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株向日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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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这天早上我遇到的一个懒散的女生,慢吞吞的姿态像我小时候懒洋洋的嘴巴——我的嘴巴接过母亲喂来的一勺米饭后就跟着我的头转向门外去了。女生右肩上那条铁链拴着一只拳头般大的小包。那个小包只比我多年前踢过的沙包大那么一点。
  海鸥是这时候从我身后飘来的。四个轮子从我身旁驶过我才发现那是两个男生的自行车,我很想怀疑它们的链条是不是用海鸥的声带制成。
  很快我就遗忘了那两只海鸥的脑袋。
  我哥把一根香烟立在我头上时,我已经走到供销社楼上。这是一栋精致的两层砖瓦房,东西两头不知有多少个房间,二楼黑暗的走廊里不安电灯,不过我们对这的一切熟悉无比。从右边走,数到第五束亮光,推开第五道门,我们已走到外公分到的房间。我闭着眼睛趴在窗口徒劳地等待父亲的声音,“马撞!马来了!”很多叫声过去了仍然没有一句是父亲的。
  爸爸怕我们走丢,就这样把我和哥哥搁在外公房间里。我仍旧无聊地趴在窗口用冥想以及听觉自我娱乐。哥哥在屋内敲敲这个敲敲那个,把锑壶盖打开又盖上盖上又打开。屋里砰砰的声音明显干不过楼下嘈杂的人群。把哥哥弄出的声响扔下去会怎样?
  楼下任何一只脚都能把小孩踩死。任何一团声音都能把哥哥玩水壶的声音拍死。
  爸爸说骑马上坡要往前勾头,下坡身体后仰抓紧马背。哥哥说上坡不用抓紧马背。哥哥哈哈大笑的结果是脑袋让爸爸敲了一下。我在马背上得意洋洋,勾头一阵后坐直,坐直不久就后仰。通常到镇上一眨眼功夫,爸爸却说要走两个小时。
  朝阳、朝阳。
  哥哥叫我。
  在我看来,光权的死不是因为过度饮酒悄然死去,而是那个酒后之夜的极度恐惧和悲伤使他心脏跳动频率过快心房震裂而死。
  我最后一次见到光权是去年大年三十的那个夜晚,我刚从外面回来。我多少有点困倦,越是着急越弄不好一切,生火做饭这件事把我折腾了好一阵。弄不好我还会是全村最后一个祭祖的人,家门口的鞭炮声将告诉人们一切。
  光权先是看到我屋内的灯光,接着把手电对准我的偏门……
  没等我迎他进屋他已率先入内。我从屋角找来一张矮凳,用抹布一擦放在我身旁让他坐下。我叫光权自个拿苞谷核烧起烤火。光权说不烧了罢,你多年没回来,估计这苞谷核都是借的。他说的没错,我这两间瓦房如今该破的破,该漏的漏,昔日堆在墙角的苞谷核今晚我刚倒在屋外晾着。
  光权一开口又回忆起我小时候的事。说了半天我也没有从他口中探寻我所期待的一些意外的惊喜。除了他说我小时候老是坐在门槛摇头晃脑哼着曲儿这一印象正确外,他所讲诉的都是错误的。他把我同我哥调换了模样,我不是他所说的圆脸。但他口中的可爱的小孩我想这描述百分之九十是真确的,极为可信。
  光权问我哥是不是还不回家过年。我问他你看我是第几次回家过年?光权连连点头,是啊,好几年了。
  七年,我说。
  他们出去很多年了,光权说。
  你要毕业了吧?
  ……
  火光在光权手上跳跃、闪动,作为火的那一部分正安静地燃烧着。火光一旦凋敝,剩下的便只有灰烬了。
  光权不停地打量我,不停地说我长得可高了。光权现在是又老又驼。他说他只比我父亲小一岁。可我想来好像哪里出错了,一时又说不上来。印象中光权常和我爷爷一块喝酒,在那一帮酒友中我一直以为他的岁数至少和我爷爷不相上下。
  几年不见,光权比以往更加苍老。我问光权,你现在还唱歌吗?
  不记得了,光权说。
  我是记得光权每个晚上都唱山歌这一习惯的。那独具悲情的苍凉和沙哑——每个深夜,歌声黯然荫蔽他的茅草屋,飘到我房顶上,从瓦缝和门缝穿进我屋里。
  我哥骄傲地把一根香烟立在我头顶上说,我比你高这么多。我得意地说,别忘了我比你小一岁半。
  我们在供销社楼上偷的那根烟(后来发生的意外让我一口都没抽上),我哥给我点火前我兴奋极了,他问,朝阳,吃一根怎么样?我立马纠正他的用词:ch-ou-chōu,抽烟!我哥嘿嘿两句从墙上摘下我大舅的墨镜给我戴上。我神气极了,同时又无比紧张,我的眼珠直勾勾地盯着我哥手里的火柴头,那黑色的小颗粒让我更加期待,期待火柴嗤一声就冒出烟来。
  闻到烧烤味后我哇地叫起来。我捶打我哥一拳。又一拳。他在旁边哈哈大笑。笑着笑着眼角流出了泪水。他给我找来一块镜子,我眼角边泛白的地方至少有四个火柴头那样大,这种白色与周边的皮肤划出疼痛的界限,刮去一层皮后我哥给我找来牙膏,凉凉的,抹在我的眼角。
  这是一个赶场天。爸爸给我们每人一块钱。因为一支烟的缘故我多有五毛钱。
  “哥,我们什么时候凑够一包烟?”
  “买梦归吧。一块钱一包。”
  “不!遵义好看”
  ……
  回来的路上我哥还是看着我眼角哈哈大笑。我生氣极了。我要告诉爸爸。爸爸跟在母马后面,不停地催它,“走,走……”
  “我和爸爸说!”我继续威胁我哥哥。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明白我哥为什么要笑,有什么好笑的。我向爸爸走去。我哥一把拉住了我,把剩下的五角钱塞进我手里。我说不要。哥哥一脸认真说下次爸爸再给我们钱他买糖给我吃。我说不要,“你要带我去河边!”
  无论村民口中的“盘巴翘”还是“帽坡基”,都是那座山的名字,但只要往这两句布依话的内部走去——上下望几眼,顺便摇几下脑袋,就能探究其中不同的含意。“盘巴翘”侧重说山腰那一片地,“帽坡基”则是整座山的土壤,尤其特指那座山的山顶、山顶上那块平地。
  光权的坟墓在帽坡基。我来村子的第二天就知道了。达长还叫达长,朝阳还是朝阳。
  光权坟上长着一株向日葵。
  “你死了依旧嗑瓜子。”
  我选择默默陪他喝酒。他在下面应该比在上面快活。   “小光棍……”
  我四外望了望,以为光权叫我。
  当年我把一支山歌从村头唱到村尾。光权叫我别学他,“小光棍!”光权恶狠狠威胁我。
  “你在诅咒我以后找不到老婆啊?!”
  别用晴隆话跟我讲,用布依话。光权说。
  我总是借晚上出去捉迷藏的理由跑到光权的茅草屋。光权的唯一爱好是喝酒吃瓜子唱歌。当然,只有酒醉后他才无比投入地忘我高歌。世界是他一个人的,瓜子是他小邻居的。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
  我拍了拍光权的葵花盘说。
  那群人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说,他们可以带我到河中央的大石块上去。我信他们了。我把我的双手交给他们。一开始他们确实非常负责,我渐渐向深水区靠近,河水把我的双肩淹没。
  “身体放松,放松……”
  他们教我怎样用脚打水怎样用手把水划开。他们决定托住我的身体过河。待我认为我正确掌握划水和打水的动作后我们就开始行动了,他们一边单手游着,一边拖着我……大概每人分担十几斤的重量,我回到家后这么估算着。我是先听到“咕噜咕噜”的声音,我才知道我沉入水中的,我最先做的事情是紧闭双眼,直到喝了五六口水我才开始想起呼救,我的呼救声过于涣散,或者说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呼喊,随着河水不断灌进肚子,我只能像他们说的那样“啊不吃”个没完,当然这仅限于我的脑袋浮出水面的时刻。
  他们后来在石块上讨论说,好几次只看到我漂浮着的几根头发。
  长大后我想,我的长发是不是因为那次所受的启发——长发可以作为呼救的状态存在。
  那次溺水,深陷慌乱的我始终紧闭双眼,我首先担心的竟然是河里的细沙会进入我的眼睛。直到喝进五六口水,我开始慌了,我呼救的声音不明不白,“啊——扑哧”——这是我嘴里发出的最为明确的声音。
  他们后来坐在河中央的大石块上学我时却变换了腔调:啊不吃、啊不吃……
  从河边回来我被哥哥揍了一顿。
  那是他第一次狠狠揍我。当然,被揍的我口中还在不停怪他,说他不带我去河边。
  我让光权到门外给我点一串鞭炮。光权回来后分我一支烟。
  “忘了你不抽烟了。”光权说。
  小时候我和哥哥用丝瓜藤点着抽过,我们没有把烟雾吸到肺里,吸进嘴巴立即吐出来,偶尔也让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那是一个新奇的发现。没有什么好玩的,可我们玩了整个下午。
  “你哥那次偷家里五块钱被你爸暴打一顿就会抽烟了……”
  母亲从我兜里搜到崭新的五毛纸币,追问我从哪拿来。我哭着说不是我偷的。
  “我不知道……”
  母亲开始打我。
  “是我偷的”
  “我放在朝阳口袋……”
  哥哥挨打了没有哭。爸爸踢了他好几脚。偷钱买烟,后果很严重。
  我自言自语说,其实并没有“烟王”这回事,每一根烟的味道都是一样的。
  我和你哥喝过好几回酒,你哥酒量真大。光权说。
  我笑了笑,和他去广東打工的前两天比那都不算什么。他在桌上自己干了好几瓶,对老爸说小时候你不让我喝,现在我十八了,我能喝酒了。
  “朝阳……是好孩子,不……抽烟,不喝酒……”
  好好念书。朝辉说。
  “ch-ao-cháo——朝阳。”朝辉一只手搭在我肩上把瓶里最后一口酒喝尽。
  “你要跟我到什么时候?”
  ……
  我开始打量她,她的右肩上挂着一条铁链,铁链拴着一只拳头般大的小包。那个小包只比我多年前踢过的沙包大那么一点。
  对不起,我无比悲伤满含热泪说,我失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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