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盛夏，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七夕时分。八月份的银河在入夜后从东北地平横跨天穹，直泻南方。牵牛和织女两颗亮星在银河两岸熠熠生辉，是这段时间当之无愧的星空主角。这两颗星一颗是一等、一颗是零等，周围大片天区没有可堪匹敌的亮星，即便是在光害严重的城市夜空中也能轻易看见，在古代的夜晚自然更是备受瞩目。“牵牛”“织女”的名头，已经在典籍中存在了三千年，它们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中的角色也几经变迁，值得在七夕这个日子好好聊一聊。

織女正东向，

牵牛为牺牲

　　“牵牛”和“织女”最初携手出现，是在《诗经》里。《小雅·大东》里有这么一段：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
　　跂彼织女，终日七襄。
　　虽则七襄，不成报章。
　　睆彼牵牛，不以服箱。
　　“维天有汉”，说的就是银河。这条天上的河流，好像一面镜子，映照着人间的一切。在银河的两岸，一边是织女星，每天随着星空的运转动来动去，可是织不出布；另一边是牵牛星，白白那么亮，也不能拉车。在这短短几行诗句中，后世“七夕”故事的几大元素：织女、牵牛和银河，悉数登场，但彼此之间还并没什么关系。牛郎和织女之间的婚姻，那是后来的事。《大东》相传是一位谭国大夫所作，谭国是商人移民，被周人欺负得很厉害，这首《大东》的讽刺意味很重，说的都是对星星们“崩人设”的吐槽。不过话说回来，牵牛和织女的“人设”，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就得从古人观察星空的目的说起了。
　　跟现代人不同，古人对天文学的研究，基于非常实用的出发点：为了确定时间和节令。“织女”这颗星，被记载在《夏小正》里，这是一篇关于月令和农时的文献，因为非常古老，判断节令的手段还很原始，混杂了天象和物候。在“七月”一段，关于天象的记载是“汉案户……初昏，织女正东向……斗柄悬在下，则旦”。
　　“汉案户”，说的是入夜时分银河出现在门口的方向。古人为了最大限度利用阳光采光和取暖，屋子都是面南背北的，门口朝向正南，从门户中望见银河，说明银河流向南方地平。这时候“初昏，织女正东向”，这里的“织女”不是单独的一颗星，而是织女星座。除了明亮的织女星（织女一）之外，还有两颗暗星—织女二和织女三，三颗星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七月初昏时，织女一正对的这条底边朝向正东。要知道，星空是24小时不断运转的，一天里不同的时间点，星空的朝向并不一样；同时地球又在自己的轨道上绕着太阳运行，一年四季的夜晚朝向不同的星空，所以在不同季节的同一个时刻，看到的星空也不相同。于是，记录某个特殊时刻看到的星空，就能对应唯一的节令。古人计时工具不发达，最易于辨认的时刻就是初昏和拂晓，所以“昏星”在早期天文学中占据重要位置。人们一看到黄昏时织女星座摆出这副模样，那就说明七月到来了。
　　最后一句是说在这个月，拂晓前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下方。这样的天象在如今要到下个月初才会出现，不过《夏小正》记录的是古代天象，由于岁差的累计和历法的差异，当时的七月和现行农历相差大约一个月。《诗经·豳风》里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指的就是这个七月，这时候要开始织布，才赶得上九月分发寒衣。所以有学者认为当织女星指示七月到来的时候，也是妇女们应该开始纺织工作的时候，这颗明亮的星星由此也就成为了纺织工作的“代言人”，有了“织女”的“人设”。
　　“织女正东向”，东边有谁呢？隔着银河，有另一颗亮星，那就是牵牛。星辰每天东升西落，每天比前一天升起得稍早一点点，牵牛星大概要在一个月后，也就是当时的八月，在黄昏时来到正南方高处。《史记》说“牵牛为牺牲”，也就是宰杀祭天的牲畜，而八月正是牲畜们最为肥硕、适合从中挑选牺牲的时候。牵牛星很可能正是因此成为八月的标志，才和“牛”联系了起来。有学者认为，同样是因为牵牛星位于织女东侧，隔着银河每天“追”着织女东升西落，才启发人们把这两颗星联系在一起，产生了牛郎织女的故事。

迢迢牵牛星，

皎皎河汉女

　　从睡虎地出土秦简里的《日书》（一种占卜书，类似于后世的黄历）看，牵牛织女的悲剧故事至少在战国末年已经广为流传，以致《日书》里建议不要在牵牛娶织女的“戊申、己酉”日成亲，以免招致不吉利的后果。牵牛和织女在此时已经从星星变成了人物，成为故事的角色。不过这个故事正式进入文学史，要到东汉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其中的第十首《迢迢牵牛星》，是这么写的：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古诗十九首》里的牵牛星，无疑还是银河岸边的这颗明亮的大星，唯有它的亮度才能与织女星匹敌。后来的民间传说里，牵牛和织女指的也是隔河相望的这一对亮星。但在天文学的记载中，“牵牛”这个名字却悄然增加了所指。前面说到《史记》说“牵牛为牺牲”，其实这句话后面还跟着一句—“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将。左右，左右将。”这颗“大星”，只能是我们所熟知的牵牛星，它现在多了个“上将”的身份，变得威风凛凛。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代的人，汉武帝修昆明池训练水军，把牛郎和织女的石像放在昆明池两侧，想来不是因为牛郎和织女的爱情故事，而是因为河鼓这颗大星的将军身份。北宋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里有一首《东飞伯劳歌》，开头第一句说“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这里的“黄姑”应该就是“河鼓”，说的是牛郎织女的事儿。
　　“河鼓”和“牵牛”在这里已经被区分开来，“牵牛”的名义一分为二，原本明亮的牵牛星多了一个“河鼓”的名头，而南边的一组星星分享了牵牛的意象，后来成为二十八宿中的牛宿。在牛宿的东侧，是二十八宿中的女宿。牛宿是摩羯座的一部分，女宿是宝瓶座的一部分，都没有什么亮星，和牵牛星、织女星远远不能相比。这个名分的变迁，也和古人计时的需求有关。
　　一开始，古人利用星空来判断时间和节令，当然首先选择最亮、最好认的星星，于是牵牛星、织女星两颗亮星成为夏夜星空的首选。但慢慢地，人们发现，要利用星星的东升西落来判定时间，观察的星星最好能从正东升起、正西落下，这样更容易判断它在天空中已经走过了多长的轨迹。而只有天赤道附近的星星才能满足这个要求，因此中国古代重视赤道星座多于黄道星座，这也是中国古代天文学有别于西方的一大特点。牵牛星和织女星的位置距离赤道太远（特别是织女星，一万四千年前还曾经是北极星），不能满足这个要求，于是它们作为计时标记的功能悄然南移，来到了牛宿和女宿这两组暗星身上。

天阶月色凉如水，

坐看牵牛织女星

　　同样也是在汉武帝时代，七夕成为了一个国家法定节日，不过跟爱情传说没什么关系，人们在这一天晒书、晒衣服，陈设瓜果和“乞巧”。乞巧当然跟织女的职司有关，七夕这时候正是瓜果成熟的时节，牵牛星东侧有“瓠瓜”“败瓜”两组星座，看到它们出现在星空中就该收获瓜果，晚了就会烂掉，所以陈设瓜果的习俗也跟节令有关。后世牛郎织女在七夕相会的传说，要到了南朝时期才会定型，在随后的宋元时期，衍生出种种大同小异的分支传说。
　　随着天文学和计时工具的发展，人们对牵牛星和织女星的关注已经不再有实用的意义，七夕也脱离了提示岁时的功能，成为一个纯粹的民俗节日。而随着岁差的积累和历法的变迁，后世在七夕时看到的天象，也已经与《夏小正》所记载的有了偏差。黄昏时“汉案户”和“织女正东向”的景象，在唐代时已经出现在初秋。晚唐诗人杜牧有一首《秋夕》诗：
　　银烛秋光冷画屏，
　　轻罗小扇扑流萤。
　　天阶月色凉如水，
　　坐看牵牛织女星。
　　和上距一千多年的“七月流火”相比，又已是另一番景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