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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牛仔裤、矮矮胖胖的“TD-SCDMA之父”李世鹤已经从大唐首席科学家的位置上“退休”了，但他仍在大唐移动宽大的办公室里待着，职务是高级顾问。据说，这名对做官完全没有兴趣的老人继续待在那里，对大唐人“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对门就是大唐总裁周寰的办公室，李的办公室比周的大很多。
见到记者时，李世鹤和善的起身握握手，然后径自慢悠悠的点上一支烟，之后香烟不断。
但这个和善而悠然的老头决不像看上去这般没有棱角。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对造反派放言，谁敢动他的老师就要谁的脑壳；他曾在劳教期间以武力驯服过侮辱他的看守。当然最被美谈的一次，是通过“吵架”获得一个去美国学习移动通信技术的公派名额。这一步为他日后成为TD之父打下了基础。
面对记者，已过耳顺之年的李世鹤身上的刚烈气，在他以一口不疾不徐的“川普”演绎的谈锋中仍时时尽显。
《商务周刊》：TD已经被颁布为国家标准，对接下来TD的商用以及现在业界提出来各种牌照发放的方案，您怎么看？
李世鹤：运营的事情我从来不管，怎么去赚钱，不关我的事。现在专家很多，宪法保障了言论自由，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做决策的谁的话都听，最后谁也不能做出决定。
《商务周刊》：有人说牌照不发是在等TD成熟，因为之前的测试中出现了很多问题，TD的产品成熟度目前到底如何，可以商用了吗？
李世鹤：一种新技术的产品化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很多问题。技术和产品本身就是两回事，技术好不等于产品就一定做得好。现在有几十家公司在做TD的产品，有个别产品没做好是很自然的事情。一种新产品需要时间，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进行改进，这是市场必须付的代价。3年前我在深圳开会，会上一个英国人说他们的WCDMA设备一天要死两次，再想一想1993年、1994年的时候，我们用的GSM手机一天要死多少次机，但现在你还能说WCDMA和GSM不行吗？外国人的东西错了就可以谅解，中国人的东西错一点就不行，这是什么理论？可以肯定，TD一年之后还会有问题，但不能因此就把它否定掉，那是因噎废食。
《商务周刊》：但国家在发3G牌照的问题上会不会等TD更成熟一些再发？
李世鹤：我不是决策者，我也从来不问什么时候发牌照。
《商务周刊》：TD的知识产权方面，业界有报道说大唐只占TD7.3%的专利，而高通声称自己拥有TD的核心专利。
李世鹤：你这些数据哪来的？
《商务周刊》：网上文章。
李世鹤：网上有几个字是可靠的？写这篇文章的人到底检索过专利表没有？我讲几个事实，2000年ITU批准3G标准的时候，全世界曾有200多家公司声称自己具有3G专利，后来欧洲的分析表明只有27家公司拥有WCDMA的专利。TD没人统计过，但我们信息产业部决定对它进行支持的时候不是胡乱支持，而是组织了大量专家评估过的。跟TD相关的专利多达几千项，分别为数十家企业拥有，其中重要的专利500多项，中国企业拥有其中的50%以上，剩下为20多家外国公司所拥有。
现在全球那么多科研人员、公司和大学都在申请专利，每年加起来申请上百万份专利，专利还有保密期，你只能查到已过保密期的专利，谁有本事把它查得清楚？大家都只知道自己有多少专利而不知道别人。
外国公司之间很少打专利仗，因为这是一个俱乐部，大家都有专利，一团和气一起赚钱，相互很好谈。大唐从来不急专利，我们是俱乐部里面跟他们平起平坐的，不要着急。大唐跟高通间没有专利问题。高通总裁跟我说了很多次，我们两家什么时候签个协议就行了。
《商务周刊》：还有观点说，等到TD商用了，高通就会来收专利费。
李世鹤：那是肯定的，中国没有核心专利的企业要准备高通来找麻烦，除了高通还有几十家会找来。岂止是专利费，知识产权分很多层次，专利费只是很小一部分，技术转让费比专利费贵得多，最值钱的是软件。我们已经把技术转让给了中兴和普天，他们都已经掌握了相关技术。
《商务周刊》：但是没有转让给鼎桥。
李世鹤：我们没有责任向合资企业低价转让技术。可以转让，但价格要按市场价格。对国内企业的价格是以扶持的方式转让，收费当然很低。
《商务周刊》：谈到低价转让技术的问题，大唐自己没有制造业务，技术转让又是几乎免费的，大唐以后的造血功能从哪里来？
李世鹤：大唐总是会活下去的。专利费我们已经宣布了对国内企业免收，他们以后的制造成本是最低的，他们还将走向世界。大唐用自己的创新带动民族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任务，这个过程中大唐也是要盈利的，还要把欠银行的债都还清。
《商务周刊》：那会通过什么方式呢，大唐会自己做制造吗？
李世鹤：公司的具体运营模式我不便说，但你去看美国的思科和高通公司，他们有生产线吗？高通一年盈利十几亿美金，专利只占两三亿美金，他也有自己的产品，但没有自己的生产线。有的是人为你制造，很多企业都找过我们，急什么急？
《商务周刊》：您刚才谈到TD的国际化，现在国外有运营商找你们合作吗？
李世鹤：全世界已经有100多个运营商拿到了TD的频段运营牌照，这100多家运营商覆盖了几十个国家，他们都在等中国的成功，一成功他们就会上TD。客户已经花钱买了牌照等在那儿了，急什么急？
《商务周刊》：有人把TD跟日本当年的PDC（个人数字蜂窝系统）作比，担心TD会像PDC一样做成一个失败的“一国标准”，您怎么看？
李世鹤：PDC不是国际标准，TD是国际标准，这是本质区别。但日本当年搞PDC绝不是错误，也一点没有失败，日本的运营商和制造商通过搞PDC跻身国际一流企业的行列，他们不搞PDC早被外国货打死了。日本之所以变成电信强国，就是因为PDC培养起来了一批大企业，别忘了WCDMA是日本人最早提出来的。
《商务周刊》：TD联盟目前的产业链构建进展如何？
李世鹤：原来测试仪表方面比较弱，两个礼拜前终端综合测试仪刚刚做出来了，供不应求，一下子把国外几家大的仪表测试企業给镇住了。还有很多企业想要加入联盟，今年我估计要增加到30多家。
《商务周刊》：TD现在只有大唐、中兴、鼎桥等几家供货商，有人担心一旦大规模商用会出现产能不够的情况。
李世鹤：十几年前中国开始上GSM的时候，所有订单都供不上货，延期三个月、半年，那又怎样呢？影响什么了吗？
《商务周刊》：运营商会不会更愿意选择供货商较多的WCDMA？因为供不应求就会价格上涨。
李世鹤：供不上货与价格是两回事，中国的移动通信市场是全世界价格最便宜的，价格是签合同就定好的，供不上货还要罚款、赔偿。一个成熟运营商最多两家供货商，供货商多了责任划分不清。有三家供货商就足够了。
《商务周刊》：去年底TD的实验推迟到今年，又有人对TD成熟程度旧话重提。
李世鹤：国家要等待多家供货商，我们的设备去年上半年就测完了，但不是所有企业都在去年上半年测完了，有的是年底才结束。做大规模实验必须多家供货商参与。
每次TD测试出现问题就有人说三道四，其实出问题并不可怕，我们这里每天都会出问题，做技术工作就是为了解决问题的。这实质上是对本土技术的不信任，很多中国人老是喜欢进口的，谁用洋货谁厉害。落后一百多年了，中国缺乏韩国和日本的民族性，再也不能走那条路了。现在提出来中国人要自主创新，中国要真正强大起来，没有自己的东西是不行的，非要走这条路，不然永无翻身之日。这个过程中，一开始我们自己的东西受到怀疑是很自然的，我完全可以理解，这时候需要国家行为，需要全民意识。
见到记者时，李世鹤和善的起身握握手，然后径自慢悠悠的点上一支烟，之后香烟不断。
但这个和善而悠然的老头决不像看上去这般没有棱角。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对造反派放言，谁敢动他的老师就要谁的脑壳；他曾在劳教期间以武力驯服过侮辱他的看守。当然最被美谈的一次，是通过“吵架”获得一个去美国学习移动通信技术的公派名额。这一步为他日后成为TD之父打下了基础。
面对记者，已过耳顺之年的李世鹤身上的刚烈气，在他以一口不疾不徐的“川普”演绎的谈锋中仍时时尽显。
《商务周刊》：TD已经被颁布为国家标准，对接下来TD的商用以及现在业界提出来各种牌照发放的方案，您怎么看？
李世鹤：运营的事情我从来不管，怎么去赚钱，不关我的事。现在专家很多，宪法保障了言论自由，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做决策的谁的话都听，最后谁也不能做出决定。
《商务周刊》：有人说牌照不发是在等TD成熟，因为之前的测试中出现了很多问题，TD的产品成熟度目前到底如何，可以商用了吗？
李世鹤：一种新技术的产品化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很多问题。技术和产品本身就是两回事，技术好不等于产品就一定做得好。现在有几十家公司在做TD的产品，有个别产品没做好是很自然的事情。一种新产品需要时间，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进行改进，这是市场必须付的代价。3年前我在深圳开会，会上一个英国人说他们的WCDMA设备一天要死两次，再想一想1993年、1994年的时候，我们用的GSM手机一天要死多少次机，但现在你还能说WCDMA和GSM不行吗？外国人的东西错了就可以谅解，中国人的东西错一点就不行，这是什么理论？可以肯定，TD一年之后还会有问题，但不能因此就把它否定掉，那是因噎废食。
《商务周刊》：但国家在发3G牌照的问题上会不会等TD更成熟一些再发？
李世鹤：我不是决策者，我也从来不问什么时候发牌照。
《商务周刊》：TD的知识产权方面，业界有报道说大唐只占TD7.3%的专利，而高通声称自己拥有TD的核心专利。
李世鹤：你这些数据哪来的？
《商务周刊》：网上文章。
李世鹤：网上有几个字是可靠的？写这篇文章的人到底检索过专利表没有？我讲几个事实，2000年ITU批准3G标准的时候，全世界曾有200多家公司声称自己具有3G专利，后来欧洲的分析表明只有27家公司拥有WCDMA的专利。TD没人统计过，但我们信息产业部决定对它进行支持的时候不是胡乱支持，而是组织了大量专家评估过的。跟TD相关的专利多达几千项，分别为数十家企业拥有，其中重要的专利500多项，中国企业拥有其中的50%以上，剩下为20多家外国公司所拥有。
现在全球那么多科研人员、公司和大学都在申请专利，每年加起来申请上百万份专利，专利还有保密期，你只能查到已过保密期的专利，谁有本事把它查得清楚？大家都只知道自己有多少专利而不知道别人。
外国公司之间很少打专利仗，因为这是一个俱乐部，大家都有专利，一团和气一起赚钱，相互很好谈。大唐从来不急专利，我们是俱乐部里面跟他们平起平坐的，不要着急。大唐跟高通间没有专利问题。高通总裁跟我说了很多次，我们两家什么时候签个协议就行了。
《商务周刊》：还有观点说，等到TD商用了，高通就会来收专利费。
李世鹤：那是肯定的，中国没有核心专利的企业要准备高通来找麻烦，除了高通还有几十家会找来。岂止是专利费，知识产权分很多层次，专利费只是很小一部分，技术转让费比专利费贵得多，最值钱的是软件。我们已经把技术转让给了中兴和普天，他们都已经掌握了相关技术。
《商务周刊》：但是没有转让给鼎桥。
李世鹤：我们没有责任向合资企业低价转让技术。可以转让，但价格要按市场价格。对国内企业的价格是以扶持的方式转让，收费当然很低。
《商务周刊》：谈到低价转让技术的问题，大唐自己没有制造业务，技术转让又是几乎免费的，大唐以后的造血功能从哪里来？
李世鹤：大唐总是会活下去的。专利费我们已经宣布了对国内企业免收，他们以后的制造成本是最低的，他们还将走向世界。大唐用自己的创新带动民族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任务，这个过程中大唐也是要盈利的，还要把欠银行的债都还清。
《商务周刊》：那会通过什么方式呢，大唐会自己做制造吗？
李世鹤：公司的具体运营模式我不便说，但你去看美国的思科和高通公司，他们有生产线吗？高通一年盈利十几亿美金，专利只占两三亿美金，他也有自己的产品，但没有自己的生产线。有的是人为你制造，很多企业都找过我们，急什么急？
《商务周刊》：您刚才谈到TD的国际化，现在国外有运营商找你们合作吗？
李世鹤：全世界已经有100多个运营商拿到了TD的频段运营牌照，这100多家运营商覆盖了几十个国家，他们都在等中国的成功，一成功他们就会上TD。客户已经花钱买了牌照等在那儿了，急什么急？
《商务周刊》：有人把TD跟日本当年的PDC（个人数字蜂窝系统）作比，担心TD会像PDC一样做成一个失败的“一国标准”，您怎么看？
李世鹤：PDC不是国际标准，TD是国际标准，这是本质区别。但日本当年搞PDC绝不是错误，也一点没有失败，日本的运营商和制造商通过搞PDC跻身国际一流企业的行列，他们不搞PDC早被外国货打死了。日本之所以变成电信强国，就是因为PDC培养起来了一批大企业，别忘了WCDMA是日本人最早提出来的。
《商务周刊》：TD联盟目前的产业链构建进展如何？
李世鹤：原来测试仪表方面比较弱，两个礼拜前终端综合测试仪刚刚做出来了，供不应求，一下子把国外几家大的仪表测试企業给镇住了。还有很多企业想要加入联盟，今年我估计要增加到30多家。
《商务周刊》：TD现在只有大唐、中兴、鼎桥等几家供货商，有人担心一旦大规模商用会出现产能不够的情况。
李世鹤：十几年前中国开始上GSM的时候，所有订单都供不上货，延期三个月、半年，那又怎样呢？影响什么了吗？
《商务周刊》：运营商会不会更愿意选择供货商较多的WCDMA？因为供不应求就会价格上涨。
李世鹤：供不上货与价格是两回事，中国的移动通信市场是全世界价格最便宜的，价格是签合同就定好的，供不上货还要罚款、赔偿。一个成熟运营商最多两家供货商，供货商多了责任划分不清。有三家供货商就足够了。
《商务周刊》：去年底TD的实验推迟到今年，又有人对TD成熟程度旧话重提。
李世鹤：国家要等待多家供货商，我们的设备去年上半年就测完了，但不是所有企业都在去年上半年测完了，有的是年底才结束。做大规模实验必须多家供货商参与。
每次TD测试出现问题就有人说三道四，其实出问题并不可怕，我们这里每天都会出问题，做技术工作就是为了解决问题的。这实质上是对本土技术的不信任，很多中国人老是喜欢进口的，谁用洋货谁厉害。落后一百多年了，中国缺乏韩国和日本的民族性，再也不能走那条路了。现在提出来中国人要自主创新，中国要真正强大起来，没有自己的东西是不行的，非要走这条路，不然永无翻身之日。这个过程中，一开始我们自己的东西受到怀疑是很自然的，我完全可以理解，这时候需要国家行为，需要全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