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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会谈缘起于“剿共”俘虏的牵线搭桥
1936年4月7日，陕北。雨雪交加，寒气袭人。
在瓦窑堡通往延安（当时叫肤施）的泥泞小道上，“嘁嚓，嘁嚓”行进着一队人马。走在前面的一位，浓眉大眼，长髯飘拂，神采飞扬，约莫三十七八岁。他就是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人称“美髯公”的周恩来。紧随其后的一位，身穿中山装，英武睿智，四方脸上架着一副圆形厚玻璃眼镜，显得气宇轩昂。他就是中共情报战线上著名的“龙潭三杰”之首、时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的李克农。
刚刚出席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周恩来，此行是应东北军少帅张学良之邀，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率李克农等赶赴延安同张学良举行联合抗日救国密谈的。
提起此次密谈，不能不讲到高福源。
高福源，字少卿，祖籍河北盐山。1901年生于奉天省海城县（今辽宁营口）。他自幼酷爱读书，曾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后考入北京大学，继而转入东北陆军讲武堂步兵科学习军事。毕业后开始戎马生涯，历任东北军连长、参谋长、团副、教官、团长、旅长等职。
1935年秋，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率东北军入陕“剿共”，高福源随六十七军进驻鄜县“剿共”第一线。10月22日夜，红十五军团向高福源的六一九团驻地榆林桥发起进攻。高的卫兵被击毙，高也受伤被俘。天亮后，战斗结束，高同两名被俘的营长一起被押解至瓦窑堡。
在瓦窑堡，高福源参加了“解放军官学习班”。党中央和红军十分关心被俘的东北军军官的生活和思想转变，高被俘时没有棉衣，红军就把在直罗镇战役中缴获的棉衣首先发给他一套。红军医务人员又给他治好了枪伤。在被俘的二三个月里，他亲眼看到了红军的互助友爱，勃勃生机；体会到红军对他的宽大政策和热情照顾；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博古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学习班讲课，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也使他深受教育。
终于有一天，高福源忍不住了，突然提出要见红军负责人，说有要事相商。
李克农来了，他是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的身份来见高福源的。高福源很激动，握着李克农的手，诚恳地说：“红军的一切主张、一切做法，我完全同意和十分钦佩。我相信，这些做法主张，不但我完全同意和十分佩服，东北军甚至张副司令知道了，也会同意，也会佩服，并且可能愿意在抗日的前提下同贵方合作。我现在抗日热情很高，愿意自告奋勇去说服东北军和张副司令与红军联合抗日，不知你们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
李克农当即表示：你的这个建议，符合我党瓦窑堡会议精神，待我请示中央后，可以放你回去。
李克农很快把这一情况上报了中央，中央迅即批准了高福源的建议。
随后，高福源只身赴甘泉，现身说法，宣传红军的俘虏政策及抗日主张，使城内的东北军官兵正确认识共产党和红军。在面见张学良时，高福源更是慷慨陈词，力述中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主张和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诚意。说到动情处，他不由得声泪俱下：“如果这样打下去，东北军将被消灭在内战中，副司令何以对东北父老，何以对先大元帅的亡灵！”他的一席话，令张学良大为感动，于是派他再返苏区，联系与中共代表商谈事宜。
1936年1月16日，心情振奋的高福源奉命回到陕北苏区，把详细情况一一向李克农作了汇报，并要求红军派代表去谈判。李克农很是高兴，立即领着他去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当场拍板，任命李克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去同张学良和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会谈。
1月21日，经周恩来安排，李克农在洛川与张学良代表王以哲进行了首次会晤，并就联合抗日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未出半月，张学良又特从南京经西安飞抵洛川，亲自会见李克农。
张学良和意甚诚。一见面，便一步上前，紧紧握着李克农的手，半开玩笑地说：“这次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说罢，便哈哈大笑起来。
李克农反应机敏，见张学良身穿长衫，头带礼帽，持着手杖，一副商人模样，亦打趣地说：“张将军，莫非你解甲从商了不成？”
李克农心里非常清楚，张学良想打的是一张大牌，他要和红军进行全方位的合作。
会谈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李克农言语机警，游刃有余；张学良谈笑风生，潇洒自如。交谈中，张学良还诚恳表示，希望中共方面派全权代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最好能在毛泽东主席或周恩来副主席中推出一位再作一次会谈，会谈地点在延安，时间由中共方面定。
3月16日，李克农带着张学良的抗日决心和要求，赶到晋西石楼红军前线指挥部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作了汇报。党中央当即作出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李克农为随行赴肤施会晤张学良。
行前，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主席、彭德怀司令员的名义联合致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告知周恩来等人的行期、联络地点及此次会商的几个问题。电文如下：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8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到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
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为：
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
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4、联合苏联及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
4月8日，周恩来、李克农一行带着电台于约定时间到达川口，等候张学良派人接引入城。谁知，因天气恶劣，空气湿度大，收发报受到干扰，无法与对方取得联络，结果一直等到当晚10时仍未见来人接引。而张学良虽已飞抵洛川，也因联络中断，停在洛川等待消息。直至9日早上，天气转好，双方电台再度接通，张学良才冒着风雪亲架飞机，带着心腹大将王以哲和在其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由洛川飞抵延安。
当晚8时，街面已十分宁静，周恩来、李克农一行在对方代表接引下进入延安城。
“美髯公”与张少帅真诚相待，秘密会谈取得历史性成功
延安清凉山下的桥儿沟有座天主教堂，张学良和周恩来、李克农的会谈就在这里举行。会谈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参加会谈的只有5人——周恩来、李克农、张学良、王以哲、刘鼎。
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
会谈一开始，周恩来热情地握着张学良的手说：“我就是在东北长大的。”（1910—1913年秋周恩来曾在沈阳读书。）
张学良说：“这我知道，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起过。”
“怎么，张伯苓也是你的老师？”周恩来颇感惊讶。
张学良笑道：“过去我抽大烟、打吗啡，就是听了张伯苓的劝告后才戒除的，从此拜张先生为师。我们可算是同师了。”
一阵笑声过后，会谈转入正题。张学良坦率地说：“我自欧洲归国以后，一心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相信法西斯能够救中国。可是经过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朋友对我的谈话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的透彻分析，我认为我的想法是错误的。当前的中国，必须实行民权主义，才能唤醒民众。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积中山先生40年的革命经验，我们不能放弃。不过，关于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阵线的问题，我和你们有不同的看法，在洛川已经和李克农先生谈过，意见未能达成一致，所以特别约请周先生当面谈一谈。”
周恩来说：“好嘛，多接触接触，双方就会多了解，多谅解。”
接着，双方就一系列问题展开了会谈。
张学良非常坦城，他毫不掩饰地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实际的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果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他势必会与我们作对，甚至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像在张家口对付冯焕章（冯玉祥）先生一样。蒋介石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为了自己，他会一意孤行到底。”
周恩来冷静地说：“蒋介石集团，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力量确是很大的，抗日战争如果争取不到这个集团参加是个很大损失；争取过来，对抗日战争有好处。共产党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参加抗日，只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
张学良应道：“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了解，蒋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日本人给他难堪，他也发过牢骚，心中仇恨。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
周恩来说：“如果能够把这样一个力量争取过来抗日救国，也是我们所十分希望的。只要蒋介石能放弃‘剿共’，为了抗日大计，可以不咎既往，与其团结。但更要斗争，不斗争，就会被认为软弱可欺，联合也不可能。”
稍顿，周恩来接着说：“不过，这一问题事关中共的方针政策，我个人不能决定，我愿意把你的意见带回去，提请中共中央郑重考虑决定后再作答复。”
……
窗外寒风嗖嗖，室内灯火通明。友好的会谈一直进行到翌日凌晨4时才结束。双方代表求同存异，既真诚，又坦率，最后形成如下共识：
（一）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问题。张学良同意这是中国当时的唯一出路。对于《八一宣言》中的十大政纲，则表示俟加以研究后再提出意见。
（二）关于红军的集中问题。张学良承诺赞助红军集中河北；四方面军出甘肃，东北军可以让路；至于二、四方面军北上路线问题，因须经过国民党中央军防区，张愿任斡旋之责。
（三）东北军方面派出赴苏代表，取道欧洲前往；中共方面的代表由张负责保护，从新疆前往。
（四）关于停止内战问题。张表示完全同意，并谓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则全国停战运动将更有力量。
（五）在张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介石命令进占苏区。为此，张准备以王以哲军入肤施，沿路筑堡，双方交通仍旧。如此一个月后，再看形势发展决定。
（六）关于通商问题。普通货可由红军设店自购，军用品由张代办，子弹可由张供给。
（七）双方互派代表常驻。
（八）张认为红军去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难立足，不如经绥远较妥。但如红军决定出河北，张可通知万福麟部不加阻挠。
会谈相当成功。周恩来出发时，中共中央早有指示，不要与张学良就对蒋介石的态度问题进行争论，首先争取与张学良就一般合作问题达成谅解。因此，能够与张学良在对蒋问题上达成这样的妥协，并签订上述诸条，周恩来已经相当满意了。4月10日，周恩来一行离开延安返回川口，12日返回瓦窑堡。
通过会谈，周恩来与张学良彼此间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4月22日，周恩来致函张学良，内称：九日会谈“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几十年后，张学良还兴奋地说：“我俩见面感情极好。”表示两人“初次见面”，他就“非常佩服”周恩来。显然，双方的这种好印象，至少有一部分是建立在张学良开始接受周恩来影响的基础上的。正是在这种影响下，张学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正确道路，作出了“逼蒋抗日”的“惊人之举”。
八个月后，扭转中华民族抗战局面的西安事变爆发。○
责任编辑 张荣辉
1936年4月7日，陕北。雨雪交加，寒气袭人。
在瓦窑堡通往延安（当时叫肤施）的泥泞小道上，“嘁嚓，嘁嚓”行进着一队人马。走在前面的一位，浓眉大眼，长髯飘拂，神采飞扬，约莫三十七八岁。他就是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人称“美髯公”的周恩来。紧随其后的一位，身穿中山装，英武睿智，四方脸上架着一副圆形厚玻璃眼镜，显得气宇轩昂。他就是中共情报战线上著名的“龙潭三杰”之首、时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的李克农。
刚刚出席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周恩来，此行是应东北军少帅张学良之邀，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率李克农等赶赴延安同张学良举行联合抗日救国密谈的。
提起此次密谈，不能不讲到高福源。
高福源，字少卿，祖籍河北盐山。1901年生于奉天省海城县（今辽宁营口）。他自幼酷爱读书，曾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后考入北京大学，继而转入东北陆军讲武堂步兵科学习军事。毕业后开始戎马生涯，历任东北军连长、参谋长、团副、教官、团长、旅长等职。
1935年秋，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率东北军入陕“剿共”，高福源随六十七军进驻鄜县“剿共”第一线。10月22日夜，红十五军团向高福源的六一九团驻地榆林桥发起进攻。高的卫兵被击毙，高也受伤被俘。天亮后，战斗结束，高同两名被俘的营长一起被押解至瓦窑堡。
在瓦窑堡，高福源参加了“解放军官学习班”。党中央和红军十分关心被俘的东北军军官的生活和思想转变，高被俘时没有棉衣，红军就把在直罗镇战役中缴获的棉衣首先发给他一套。红军医务人员又给他治好了枪伤。在被俘的二三个月里，他亲眼看到了红军的互助友爱，勃勃生机；体会到红军对他的宽大政策和热情照顾；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博古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学习班讲课，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也使他深受教育。
终于有一天，高福源忍不住了，突然提出要见红军负责人，说有要事相商。
李克农来了，他是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的身份来见高福源的。高福源很激动，握着李克农的手，诚恳地说：“红军的一切主张、一切做法，我完全同意和十分钦佩。我相信，这些做法主张，不但我完全同意和十分佩服，东北军甚至张副司令知道了，也会同意，也会佩服，并且可能愿意在抗日的前提下同贵方合作。我现在抗日热情很高，愿意自告奋勇去说服东北军和张副司令与红军联合抗日，不知你们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
李克农当即表示：你的这个建议，符合我党瓦窑堡会议精神，待我请示中央后，可以放你回去。
李克农很快把这一情况上报了中央，中央迅即批准了高福源的建议。
随后，高福源只身赴甘泉，现身说法，宣传红军的俘虏政策及抗日主张，使城内的东北军官兵正确认识共产党和红军。在面见张学良时，高福源更是慷慨陈词，力述中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主张和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诚意。说到动情处，他不由得声泪俱下：“如果这样打下去，东北军将被消灭在内战中，副司令何以对东北父老，何以对先大元帅的亡灵！”他的一席话，令张学良大为感动，于是派他再返苏区，联系与中共代表商谈事宜。
1936年1月16日，心情振奋的高福源奉命回到陕北苏区，把详细情况一一向李克农作了汇报，并要求红军派代表去谈判。李克农很是高兴，立即领着他去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当场拍板，任命李克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去同张学良和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会谈。
1月21日，经周恩来安排，李克农在洛川与张学良代表王以哲进行了首次会晤，并就联合抗日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未出半月，张学良又特从南京经西安飞抵洛川，亲自会见李克农。
张学良和意甚诚。一见面，便一步上前，紧紧握着李克农的手，半开玩笑地说：“这次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说罢，便哈哈大笑起来。
李克农反应机敏，见张学良身穿长衫，头带礼帽，持着手杖，一副商人模样，亦打趣地说：“张将军，莫非你解甲从商了不成？”
李克农心里非常清楚，张学良想打的是一张大牌，他要和红军进行全方位的合作。
会谈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李克农言语机警，游刃有余；张学良谈笑风生，潇洒自如。交谈中，张学良还诚恳表示，希望中共方面派全权代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最好能在毛泽东主席或周恩来副主席中推出一位再作一次会谈，会谈地点在延安，时间由中共方面定。
3月16日，李克农带着张学良的抗日决心和要求，赶到晋西石楼红军前线指挥部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作了汇报。党中央当即作出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李克农为随行赴肤施会晤张学良。
行前，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主席、彭德怀司令员的名义联合致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告知周恩来等人的行期、联络地点及此次会商的几个问题。电文如下：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8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到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
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为：
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
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4、联合苏联及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
4月8日，周恩来、李克农一行带着电台于约定时间到达川口，等候张学良派人接引入城。谁知，因天气恶劣，空气湿度大，收发报受到干扰，无法与对方取得联络，结果一直等到当晚10时仍未见来人接引。而张学良虽已飞抵洛川，也因联络中断，停在洛川等待消息。直至9日早上，天气转好，双方电台再度接通，张学良才冒着风雪亲架飞机，带着心腹大将王以哲和在其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由洛川飞抵延安。
当晚8时，街面已十分宁静，周恩来、李克农一行在对方代表接引下进入延安城。
“美髯公”与张少帅真诚相待，秘密会谈取得历史性成功
延安清凉山下的桥儿沟有座天主教堂，张学良和周恩来、李克农的会谈就在这里举行。会谈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参加会谈的只有5人——周恩来、李克农、张学良、王以哲、刘鼎。
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
会谈一开始，周恩来热情地握着张学良的手说：“我就是在东北长大的。”（1910—1913年秋周恩来曾在沈阳读书。）
张学良说：“这我知道，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起过。”
“怎么，张伯苓也是你的老师？”周恩来颇感惊讶。
张学良笑道：“过去我抽大烟、打吗啡，就是听了张伯苓的劝告后才戒除的，从此拜张先生为师。我们可算是同师了。”
一阵笑声过后，会谈转入正题。张学良坦率地说：“我自欧洲归国以后，一心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相信法西斯能够救中国。可是经过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朋友对我的谈话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的透彻分析，我认为我的想法是错误的。当前的中国，必须实行民权主义，才能唤醒民众。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积中山先生40年的革命经验，我们不能放弃。不过，关于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阵线的问题，我和你们有不同的看法，在洛川已经和李克农先生谈过，意见未能达成一致，所以特别约请周先生当面谈一谈。”
周恩来说：“好嘛，多接触接触，双方就会多了解，多谅解。”
接着，双方就一系列问题展开了会谈。
张学良非常坦城，他毫不掩饰地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实际的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果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他势必会与我们作对，甚至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像在张家口对付冯焕章（冯玉祥）先生一样。蒋介石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为了自己，他会一意孤行到底。”
周恩来冷静地说：“蒋介石集团，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力量确是很大的，抗日战争如果争取不到这个集团参加是个很大损失；争取过来，对抗日战争有好处。共产党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参加抗日，只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
张学良应道：“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了解，蒋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日本人给他难堪，他也发过牢骚，心中仇恨。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
周恩来说：“如果能够把这样一个力量争取过来抗日救国，也是我们所十分希望的。只要蒋介石能放弃‘剿共’，为了抗日大计，可以不咎既往，与其团结。但更要斗争，不斗争，就会被认为软弱可欺，联合也不可能。”
稍顿，周恩来接着说：“不过，这一问题事关中共的方针政策，我个人不能决定，我愿意把你的意见带回去，提请中共中央郑重考虑决定后再作答复。”
……
窗外寒风嗖嗖，室内灯火通明。友好的会谈一直进行到翌日凌晨4时才结束。双方代表求同存异，既真诚，又坦率，最后形成如下共识：
（一）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问题。张学良同意这是中国当时的唯一出路。对于《八一宣言》中的十大政纲，则表示俟加以研究后再提出意见。
（二）关于红军的集中问题。张学良承诺赞助红军集中河北；四方面军出甘肃，东北军可以让路；至于二、四方面军北上路线问题，因须经过国民党中央军防区，张愿任斡旋之责。
（三）东北军方面派出赴苏代表，取道欧洲前往；中共方面的代表由张负责保护，从新疆前往。
（四）关于停止内战问题。张表示完全同意，并谓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则全国停战运动将更有力量。
（五）在张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介石命令进占苏区。为此，张准备以王以哲军入肤施，沿路筑堡，双方交通仍旧。如此一个月后，再看形势发展决定。
（六）关于通商问题。普通货可由红军设店自购，军用品由张代办，子弹可由张供给。
（七）双方互派代表常驻。
（八）张认为红军去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难立足，不如经绥远较妥。但如红军决定出河北，张可通知万福麟部不加阻挠。
会谈相当成功。周恩来出发时，中共中央早有指示，不要与张学良就对蒋介石的态度问题进行争论，首先争取与张学良就一般合作问题达成谅解。因此，能够与张学良在对蒋问题上达成这样的妥协，并签订上述诸条，周恩来已经相当满意了。4月10日，周恩来一行离开延安返回川口，12日返回瓦窑堡。
通过会谈，周恩来与张学良彼此间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4月22日，周恩来致函张学良，内称：九日会谈“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几十年后，张学良还兴奋地说：“我俩见面感情极好。”表示两人“初次见面”，他就“非常佩服”周恩来。显然，双方的这种好印象，至少有一部分是建立在张学良开始接受周恩来影响的基础上的。正是在这种影响下，张学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正确道路，作出了“逼蒋抗日”的“惊人之举”。
八个月后，扭转中华民族抗战局面的西安事变爆发。○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