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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自由摄影师的杨炸炸,最早以拍摄北京那些肆意的年轻人闻名。
而当杨炸炸回到老家郯城,一座拥有92万人口的山东县城。他意识到,自己忽视了老家那些熟悉的年轻人。
他们没那么时髦,也没太多个性,以至于常常被主流媒体忽视。于是,杨炸炸将镜头对准了老家的“县城青年”,拍下中国大多数年轻人的模样。
以下是杨炸炸对于“县城青年”的所见所想。
原以为在土长土长的地方,拍照会更简单,事实却完全相反。人家根本不听你把话说完,就连连摆手,话也不多说一句。
以前在北京,只要说明来意,大多数人都会乐意配合,或礼貌地拒绝。而县城里的年轻人,似乎不愿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攀谈。
被拒绝了五六次后,只好找中间人帮忙。一位是在本地混得风生水起的小学同学,另一位是刚退伍的表弟。然而,县城里的年轻人依然难以自如的接受这样的接触。
有一次,我跟表弟在奶茶店等拍摄对象。等人间隙,我拿着相机去店门口,鼓起勇气询问來来往往的行人,结果全部被拒绝了。
最终照片里的这些年轻人,大多在18岁到35岁之间。有的在宁波、上海等大城市工作,春节才回家;有的在外地读书;还有的始终没离开过县城,也不打算离开。
县城里还有我曾经的同学,他们也有着能写成故事的经历。
刚毕业那几年,我常参加同学聚会。步入30岁后,同学个个结婚生子,或发福,或秃顶。用现在的话说,大家都成了油腻的中年人。
今年春节,我只见了初中最要好的朋友。如今他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两个读书的孩子。重压之下,任何改变都是一场冒险。
记得七八年前,他完全不是这个状态。
那时候,他在南京开了公司、买了房,后来因为一些变故,离开南京去了上海,打算东山再起。只是经不住家里劝说,还是离开了上海,回到县城。环境变了,规则变了,人的精神面貌也随之改变。
以前他总催我找个对象,今年再没说过这样的话。他只说,自己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再也走不出这个县城了。
梦想这个词在县城都是可笑的,特立独行更是要被嘲笑的。
是的,县城的生存法则就是安分守己、随波逐流。我们得以藏匿在繁忙的、喧嚣的、寂寞的街道中,冷暖自知,各自过活。
今年回家前,我特地把胡子修短了一些。不料还是架不住爸妈的唠叨,几天后彻底刮掉了。他们认为年轻人就不该留胡子。
我爸还说:“你这鞋太难看了,外套也太土了,你看人家的尖头牛皮鞋,多好看。”
这让我想起不久前,在大理人民路遇见的一个朋友,他也刮掉了胡子,差点儿没认出来。
“你怎么刮胡子了?”
“小镇青年嘛。”
摘自《世界华人周刊》
而当杨炸炸回到老家郯城,一座拥有92万人口的山东县城。他意识到,自己忽视了老家那些熟悉的年轻人。
他们没那么时髦,也没太多个性,以至于常常被主流媒体忽视。于是,杨炸炸将镜头对准了老家的“县城青年”,拍下中国大多数年轻人的模样。
以下是杨炸炸对于“县城青年”的所见所想。
原以为在土长土长的地方,拍照会更简单,事实却完全相反。人家根本不听你把话说完,就连连摆手,话也不多说一句。
以前在北京,只要说明来意,大多数人都会乐意配合,或礼貌地拒绝。而县城里的年轻人,似乎不愿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攀谈。
被拒绝了五六次后,只好找中间人帮忙。一位是在本地混得风生水起的小学同学,另一位是刚退伍的表弟。然而,县城里的年轻人依然难以自如的接受这样的接触。
有一次,我跟表弟在奶茶店等拍摄对象。等人间隙,我拿着相机去店门口,鼓起勇气询问來来往往的行人,结果全部被拒绝了。
最终照片里的这些年轻人,大多在18岁到35岁之间。有的在宁波、上海等大城市工作,春节才回家;有的在外地读书;还有的始终没离开过县城,也不打算离开。
县城里还有我曾经的同学,他们也有着能写成故事的经历。
刚毕业那几年,我常参加同学聚会。步入30岁后,同学个个结婚生子,或发福,或秃顶。用现在的话说,大家都成了油腻的中年人。
今年春节,我只见了初中最要好的朋友。如今他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两个读书的孩子。重压之下,任何改变都是一场冒险。
记得七八年前,他完全不是这个状态。
那时候,他在南京开了公司、买了房,后来因为一些变故,离开南京去了上海,打算东山再起。只是经不住家里劝说,还是离开了上海,回到县城。环境变了,规则变了,人的精神面貌也随之改变。
以前他总催我找个对象,今年再没说过这样的话。他只说,自己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再也走不出这个县城了。
梦想这个词在县城都是可笑的,特立独行更是要被嘲笑的。
是的,县城的生存法则就是安分守己、随波逐流。我们得以藏匿在繁忙的、喧嚣的、寂寞的街道中,冷暖自知,各自过活。
今年回家前,我特地把胡子修短了一些。不料还是架不住爸妈的唠叨,几天后彻底刮掉了。他们认为年轻人就不该留胡子。
我爸还说:“你这鞋太难看了,外套也太土了,你看人家的尖头牛皮鞋,多好看。”
这让我想起不久前,在大理人民路遇见的一个朋友,他也刮掉了胡子,差点儿没认出来。
“你怎么刮胡子了?”
“小镇青年嘛。”
摘自《世界华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