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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4月，67岁的航空动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导师刘大响回到阔别50年的母校——湖南祁阳一中举办“航空百年”科普讲座，他用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语言，谈起飞机的发展和人类的百年航空史，并向参加讲座的师生和各界人士介绍了航空发动机在国家军事、科技、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我国航空动力研究的现状和发展态势。
在中国航空界，刘大响的名声和他的名字一样响亮，这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国航空动力界的第一批院士，也不仅仅因为他是“亚洲第一台”——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和“’95全国十大科技成就奖”的高空模拟试车台的主要技术负责人，更重要的是他那种孜孜以求、苦苦探索，为祖国航空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
航空动力事业的召唤
1937年10月4日，刘大响出生在湖南省祁东县。祖父刘衡丰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乐善好施。父亲刘飞鸿早年毕业于广西大学，当时在著名的私立学校崇汉中学教生物，母亲是个贤淑娴静的女性。刘大响的名字是爷爷起的，寄托着老人及父母对他的期望。刘大响念过当地3个中学，初中在崇汉中学，高中在祁东一中、祁阳一中，都是传统名校。刘大响学习刻苦、成绩优异，考试成绩一直位于年级前三名，更可贵的是，他在这3个学校都担任了学生会主席，极大地锻炼了他的领导、组织与协调能力。
中学时代的刘大响对电学很感兴趣，曾想报考清华大学电机系。
一次机遇改变了刘大响的一生。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航空工业初创并得到蓬勃发展，国家急需大批航空工业科技人才。自主培养是当时国家充实航空工业科技人才的主要手段，肩负这一使命的北京航空学院来到祁东招生，选拔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入北航学习。祁东一中推荐保送了刘大响。
强烈的求知欲和报国志使他接受了北航的召唤，带着对国防、对航空、对北航的神秘感，他跨进了北航的校门，当他迎面看见“欢迎你，未来的红色航空工程师”的大字标语时，他激动得热血沸腾。
进入北航后，他被分配在航空动力系。航空动力是航空技术中科技含量最高的学科之一。刘大响从小就喜欢接触神秘的、富有挑战性的领域。航空动力的艰深、奥秘激励着他，他如鱼得水般在航空知识的海洋中遨游。
5年后，大学本科毕业的他又被选送到研究生班，师从著名航空动力专家宁幌教授。1962年，国防科工委要留他在北京工作。而刘大响想的是，我既然学了这么多年航空动力专业，并且深深热爱着它，我就要到航空动力研制第一线去。于是，他毅然放弃了留京，选择了到条件相对艰苦的沈阳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所工作。
“动力跃升”歼敌机
沈阳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是新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成立于1961年8月。其前身是1956年成立的、由我国知名的航空发动机专家吴大观、虞光裕领导的航空发动机设计室。在这个研究所，刘大响有了一展身手的机会。
20世纪60年代中期，刘大响参加了该所涡喷7发动机的改进任务。涡喷7原型发动机是歼7飞机（仿制苏联的米格21）的动力装置，存在着高空加力工作不稳定，容易空中停车等缺点，极大地限制了我空军打击美蒋间谍飞机的能力。
当时，美蒋间谍飞机经常窜入我领空，进行侦察飞行。遭到我空军的痛击后，美军改用BQM—147型无人机骚扰我领空，这种飞机体积小、侦察设备好，升限可达1.8～2万米。我军歼6、歼7飞机升不到那个高度，无法打击敌机，只得采用“动力跃升”的办法——利用飞机向上跃升运动的惯性提高性能，达到新的高度。这种办法可以使我军飞机升高到18600米以上，但这种飞行方式容易发生发动机空中停车，而一旦空中停车，后果不堪设想，甚至会机毁人亡。
为解决我战斗机升高能力问题。1965年，刘大响带领技术人员到空军某师调研，研究改进措施。在这里，他目睹了我英勇的空军部队飞行员为捍卫祖国领空，英勇战斗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的事迹，和同志们一起决心用自己的技术知识，为改进发动机性能贡献力量。经过改进的我军战机，升高能力大大提升。他终于分享到了这个部队用歼7飞机击落美制无人机的巨大喜悦。据统计，从1964年10月至1966年3月，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共击落美制无人高空侦察机12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刘大响为改进发动机的性能，为涡喷7甲的改进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回所后，他向全所同志作报告，逾千人出席。在报告会上，他介绍了在部队的调研情况及技术改进方案，受到热烈欢迎与赞扬。
建设“亚洲第一台”
航空发动机研制，一直是制约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瓶颈”。为了保卫和平，巩固国防，我国必须要有先进的作战飞机。要有先进的作战飞机，必须要有自行研制、试验飞机心脏——地面真实模拟航空发动机空中性能的高空台。1965年，国家作出了建设我国自己的高空台的决定。30年后，有着“亚洲第一台”之誉的中国高空台，傲然屹立于四川江油松花岭之中，使中国成为继美、俄、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高空台的国家。
这是一个连续气源的直接连接式高空模拟试车台。该试验装置可以在高度25公里以下，飞行马赫数2.5以下的整个飞行包线范围内，测定发动机在稳态和过度态的各种性能。其主体设备由气源、空气处理、降温涡轮、加温系统和试验舱、排气冷却系统组成。刘大响为中国高空台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0年，刘大响由沈阳调四川江油航空发动机试验研究所（现为燃气涡轮研究院），积极投身“亚洲第一台”的建设之中。1974年起，他先后担任高空台设计室和试验研究室副主任、主任，1984年担任所副总工程师，1986年担任总工程师。从1986年起他全面主持高空台建设的技术领导工作，成功地解决了大量复杂的技术问题，特别是高空台主试验厂房内部分关键设备及工艺系统的设计与调试试验。
在高空台的建设过程中，刘大响处处用心。他利用我国引进英国罗·罗公司“斯贝”军用发动机制造技术，到英国罗·罗公司工作，任国产“斯贝”-涡扇9发动机高空台考核试验组组长的机会，把罗·罗公司的发动机高空台摸了个透，写下90万字的资料。
可当他回到国内，准备把国外学到的知识与技术加以应用时，正赶上国民经济调整，高空台被列入缓建项目。刘大响毫不气馁，向上级郑重提交高空台一期工程总体性能调试研究论证报告，争取到了有限的经费。他组织同事们边调试、边研究，硬是把缓建的4年变成了热火朝天搞科研的4年，并把国外学到的技术借鉴应用到高空台上。1985年，高空台接排大气调试成功，使高空台一期工程提前8年投入使用。由他主持的高空台自动数据采集、处理和监控系统，达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国际水平，并为国家节约外汇30万美元。
1990年，刘大响到苏联进行高空台对比试验。不知内情的俄国人说，高空台你们建不起，你们要试验，到我们这里来做好了。刘大响回答说，高空台我们已经有了，正在进行总体调试。苏联人感到很惊讶。经过与苏联高空台的对比标定试验，误差仅为0.6%～1.8%。1995年，高空台正式通过国家验收，各项指标达到国际同类设备先进水平，被评为“1995年国家十大科技成就”之一。英国人得知这一消息后，惊叹不已。高空台通过验收后，1996年1月挂牌成为航空工业总公司重点实验室；1997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2月27日傍晚，燃气涡轮研究院的职工从电视上看到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亲切接见院长焦天佑和总工程师刘大响时，好多人禁不住热泪盈眶，高兴地说：“30多年的苦真没有白吃！”
高空台已成为我国涡喷、涡扇发动机的研究、排故、定型试验基地。
领导“高推预研”
高性能推进系统预研和先进核心机的工程研制，是国家“七五”、“八五”大型国防预研项目，刘大响先后出任该项目总设计师和第一总设计师，领导完成了50多项课题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进行核心机试验时，技术难度和风险相当大。稍有不慎，会有炸机毁台的危险。美国F-100发动机在高空台试验中就曾经发生过爆炸，损失惨重。刘大响长时间驻守试验现场，反复审核试验方案，鼓励现场科技人员：“你们胆子要大，心要细，操作时不能手软，不能犹豫不决，只要不是违章操作或不负责任，出了问题由我负责。”每次高空台试验，多达一二百的试验人员分布在十几个厂房的不同岗位上，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后果就不堪设想。刘大响举重若轻，镇定自若，每次都能稳定现场试验人员的情绪，使试验有条不紊地进行。
核心机地面台试验时，当转速达到11500转/分时，按原计划应停止试验，分解核心机进行检查，此时有人提出继续试验的建议。刘大响检查了所有记录后，发现一切正常，果断决定继续试验，结果顺利推到地面台最高转速13600转/分。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达到过的纪录！当第二台核心机高空台试验达到15000转/分转速时，有些同志认为试验一路顺风，可不分解检查，直接推到设限转速。而刘大响十分冷静，考虑到下一步转速高、温度高、负荷大，宁肯慢一点，也要稳一点，毅然决定下台分解。结果分解中发现转子不平衡量大大超过技术要求，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重大事故。
1994年2月，空军和航空工业总公司专家组观看试车演示后，给出了这样的评审结论：这是我国发动机行业的重大突破，在自行研制航空发动机道路上跨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一步，对我国航空发动机振兴与发展，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和深远影响。
刘大响深知，作为技术领导人，要敢于承担风险和责任，要成为全体试验人员的“主心骨”。这样才会使试验一步一步走向胜利。在他主持下，有关厂所千余名专家，教授组成了航空发动机预研国家队，向更高的目标进军。
根治飞机“心脏病”
1999年底，刘大响和包括12位院士在内的30位航空动力专家，联名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加速发展我国航空动力的建议，受到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这个建议，源于周恩来30多年前对航空工业的嘱托。1972年12月，周恩来在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上明确指出：飞机问题是发动机。发动机是飞机心脏！不管导弹、原子弹、氢弹，都有发动机问题，航空工业更是如此。航空工业就是有“心脏病”，要好好治治这个“心脏病”，心脏病问题不解决，何以打仗？何以援外？周恩来的话，一针见血，击中要害。的确，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是体现飞机性能和更新换代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目前，世界上能够独立研制航空发动机的只有美、俄、英、法4个国家。
刘大响指出，长期以来，美、俄、英、法等国非常重视航空动力，不惜投入大量资金，推出了一代又一代先进的发动机。
我国航空工业创立以来，航空动力行业在测绘仿制、改进改型、预先研究、新机研制、产品开发等方面取得很大成绩，共生产出6万余台发动机，为国防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培养锻炼了一支航空发动机研制队伍，建成了包括高空模拟试车台在内的许多试验设备，为新机研制打下了一定技术和物质基础。但也走了不少弯路，与世界水平相比，我们还相当落后。我国现役主力机种动力装置主要是测绘仿制前苏联的产品及其改进型，相当于国外60年代中期的水平；在研的发动机型号，设计定型尚需假以时日。直至今天，我国还没有一台发动机真正走过自行研制的全过程。综合评估我国航空发动机具体技术水平，较国外相差约一代半，如不急起直迫，这种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
为了真正根治航空工业的“心脏病”，刘大响联合我国航空动力界的专家，在认真分析总结航空工业发展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向中央提出了加速发展我国航空动力的建议：
一、把发展航空动力提到战略高度，列为国家高科技专项重点工程。要集中力量，发挥“两弹一星”精神，加速我国航空动力的发展。军用航空动力必须立足国内，必须走出自行研制的路子，必须扭转依靠外国的被动局面。
二、重视预研工作，加强先期技术演示验证，促进预研成果向型号转移。打基础，上水平，预研工作就必须先行。刘大响认为，核心机和验证机是把先进部件预研与型号设计衔接起来的桥梁，应该把预研与型号统一在一个长远发展规划之中，在核心机/验证机阶段，采取互相搭接、渗透的办法，使预研与型号有机地连接起来。
三、坚持以我为主，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尽可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实施跨越式发展。
刘大响等专家的建议，受到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邦国，作出了“根治飞机‘心脏病’刻不容缓”的批示，亲自听取刘大响的汇报，之后又与有关部门研究，决定由国家拨款，由国防科工委组织实施我国航空发动机的“技术验证计划”。由刘大响担任该项目的专家委员会主任和总工程师组组长。
壮心不已为动力
年近古稀的刘大响依然壮心不已，继续为航空动力的发展竭尽全力。他主持完成了“2020年我国航空动力发展战略研究”，发起、组织召开了以“航空发动机发展的科学对策”为主题的科学会议，主持完成了“关于加快我国航空动力发展的思路和建议”课题研究，组织完成多个发动机研究计划的立项论证，多次向上写报告、提建议，并得到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造中国自己的大飞机是中国几代航空人的梦想。2004年的“两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关桥、刘大响等人大代表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关于尽快开展大型飞机研制的建议》的提案，并引起了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
刘大响说，他是属牛的，在航空动力事业中，他甘当老黄牛。勤奋、认真、坚持是他的信条。虽然他兼职甚多，社会活动频繁，但他仍把主要精力放在航空动力事业上。他坚信，通过中国航空人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航空动力事业终将会在世界航空工业之林占有一席之地。
在中国航空界，刘大响的名声和他的名字一样响亮，这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国航空动力界的第一批院士，也不仅仅因为他是“亚洲第一台”——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和“’95全国十大科技成就奖”的高空模拟试车台的主要技术负责人，更重要的是他那种孜孜以求、苦苦探索，为祖国航空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
航空动力事业的召唤
1937年10月4日，刘大响出生在湖南省祁东县。祖父刘衡丰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乐善好施。父亲刘飞鸿早年毕业于广西大学，当时在著名的私立学校崇汉中学教生物，母亲是个贤淑娴静的女性。刘大响的名字是爷爷起的，寄托着老人及父母对他的期望。刘大响念过当地3个中学，初中在崇汉中学，高中在祁东一中、祁阳一中，都是传统名校。刘大响学习刻苦、成绩优异，考试成绩一直位于年级前三名，更可贵的是，他在这3个学校都担任了学生会主席，极大地锻炼了他的领导、组织与协调能力。
中学时代的刘大响对电学很感兴趣，曾想报考清华大学电机系。
一次机遇改变了刘大响的一生。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航空工业初创并得到蓬勃发展，国家急需大批航空工业科技人才。自主培养是当时国家充实航空工业科技人才的主要手段，肩负这一使命的北京航空学院来到祁东招生，选拔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入北航学习。祁东一中推荐保送了刘大响。
强烈的求知欲和报国志使他接受了北航的召唤，带着对国防、对航空、对北航的神秘感，他跨进了北航的校门，当他迎面看见“欢迎你，未来的红色航空工程师”的大字标语时，他激动得热血沸腾。
进入北航后，他被分配在航空动力系。航空动力是航空技术中科技含量最高的学科之一。刘大响从小就喜欢接触神秘的、富有挑战性的领域。航空动力的艰深、奥秘激励着他，他如鱼得水般在航空知识的海洋中遨游。
5年后，大学本科毕业的他又被选送到研究生班，师从著名航空动力专家宁幌教授。1962年，国防科工委要留他在北京工作。而刘大响想的是，我既然学了这么多年航空动力专业，并且深深热爱着它，我就要到航空动力研制第一线去。于是，他毅然放弃了留京，选择了到条件相对艰苦的沈阳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所工作。
“动力跃升”歼敌机
沈阳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是新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成立于1961年8月。其前身是1956年成立的、由我国知名的航空发动机专家吴大观、虞光裕领导的航空发动机设计室。在这个研究所，刘大响有了一展身手的机会。
20世纪60年代中期，刘大响参加了该所涡喷7发动机的改进任务。涡喷7原型发动机是歼7飞机（仿制苏联的米格21）的动力装置，存在着高空加力工作不稳定，容易空中停车等缺点，极大地限制了我空军打击美蒋间谍飞机的能力。
当时，美蒋间谍飞机经常窜入我领空，进行侦察飞行。遭到我空军的痛击后，美军改用BQM—147型无人机骚扰我领空，这种飞机体积小、侦察设备好，升限可达1.8～2万米。我军歼6、歼7飞机升不到那个高度，无法打击敌机，只得采用“动力跃升”的办法——利用飞机向上跃升运动的惯性提高性能，达到新的高度。这种办法可以使我军飞机升高到18600米以上，但这种飞行方式容易发生发动机空中停车，而一旦空中停车，后果不堪设想，甚至会机毁人亡。
为解决我战斗机升高能力问题。1965年，刘大响带领技术人员到空军某师调研，研究改进措施。在这里，他目睹了我英勇的空军部队飞行员为捍卫祖国领空，英勇战斗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的事迹，和同志们一起决心用自己的技术知识，为改进发动机性能贡献力量。经过改进的我军战机，升高能力大大提升。他终于分享到了这个部队用歼7飞机击落美制无人机的巨大喜悦。据统计，从1964年10月至1966年3月，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共击落美制无人高空侦察机12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刘大响为改进发动机的性能，为涡喷7甲的改进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回所后，他向全所同志作报告，逾千人出席。在报告会上，他介绍了在部队的调研情况及技术改进方案，受到热烈欢迎与赞扬。
建设“亚洲第一台”
航空发动机研制，一直是制约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瓶颈”。为了保卫和平，巩固国防，我国必须要有先进的作战飞机。要有先进的作战飞机，必须要有自行研制、试验飞机心脏——地面真实模拟航空发动机空中性能的高空台。1965年，国家作出了建设我国自己的高空台的决定。30年后，有着“亚洲第一台”之誉的中国高空台，傲然屹立于四川江油松花岭之中，使中国成为继美、俄、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高空台的国家。
这是一个连续气源的直接连接式高空模拟试车台。该试验装置可以在高度25公里以下，飞行马赫数2.5以下的整个飞行包线范围内，测定发动机在稳态和过度态的各种性能。其主体设备由气源、空气处理、降温涡轮、加温系统和试验舱、排气冷却系统组成。刘大响为中国高空台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0年，刘大响由沈阳调四川江油航空发动机试验研究所（现为燃气涡轮研究院），积极投身“亚洲第一台”的建设之中。1974年起，他先后担任高空台设计室和试验研究室副主任、主任，1984年担任所副总工程师，1986年担任总工程师。从1986年起他全面主持高空台建设的技术领导工作，成功地解决了大量复杂的技术问题，特别是高空台主试验厂房内部分关键设备及工艺系统的设计与调试试验。
在高空台的建设过程中，刘大响处处用心。他利用我国引进英国罗·罗公司“斯贝”军用发动机制造技术，到英国罗·罗公司工作，任国产“斯贝”-涡扇9发动机高空台考核试验组组长的机会，把罗·罗公司的发动机高空台摸了个透，写下90万字的资料。
可当他回到国内，准备把国外学到的知识与技术加以应用时，正赶上国民经济调整，高空台被列入缓建项目。刘大响毫不气馁，向上级郑重提交高空台一期工程总体性能调试研究论证报告，争取到了有限的经费。他组织同事们边调试、边研究，硬是把缓建的4年变成了热火朝天搞科研的4年，并把国外学到的技术借鉴应用到高空台上。1985年，高空台接排大气调试成功，使高空台一期工程提前8年投入使用。由他主持的高空台自动数据采集、处理和监控系统，达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国际水平，并为国家节约外汇30万美元。
1990年，刘大响到苏联进行高空台对比试验。不知内情的俄国人说，高空台你们建不起，你们要试验，到我们这里来做好了。刘大响回答说，高空台我们已经有了，正在进行总体调试。苏联人感到很惊讶。经过与苏联高空台的对比标定试验，误差仅为0.6%～1.8%。1995年，高空台正式通过国家验收，各项指标达到国际同类设备先进水平，被评为“1995年国家十大科技成就”之一。英国人得知这一消息后，惊叹不已。高空台通过验收后，1996年1月挂牌成为航空工业总公司重点实验室；1997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2月27日傍晚，燃气涡轮研究院的职工从电视上看到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亲切接见院长焦天佑和总工程师刘大响时，好多人禁不住热泪盈眶，高兴地说：“30多年的苦真没有白吃！”
高空台已成为我国涡喷、涡扇发动机的研究、排故、定型试验基地。
领导“高推预研”
高性能推进系统预研和先进核心机的工程研制，是国家“七五”、“八五”大型国防预研项目，刘大响先后出任该项目总设计师和第一总设计师，领导完成了50多项课题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进行核心机试验时，技术难度和风险相当大。稍有不慎，会有炸机毁台的危险。美国F-100发动机在高空台试验中就曾经发生过爆炸，损失惨重。刘大响长时间驻守试验现场，反复审核试验方案，鼓励现场科技人员：“你们胆子要大，心要细，操作时不能手软，不能犹豫不决，只要不是违章操作或不负责任，出了问题由我负责。”每次高空台试验，多达一二百的试验人员分布在十几个厂房的不同岗位上，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后果就不堪设想。刘大响举重若轻，镇定自若，每次都能稳定现场试验人员的情绪，使试验有条不紊地进行。
核心机地面台试验时，当转速达到11500转/分时，按原计划应停止试验，分解核心机进行检查，此时有人提出继续试验的建议。刘大响检查了所有记录后，发现一切正常，果断决定继续试验，结果顺利推到地面台最高转速13600转/分。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达到过的纪录！当第二台核心机高空台试验达到15000转/分转速时，有些同志认为试验一路顺风，可不分解检查，直接推到设限转速。而刘大响十分冷静，考虑到下一步转速高、温度高、负荷大，宁肯慢一点，也要稳一点，毅然决定下台分解。结果分解中发现转子不平衡量大大超过技术要求，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重大事故。
1994年2月，空军和航空工业总公司专家组观看试车演示后，给出了这样的评审结论：这是我国发动机行业的重大突破，在自行研制航空发动机道路上跨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一步，对我国航空发动机振兴与发展，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和深远影响。
刘大响深知，作为技术领导人，要敢于承担风险和责任，要成为全体试验人员的“主心骨”。这样才会使试验一步一步走向胜利。在他主持下，有关厂所千余名专家，教授组成了航空发动机预研国家队，向更高的目标进军。
根治飞机“心脏病”
1999年底，刘大响和包括12位院士在内的30位航空动力专家，联名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加速发展我国航空动力的建议，受到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这个建议，源于周恩来30多年前对航空工业的嘱托。1972年12月，周恩来在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上明确指出：飞机问题是发动机。发动机是飞机心脏！不管导弹、原子弹、氢弹，都有发动机问题，航空工业更是如此。航空工业就是有“心脏病”，要好好治治这个“心脏病”，心脏病问题不解决，何以打仗？何以援外？周恩来的话，一针见血，击中要害。的确，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是体现飞机性能和更新换代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目前，世界上能够独立研制航空发动机的只有美、俄、英、法4个国家。
刘大响指出，长期以来，美、俄、英、法等国非常重视航空动力，不惜投入大量资金，推出了一代又一代先进的发动机。
我国航空工业创立以来，航空动力行业在测绘仿制、改进改型、预先研究、新机研制、产品开发等方面取得很大成绩，共生产出6万余台发动机，为国防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培养锻炼了一支航空发动机研制队伍，建成了包括高空模拟试车台在内的许多试验设备，为新机研制打下了一定技术和物质基础。但也走了不少弯路，与世界水平相比，我们还相当落后。我国现役主力机种动力装置主要是测绘仿制前苏联的产品及其改进型，相当于国外60年代中期的水平；在研的发动机型号，设计定型尚需假以时日。直至今天，我国还没有一台发动机真正走过自行研制的全过程。综合评估我国航空发动机具体技术水平，较国外相差约一代半，如不急起直迫，这种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
为了真正根治航空工业的“心脏病”，刘大响联合我国航空动力界的专家，在认真分析总结航空工业发展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向中央提出了加速发展我国航空动力的建议：
一、把发展航空动力提到战略高度，列为国家高科技专项重点工程。要集中力量，发挥“两弹一星”精神，加速我国航空动力的发展。军用航空动力必须立足国内，必须走出自行研制的路子，必须扭转依靠外国的被动局面。
二、重视预研工作，加强先期技术演示验证，促进预研成果向型号转移。打基础，上水平，预研工作就必须先行。刘大响认为，核心机和验证机是把先进部件预研与型号设计衔接起来的桥梁，应该把预研与型号统一在一个长远发展规划之中，在核心机/验证机阶段，采取互相搭接、渗透的办法，使预研与型号有机地连接起来。
三、坚持以我为主，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尽可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实施跨越式发展。
刘大响等专家的建议，受到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邦国，作出了“根治飞机‘心脏病’刻不容缓”的批示，亲自听取刘大响的汇报，之后又与有关部门研究，决定由国家拨款，由国防科工委组织实施我国航空发动机的“技术验证计划”。由刘大响担任该项目的专家委员会主任和总工程师组组长。
壮心不已为动力
年近古稀的刘大响依然壮心不已，继续为航空动力的发展竭尽全力。他主持完成了“2020年我国航空动力发展战略研究”，发起、组织召开了以“航空发动机发展的科学对策”为主题的科学会议，主持完成了“关于加快我国航空动力发展的思路和建议”课题研究，组织完成多个发动机研究计划的立项论证，多次向上写报告、提建议，并得到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造中国自己的大飞机是中国几代航空人的梦想。2004年的“两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关桥、刘大响等人大代表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关于尽快开展大型飞机研制的建议》的提案，并引起了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
刘大响说，他是属牛的，在航空动力事业中，他甘当老黄牛。勤奋、认真、坚持是他的信条。虽然他兼职甚多，社会活动频繁，但他仍把主要精力放在航空动力事业上。他坚信，通过中国航空人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航空动力事业终将会在世界航空工业之林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