乐创作的重要一环。 　　与以往学术研讨会明显不同的是，此次研讨会上不论是主题发言的嘉宾，还是江文也的家属，不论是参会学者，还是闻讯而来的老专家，大家的发言大多坦率真诚、直抒胸臆。中央音乐学院梁茂春在《<江文也全集>随感》的发言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江文也全集》存在的四个特点——“不易”“不全”“不足”“不朽”。当下出版作曲家的“全集”非常艰难，至今在大陆也只有两位数的作曲家能够出版作品全集。从全国出版的作曲家全集来说，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马思聪全集》和《江文也全集》的作曲家是“最复杂、最曲折、最多舛，最难办”的。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80年代之前），江文也的作品从未出版过，他只管谱写，不计收获。故此次《江文也全集》的出版，说明“历史需要的是时间，时间到了，历史的天平会被重新置放”。《江文也全集》之所以不全，是因为事情的原因“特殊”。早在1995年7月“江文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举行期间，中国音乐界就获悉江文也的一批早期作品在日本籍妻子江信子及女儿处。梁茂春在发言中明确表达了一个美好愿望：为了将来出版《江文也全集》的《续集》，最好能够通过“友好的方式”获得江文也在日本的这批珍贵的早期作品。梁茂春强调《江文也全集》是“千年不朽的出版工程”和“非常神圣的事业”，关键是需要“内容上的厚重”和“历史上的真实准确”，应体现出”对全集主人的尊敬和理解”。
　　此外，中央音樂学院陈泳钢在题为《江文也的交响乐卷校订工作汇报》的发言中，结合自身参与《江文也全集》“交响乐卷”编辑的体会，着重介绍了作曲家手稿、校订样本和最新版本的关系，并指出其在此过程中“能感受到那个书写乐谱的人，一笔一划是如何的认真、仔细，又很有节制”。远道而来的台湾佛光大学张己任在题为《<江文也全集>出版的意义》的发言中，深情地讲述了其早期参与江文也研究的历史细节，为与会代表打开了一扇通向江文也研究历史的大门。很显然，诸位专家、学者的发言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以往江文也研究的遗憾之珠，甚至在某些领域、观念上尚存相左之处，然这恰好反映出此次研讨距离一个真实的江文也愈来愈近。一个血肉丰满的江文也正在款款地向我们走来。
　　在自由讨论中，黄晓和、何振京、张伯瑜、汤琼、吴少雄、江小韵等与会其他专家、学者更是纷纷畅所欲言，话题多涉及江文也的“作如其人”“作品的乡土性”和“作品的前瞻性”等问题。正如贾国平在最后的总结中所言：此研讨会是一次“真实的、高水平的研讨会”；《江文也全集》的出版，为江文也创作研究向纵深挺进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