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老师，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了，今天焚化一本给您……”2015年春节，我来到邓宗汉老师的坟前，点上香烛，拿起书，磕了三个头，然后一页一页地撕开，点燃，焚化，默思……
　　邓老师是我的一位恩人。
　　1985年秋，邓老师成为我们初三毕业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我老实内向，成绩也不错。可是，初一下学期的时候，我母亲因做手术而卧病在床，一拖就是两年。父亲既要照顾母亲，又要耕种土地，常常累得天昏地暗。养猪的重担落到了我肩上。为了能多割猪草，我和二弟就常常背着一个大背篼去上学，放在学校边上的大姑家，放学后沿着返回的路割猪草。五六里山路，割满一筐，天已经快黑了，回家吃了饭，还要宰猪草、煮猪食、喂猪，忙完这一切才开始做作业。人一疲劳，就爱打瞌睡，头发常常被煤油灯烧得煳焦焦的。作业完不成，上学又爱迟到，学习成绩直线下降。慢慢地，开始逃学逃课。到初二的时候，除了语文还能听懂一些，几何、数学、物理、英语等科目，老师讲什么，一片茫然，晚上做作业，就更茫然。初二的时候，家里面已经给我定了婚事，只等毕业回家，帮助父亲打砖盖房娶媳妇。
　　到了初三，邓老师担任了我们毕业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开学没多久，邓老师在班上宣布一条特殊政策：“王宗伦同学迟到了，可以不喊报告，直接进教室上课。”同学们面面相觑。邓老师轻言细语地说：“王宗伦的母亲卧病在床，他既要帮助父亲料理家务，又要照顾母亲，还要割猪草养猪，他能坚持学习，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我不知道他从哪里了解到我的这些家庭情况，句句着实，句句震撼。我一直埋着头不敢抬起来，两肩不由自主地一耸一耸的，偷偷地哭，袖子在眼睛上抹了又抹，咬住嘴唇不让声音跑出来。
　　那一刻，我从颓废中站了起来，就像一颗埋进干硬泥土的种子，得到雨滋露润，努力挣脱老皮，脱胎换骨。从那以后，我的学习态度开始逆转，反而没有迟到过。但英语、数学、几何、物理还是听不懂，只有加强语文、政治和化学三科的学习。我常自我解嘲地说，我初中毕业的时候，英语比数学好，英语考了3分，数学考2分。我到学校领成绩单时，我跟邓老师说：“我想复读！”在场人都诧异了，你那个成绩，有必要吗？但邓老师还是那样轻言细语、慈祥温和地看着我，鼓励我。
　　在邓老师的帮助下，我返回初二去插班。几何则从公理、定理开始，先死记硬背下来，再一点一点地悟，一点一点地磨；物理也是，用同样的笨办法进行自学。每天下午割猪草，带一本书在身上，躲在庄稼地里，背公式，背定理，一边背诵一边割猪草，一边琢磨一边割猪草，突然豁然开朗了，顿时欢喜得手舞足蹈。
　　后来补习、复读，邓老师虽然没再上我们的课，但他看到我的进步，仍然非常高兴，一遇到我的父亲就连声夸赞。后来，我们几弟兄的学习情况，邓老师也经常给我父亲反馈。父亲也从我们身上看到了读书的希望，慢慢改变了他的人生规划。应该说，在我们那个最多让孩子读满初中就回家“打砖建房娶媳妇”的偏远山沟，我们家几弟兄能进城读书，离不开邓老师的关心和帮助。
　　我到桐梓读高中的时候，邓老师多次给我写信，还找人带钱给我。我和同学创办的校刊《韶华》，每出一期，我都给邓老师邮寄一份。邓老师把《韶华》张贴在校园橱窗里，供全校师生阅读，以此鞭策我。高中毕业后，我外出打工支持兄弟们读书，直到他们先后参加工作，我才离开打工的地方，回到家乡，应聘到桐梓县公安局当了一名辅警，专职从事公安新闻宣传，也算实现少年梦想，走上了写作之路吧。
　　记得1985年的冬天，我们坐在“空川川”的土墙教室里，冷风灌进教室，冷得直打抖。邓老师组织学生砍来竹子，编成篾片，糊上报纸，搁在“空川川”的教室上面，然后把窗子糊起来，再生两堆火，整间教室就变暖和了。邓老师读的书特别多，经常给我们讲《三国》、《水浒》、《西游记》，也讲金庸、琼瑶，让我对文学更加痴迷，特别是他讲路遥的小说《人生》，至今记忆犹新。
　　邓老师从教四十多年，对每个学生都一样。他早年习过医，所以从教后，常备十滴水、头痛粉、消炎药、胶布等药物，给学生诊治临时发生的伤病；有的学生因故致残，有的突发病痛，他就背着送回家；他民转公后，拿出补发的工资帮助村里改善饮用水，完善村东石桥；他还拿出工资设立奖学金，先后奖励过105个贫困学生……
　　邓老师去世那年，我已经开始尝试文學创作之路，我就想，等我的第一部个人专著出版了，一定第一时间焚化给邓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