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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策领域中悖论无处不在，悖论一方面会为政治生活创造有利因素，另外一方面也会使公共政策陷入困境。有战略的使用悖论会使双方都得到双赢，而运用不得当的话会造成新的社会冲突。关键是政策制定者如何应对悖论所带来的效应，去实现政府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德博拉·斯通《政策悖论——政治决策中的艺术》详细的阐述了悖论在生活中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力，为我们看待公共政策提供了新的角度。同时也向读者介绍如何有策略的使用悖论以达到最佳效果，启示读者有战略的思考政策问题，利用有利因素去达成联盟，实现共同利益。
[关键词]公共选择；公共政策；公共利益；悖论
公共政策贯穿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政策悖论——政治决策中的艺术》为我们展示了在政策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悖论问题，以及悖论问题产生了或积极或消极的方面，为我们提供丰富的视野，也让我们看到政府在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政府巧妙的利用政策悖论的作用，整合了所有可以促使自身发展的因素，并且将不利因素引入对立群体，一步步解决现实中的困境。可以说这本书是智慧之作。并且其作者德博拉·斯通也是一名极富盛名的女性学者，作者以独有的女性视角为我们展现了她对于的政策问题的看法，让人耳目一新。作者先后担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杜克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美国展望杂志》的独立撰稿人，发表了大量政策分析方面的著作。这本书视角新颖，探索的角度多种多样，是值得我们去反复学习的和体会的。
一、共同体中的价值悖论
政治学的理论从一种政治社会模型出发，并且在这个社会模型当中，包含了政治学的基本要素。说起社会模型，大抵可以分为两种的形态，一种是城邦，而另一种则是市场。市场是用所谓的理性思维扭曲了政治生活，一味讲求利益最大化，忽略了行为个体想要维护社会共同体的意愿。以往的思考模式偏重依托市场模型，现在将逐渐过渡过以人性丰富为出发点的范式，这种范式将政治生活的概念还原为真实的悖论问题，摆脱了理性模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枷锁，将一成不变的处理方案进行批判和总结，从而探讨出适用于真实政治生活问题的化解方法。
作者以城邦这个政治社会模型出发，探寻其中的基本要素，并且指出共同体是我们城邦的根本出发点。公共政策都是有关共同体的，作为共同体来讲需要实现某种目标。在共同体中，成员身份是首要问题，在组织中制定规则来决定什么人被允许参与共同体的生活。作者在阐述这一点时强调了共同体的范围和它的应用领域。界定它的范围可以有效确定谁是公共政策的受益者，而他们也同时承担着为城邦履行的义务。在城邦中，广泛存在的是共同体。每一个体所追求的私人利益各不相同，但是在共同体的范围内，每个人也都追求共同利益。共同利益的概念它既指多数人所追求的利益，也是作为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所渴求的利益，更在某种意义上指代一个共同体最基本需要的秩序和公平。而政策目标往往是多重的，自身的私人利益常常与公共利益相违背，就像本书的核心内容——政策悖论。悖论就是两个相互矛盾的解释不能同时为真。而政策悖论则是像本来清晰的政治概念在人性的解释下与理性的解释出现极大的反差，在现实中衍生出各种符合情景的不同解释，而这些解释又是如此真实的同时存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使决策者非常棘手，不知如何去化解这类问题。
本书重点突出了城邦中共同体的作用，就是为了激发我们对城邦模型的关注，从而去引领我们改变市场的陋习，使我们增加组织和群体的凝聚力。忠诚、合作和感情是组织内不能缺少的。科布曾写道：“当人们被感召为共同体而行动时，必然会有这种倾向，其自身的存在与其共同体相关。由于在这些忠诚之间有各种冲突，对其相关的力量就会有所考验。其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即作为家庭和村庄之延续的国家共同体构成了其存在。”[1]强调了共同体的重要角色，也同时证明了群体的凝聚力和忠诚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他们是组成共同体的重要情感支柱。
在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如何逐渐更新观念，将我们的思维带到更加注重公共利益上来，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主导文化鼓励私人消费和个人所得的时代。作者提出这样的理论，也是基于全球化大市场的背景下，个人追逐私人利益，不顾对他人和环境的损失，一味的去积累资本。造成难以挽回的恶果。城邦模式可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规范道德，激发群体凝聚力，正确的公正的取得个人的合法利益，同时也促进了组织整体的核心效应。城邦是作者所向往的一种政治模式，它可以帮助决策者去化解社会矛盾，缓和社会冲突，并且获得更好的社会生产力。社会的主体是公民个人本身，个体去追求私人利益是正当的，但如何去共同推进公共利益，实现公民和政府的双赢，是我们要着重讨论的。所以在城邦模型中的主要政策悖论就是，如何既满足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又实现公民个人的私人利益。
二、政策中的悖论问题及其解释
悖论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政策活动中，其一方面会为政治生活创造有利因素，另外一方面也会使公共政策陷入困境，关键是政策制定者如何去应对悖论所带来的效应。作者在这本书中详细的阐述了悖论在生活中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力，同时也向读者介绍如何有策略的使用悖论以达到最佳效果。“利用悖论可以让反对者宣称在某项解决方案上取得了胜利，它有助于谈判和折中，从而达成联盟而不是分裂，促使双方向好的方向努力。”[2]有效的使用悖论可以把不一致的态度调和起来，并且可以继续获得政策的持续支持。当人们持有相互矛盾观点的时候，政治家们可以通过强调政策的象征意义而非实际意义，而得到人们对于某项政策的支持。
在本书中，作者详细地介绍了数字与象征对悖论所产生的影响。例如，数字从来都是由政府去解释和操纵。政府利用数字使民众相信他们很关注当前的局面，并且一再解释坏情况只是正常普遍的现象。政府主导的数字都是具有指向性的，表明了政府接下来的举动和政策意图。象征也是政策制定者常用的手段之一。利用象征手段可以使双方都得到共赢，从而达到了自身的目标。象征是政府的有力工具，帮助了政府去引导社会中的各种力量去完成政府的目的和目标。 戴维·伊斯顿认为，“政治是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3]“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治的分配功能是由多数主义规则直接给出的，所以说所谓的多数主义才是分配不均的根源，它使得其他部分人群承担了更多的政策成本，这是一种歧视性政治的表现。”[4]这恰恰就是作者在书中提到拒绝歧视，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哈耶克的普遍主义原则正好符合作者的想法。普遍性原则是每一项公共选择行动先定性的宪法性约束，即规定每一项集体决策应具备结果的非歧视性。他要求公共选择的结果能够平等的对待每一个公民，尊重每一个人的私人利益和意愿。要实现普遍主义原则，首先就是要倾听公民内心的真实想法。决策者通过公共的讨论和对话，可以形成对他人利益的尊重从而减少外部性的发生，避免一刀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这一点上，充分的体现了公共利益慢慢向每一个公民的私人利益靠拢，从而实现公民对政策的认可和执行，减少社会冲突，有效的利用悖论所带来的有利价值。
只有跳出公共选择的固有范式，减少人性中的私人因素，增加人性中的公共因素，政策制定过程才能成为做一个公共的过程而不是私人的过程，公共选择的外部性才能消除，政策民主才能得以实现。由此我们得知在实际的政策问题当中，首要的就是统筹好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去真正了解公民之所需，因此，政策制定的目的不能与公民的意愿相背离，政策执行效果不能给公民的生活造成损失。多数主义是不能消除的，但是加入一些协商民主会更好的缓解矛盾，推进政策的顺利制定和执行。“总之，公共利益是大多数公民普遍追求的，也是最贴近公民利益要求的，所以更要衡量和把握好尺度，建立沟通机制和平台，更能代表公众最根本的利益和心愿，为公民创造更自由和谐的生活环境。”[5]
三、面对悖论的公共选择
政府不仅是服务者，更是引导者。政府的每一个决策都象征着公共利益，所以更要协调各方面的意志，以最佳的方案来操作。并且他引导着公民的思想去理解和服从这项政策，以实现推广和提供更好的服务。那么，对于政府的公共选择就是在市场机制条件下，选择出哪种方案来实现政府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其实质就是政府根据各种公共产品供给情况进行有效决策，在满足人民利益需求为前提的条件下，适当实现个体利益。
决策者所做出的决策应最大限度体现公共性，维护所有政策相关方的利益。在政策制定前期，要实地走访，调查追踪，获取第一手资料，保证资料的真实性和可行性，搜集的范围要广，要尽可能的覆盖所有参与人的意愿。但是，也要考虑到决策者本身作为自利人本性的影响，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难以作出公正、公平的公共选择。结果很可能为了满足个人的地位提升而放弃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作者提出在城邦体制中，社会的所有个体都把共同利益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尽可能的去摒弃私人因素所带来的影响。所以作为决策者要尽量以公共利益为主体，冲破私人利益带来的阻碍。并且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
在政策悖论中，经常会出现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这需要政府和决策者想法设法去解决。作者在本书中，用最后一个大章节去阐述了她的观点。她认为决策者可以使用的方法有很多，不管是明白公示还是潜移默化的引导，都可以使公民自觉的去化解悖论冲突，疏导不同的价值观朝着共同利益的方向努力。有五种理论方法可以称之为政策工具：分别是引导、规则、事实、权利、权力。这几种办法，或主动或被动，都激发了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了解到政治的意义和违反的代价。
作者从新的角度去阐释公共政策，给予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许多启示。由于政策中常常伴随着有悖论问题的出现，所以决策者可以通过建章立制的方法的规范问题的解决形式。悖论是含糊和不明确的存在，当它出现了消极的影响，我们就应该使用明朗的解决态度和严谨的解决措施来应对此类问题。制定规则有助于表明政府的态度，什么是合法允许的，什么是危险禁止的，很清晰的将政府的指向展示在公众面前，以化解悖论产生的反面影响。并且在制定规则的细则中，也要有奖惩的机制。更加把禁止和通行的行为放在标杆上去衡量。加大对政策颁布条例的宣传，潜移默化的去引导公民，让公民自觉的去认可、遵守和维护法律法规。在法律的宣传下，更好的增加公民的维权意识，认知到作为公民的权利，来提出自身的诉求。
本书也为我国的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提供了新思路。例如：医疗改革的方案提出了很多种，但是问题也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其中包含的悖论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即政府和市场在这件事上的职能和角色没有能够定位清晰，这就是悖论的模糊性给问题带来的难点。这是需要政府给予强有力地政策颁布，职责该由谁承担就明确分工，既不要推诿也不要争夺。积极做好宣传，公民也要实施自身的合法权益，建言献策，让公共决策真正代表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
参考文献
[1][美]小约翰·B·科布.后现代公共政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69.
[2]姜国兵.政策悖论视阈中的制度与人性关怀[J].岭南学刊，2009（3）.
[3][美]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125.
[4]张敏.公共选择与政策民主——外部性困境及其超越[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6）.
[5]刘珊.和谐社会下共同体价值的重构[J].济南大学学报，2006（1）.
作者简介
宋雅晴（1990—）女，天津人，云南师范大学，2013级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
[关键词]公共选择；公共政策；公共利益；悖论
公共政策贯穿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政策悖论——政治决策中的艺术》为我们展示了在政策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悖论问题，以及悖论问题产生了或积极或消极的方面，为我们提供丰富的视野，也让我们看到政府在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政府巧妙的利用政策悖论的作用，整合了所有可以促使自身发展的因素，并且将不利因素引入对立群体，一步步解决现实中的困境。可以说这本书是智慧之作。并且其作者德博拉·斯通也是一名极富盛名的女性学者，作者以独有的女性视角为我们展现了她对于的政策问题的看法，让人耳目一新。作者先后担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杜克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美国展望杂志》的独立撰稿人，发表了大量政策分析方面的著作。这本书视角新颖，探索的角度多种多样，是值得我们去反复学习的和体会的。
一、共同体中的价值悖论
政治学的理论从一种政治社会模型出发，并且在这个社会模型当中，包含了政治学的基本要素。说起社会模型，大抵可以分为两种的形态，一种是城邦，而另一种则是市场。市场是用所谓的理性思维扭曲了政治生活，一味讲求利益最大化，忽略了行为个体想要维护社会共同体的意愿。以往的思考模式偏重依托市场模型，现在将逐渐过渡过以人性丰富为出发点的范式，这种范式将政治生活的概念还原为真实的悖论问题，摆脱了理性模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枷锁，将一成不变的处理方案进行批判和总结，从而探讨出适用于真实政治生活问题的化解方法。
作者以城邦这个政治社会模型出发，探寻其中的基本要素，并且指出共同体是我们城邦的根本出发点。公共政策都是有关共同体的，作为共同体来讲需要实现某种目标。在共同体中，成员身份是首要问题，在组织中制定规则来决定什么人被允许参与共同体的生活。作者在阐述这一点时强调了共同体的范围和它的应用领域。界定它的范围可以有效确定谁是公共政策的受益者，而他们也同时承担着为城邦履行的义务。在城邦中，广泛存在的是共同体。每一个体所追求的私人利益各不相同，但是在共同体的范围内，每个人也都追求共同利益。共同利益的概念它既指多数人所追求的利益，也是作为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所渴求的利益，更在某种意义上指代一个共同体最基本需要的秩序和公平。而政策目标往往是多重的，自身的私人利益常常与公共利益相违背，就像本书的核心内容——政策悖论。悖论就是两个相互矛盾的解释不能同时为真。而政策悖论则是像本来清晰的政治概念在人性的解释下与理性的解释出现极大的反差，在现实中衍生出各种符合情景的不同解释，而这些解释又是如此真实的同时存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使决策者非常棘手，不知如何去化解这类问题。
本书重点突出了城邦中共同体的作用，就是为了激发我们对城邦模型的关注，从而去引领我们改变市场的陋习，使我们增加组织和群体的凝聚力。忠诚、合作和感情是组织内不能缺少的。科布曾写道：“当人们被感召为共同体而行动时，必然会有这种倾向，其自身的存在与其共同体相关。由于在这些忠诚之间有各种冲突，对其相关的力量就会有所考验。其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即作为家庭和村庄之延续的国家共同体构成了其存在。”[1]强调了共同体的重要角色，也同时证明了群体的凝聚力和忠诚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他们是组成共同体的重要情感支柱。
在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如何逐渐更新观念，将我们的思维带到更加注重公共利益上来，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主导文化鼓励私人消费和个人所得的时代。作者提出这样的理论，也是基于全球化大市场的背景下，个人追逐私人利益，不顾对他人和环境的损失，一味的去积累资本。造成难以挽回的恶果。城邦模式可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规范道德，激发群体凝聚力，正确的公正的取得个人的合法利益，同时也促进了组织整体的核心效应。城邦是作者所向往的一种政治模式，它可以帮助决策者去化解社会矛盾，缓和社会冲突，并且获得更好的社会生产力。社会的主体是公民个人本身，个体去追求私人利益是正当的，但如何去共同推进公共利益，实现公民和政府的双赢，是我们要着重讨论的。所以在城邦模型中的主要政策悖论就是，如何既满足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又实现公民个人的私人利益。
二、政策中的悖论问题及其解释
悖论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政策活动中，其一方面会为政治生活创造有利因素，另外一方面也会使公共政策陷入困境，关键是政策制定者如何去应对悖论所带来的效应。作者在这本书中详细的阐述了悖论在生活中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力，同时也向读者介绍如何有策略的使用悖论以达到最佳效果。“利用悖论可以让反对者宣称在某项解决方案上取得了胜利，它有助于谈判和折中，从而达成联盟而不是分裂，促使双方向好的方向努力。”[2]有效的使用悖论可以把不一致的态度调和起来，并且可以继续获得政策的持续支持。当人们持有相互矛盾观点的时候，政治家们可以通过强调政策的象征意义而非实际意义，而得到人们对于某项政策的支持。
在本书中，作者详细地介绍了数字与象征对悖论所产生的影响。例如，数字从来都是由政府去解释和操纵。政府利用数字使民众相信他们很关注当前的局面，并且一再解释坏情况只是正常普遍的现象。政府主导的数字都是具有指向性的，表明了政府接下来的举动和政策意图。象征也是政策制定者常用的手段之一。利用象征手段可以使双方都得到共赢，从而达到了自身的目标。象征是政府的有力工具，帮助了政府去引导社会中的各种力量去完成政府的目的和目标。 戴维·伊斯顿认为，“政治是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3]“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治的分配功能是由多数主义规则直接给出的，所以说所谓的多数主义才是分配不均的根源，它使得其他部分人群承担了更多的政策成本，这是一种歧视性政治的表现。”[4]这恰恰就是作者在书中提到拒绝歧视，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哈耶克的普遍主义原则正好符合作者的想法。普遍性原则是每一项公共选择行动先定性的宪法性约束，即规定每一项集体决策应具备结果的非歧视性。他要求公共选择的结果能够平等的对待每一个公民，尊重每一个人的私人利益和意愿。要实现普遍主义原则，首先就是要倾听公民内心的真实想法。决策者通过公共的讨论和对话，可以形成对他人利益的尊重从而减少外部性的发生，避免一刀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这一点上，充分的体现了公共利益慢慢向每一个公民的私人利益靠拢，从而实现公民对政策的认可和执行，减少社会冲突，有效的利用悖论所带来的有利价值。
只有跳出公共选择的固有范式，减少人性中的私人因素，增加人性中的公共因素，政策制定过程才能成为做一个公共的过程而不是私人的过程，公共选择的外部性才能消除，政策民主才能得以实现。由此我们得知在实际的政策问题当中，首要的就是统筹好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去真正了解公民之所需，因此，政策制定的目的不能与公民的意愿相背离，政策执行效果不能给公民的生活造成损失。多数主义是不能消除的，但是加入一些协商民主会更好的缓解矛盾，推进政策的顺利制定和执行。“总之，公共利益是大多数公民普遍追求的，也是最贴近公民利益要求的，所以更要衡量和把握好尺度，建立沟通机制和平台，更能代表公众最根本的利益和心愿，为公民创造更自由和谐的生活环境。”[5]
三、面对悖论的公共选择
政府不仅是服务者，更是引导者。政府的每一个决策都象征着公共利益，所以更要协调各方面的意志，以最佳的方案来操作。并且他引导着公民的思想去理解和服从这项政策，以实现推广和提供更好的服务。那么，对于政府的公共选择就是在市场机制条件下，选择出哪种方案来实现政府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其实质就是政府根据各种公共产品供给情况进行有效决策，在满足人民利益需求为前提的条件下，适当实现个体利益。
决策者所做出的决策应最大限度体现公共性，维护所有政策相关方的利益。在政策制定前期，要实地走访，调查追踪，获取第一手资料，保证资料的真实性和可行性，搜集的范围要广，要尽可能的覆盖所有参与人的意愿。但是，也要考虑到决策者本身作为自利人本性的影响，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难以作出公正、公平的公共选择。结果很可能为了满足个人的地位提升而放弃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作者提出在城邦体制中，社会的所有个体都把共同利益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尽可能的去摒弃私人因素所带来的影响。所以作为决策者要尽量以公共利益为主体，冲破私人利益带来的阻碍。并且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
在政策悖论中，经常会出现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这需要政府和决策者想法设法去解决。作者在本书中，用最后一个大章节去阐述了她的观点。她认为决策者可以使用的方法有很多，不管是明白公示还是潜移默化的引导，都可以使公民自觉的去化解悖论冲突，疏导不同的价值观朝着共同利益的方向努力。有五种理论方法可以称之为政策工具：分别是引导、规则、事实、权利、权力。这几种办法，或主动或被动，都激发了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了解到政治的意义和违反的代价。
作者从新的角度去阐释公共政策，给予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许多启示。由于政策中常常伴随着有悖论问题的出现，所以决策者可以通过建章立制的方法的规范问题的解决形式。悖论是含糊和不明确的存在，当它出现了消极的影响，我们就应该使用明朗的解决态度和严谨的解决措施来应对此类问题。制定规则有助于表明政府的态度，什么是合法允许的，什么是危险禁止的，很清晰的将政府的指向展示在公众面前，以化解悖论产生的反面影响。并且在制定规则的细则中，也要有奖惩的机制。更加把禁止和通行的行为放在标杆上去衡量。加大对政策颁布条例的宣传，潜移默化的去引导公民，让公民自觉的去认可、遵守和维护法律法规。在法律的宣传下，更好的增加公民的维权意识，认知到作为公民的权利，来提出自身的诉求。
本书也为我国的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提供了新思路。例如：医疗改革的方案提出了很多种，但是问题也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其中包含的悖论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即政府和市场在这件事上的职能和角色没有能够定位清晰，这就是悖论的模糊性给问题带来的难点。这是需要政府给予强有力地政策颁布，职责该由谁承担就明确分工，既不要推诿也不要争夺。积极做好宣传，公民也要实施自身的合法权益，建言献策，让公共决策真正代表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
参考文献
[1][美]小约翰·B·科布.后现代公共政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69.
[2]姜国兵.政策悖论视阈中的制度与人性关怀[J].岭南学刊，2009（3）.
[3][美]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125.
[4]张敏.公共选择与政策民主——外部性困境及其超越[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6）.
[5]刘珊.和谐社会下共同体价值的重构[J].济南大学学报，2006（1）.
作者简介
宋雅晴（1990—）女，天津人，云南师范大学，2013级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