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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俯瞰道学发展史，继朱熹张大之后，魏了翁是极为重要的一环。魏了翁较早将朱熹的著作带回四川，并几度兴办书院，让理学西出，使“蜀人尽知义理之学”，对光大蜀学起到重大作用。他不固守朱子学说，融合众说，写下大量著作，主张“求之六经反之吾心”。在蜀地多年讲学为政之后，伴随着影响的扩大与地位的升高，加之弟子的增多，以魏了翁为首的蜀学开始走向各地，受到普遍的注重。特别是魏了翁疾呼为周、程、张载立谥的实现，确立了道学此后几百年间独尊的正统地位，儒学从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弘扬。这一行为，也确立了魏了翁在道统上承前启后的领袖地位。此后，南宋后期的战乱与宋元交替等社会变动，又使魏了翁的弟子等大批蜀地学者星散四方，客观的外力所带来的人的流徙让蜀学辐射各地，扩大了儒学的传播，最终藉元代的统一之势，达成道学的南北合流。从上述诸多的视点观察，魏了翁作为道学发展史上南宋的殿军和后世的开山，贡献甚伟。因发覆申论，试作鹤山新学案。
关键词：魏了翁;道学;蜀学;朱熹;南宋
DOI：10.16346/j.cnki.37 1101/c.2020.03.08
绪 说
李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难》，人们耳熟能详。不过，李白笔下的蜀道是形而下的实指的崎岖之路。我在这里讲的蜀道则是形而上的思想之路，是指发端于蜀的理学①。藉元代统一之势，道学也南北合流，一统天下。由于宋末战乱等因素所致，蜀地学者纷纷出川，以江浙为主，星散四方，特殊时代背景之下的蜀学东渐，为道学的普及，在客观上起到重要作用。就像楚文化弥漫于汉代一样，南北统一的道学，带有深深的蜀学基因。“蜀道通天下”，此之谓也。
南宋道学大盛，一个表面现象是受到“庆元党禁”的刺激而出现的强烈反弹。自然，这只能是比较直接的因素，但也仅仅是诸多因素之一。理学在南宋，特别是在第二代皇帝孝宗朝以来，长时期“润物细无声”的浸透式发展，到“庆元党禁”之前，已经大到足以影响政治的程度，所以才会有“庆元党禁”的发生，所以才会有“庆元党禁”之后的骤然勃兴。从此，以朱熹为宗主，道学定于一尊，成为此后南宋的主流精神，成为弱势朝廷的道德支撑。再后来，不是“厓山之后无中国”，而是不分胡汉，贯穿元明清，程朱理学一统天下。
朱熹承续道统，弘扬理学，以系统的学说建构了学术体系，为道学的張大奠定了坚实而宏大的基础。俯瞰道学发展史，朱熹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一环，没有之二。当“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朱熹名声大振，俨然成为道学宗主偶像之后，一切唯朱子学说马首是瞻。在这种局面之下，道学的发展之道又在何方？我们站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回首反观，在朱熹建构的基础之上，道学无疑不断有所发展。对于在此后六、七百年间成为汉字文化圈主流意识的道学，如果我们仔细寻绎学术史传承脉络的话，就会发现，继踵张大道学的朱熹之后，魏了翁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四川出身，又长期在四川为官的魏了翁，既是蜀学灿烂的夕阳，又是儒学新一轮朝日。设学授业，表彰道学，除了直传或私淑弟子之外，蜀地学者间接接受影响者亦颇多。叙述蜀学乃至道学的发展史，如果无视魏了翁这一显著的坐标，则会造成大面积的空白，甚至无法完成。有鉴于此，笔者试以魏了翁为主要线索，俯瞰蜀学最后的辉煌及其光被四表的深远影响，为鹤山建一新学案。关于魏了翁的生平与学术，学界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胡昭曦、蔡方鹿等先生均有精到的论述胡昭曦先生的代表性著述有《宋代蜀学论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蔡方鹿先生的代表性著述有《魏了翁评传》（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然虑及自本文角度之阐述尚有阙如，故不揣浅陋，条述如下。
一、理学西出：“蜀人尽知义理之学”
出身于邛州蒲江的魏了翁（11781237），自幼心气很高，才华出众，《宋史》本传记载：“年数岁，从诸兄入学，俨如成人。少长，英悟绝出，日诵千余言，过目不再览，乡里称为神童。年十五，著《韩愈论》，抑扬顿挫，有作者风。”《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965页。魏了翁也曾颇为自得地讲述：“予少之时，志于博识。自书契以来数千百载，往往贯穿淹该，引笔书纸，或为人称诵。然不必尽协古人矩矱也。”不过，魏了翁的自负，后来受到一些打击。他接着讲道，十七岁那年“从乡先生章公游，先生必迪以义理，语辄心解，似不以凡儿畜之。予益慊然自愧”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二《雒县丞章公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下引皆用此本。“慊然自愧”是由于在先生展示的新天地之下的反省。不过，我们从《宋史》本传记载魏了翁为承续儒学道统的韩愈写评述，从魏了翁自述被“迪以义理”，均足以体味到，早在“庆元党禁”之前，道学的沁润业已深入到了偏远的蜀地。
蜀地虽偏远，但与中原和东南相比，较少战乱，相对生活安定，并且蜀地也有很悠久的文化传统。作为四川人的魏了翁就如此描述过：“蜀之学者，自先汉之初，已能方驾齐鲁，故史谓巴蜀好文雅。”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六《夔州重建州学记》。
追溯宋代蜀学，濂溪二程被认为是早期源流。这一学统，可以从出身于蜀地普州的陈抟算起。陈抟传种放，种放传穆修，穆修传周敦颐。周敦颐于北宋嘉祐间签判合州，“先生在合，士之从之者众矣”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周敦颐撰，梁绍辉等点校：《周敦颐集》，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第290页。周敦颐传学二程，其中程颐编管涪州期间，传学谯定。跟这一学统有关，传于四川的，还有张咏、陈尧佐、邵伯温之学。
到了“学统四起”的北宋中期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首《宋元儒学案序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页。，蜀学则大分为二，即范学与苏学。范学盛于出身于华阳之范祖禹，接受二程影响较多。以三苏父子为主的苏学盛于元祐之际，受党争波及，北宋末期被禁，南宋复兴，渐转于文。此后，承袭前人，蜀学大致有三：谯定的涪陵之学、李焘的丹棱之学以及李石的资中之学。后来谯定所主之程学影响扩大，自南宋孝宗朝始，形成独盛局面，并且出蜀入东南。原籍绵竹的张浚、张栻父子以及朱熹、吕祖谦都接受有传承影响。其中，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的张栻，受教于二程门人胡宏，成为学者尊仰之“宗师”陈亮撰，邓广铭点校：《陈亮集》卷二一《与张定叟书》，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21页。，弟子众多，影响广泛，而魏了翁则为私淑参见胡昭曦：《宋代蜀学刍论》，《宋代蜀学论集》，第232页。 关于濂溪二程在四川的影响，魏了翁也多有記述。《跋遂宁傅氏所藏濓溪伊川真迹》云：“蜀虽僻左，而先正大儒如濓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皆尝不鄙而幸临之。今其遗墨多在蜀，而了翁偶获窥见者，如濓溪先生帖、伊川先生手刺，则遂宁傅氏各藏其一，而濮阳度周卿所藏程刺，亦得之傅氏也。……三先生始在蜀时，所闻未彰，而蜀人从之者已众矣。诵其诗，读其书，且犹以未足也，得其只辞断册犹宝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跋遂宁傅氏所藏濓溪伊川真迹》。魏了翁还概括写道：“周子尝仕合阳，传谓蜀之贤人，君子皆喜称之。二程先生则尝仕大中，公游于广汉、成都，最后伊川久居涪，著录甚众。今其遗风余泽，犹被诸人。……既祠三先生，又刻其遗书于学。蜀自昔号多士，学于京师者，至此比齐鲁。”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八《成都府府学三先生祠堂记》。
至于自幼所接受的理学熏陶，魏了翁也有自述：“余为儿童时，犹及从长老授伊川《易传》及《河南遗书》，又及见学者多传写二程先生语录。”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二《简州四先生祠堂记》。入宋以后，靖康之变以及此后多次的宋金战争，又使不少学者避居于蜀，更加促进了四川的文化兴盛。魏了翁在文章中讲述过南宋以来四川的文化背景：“蜀自中兴以来，生聚教训，既百有余年，儒风丕振。应书之士岁滋月益，而诸郡校士，非学宫则佛舍也。其特为之宫者，远则六十年，近止三五岁耳。”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四《普州贡院记》。这就是魏了翁生长并接受熏陶教育的环境。在“庆元党禁”尚盛的庆元五年（1199）之时，“登进士第，时方讳言道学，了翁策及之”，《宋史》本传的这一记载，不仅讲述了魏了翁的道德勇气，同时也折射了道学对22岁的魏了翁所产生的影响。由于“策及”道学，本来是殿试第一的魏了翁被改成第三。对此，魏了翁有诗自述：“天子龙飞春，了翁对轩陛。柄臣方擅朝，党论如鼎沸。轧轧不能休，一挥三千字。植洽贵和平，用人戒偏陂。天子擢第一，期以风有位。寻置之三人，仍诏恩礼视。”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送二兄三兄赴廷对》。
在党禁后期进士及第的魏了翁，后来乘弛禁之东风，借回川为官之便，带回大量朱熹的著作。“某之生也后，不及从游于朱文公先生之门，而获交其高弟，尽得其书，以诒同志，凡今蜀本所传是也”，魏了翁后来如此夫子自道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五《朱文公五书问答序》。对于具体过程，魏了翁也有回顾：“开禧中，余始识辅汉卿（辅广）于都城。汉卿从朱文公最久，尽得公平生语言文字。每过余，相与孰复诵味，辄移晷弗去。余既补外，汉卿悉举以相畀。嘉定元年，余留成都，度周卿（度正）请刻本以幸后学。”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朱文公语类序》。由此可知，魏了翁是较早将朱熹的著作带到四川并加以刊刻传播的人之一。这对程朱理学在四川的传播自然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魏了翁虽然仅为朱熹的私淑弟子，但因缘际会，颇得直承。我这样断言是有根据的。在《朱氏语孟集注序》中，魏了翁写道：“王师北伐之岁，余请郡以归。辅汉卿广以《语》《孟》集注为赠，曰：‘此先生晚年所授也，今拜而授之。’较以闽浙间书肆所刊，则十已易其二三。赵忠定公帅蜀日，成都所刊，则十易六七矣。”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朱氏语孟集注序》。由这一记载可知，至少是朱熹的《语》《孟》集注，魏了翁得到了最为接近原貌的版本。
而立之年过后，魏了翁在为父守丧期间，在家乡筑室白鹤山下，创立鹤山书院据清人缪荃孙《魏文靖公年谱》（吴洪泽等主编：《宋人年谱丛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504页），魏了翁为父守丧之时创建鹤山书院在嘉定二年（1209），是年，魏了翁32岁。，“以所闻于辅广、李燔者开门授徒”《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传》，第12966页。在书院落成当年的秋试，“士自首选而下获隽八人，院几空焉，人传为美谈”缪荃孙：《魏文靖公年谱》，第7504页。“获隽八人”，当是指其书院获解参加类省试者八人。类似今天高考升学率一样引人瞩目。对此，魏了翁自述略有不同：“嘉定三年春，诏郡国聘士。卭之预宾贡者比屋相望，未有讲肄之所。会鹤山书院落成，乃授之馆。其秋试于有司，士自首选而下，拔十而得八，书室俄空焉，人竞传为美谈”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一《书鹤山书院始末》。观此，似非八人实数，而是十分之八获选。无论具体情况如何，总之这让鹤山书院名声大振。肯定与这一事实有关，从此“负笈而至者襁属不绝，乃增广前后各为一堂”，“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一《书鹤山书院始末》;《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传》，第12966页。
数年之后，魏了翁又因丁生母忧守丧，再次回到鹤山书院执教讲学。他长期在四川嘉定府、汉州、眉州、潼川府、遂宁府、泸州等地任官的同时，也在传播义理之学。在晚年第二次知泸州期间，又创办了鹤山书院李贤：《明一统志》卷七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15216页。前后将近十年的讲学，魏了翁的门下与门外，聚集了相当多的直承子弟和私淑弟子，为蜀学兴盛和道学传播蓄积了人的资源。因此，远在几百年后俯瞰宋代，对魏了翁光大蜀学的贡献，清人也同《宋史》类似，如是评价说：“历魏晋唐宋二千余载，而蜀人咸知义理之学，自鹤山先生始。”张之厚：《蒲江县志》卷三《艺文志鹤山先生文集序》，日本东洋文库藏清光绪四年刊本。
二、间世真儒：“求之六经反之吾心”
魏了翁很服膺朱熹，在《朱文公年谱序》中讲道：“韩子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谓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将朱熹直接排在亚圣孟子之后，可见朱熹在魏了翁心目中的地位。在这篇文章中，魏了翁还说：“予生也后，虽不及事先生，而与公晦（李方子）及辅汉卿广昔者尝共学焉。”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朱文公年谱序》。在另一篇文章中，魏了翁也反复讲道：“某之生也后，不及从游于朱文公先生之门，而获交其高弟，尽得其书，以诒同志。凡今蜀本所传是也。”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五《朱文公五书问答序》。由此可见，魏了翁自认是朱熹的私淑弟子。 然而，魏了翁尽管十分服膺朱子，但并不迷信朱子。他不想让道学在朱熹这里止步凝固化，而是力图有所发展。对有人说“只须祖述朱文公”，魏了翁很不以为然，回答说：“又见得向来多看先儒解说，不如一一从圣经看来，盖不到地头亲自涉历一番，终是见得不真。”对于朱子学说，他进一步说道：“朱文公诸书，读之久矣，正缘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得活精神也。”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六《答周监酒》。不想在卖花担上看桃红李白，而是直接到树下去看生机盎然的鲜花。魏了翁的意思是说，对于儒学经典，较之后人第二手乃至第无数手的解说，不如直接研读儒学原典。
在道学大盛之后，程朱等大家的语录很流行。关于语录存在的问题，朱熹曾经跟弟子讨论过：“或问尹和靖言看语录，伊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语如何？曰：伊川在，便不必看。伊川不在了，如何不看？只是门人所编，各随所见浅深，却要自家分别它是非。前辈有言不必观语录，只看《易传》等书自好。天下亦无恁地道理，如此则只当读六经，不当看《论》《孟》矣。天下事无高无下，无小无大，若切己下工夫，件件是自家底。若不下工夫，择书来看亦无益。”朱熹又讲道：“语录是杂载。只如闲说一件话，偶然引上经史上，便把来编了，明日人又随上面去看。直是有学力，方能分晓。”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九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479页。朱熹对语录存在的问题看得很清楚。不过，他还是主张不废语录。其实，在朱熹看来，《论语》《孟子》就像是六经的语录，所以他主张带有辨别力的阅读。
也许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具有辨别力，所以魏了翁的主张就跟朱熹有些不同。尽管他甚至都为《朱子语类》写过序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朱文公语类序》。，也还是针砭只读语录不读原典的现象说：“近时讲性理者，几于舍六经而观语录，甚者将程朱语录而编之若策。括策套此，其于吾身心不知果何益乎？”魏了翁的认识是从他自己的思考中得出的。他说：“向来多看先儒解说。近思之，不如一一自圣经看来。盖不到地头亲自涉历一番，终是见得不真。又非一一精体实践，则徒为谈辨文采之资耳。”所以他得出结论：“学者不求之周、程、张、朱固不可，徒求之周、程、张、朱而不本之六经，是舍祢而宗兄也。”王申子：《大易缉说》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4册，第69页。
“将程朱语录而编之若策。括策套此，其于吾身心不知果何益乎”，在朱熹稍后，魏了翁这样批评只读语录不读原典的话，将近上百年后还在刘埙那里有着遥远的呼应：“士大夫皆宗其说，片言只字，苟合时好，则可以掇科取士”刘埙：《隐居通议》卷一《朱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6册，第24页。由此也可见魏了翁的卓识洞见。
主张不拘泥于当时流行的周程张朱等权威学说，魏了翁其实是有着更大的学术抱负，他说：“要做穷理格物工夫，须将三代以前规模在胸次。若只在汉晋诸儒脚迹下盘旋，终不济事。”就是说，魏了翁不仅要不拘周程张朱，而且还要超迈汉晋注疏。如何做到呢？他认为“须从诸经字字看过，思所以自得，不可只从前贤言语上做工夫”。对原典“诸经字字看过”的目的又是什么？仅仅就是前面引述的魏了翁所言“做穷理格物工夫”吗？细看魏了翁的言论，似乎并不仅仅停留在这一境界上，他还应该有更高的追求。他说：“不求之六经固不可，徒求之六经而不反之吾心，是买椟而弃珠也。”只读六经还不够，这只是“买椟”，如果不“反之吾心”，那还是未得六经精髓，无异于“弃珠”。联系到魏了翁针砭只读语录不读原典时说的“其于吾身心不知果何益乎”，可知通过读六经原典，重要的是要能够返心悟道，从而达成精神升华。因此可以说，在朱熹之后的魏了翁，其学术特征不仅是宗仰朱熹，更是主张推原本心。这与陆九渊的学说已有几分接近。从魏了翁“朱陆合流”的学术倾向看，更往远讲，对明代王阳明的心学亦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本段引文均出元人王申子《大易缉说》卷二。
发展必然伴随着扬弃。“兼有永嘉经制之粹，而去其驳”黄宗羲原撰，全视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八○《鹤山学案序号》，第2650页。融合众说，让魏了翁成为道学发展史上南宋的殿军、后世的开山。理学本身的兼容精神，也是促成理学普及的因素之一。在当时，“南方共宗鹤山老”家铉翁：《则堂集》卷五《伯成尝受学于河朔前辈鹤鸣翁其学亦宗濂洛赠以诗勉其自拔于流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9册，第351页。，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仅由于魏了翁有众多的门生弟子揄扬，也不仅仅由于魏了翁曾据有比朱熹更高的政治地位，还由于他身体力行，直追原典，撰写了大量理学著作。留传至今的，除了长达一百一十卷的《鹤山先生大全集》文集之外，尚有《周易要义》十卷、《尚书要义》十七卷序说一卷、《仪礼要义》五十卷、《春秋左传要义》三十一卷、《经外杂钞》二卷、《古今考》一卷、《正朔考》一卷、《读书杂钞》二卷、《鹤山笔录》一卷等魏了翁著作，上述均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其中名“要义”者，总名为《九经要义》，凡263卷，《四库全书》分别著录，且不完整。从数量甚夥的研究著作可见，主张推原本心的魏了翁并不仅仅是近乎参禅的“六经注我”，而是身體力行，做了大量的“我注六经”的实践。
同样阐发义理之学的朱熹，与陆九渊有很大的不同。关于朱陆异同，元人刘埙有一段很准确的归纳。他说，朱熹主张下学上达，学由渐进，从基础做起，像登山一样，从山麓慢慢到达山顶。所以朱熹写了很多著作，来教导后学。对此，陆九渊则不以为然，认为朱熹过于支离破碎，写下鹅湖之诗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主张“见性明心，不涉笺注训诂，而直超于高明光大”。简单地归纳，就是“六经注我”。朱熹对陆九渊这样的主张也不以为然，认为“江西之学近于禅”。朱熹死后，“其徒大盛，其学大明。士大夫皆宗其说，片言只字，苟合时好，则可以掇科取士，而象山之学反郁而不彰”。不过，刘埙借他人之口，认为陆九渊的学问更好一些：“当是时虽好尚一致，而英伟魁特之士未尝不私相语曰，时好虽若此，要之陆学终非朱所及也。”对朱陆异同，刘埙归结到二人的个性不同：“盖二先生之学不同，亦由其资禀之异。晦庵则宏毅笃实，象山则颖悟超卓。”本段引文见刘埙：《隐居通议》卷一《朱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6册，第24页。这样的归纳虽有一定道理，但似乎还是未中肯綮。 其实，朱陆的主张是针对不同学习对象而言。清人陆世仪一语中的指出：“陆象山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虽明理尽性之人无贵多言，然先知不觉后知，则愚不肖之人何所取法？”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4册，第52页。就是说，朱熹的主张是针对资质平平的普通人而言，陆九渊则是面向悟性很高的聪明人而发。不过，我们纵观世间，多数人智力差距并不大，绝顶聪明和愚笨至极的人很少。因此，魏了翁主张阅读六经原典而“反之吾心”的做法，刚好走的就是糅合朱陆的中间路线。既不阳春白雪，也非下里巴人，所以能够为学者所共宗。
此外，朱陆之争还体现在对思与学的认识。朱熹重学，陆九渊重思。其实思与学二者不可割裂。正如孔子所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魏了翁主张阅读六经原典而“反之吾心”，则正是将朱陆结合，学思并重，由学至思，从而达到精神升华。
“反之吾心”并不仅仅是魏了翁在道学思想上与陆九渊形成的遥呼暗合，认真追寻起来，从学术渊源的历史脉络上，其实还能够考察出魏了翁间接接受陆九渊学问的痕迹。其生也晚的魏了翁，既没有机会见过朱熹，也无缘见过陆九渊。不过，他和陆九渊的儿子陆持之则是好友，两人年轻时在朝为同僚，“一见如旧交”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三《陆伯微持之墓志铭》。陆持之去世后，魏了翁还亲撰有《陆伯微持之墓志铭》。据墓志铭所述，陆持之自幼从父问学，秉承家学，后又开学堂，“即所居讲授生徒”，受邀执教豫章东湖书院，“著书有《易提纲》《诸经杂说》”。同样长于《易》学的魏了翁，也写过《九经要义》，二人的学术路径颇为接近。因此，有形无形之中，通过陆持之这样的媒介，魏了翁接受了陆九渊学说的影响也是极为自然之事。
为什么魏了翁主张要“求之六经”“反之吾心”？着重点就在一个“心”字上。魏了翁祖述前人说法，认为“心者人之太极，而人心又为天地之太极”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六《乙酉上殿札子论人主之心义理所安是之谓天》。这句话是魏了翁对皇帝讲的，但其源头是南宋前期的学者张行成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一引述“心者人之太极，而人心已又为天地之太极”一语时，记出处为“张氏衍义”，当即张行成《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不过此书已亡佚，《四库全书》收录有《永乐大典》辑本九卷，但无此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八绍兴九年五月癸卯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416页）载“左迪功郎张行成献《刍荛书》二十篇”，可见其时张行成入官未久。同为四川人张行成，其著作无疑也影响了魏了翁。因此说，魏了翁的认识向心学倾斜不能仅仅归于接受陆九渊的影响，当是综合影响加上自身的感悟。
从朱陆异同反观魏了翁的主张，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魏了翁对道学的发展。当時已经“南方共宗鹤山老”，后世更应重了翁。可惜迄今为止学界对魏了翁的学术成就及其在道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研究得还很不够。魏了翁的同时人曾有过这样的评价：“间世真儒，斯民先觉。以学问渊源之邃，为黼黻河汉之文。”许应龙：《东涧集》卷六《魏了翁知绍兴府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6册，第414页。魏了翁之所以能够光大理学，卓然挺立，承前启后，追原学术上的重要原因，便是无所迷信而有所进，反求诸心而有所得。
三、蜀学东渐：道学成为“正学之宗”
“公之有功道学，又非独蜀人士之沾丐已也。”张之厚：《鹤山先生文集序》，乾隆《蒲江县志》卷三《艺文志》，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205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237页。后代人看得很清楚，魏了翁尽管长期在蜀讲学为官，光大的却不仅仅是蜀学，对道学的道统建设和地位提升具有全局性的贡献。
道学由微到显，其间所经历的种种曲折，绝不亚于汉代的今古文之争。南宋建立之初，身怀亡国之痛的宋高宗和士大夫们，贬抑王安石新学，崇尚程学。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大环境做出的一种姿态。高宗在绍兴元年（1131）下诏赠程颐直龙图阁制词中这样说道：“朕惟周衰，圣人之道不得其传。世之学者违道以趋利，舍己以为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者，孰从而听之？间有老师大儒，不事章句，不习训传，自得于正心诚意之妙，则曲学阿世者，又从而排陷之，卒使流离颠仆，其祸贼于斯文甚矣。尔颐潜心大业，无待而兴者也。方退居洛阳，子弟从之，孝弟忠信。及进侍帷幄，拂心逆旨，务引君以当道。由其内以察其外，以所已为而逆所未为，则高明自得之学，可信不疑。”然而，紧接着又说：“而浮伪之徒，自知其学问文采不足表见于世，乃窃其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实奔兢。外示朴鲁，中实奸猾。外示严正，中实回僻。遂使天下闻其风而疾之，是不幸焉尔。”这番话反映了载笔者和高宗对程学门人的不满。最后，制词总括说：“朕锡以赞书，宠以延阁，所以振耀褒显之者，以明上所与，在此不在彼也。尚其明灵，知享此哉。”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六，绍兴元年八月戊子条，第980页。这等于说，肯定的只是程颐一个人的学问，而并不赞赏程门的追随者。皇帝的这一表态就为后来打击道学埋下了伏笔。
果然，绍兴六年（1136），左司谏陈公辅公然上疏，请禁程氏之学。他说：“在朝廷之臣不能上体圣明，又复辄以私意，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学，相率而从之。是以趋时竞进、饰诈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轲传颐。颐死无传焉。狂言怪语，淫说鄙喻，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视阔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师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则为贤士大夫，舍此皆非也。臣谓使颐尚在，能了国家事乎？取颐之学，令学者师焉，非独营私植党，复有党同之弊，如蔡京之绍述，且将见浅俗僻陋之习，终至惑乱天下后世矣。且圣人之道，凡所以垂训万世，无非《中庸》，非有甚高难行之说，非有离世异俗之行，在学者允蹈之而已。伏望圣慈特加睿断，察群臣中有为此学，相师成风，鼔扇士类者，皆屏绝之。”对此，高宗下诏说：“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览臣僚所奏，深用怃然。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绍兴六年十二月己未条，第20192020页。 陈公辅禁程氏学之上奏，固然有贬抑程门弟子尹焞的直接用意，但与高宗对当时士人“窃其名以自售”的不满形成合流，从而得到认可，对南宋初期的理学造成了大范围的打击。尽管陈氏上奏与高宗诏书遭到了诸如胡安国等理学官僚的反弹，但毕竟难以改变道学初禁的形势。
孝宗受禅即位，道学依然受到冷落。这里面固然有以孝为先的孝宗秉承高宗意志的成分，更有一部分反道学势力所形成的压力。在高宗朝，秦桧独裁，为了打击政敌，培植言官势力，形成了台谏言重的政治传统。淳熙五年（1178），侍御史谢廓然承继南宋以来王安石亡国论的余绪，占领政治制高点，把原本在理学取向上不尽相同的程颐与王安石绑在一起，要求禁止科举以这些学说取士。谢廓然的提议也被孝宗所采纳《宋史全文》卷二六，淳熙五年三月载：“侍御史谢廓然言，近来掌文衡者，主王氏之说，则专尚穿凿。主程氏之说，则务为虚诞。夫虚诞之说行，则日入于险怪。穿凿之说兴，则日趋于破碎。今省闱引试，乞诏有司公心考校，毋得狥私，专尚程、王之末习。从之。”（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二六，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114页）。
淳熙十年（1183），监察御史陈贾更是直接要求禁止道学：“近日缙绅有所谓道学者，大率假其名以济其伪，望明诏中外，痛革此习。”对于兴起的道学，朝廷主政者中也有一股强烈的反对势力，让孝宗比较认可。当时作为浙东提点刑狱的朱熹弹劾知台州唐仲友，发生纠纷，从而招致作为唐仲友亲戚的宰相王淮的不满。他任用太学丞陈贾为监察御史，对道学进行了全面攻击。后来孝宗迫于道学声势渐大的舆论压力，召用朱熹到朝廷任官，却再次遭到与朱熹学术观点不合的林栗的攻击。孝宗后期与短暂的光宗朝，是道学的支持与反对势力的相持时期参见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六《道学兴废》，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37138页。
宁宗受禅即位，太子期间由于较多接受道学的教育，因此对朱熹比较仰慕。在宰相赵汝愚的推荐下，朱熹被召至朝廷担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于成为了皇帝的老师与顾问。不过，不久在与赵汝愚的矛盾斗争中占了上风的韩侂胄，怀恨原本为赵汝愚所推荐的朱熹影射其专权，让优伶在宁宗面前装扮成峨冠阔的大儒演戏，乘机攻击朱熹“迂阔不可用”《宋史》卷四七四《韩侂胄传》，第13772页。，用皇帝内批的方式罢免了朱熹经筵官，外放到地方。由于道学本身并无贬义，韩侂胄便把道学称之为伪学，以此来打击政治上与其立场不同的官员。道学的境况愈加严峻，犹如北宋的元祐党籍，庆元三年（1197）置伪学之籍，党禁全面形成。道学遭遇到严寒的冬季刘时举撰，王瑞来点校：《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一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75页。
从嘉泰弛禁到开禧政变道学弛禁在嘉泰二年（1202），韩侂胄被诛在开禧三年（1207），见《续宋编年中兴资治通鉴》卷一三，第291、317页。，伴随着政治形势的逆转，道学也逐渐迎来了春天。先是嘉定四年（1211），四川出身的著作郎李道传上疏要求对十数年的党禁拨乱反正，正视南宋初年以来的呼声，让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道学一脉的先哲从祀孔子之庙《宋史》卷四三六《李道传传》，第12946页。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嘉定九年（1216），时任潼川府路提点刑狱的魏了翁毅然上书宁宗，为周敦颐、程颢、程颐请求谥号。魏了翁的上疏从周敦颐曾担任四川合州签书判官的政绩切入，讲到“自周衰孔孟氏没，更秦汉魏晋隋唐，学者无所宗主”，是“颐独奋乎百世之下，乃始探造化之至赜，建图著书，阐发幽秘，而示人以日用常行之要，使诵其遗文者，始得以晓然于洙泗之正传。而知世之所谓学者，非滞于俗师，则沦于异端，有不足学者矣。又有河南程颢、程颐亲得其传，其学益以大振”。对于这三位道学先哲的意义，魏了翁指出：“虽三人于时皆不及大用，而其嗣往圣，开来哲，发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绝学独盛于本朝，而超岀乎百代，功用所系，治理所关，诚为不小。”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五《奏乞为周濂溪賜谥》。
魏了翁的请求被“诏下太常定议”，一时还没有结果，于是在第二年，魏了翁再次为三位理学先贤请谥，并且还加上了张载陈邦瞻编：《宋史纪事本末》卷八○《道学崇诎》，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79页。不光向皇帝上书，还上书到尚书省，希望通过动员宰相等政府首脑的力量达到目的。元代虞集说魏了翁“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张四君子易名为请”，目的是“尊其统而接其传”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七《鹤山书院记》，《四部丛刊初编》本。魏了翁的多次请求，加之舆论的支持，在诸多合力的作用之下，终于在几年后朝廷以皇帝的名义下诏，本来按谥法规定无资格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先后得谥。“上疏乞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锡爵定谥，示学者趣向。朝论韪之，如其请。”《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传》，第12966页。对这一过程，魏了翁也有自述：“嘉定九年，某奉使东川，为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请所以易其名者，诏下如章。”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三《道州宁远县新建濂溪周元公祠堂记》。谥号过去一般是皇帝赐给刚刚过世不久的文武高官或闻人达士的荣誉性的称号，重在对死人的褒扬，自然也有政治教化宣传等现实意义。不过，对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道学宗祖一级人物的赐谥，意义非同一般，更为深远。
从“庆元党禁”逐渐驰禁，到随后政治局势丕变而党禁消失，道学的讲学与传播走向公开和盛行。不过，一直是处于地方甚至是在民间层面上的风涌云动，道学尚未取得朝廷所给予的政治上的高度认可。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得谥，意味着获得了最高政治承认，使道学从江湖走进庙堂，成为官方的正统哲学。道学一统天下的步履正是始于此际。本来如果没有“庆元党禁”，道学地位提升的进展要快得多。南宋孝宗朝时王称的纪传体北宋史书《东都事略》已经为周敦颐立传，这样的立传又为此后编纂的宋朝国史因袭粟品孝：《关于〈东都事略·儒学传〉的评价问题》，《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120122页。然而，党禁的发生让声望日隆的道学受到很大的打击。因此，历史注定需要魏了翁来完成把道学竖立在庙堂的使命。如果没有魏了翁做这件事，肯定不会多久也会有人站出来呼吁。不过，毕竟还是在魏了翁的不懈争取下成功的对于道学在南宋的发展脉络，学界通常注重《宋元学案》的叙述，其实早于《宋元学案》，明人冯琦原编、陈邦瞻增辑的《宋史纪事本末》在卷八○《道学崇诎》一章已有完整的归纳。以上叙述的经纬与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出此章。 回顾道学的发展史，充满坎坷曲折，魏了翁做出的是里程碑式的重要贡献。其意义不仅是对道学，对儒学再度成为显学，魏了翁是最后一个撬动杠杆的人。儒学在宋代由理学到道学，由溪水汇成洪流，由晦而彰，终于像汉代五经那样，定于一尊，成为“正学之宗”，迄止于近代，不可动摇。
四、道学光大：“教声洋溢乎中州”
在宋代，道学的传承与发展主要是通过士大夫来实现的。士大夫官僚又总与政治摆脱不了干系。因此在韩侂胄专权时期，政治纠葛导致庆元党禁的发生。在道学为官方认可之后，史弥远专权的背景之下，济王案的发生，又使包括魏了翁在内的道学家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为史弥远迫害致死的济王翻案鸣不平，魏了翁被贬官湖南靖州。
关于魏了翁的贬官，元人陈桱《通鉴续编》归纳各种史籍记载道：“起居郎魏了翁知不为史弥远所容，以疾求去。弥远犹畏公议，外示优礼，改权工部侍郎。了翁力请外，乃出知常德府。越二日，谏议大夫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盗名、朋邪谤国，德秀奏札诋诬。诏了翁落职夺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焕章阁待制罢祠。李知孝上书乞追削流窜德秀，以正典刑。梁成大亦奏了翁已从追窜，人犹以为罪大罚轻，德秀狂僭悖谬，不减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贬窜一等施行。弥远劝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为已甚。遂止镌两秩罢祠。成大贻书所亲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伪君子，此举大快公论。识者笑之。”陈桱：《通鉴续编》卷二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32册，第889页。
南宋的台谏大多沦为权臣的鹰犬。攻击魏了翁的台谏又祭起了过去诬道学为伪学的旗帜，借姓氏的諧音，自鸣得意地称魏了翁为“伪君子”，又称真德秀为“真小人”佚名撰，王瑞来笺证：《宋季三朝政要》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7页。不过这样的称呼也在客观上促成了真、魏并名。在《宋元学案》卷首，清人全祖望这样评价魏了翁的学说：“嘉定而后，私淑朱、张之学者，曰鹤山魏文靖公。兼有永嘉经制之粹，而去其驳。世之称之者以并之西山，有如温公、蜀公，不敢轩轾。梨洲则曰：‘鹤山之卓荦，非西山之依门傍户所能及。’予以为知言。”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一，第15页。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并且也符合事实。魏了翁与真德秀二人同年登第，并称“真魏”。
不过，清人黄宗羲则不大首肯“真魏”并称。在学术成就上，黄宗羲认为魏了翁更好一些。清人黄百家在《宋元学案》的《西山真氏学案》也识以按语云：“从来西山、鹤山并称，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独举也。鹤山之志西山，亦以司马文正、范忠文之生同志、死同传相比，后世亦无敢优劣之者。然百家尝闻先遗献之言曰：两家学术虽同出于考亭，而鹤山识力横绝，真所谓卓荦观群书者;西山则依门傍户，不敢自出一头地，盖墨守之而已。”当然，真、魏二人尽管学术成就不同，但共同的信仰与经历，让二人的关系很好，真德秀去世后，魏了翁在撰写的神道碑中深情地说道：“重惟与公同生于淳熙，同举于庆元，自宝庆讫端平，出处又相似。然则志同气合则海内寡二，然则公之志非后死者之责与！”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九《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致仕真公神道碑》。
魏了翁被贬官离开京城之际，饯行者甚众：“去国之日，自迩臣百执事下至博士弟子员都人士，祖帐余杭门外，连日不绝。临安尹白宰相致馈赆，具四大舟，送至丹阳。所过监司、帅守将迎如他日。”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送吴门叶元老归浮光序》。跟元祐党争、庆元党禁一样，人们在政治立场上的是非观愈发清楚。虽贬犹荣，魏了翁在当时的影响巨大，由此可见。政治影响无疑使也魏了翁作为道学的正宗传人必然会获得相当多的追随者。
“魏了翁贬靖州六年，闭户读书，自如也。”佚名撰，王瑞来笺证：《宋季三朝政要》卷一，第27页。这是《宋季三朝政要》的记载。《宋史·魏了翁传》的记载则更为详细：“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远千里，负书从学。乃著《九经要义》百卷，订定精密，先儒所未有。”六年，让游走于政、学之间的魏了翁有了充分的时间，“益得以静虑澄神”，专注于学问。根据前面所述，仅《四库全书》收录的《周易要义》《尚书要义》《仪礼要义》《春秋左传要义》合计，卷数便已超过一百卷，因此，《宋史》本传所言“乃著《九经要义》百卷”当为不确，魏了翁著述的卷数比这更多。
经过在蜀两度兴办书院，加之为二程周张请谥成功，更由于学术成就，此时的魏了翁的名声已经很大。因此才会有“湖湘江浙之士不远千里，负书从学”盛况出现。对此，魏了翁自己也写道：“四方之宾友从游者日至，行李之问无虚月也。”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送吴门叶元老归浮光序》。从学者众，便让在靖州的魏了翁专注于学问的同时，第三次兴办书院，传道授业。“寓馆之东曰纯福坡，五老峰位其左，飞山属其右，而侍郎山嶷立其前，冈峦错峙，风气融结，乃屏剔灾翳，为室而告之。安土乐天，忘其己之迁也”。在靖州州治之北这样一处风光秀丽的所在，魏了翁重新兴建的书院，“即故乡之名，榜以鹤山书院”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七《靖州鹤山书院记》。
靖州鹤山书院兴办的客观意义，是让蜀学出川，走向了全国。
在史弥远专权的后期，魏了翁逐渐由闲散官职被起用。绍定四年（1231）六月，魏了翁从贬放地靖州复职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不知有心还是无意，朱熹之后的正宗道学传人魏了翁复职后，任官地居然是朱熹的曾经讲学所在。第二年又改授实际差遣，四月除集英殿修撰知遂宁府，辞不就。八月，进宝章阁待制、潼川路安抚使知泸州。绍定六年，伴随着长期专权的史弥远的死去，理宗亲政。当时，要求把魏了翁召还朝廷的呼声很高。“臣庶封章多乞召还了翁及真德秀，上因民望而并招之。用了翁权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传》，第12969页。同时召还入朝的名臣还有很多：“端平元年，上既亲总庶政，赫然独断，而（郑）清之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召还真德秀、魏了翁、崔与之、李、徐侨、赵汝谈、尤焴、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范、徐清叟、袁甫、李韶，时号‘小元祐’。”《宋史》卷四一四《郑清之传》，第12420页。政治局势焕然一新，道学大翻身。此后，魏了翁的政治地位愈发上升，成为全国军政副长官签书枢密院事。 庆元党禁之后，在魏了翁等人的大力揄扬之下，“正学之宗”的道学，俨然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被加以大力提倡。皇帝去世后，也由于扶植提倡道学而得到理宗的庙号。魏了翁前后创办的几个书院都叫鹤山书院，因此在当时相当闻名。在魏了翁开京湖督府辞别时，宋理宗亲书“鹤山书院”送给魏了翁，以示褒奖。褒奖的是魏了翁，振奋光大的是道学。承继朱熹，魏了翁比朱熹幸运。没有遭遇过严酷的党禁，稍许的挫折反倒成就了魏了翁名声。
嘉熙元年（1237），魏了翁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消息传到朝廷，“遗表闻，上震悼，辍视朝，叹惜有用才不尽之恨”《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传》，第12970页。身后的赠赐更是极其哀荣，赠太师，谥文靖，赐第宅苏州。累赠秦国公，葬苏州高景山金盆坞，史绳祖撰写神道碑，知平江府王遂经营丧事王鏊：《姑苏志》卷三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3册，第566页。身后哀荣扩大了魏了翁的影响。赐第苏州，葬在苏州，苏州的宅第又有了鹤山书院，这也让来自蜀地的道学辐射到了江浙。并且延及元明清，沪州、眉州、邛州、靖州等地的鹤山书院也一直书声琅琅，人才辈出。鹤山书院也延续着鹤山的事业和生命。
学术的传播无疑是通过学者的行动来完成的。不过，学者的学术传播活动除了自主的有意识的行动之外，还有在外力驱迫下的不由自主，亦即有主观传播和客观影响之分。当然，还有两种状况的混合。包括过继外家的高氏，魏了翁家族人物辈出，被誉为蒲江“一门九进士三宰执”蒲江一门九进士三宰执依次为高叔泰、魏了翁（位至签书枢密院事）、高载、高定子（位至参知政事）、魏文翁、高稼、高崇、高允绩、高斯得（位至参知政事）。，在南宋是具有极大政治和学术影响的家族。南宋时游宦寓居以及宋末元初的战乱，也让魏、高氏家族迁徙于今天的江西、浙江、江苏各地，其中魏了翁的家族则是因朝廷赐第而移居江浙。魏了翁的几代弟子同样星散四方，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道学在各地的传播。
除了魏了翁的家族，检视《宋元学案》在《鹤山门人》内所列入的川籍弟子，有不少后来出于各种原因移居各地的。潼川人吴泳，历官宝章阁学士、知泉州，撰有《鹤林集》，宋末避蜀难，“侨居吴兴”吴泳：《鹤林集》卷三四《王立言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6册，第332页。井研人牟子才曾任知州，位至端明殿学士，宋末“拔其家于兵火，致之安吉”《宋史》卷四一一《牟子才传》，第12361页。而其子其孙牟、牟应龙以后又迁居吴兴《元史》卷一九○《牟应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337页。，入元后隐居不仕。牟学问被认为“源出于伊洛”程端学：《牟氏陵阳集》卷首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3册，第3页。，元人黄溍则更高度评价说：“若昔宋东都盛时，眉山苏氏父子出，而蜀之文章被于海内。渡江后疆圉日蹙，衣冠流散，而蜀之文章萃于东南。及其既久也，百年之遗老，相继沦谢，而陵阳牟氏父子，遂岿然为蜀士之望。以耆年宿德擅文章之柄，而雄视乎东南者，大理公（牟）一人而已。”除了评价，黄溍讲南宋以来“蜀之文章萃于东南”，也折射了蜀学东渐的事实。而牟应龙则被誉为“吴兴八俊”之一董斯张：《吴兴备志》卷一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4册，第414页。
曾为魏了翁撰写神道碑的眉山人史绳祖，后来移居湖北公安。其自述云：“会余以君命召舟抵公安，力上祠请，因寓焉。蜀士之寓于竹林，南士之仕于渚宫者，踵门求为讲切。”史绳祖：《学斋占毕》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4册，第50页。学者的迁徙一定会伴随着学术的传播。这段史绳祖讲学公安的记载，就可以说是道学伴随着人的迁徙而传播的写照。
元代大儒虞集，自幼随父从四川仁寿迁徙到江西崇仁。其曾祖虞刚简官利州路提刑，“尝与临邛魏了翁，成都范仲黼、李心传辈讲学蜀东门外，得程朱微旨，著《易》《诗》《书》《论语说》以发明其义，蜀人师尊之”《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第4174页。拥有这样家学传统的虞集，后来成为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的门人，历任大都路儒学教授、奎章阁侍书学士。黄溍评价说：“国朝一代文章家，莫盛于阁学蜀郡虞公。”黄溍：《道园遗稿》卷首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7册，第708页。可能是出于崇仰先祖与魏了翁的交游，虞集曾为苏州的魏了翁后人写下过《魏氏请建鹤山书院序》。其中就提及“我曾大父建学简州，文靖公（魏了翁）为之记”的往事，并且说道“某虽不敏，尚愿诵所闻于父兄者，以与其子弟从事乎二家之家学”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七《鹤山书院记》，《四部丛刊初编》本。家学代有传人，人则徙地传学。元代道学完成南北统一，追根溯源，也可以遥遥地望见魏了翁的依稀身影。
虞集的老师吴澄在为一位叫张达善的四川学者写的墓碣铭中，有这样一句话：“学徒自远而至者日富，教声洋溢乎中州。”吴澄：《吴文正集》卷七三《故文林郎东平路儒学教授张君墓碣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708页。学者转徙踏破时空，道学传播从而实现，于是，就有了“教声洋溢乎中州”的景象。蜀道通天下，道学传南北，魏了翁具有发轫之功。
由宋入元的家铉翁在一首题为《伯成尝受学于河朔前辈鹤鸣翁，其学亦宗濂洛，赠以诗，勉其自拔于流俗》的诗中这样写道：“南方共宗鹤山老，北方亦有鹤鸣翁。鹤山道脉接濂洛，鹤鸣之派应与鹤山同。”家铉翁：《则堂集》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9册，第351页。“鹤山”为魏了翁，“鹤鸣”则指由金入元的北方大儒李俊民，元人郝经就在《明道伊川两先生祠堂记》中写道：“泰和中，鹤鸣先生俊民得先生之传。”郝经：《陵川集》卷二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2册，第301页。《宋元学案》卷十四《明道學案》下《明道续传》也立有“庄靖李鹤鸣先生俊民”的传记，将其归为程学一脉。读家铉翁的诗，从“南方共宗鹤山老”一句可以看到，魏了翁俨然已成为南方道学的座主，人所共宗。“北方亦有鹤鸣翁”是讲李俊民在北方中原的影响。“鹤山道脉接濂洛”是说魏了翁的道学传承。“鹤鸣之派应与鹤山同”一句，则通过“濂洛”这一道学主流的接点，将一南一北的魏了翁与李俊民联系了起来。固然，家铉翁的诗是写给一个受学于鹤鸣先生李俊民的学者“伯成”，然以“鹤山”相提并论，不仅反映了魏了翁的巨大影响，还折射出通过鹤山与鹤鸣等传承光大的程朱理学的南北合流。 结 语
进入北宋，儒学高扬起理学的旗帜，成为新兴的士大夫政治的理论基础。通过概念错位，先秦儒家中的“民贵君轻”的因素作为对抗君权的思想资源被放大，《孟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同時紧张的民族关系，又让《春秋》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中期以后的政治改革，便以经典重释作为依据，对于儒学传承的道统也开始逐渐明晰。然而，理学的兴起还是在经学的话语脉络之下，体现的是对唐代以来儒学的扬弃，其体用还主要着眼于政治。因此，北宋的理学可以纳入唐宋变革论的框架下加以解释。
历史拐进南宋，政治、经济重心在江南重归于一。亡国之痛纠缠着既有的理学流派，政治上的人事纠葛又让理学屡受打压。学术形而上，社会形而下。潜行于民间的理学，在南宋这种特殊的背景之下，顺应社会转型，逐渐开始走向民间，由原来的致君行道逐渐转向移风易俗的教化路线。理学悄然以道学的面目出现就反映了这样的倾向。而朱熹等人发掘简明易晓的《四书》，推行家礼等言行，也包含有这样的意图。走向民间，道学的影响开始增大，渗透到各地。
主要由于政治因素，道学在“庆元党禁”之际遭受空前的压制。党禁未开，道学开山朱熹便含恨而没。宋金和战对峙，蜀地则相对安宁。安定的生活使一大批蜀地的学者成长起来。自幼接受义理之学的魏了翁私淑朱熹，并不固守朱熹，在注重内心方面还有所发展。魏了翁存留到今天的著述，甚至比朱熹还多。同时魏了翁也秉承了朱熹以来注重民间的道学传统。这从几次赞扬李肩吾为人书写《乡党》《内则》便可见一斑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题李肩吾为许成大书乡党内则》《题李肩吾所书乡党》。此外，南宋承续传统，社会祠庙活动空前活跃，佛教、道教、民间信仰以及被纳入国家祭祀的儒学交互其间。魏了翁对此做出宽容姿态的同时，力图以《礼记》等儒学规范来加以引导，化淫祠为正祭可参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八《成都灵应观赐额记》、卷九八《祈雨》、卷九九《祈雨》等文。由庙堂到民间，道学的取向则可以纳入宋元变革论的理论框架解释参见王瑞来：《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史学集刊》2015年第4期。
作为新一代道学家，承学传道的重任历史地落到魏了翁的肩上。在蜀地多年讲学为政之后，伴随着影响的扩大与地位的升高，加之弟子的增多，以魏了翁为首的蜀学开始走向各地，受到普遍的注重。特别是魏了翁疾呼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立谥的实现，确立了道学此后几百年间独尊的正统地位，儒学从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弘扬。这一行为，也确立了魏了翁在道统上承前启后的领袖地位。
此后，南宋后期的战乱与宋元交替等社会变动，又使魏了翁的弟子等大批蜀地学者星散四方，客观的外力所带来的人的流徙让蜀学辐射各地，扩大了儒学的传播，最终藉元代的统一之势，达成道学的南北统一。从上述诸多的视点观察，我们可以这样评价：魏了翁是继朱熹之后道学发展史上的巨人，是儒学星空中的一等星。魏了翁生前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请谥成功，还未能让这四位儒学先贤进入孔庙，六百年后，魏了翁则被堂堂请入圣殿，配享圣人。对确立道学正统地位作出贡献的魏了翁，得到了来自官方正统的最高褒奖《清史稿》卷八四《礼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533页。不过，相对于将近三百年前的这种政府行为，今天的学界实在更应当对魏了翁在理学乃至儒学发展史上的学术地位，作出相应的评价。
【附记：谨以此文深切怀念三次担任拙文责编、英年早逝的范学辉教授。】
[责任编辑 范学辉 孙 齐]
关键词：魏了翁;道学;蜀学;朱熹;南宋
DOI：10.16346/j.cnki.37 1101/c.2020.03.08
绪 说
李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难》，人们耳熟能详。不过，李白笔下的蜀道是形而下的实指的崎岖之路。我在这里讲的蜀道则是形而上的思想之路，是指发端于蜀的理学①。藉元代统一之势，道学也南北合流，一统天下。由于宋末战乱等因素所致，蜀地学者纷纷出川，以江浙为主，星散四方，特殊时代背景之下的蜀学东渐，为道学的普及，在客观上起到重要作用。就像楚文化弥漫于汉代一样，南北统一的道学，带有深深的蜀学基因。“蜀道通天下”，此之谓也。
南宋道学大盛，一个表面现象是受到“庆元党禁”的刺激而出现的强烈反弹。自然，这只能是比较直接的因素，但也仅仅是诸多因素之一。理学在南宋，特别是在第二代皇帝孝宗朝以来，长时期“润物细无声”的浸透式发展，到“庆元党禁”之前，已经大到足以影响政治的程度，所以才会有“庆元党禁”的发生，所以才会有“庆元党禁”之后的骤然勃兴。从此，以朱熹为宗主，道学定于一尊，成为此后南宋的主流精神，成为弱势朝廷的道德支撑。再后来，不是“厓山之后无中国”，而是不分胡汉，贯穿元明清，程朱理学一统天下。
朱熹承续道统，弘扬理学，以系统的学说建构了学术体系，为道学的張大奠定了坚实而宏大的基础。俯瞰道学发展史，朱熹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一环，没有之二。当“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朱熹名声大振，俨然成为道学宗主偶像之后，一切唯朱子学说马首是瞻。在这种局面之下，道学的发展之道又在何方？我们站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回首反观，在朱熹建构的基础之上，道学无疑不断有所发展。对于在此后六、七百年间成为汉字文化圈主流意识的道学，如果我们仔细寻绎学术史传承脉络的话，就会发现，继踵张大道学的朱熹之后，魏了翁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四川出身，又长期在四川为官的魏了翁，既是蜀学灿烂的夕阳，又是儒学新一轮朝日。设学授业，表彰道学，除了直传或私淑弟子之外，蜀地学者间接接受影响者亦颇多。叙述蜀学乃至道学的发展史，如果无视魏了翁这一显著的坐标，则会造成大面积的空白，甚至无法完成。有鉴于此，笔者试以魏了翁为主要线索，俯瞰蜀学最后的辉煌及其光被四表的深远影响，为鹤山建一新学案。关于魏了翁的生平与学术，学界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胡昭曦、蔡方鹿等先生均有精到的论述胡昭曦先生的代表性著述有《宋代蜀学论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蔡方鹿先生的代表性著述有《魏了翁评传》（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然虑及自本文角度之阐述尚有阙如，故不揣浅陋，条述如下。
一、理学西出：“蜀人尽知义理之学”
出身于邛州蒲江的魏了翁（11781237），自幼心气很高，才华出众，《宋史》本传记载：“年数岁，从诸兄入学，俨如成人。少长，英悟绝出，日诵千余言，过目不再览，乡里称为神童。年十五，著《韩愈论》，抑扬顿挫，有作者风。”《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965页。魏了翁也曾颇为自得地讲述：“予少之时，志于博识。自书契以来数千百载，往往贯穿淹该，引笔书纸，或为人称诵。然不必尽协古人矩矱也。”不过，魏了翁的自负，后来受到一些打击。他接着讲道，十七岁那年“从乡先生章公游，先生必迪以义理，语辄心解，似不以凡儿畜之。予益慊然自愧”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二《雒县丞章公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下引皆用此本。“慊然自愧”是由于在先生展示的新天地之下的反省。不过，我们从《宋史》本传记载魏了翁为承续儒学道统的韩愈写评述，从魏了翁自述被“迪以义理”，均足以体味到，早在“庆元党禁”之前，道学的沁润业已深入到了偏远的蜀地。
蜀地虽偏远，但与中原和东南相比，较少战乱，相对生活安定，并且蜀地也有很悠久的文化传统。作为四川人的魏了翁就如此描述过：“蜀之学者，自先汉之初，已能方驾齐鲁，故史谓巴蜀好文雅。”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六《夔州重建州学记》。
追溯宋代蜀学，濂溪二程被认为是早期源流。这一学统，可以从出身于蜀地普州的陈抟算起。陈抟传种放，种放传穆修，穆修传周敦颐。周敦颐于北宋嘉祐间签判合州，“先生在合，士之从之者众矣”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周敦颐撰，梁绍辉等点校：《周敦颐集》，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第290页。周敦颐传学二程，其中程颐编管涪州期间，传学谯定。跟这一学统有关，传于四川的，还有张咏、陈尧佐、邵伯温之学。
到了“学统四起”的北宋中期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首《宋元儒学案序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页。，蜀学则大分为二，即范学与苏学。范学盛于出身于华阳之范祖禹，接受二程影响较多。以三苏父子为主的苏学盛于元祐之际，受党争波及，北宋末期被禁，南宋复兴，渐转于文。此后，承袭前人，蜀学大致有三：谯定的涪陵之学、李焘的丹棱之学以及李石的资中之学。后来谯定所主之程学影响扩大，自南宋孝宗朝始，形成独盛局面，并且出蜀入东南。原籍绵竹的张浚、张栻父子以及朱熹、吕祖谦都接受有传承影响。其中，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的张栻，受教于二程门人胡宏，成为学者尊仰之“宗师”陈亮撰，邓广铭点校：《陈亮集》卷二一《与张定叟书》，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21页。，弟子众多，影响广泛，而魏了翁则为私淑参见胡昭曦：《宋代蜀学刍论》，《宋代蜀学论集》，第232页。 关于濂溪二程在四川的影响，魏了翁也多有記述。《跋遂宁傅氏所藏濓溪伊川真迹》云：“蜀虽僻左，而先正大儒如濓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皆尝不鄙而幸临之。今其遗墨多在蜀，而了翁偶获窥见者，如濓溪先生帖、伊川先生手刺，则遂宁傅氏各藏其一，而濮阳度周卿所藏程刺，亦得之傅氏也。……三先生始在蜀时，所闻未彰，而蜀人从之者已众矣。诵其诗，读其书，且犹以未足也，得其只辞断册犹宝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跋遂宁傅氏所藏濓溪伊川真迹》。魏了翁还概括写道：“周子尝仕合阳，传谓蜀之贤人，君子皆喜称之。二程先生则尝仕大中，公游于广汉、成都，最后伊川久居涪，著录甚众。今其遗风余泽，犹被诸人。……既祠三先生，又刻其遗书于学。蜀自昔号多士，学于京师者，至此比齐鲁。”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八《成都府府学三先生祠堂记》。
至于自幼所接受的理学熏陶，魏了翁也有自述：“余为儿童时，犹及从长老授伊川《易传》及《河南遗书》，又及见学者多传写二程先生语录。”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二《简州四先生祠堂记》。入宋以后，靖康之变以及此后多次的宋金战争，又使不少学者避居于蜀，更加促进了四川的文化兴盛。魏了翁在文章中讲述过南宋以来四川的文化背景：“蜀自中兴以来，生聚教训，既百有余年，儒风丕振。应书之士岁滋月益，而诸郡校士，非学宫则佛舍也。其特为之宫者，远则六十年，近止三五岁耳。”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四《普州贡院记》。这就是魏了翁生长并接受熏陶教育的环境。在“庆元党禁”尚盛的庆元五年（1199）之时，“登进士第，时方讳言道学，了翁策及之”，《宋史》本传的这一记载，不仅讲述了魏了翁的道德勇气，同时也折射了道学对22岁的魏了翁所产生的影响。由于“策及”道学，本来是殿试第一的魏了翁被改成第三。对此，魏了翁有诗自述：“天子龙飞春，了翁对轩陛。柄臣方擅朝，党论如鼎沸。轧轧不能休，一挥三千字。植洽贵和平，用人戒偏陂。天子擢第一，期以风有位。寻置之三人，仍诏恩礼视。”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送二兄三兄赴廷对》。
在党禁后期进士及第的魏了翁，后来乘弛禁之东风，借回川为官之便，带回大量朱熹的著作。“某之生也后，不及从游于朱文公先生之门，而获交其高弟，尽得其书，以诒同志，凡今蜀本所传是也”，魏了翁后来如此夫子自道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五《朱文公五书问答序》。对于具体过程，魏了翁也有回顾：“开禧中，余始识辅汉卿（辅广）于都城。汉卿从朱文公最久，尽得公平生语言文字。每过余，相与孰复诵味，辄移晷弗去。余既补外，汉卿悉举以相畀。嘉定元年，余留成都，度周卿（度正）请刻本以幸后学。”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朱文公语类序》。由此可知，魏了翁是较早将朱熹的著作带到四川并加以刊刻传播的人之一。这对程朱理学在四川的传播自然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魏了翁虽然仅为朱熹的私淑弟子，但因缘际会，颇得直承。我这样断言是有根据的。在《朱氏语孟集注序》中，魏了翁写道：“王师北伐之岁，余请郡以归。辅汉卿广以《语》《孟》集注为赠，曰：‘此先生晚年所授也，今拜而授之。’较以闽浙间书肆所刊，则十已易其二三。赵忠定公帅蜀日，成都所刊，则十易六七矣。”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朱氏语孟集注序》。由这一记载可知，至少是朱熹的《语》《孟》集注，魏了翁得到了最为接近原貌的版本。
而立之年过后，魏了翁在为父守丧期间，在家乡筑室白鹤山下，创立鹤山书院据清人缪荃孙《魏文靖公年谱》（吴洪泽等主编：《宋人年谱丛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504页），魏了翁为父守丧之时创建鹤山书院在嘉定二年（1209），是年，魏了翁32岁。，“以所闻于辅广、李燔者开门授徒”《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传》，第12966页。在书院落成当年的秋试，“士自首选而下获隽八人，院几空焉，人传为美谈”缪荃孙：《魏文靖公年谱》，第7504页。“获隽八人”，当是指其书院获解参加类省试者八人。类似今天高考升学率一样引人瞩目。对此，魏了翁自述略有不同：“嘉定三年春，诏郡国聘士。卭之预宾贡者比屋相望，未有讲肄之所。会鹤山书院落成，乃授之馆。其秋试于有司，士自首选而下，拔十而得八，书室俄空焉，人竞传为美谈”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一《书鹤山书院始末》。观此，似非八人实数，而是十分之八获选。无论具体情况如何，总之这让鹤山书院名声大振。肯定与这一事实有关，从此“负笈而至者襁属不绝，乃增广前后各为一堂”，“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一《书鹤山书院始末》;《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传》，第12966页。
数年之后，魏了翁又因丁生母忧守丧，再次回到鹤山书院执教讲学。他长期在四川嘉定府、汉州、眉州、潼川府、遂宁府、泸州等地任官的同时，也在传播义理之学。在晚年第二次知泸州期间，又创办了鹤山书院李贤：《明一统志》卷七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15216页。前后将近十年的讲学，魏了翁的门下与门外，聚集了相当多的直承子弟和私淑弟子，为蜀学兴盛和道学传播蓄积了人的资源。因此，远在几百年后俯瞰宋代，对魏了翁光大蜀学的贡献，清人也同《宋史》类似，如是评价说：“历魏晋唐宋二千余载，而蜀人咸知义理之学，自鹤山先生始。”张之厚：《蒲江县志》卷三《艺文志鹤山先生文集序》，日本东洋文库藏清光绪四年刊本。
二、间世真儒：“求之六经反之吾心”
魏了翁很服膺朱熹，在《朱文公年谱序》中讲道：“韩子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谓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将朱熹直接排在亚圣孟子之后，可见朱熹在魏了翁心目中的地位。在这篇文章中，魏了翁还说：“予生也后，虽不及事先生，而与公晦（李方子）及辅汉卿广昔者尝共学焉。”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朱文公年谱序》。在另一篇文章中，魏了翁也反复讲道：“某之生也后，不及从游于朱文公先生之门，而获交其高弟，尽得其书，以诒同志。凡今蜀本所传是也。”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五《朱文公五书问答序》。由此可见，魏了翁自认是朱熹的私淑弟子。 然而，魏了翁尽管十分服膺朱子，但并不迷信朱子。他不想让道学在朱熹这里止步凝固化，而是力图有所发展。对有人说“只须祖述朱文公”，魏了翁很不以为然，回答说：“又见得向来多看先儒解说，不如一一从圣经看来，盖不到地头亲自涉历一番，终是见得不真。”对于朱子学说，他进一步说道：“朱文公诸书，读之久矣，正缘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得活精神也。”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六《答周监酒》。不想在卖花担上看桃红李白，而是直接到树下去看生机盎然的鲜花。魏了翁的意思是说，对于儒学经典，较之后人第二手乃至第无数手的解说，不如直接研读儒学原典。
在道学大盛之后，程朱等大家的语录很流行。关于语录存在的问题，朱熹曾经跟弟子讨论过：“或问尹和靖言看语录，伊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语如何？曰：伊川在，便不必看。伊川不在了，如何不看？只是门人所编，各随所见浅深，却要自家分别它是非。前辈有言不必观语录，只看《易传》等书自好。天下亦无恁地道理，如此则只当读六经，不当看《论》《孟》矣。天下事无高无下，无小无大，若切己下工夫，件件是自家底。若不下工夫，择书来看亦无益。”朱熹又讲道：“语录是杂载。只如闲说一件话，偶然引上经史上，便把来编了，明日人又随上面去看。直是有学力，方能分晓。”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九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479页。朱熹对语录存在的问题看得很清楚。不过，他还是主张不废语录。其实，在朱熹看来，《论语》《孟子》就像是六经的语录，所以他主张带有辨别力的阅读。
也许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具有辨别力，所以魏了翁的主张就跟朱熹有些不同。尽管他甚至都为《朱子语类》写过序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朱文公语类序》。，也还是针砭只读语录不读原典的现象说：“近时讲性理者，几于舍六经而观语录，甚者将程朱语录而编之若策。括策套此，其于吾身心不知果何益乎？”魏了翁的认识是从他自己的思考中得出的。他说：“向来多看先儒解说。近思之，不如一一自圣经看来。盖不到地头亲自涉历一番，终是见得不真。又非一一精体实践，则徒为谈辨文采之资耳。”所以他得出结论：“学者不求之周、程、张、朱固不可，徒求之周、程、张、朱而不本之六经，是舍祢而宗兄也。”王申子：《大易缉说》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4册，第69页。
“将程朱语录而编之若策。括策套此，其于吾身心不知果何益乎”，在朱熹稍后，魏了翁这样批评只读语录不读原典的话，将近上百年后还在刘埙那里有着遥远的呼应：“士大夫皆宗其说，片言只字，苟合时好，则可以掇科取士”刘埙：《隐居通议》卷一《朱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6册，第24页。由此也可见魏了翁的卓识洞见。
主张不拘泥于当时流行的周程张朱等权威学说，魏了翁其实是有着更大的学术抱负，他说：“要做穷理格物工夫，须将三代以前规模在胸次。若只在汉晋诸儒脚迹下盘旋，终不济事。”就是说，魏了翁不仅要不拘周程张朱，而且还要超迈汉晋注疏。如何做到呢？他认为“须从诸经字字看过，思所以自得，不可只从前贤言语上做工夫”。对原典“诸经字字看过”的目的又是什么？仅仅就是前面引述的魏了翁所言“做穷理格物工夫”吗？细看魏了翁的言论，似乎并不仅仅停留在这一境界上，他还应该有更高的追求。他说：“不求之六经固不可，徒求之六经而不反之吾心，是买椟而弃珠也。”只读六经还不够，这只是“买椟”，如果不“反之吾心”，那还是未得六经精髓，无异于“弃珠”。联系到魏了翁针砭只读语录不读原典时说的“其于吾身心不知果何益乎”，可知通过读六经原典，重要的是要能够返心悟道，从而达成精神升华。因此可以说，在朱熹之后的魏了翁，其学术特征不仅是宗仰朱熹，更是主张推原本心。这与陆九渊的学说已有几分接近。从魏了翁“朱陆合流”的学术倾向看，更往远讲，对明代王阳明的心学亦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本段引文均出元人王申子《大易缉说》卷二。
发展必然伴随着扬弃。“兼有永嘉经制之粹，而去其驳”黄宗羲原撰，全视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八○《鹤山学案序号》，第2650页。融合众说，让魏了翁成为道学发展史上南宋的殿军、后世的开山。理学本身的兼容精神，也是促成理学普及的因素之一。在当时，“南方共宗鹤山老”家铉翁：《则堂集》卷五《伯成尝受学于河朔前辈鹤鸣翁其学亦宗濂洛赠以诗勉其自拔于流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9册，第351页。，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仅由于魏了翁有众多的门生弟子揄扬，也不仅仅由于魏了翁曾据有比朱熹更高的政治地位，还由于他身体力行，直追原典，撰写了大量理学著作。留传至今的，除了长达一百一十卷的《鹤山先生大全集》文集之外，尚有《周易要义》十卷、《尚书要义》十七卷序说一卷、《仪礼要义》五十卷、《春秋左传要义》三十一卷、《经外杂钞》二卷、《古今考》一卷、《正朔考》一卷、《读书杂钞》二卷、《鹤山笔录》一卷等魏了翁著作，上述均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其中名“要义”者，总名为《九经要义》，凡263卷，《四库全书》分别著录，且不完整。从数量甚夥的研究著作可见，主张推原本心的魏了翁并不仅仅是近乎参禅的“六经注我”，而是身體力行，做了大量的“我注六经”的实践。
同样阐发义理之学的朱熹，与陆九渊有很大的不同。关于朱陆异同，元人刘埙有一段很准确的归纳。他说，朱熹主张下学上达，学由渐进，从基础做起，像登山一样，从山麓慢慢到达山顶。所以朱熹写了很多著作，来教导后学。对此，陆九渊则不以为然，认为朱熹过于支离破碎，写下鹅湖之诗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主张“见性明心，不涉笺注训诂，而直超于高明光大”。简单地归纳，就是“六经注我”。朱熹对陆九渊这样的主张也不以为然，认为“江西之学近于禅”。朱熹死后，“其徒大盛，其学大明。士大夫皆宗其说，片言只字，苟合时好，则可以掇科取士，而象山之学反郁而不彰”。不过，刘埙借他人之口，认为陆九渊的学问更好一些：“当是时虽好尚一致，而英伟魁特之士未尝不私相语曰，时好虽若此，要之陆学终非朱所及也。”对朱陆异同，刘埙归结到二人的个性不同：“盖二先生之学不同，亦由其资禀之异。晦庵则宏毅笃实，象山则颖悟超卓。”本段引文见刘埙：《隐居通议》卷一《朱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6册，第24页。这样的归纳虽有一定道理，但似乎还是未中肯綮。 其实，朱陆的主张是针对不同学习对象而言。清人陆世仪一语中的指出：“陆象山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虽明理尽性之人无贵多言，然先知不觉后知，则愚不肖之人何所取法？”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4册，第52页。就是说，朱熹的主张是针对资质平平的普通人而言，陆九渊则是面向悟性很高的聪明人而发。不过，我们纵观世间，多数人智力差距并不大，绝顶聪明和愚笨至极的人很少。因此，魏了翁主张阅读六经原典而“反之吾心”的做法，刚好走的就是糅合朱陆的中间路线。既不阳春白雪，也非下里巴人，所以能够为学者所共宗。
此外，朱陆之争还体现在对思与学的认识。朱熹重学，陆九渊重思。其实思与学二者不可割裂。正如孔子所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魏了翁主张阅读六经原典而“反之吾心”，则正是将朱陆结合，学思并重，由学至思，从而达到精神升华。
“反之吾心”并不仅仅是魏了翁在道学思想上与陆九渊形成的遥呼暗合，认真追寻起来，从学术渊源的历史脉络上，其实还能够考察出魏了翁间接接受陆九渊学问的痕迹。其生也晚的魏了翁，既没有机会见过朱熹，也无缘见过陆九渊。不过，他和陆九渊的儿子陆持之则是好友，两人年轻时在朝为同僚，“一见如旧交”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三《陆伯微持之墓志铭》。陆持之去世后，魏了翁还亲撰有《陆伯微持之墓志铭》。据墓志铭所述，陆持之自幼从父问学，秉承家学，后又开学堂，“即所居讲授生徒”，受邀执教豫章东湖书院，“著书有《易提纲》《诸经杂说》”。同样长于《易》学的魏了翁，也写过《九经要义》，二人的学术路径颇为接近。因此，有形无形之中，通过陆持之这样的媒介，魏了翁接受了陆九渊学说的影响也是极为自然之事。
为什么魏了翁主张要“求之六经”“反之吾心”？着重点就在一个“心”字上。魏了翁祖述前人说法，认为“心者人之太极，而人心又为天地之太极”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六《乙酉上殿札子论人主之心义理所安是之谓天》。这句话是魏了翁对皇帝讲的，但其源头是南宋前期的学者张行成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一引述“心者人之太极，而人心已又为天地之太极”一语时，记出处为“张氏衍义”，当即张行成《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不过此书已亡佚，《四库全书》收录有《永乐大典》辑本九卷，但无此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八绍兴九年五月癸卯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416页）载“左迪功郎张行成献《刍荛书》二十篇”，可见其时张行成入官未久。同为四川人张行成，其著作无疑也影响了魏了翁。因此说，魏了翁的认识向心学倾斜不能仅仅归于接受陆九渊的影响，当是综合影响加上自身的感悟。
从朱陆异同反观魏了翁的主张，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魏了翁对道学的发展。当時已经“南方共宗鹤山老”，后世更应重了翁。可惜迄今为止学界对魏了翁的学术成就及其在道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研究得还很不够。魏了翁的同时人曾有过这样的评价：“间世真儒，斯民先觉。以学问渊源之邃，为黼黻河汉之文。”许应龙：《东涧集》卷六《魏了翁知绍兴府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6册，第414页。魏了翁之所以能够光大理学，卓然挺立，承前启后，追原学术上的重要原因，便是无所迷信而有所进，反求诸心而有所得。
三、蜀学东渐：道学成为“正学之宗”
“公之有功道学，又非独蜀人士之沾丐已也。”张之厚：《鹤山先生文集序》，乾隆《蒲江县志》卷三《艺文志》，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205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237页。后代人看得很清楚，魏了翁尽管长期在蜀讲学为官，光大的却不仅仅是蜀学，对道学的道统建设和地位提升具有全局性的贡献。
道学由微到显，其间所经历的种种曲折，绝不亚于汉代的今古文之争。南宋建立之初，身怀亡国之痛的宋高宗和士大夫们，贬抑王安石新学，崇尚程学。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大环境做出的一种姿态。高宗在绍兴元年（1131）下诏赠程颐直龙图阁制词中这样说道：“朕惟周衰，圣人之道不得其传。世之学者违道以趋利，舍己以为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者，孰从而听之？间有老师大儒，不事章句，不习训传，自得于正心诚意之妙，则曲学阿世者，又从而排陷之，卒使流离颠仆，其祸贼于斯文甚矣。尔颐潜心大业，无待而兴者也。方退居洛阳，子弟从之，孝弟忠信。及进侍帷幄，拂心逆旨，务引君以当道。由其内以察其外，以所已为而逆所未为，则高明自得之学，可信不疑。”然而，紧接着又说：“而浮伪之徒，自知其学问文采不足表见于世，乃窃其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实奔兢。外示朴鲁，中实奸猾。外示严正，中实回僻。遂使天下闻其风而疾之，是不幸焉尔。”这番话反映了载笔者和高宗对程学门人的不满。最后，制词总括说：“朕锡以赞书，宠以延阁，所以振耀褒显之者，以明上所与，在此不在彼也。尚其明灵，知享此哉。”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六，绍兴元年八月戊子条，第980页。这等于说，肯定的只是程颐一个人的学问，而并不赞赏程门的追随者。皇帝的这一表态就为后来打击道学埋下了伏笔。
果然，绍兴六年（1136），左司谏陈公辅公然上疏，请禁程氏之学。他说：“在朝廷之臣不能上体圣明，又复辄以私意，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学，相率而从之。是以趋时竞进、饰诈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轲传颐。颐死无传焉。狂言怪语，淫说鄙喻，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视阔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师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则为贤士大夫，舍此皆非也。臣谓使颐尚在，能了国家事乎？取颐之学，令学者师焉，非独营私植党，复有党同之弊，如蔡京之绍述，且将见浅俗僻陋之习，终至惑乱天下后世矣。且圣人之道，凡所以垂训万世，无非《中庸》，非有甚高难行之说，非有离世异俗之行，在学者允蹈之而已。伏望圣慈特加睿断，察群臣中有为此学，相师成风，鼔扇士类者，皆屏绝之。”对此，高宗下诏说：“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览臣僚所奏，深用怃然。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绍兴六年十二月己未条，第20192020页。 陈公辅禁程氏学之上奏，固然有贬抑程门弟子尹焞的直接用意，但与高宗对当时士人“窃其名以自售”的不满形成合流，从而得到认可，对南宋初期的理学造成了大范围的打击。尽管陈氏上奏与高宗诏书遭到了诸如胡安国等理学官僚的反弹，但毕竟难以改变道学初禁的形势。
孝宗受禅即位，道学依然受到冷落。这里面固然有以孝为先的孝宗秉承高宗意志的成分，更有一部分反道学势力所形成的压力。在高宗朝，秦桧独裁，为了打击政敌，培植言官势力，形成了台谏言重的政治传统。淳熙五年（1178），侍御史谢廓然承继南宋以来王安石亡国论的余绪，占领政治制高点，把原本在理学取向上不尽相同的程颐与王安石绑在一起，要求禁止科举以这些学说取士。谢廓然的提议也被孝宗所采纳《宋史全文》卷二六，淳熙五年三月载：“侍御史谢廓然言，近来掌文衡者，主王氏之说，则专尚穿凿。主程氏之说，则务为虚诞。夫虚诞之说行，则日入于险怪。穿凿之说兴，则日趋于破碎。今省闱引试，乞诏有司公心考校，毋得狥私，专尚程、王之末习。从之。”（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二六，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114页）。
淳熙十年（1183），监察御史陈贾更是直接要求禁止道学：“近日缙绅有所谓道学者，大率假其名以济其伪，望明诏中外，痛革此习。”对于兴起的道学，朝廷主政者中也有一股强烈的反对势力，让孝宗比较认可。当时作为浙东提点刑狱的朱熹弹劾知台州唐仲友，发生纠纷，从而招致作为唐仲友亲戚的宰相王淮的不满。他任用太学丞陈贾为监察御史，对道学进行了全面攻击。后来孝宗迫于道学声势渐大的舆论压力，召用朱熹到朝廷任官，却再次遭到与朱熹学术观点不合的林栗的攻击。孝宗后期与短暂的光宗朝，是道学的支持与反对势力的相持时期参见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六《道学兴废》，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37138页。
宁宗受禅即位，太子期间由于较多接受道学的教育，因此对朱熹比较仰慕。在宰相赵汝愚的推荐下，朱熹被召至朝廷担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于成为了皇帝的老师与顾问。不过，不久在与赵汝愚的矛盾斗争中占了上风的韩侂胄，怀恨原本为赵汝愚所推荐的朱熹影射其专权，让优伶在宁宗面前装扮成峨冠阔的大儒演戏，乘机攻击朱熹“迂阔不可用”《宋史》卷四七四《韩侂胄传》，第13772页。，用皇帝内批的方式罢免了朱熹经筵官，外放到地方。由于道学本身并无贬义，韩侂胄便把道学称之为伪学，以此来打击政治上与其立场不同的官员。道学的境况愈加严峻，犹如北宋的元祐党籍，庆元三年（1197）置伪学之籍，党禁全面形成。道学遭遇到严寒的冬季刘时举撰，王瑞来点校：《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一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75页。
从嘉泰弛禁到开禧政变道学弛禁在嘉泰二年（1202），韩侂胄被诛在开禧三年（1207），见《续宋编年中兴资治通鉴》卷一三，第291、317页。，伴随着政治形势的逆转，道学也逐渐迎来了春天。先是嘉定四年（1211），四川出身的著作郎李道传上疏要求对十数年的党禁拨乱反正，正视南宋初年以来的呼声，让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道学一脉的先哲从祀孔子之庙《宋史》卷四三六《李道传传》，第12946页。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嘉定九年（1216），时任潼川府路提点刑狱的魏了翁毅然上书宁宗，为周敦颐、程颢、程颐请求谥号。魏了翁的上疏从周敦颐曾担任四川合州签书判官的政绩切入，讲到“自周衰孔孟氏没，更秦汉魏晋隋唐，学者无所宗主”，是“颐独奋乎百世之下，乃始探造化之至赜，建图著书，阐发幽秘，而示人以日用常行之要，使诵其遗文者，始得以晓然于洙泗之正传。而知世之所谓学者，非滞于俗师，则沦于异端，有不足学者矣。又有河南程颢、程颐亲得其传，其学益以大振”。对于这三位道学先哲的意义，魏了翁指出：“虽三人于时皆不及大用，而其嗣往圣，开来哲，发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绝学独盛于本朝，而超岀乎百代，功用所系，治理所关，诚为不小。”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五《奏乞为周濂溪賜谥》。
魏了翁的请求被“诏下太常定议”，一时还没有结果，于是在第二年，魏了翁再次为三位理学先贤请谥，并且还加上了张载陈邦瞻编：《宋史纪事本末》卷八○《道学崇诎》，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79页。不光向皇帝上书，还上书到尚书省，希望通过动员宰相等政府首脑的力量达到目的。元代虞集说魏了翁“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张四君子易名为请”，目的是“尊其统而接其传”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七《鹤山书院记》，《四部丛刊初编》本。魏了翁的多次请求，加之舆论的支持，在诸多合力的作用之下，终于在几年后朝廷以皇帝的名义下诏，本来按谥法规定无资格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先后得谥。“上疏乞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锡爵定谥，示学者趣向。朝论韪之，如其请。”《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传》，第12966页。对这一过程，魏了翁也有自述：“嘉定九年，某奉使东川，为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请所以易其名者，诏下如章。”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三《道州宁远县新建濂溪周元公祠堂记》。谥号过去一般是皇帝赐给刚刚过世不久的文武高官或闻人达士的荣誉性的称号，重在对死人的褒扬，自然也有政治教化宣传等现实意义。不过，对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道学宗祖一级人物的赐谥，意义非同一般，更为深远。
从“庆元党禁”逐渐驰禁，到随后政治局势丕变而党禁消失，道学的讲学与传播走向公开和盛行。不过，一直是处于地方甚至是在民间层面上的风涌云动，道学尚未取得朝廷所给予的政治上的高度认可。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得谥，意味着获得了最高政治承认，使道学从江湖走进庙堂，成为官方的正统哲学。道学一统天下的步履正是始于此际。本来如果没有“庆元党禁”，道学地位提升的进展要快得多。南宋孝宗朝时王称的纪传体北宋史书《东都事略》已经为周敦颐立传，这样的立传又为此后编纂的宋朝国史因袭粟品孝：《关于〈东都事略·儒学传〉的评价问题》，《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120122页。然而，党禁的发生让声望日隆的道学受到很大的打击。因此，历史注定需要魏了翁来完成把道学竖立在庙堂的使命。如果没有魏了翁做这件事，肯定不会多久也会有人站出来呼吁。不过，毕竟还是在魏了翁的不懈争取下成功的对于道学在南宋的发展脉络，学界通常注重《宋元学案》的叙述，其实早于《宋元学案》，明人冯琦原编、陈邦瞻增辑的《宋史纪事本末》在卷八○《道学崇诎》一章已有完整的归纳。以上叙述的经纬与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出此章。 回顾道学的发展史，充满坎坷曲折，魏了翁做出的是里程碑式的重要贡献。其意义不仅是对道学，对儒学再度成为显学，魏了翁是最后一个撬动杠杆的人。儒学在宋代由理学到道学，由溪水汇成洪流，由晦而彰，终于像汉代五经那样，定于一尊，成为“正学之宗”，迄止于近代，不可动摇。
四、道学光大：“教声洋溢乎中州”
在宋代，道学的传承与发展主要是通过士大夫来实现的。士大夫官僚又总与政治摆脱不了干系。因此在韩侂胄专权时期，政治纠葛导致庆元党禁的发生。在道学为官方认可之后，史弥远专权的背景之下，济王案的发生，又使包括魏了翁在内的道学家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为史弥远迫害致死的济王翻案鸣不平，魏了翁被贬官湖南靖州。
关于魏了翁的贬官，元人陈桱《通鉴续编》归纳各种史籍记载道：“起居郎魏了翁知不为史弥远所容，以疾求去。弥远犹畏公议，外示优礼，改权工部侍郎。了翁力请外，乃出知常德府。越二日，谏议大夫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盗名、朋邪谤国，德秀奏札诋诬。诏了翁落职夺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焕章阁待制罢祠。李知孝上书乞追削流窜德秀，以正典刑。梁成大亦奏了翁已从追窜，人犹以为罪大罚轻，德秀狂僭悖谬，不减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贬窜一等施行。弥远劝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为已甚。遂止镌两秩罢祠。成大贻书所亲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伪君子，此举大快公论。识者笑之。”陈桱：《通鉴续编》卷二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32册，第889页。
南宋的台谏大多沦为权臣的鹰犬。攻击魏了翁的台谏又祭起了过去诬道学为伪学的旗帜，借姓氏的諧音，自鸣得意地称魏了翁为“伪君子”，又称真德秀为“真小人”佚名撰，王瑞来笺证：《宋季三朝政要》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7页。不过这样的称呼也在客观上促成了真、魏并名。在《宋元学案》卷首，清人全祖望这样评价魏了翁的学说：“嘉定而后，私淑朱、张之学者，曰鹤山魏文靖公。兼有永嘉经制之粹，而去其驳。世之称之者以并之西山，有如温公、蜀公，不敢轩轾。梨洲则曰：‘鹤山之卓荦，非西山之依门傍户所能及。’予以为知言。”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一，第15页。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并且也符合事实。魏了翁与真德秀二人同年登第，并称“真魏”。
不过，清人黄宗羲则不大首肯“真魏”并称。在学术成就上，黄宗羲认为魏了翁更好一些。清人黄百家在《宋元学案》的《西山真氏学案》也识以按语云：“从来西山、鹤山并称，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独举也。鹤山之志西山，亦以司马文正、范忠文之生同志、死同传相比，后世亦无敢优劣之者。然百家尝闻先遗献之言曰：两家学术虽同出于考亭，而鹤山识力横绝，真所谓卓荦观群书者;西山则依门傍户，不敢自出一头地，盖墨守之而已。”当然，真、魏二人尽管学术成就不同，但共同的信仰与经历，让二人的关系很好，真德秀去世后，魏了翁在撰写的神道碑中深情地说道：“重惟与公同生于淳熙，同举于庆元，自宝庆讫端平，出处又相似。然则志同气合则海内寡二，然则公之志非后死者之责与！”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九《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致仕真公神道碑》。
魏了翁被贬官离开京城之际，饯行者甚众：“去国之日，自迩臣百执事下至博士弟子员都人士，祖帐余杭门外，连日不绝。临安尹白宰相致馈赆，具四大舟，送至丹阳。所过监司、帅守将迎如他日。”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送吴门叶元老归浮光序》。跟元祐党争、庆元党禁一样，人们在政治立场上的是非观愈发清楚。虽贬犹荣，魏了翁在当时的影响巨大，由此可见。政治影响无疑使也魏了翁作为道学的正宗传人必然会获得相当多的追随者。
“魏了翁贬靖州六年，闭户读书，自如也。”佚名撰，王瑞来笺证：《宋季三朝政要》卷一，第27页。这是《宋季三朝政要》的记载。《宋史·魏了翁传》的记载则更为详细：“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远千里，负书从学。乃著《九经要义》百卷，订定精密，先儒所未有。”六年，让游走于政、学之间的魏了翁有了充分的时间，“益得以静虑澄神”，专注于学问。根据前面所述，仅《四库全书》收录的《周易要义》《尚书要义》《仪礼要义》《春秋左传要义》合计，卷数便已超过一百卷，因此，《宋史》本传所言“乃著《九经要义》百卷”当为不确，魏了翁著述的卷数比这更多。
经过在蜀两度兴办书院，加之为二程周张请谥成功，更由于学术成就，此时的魏了翁的名声已经很大。因此才会有“湖湘江浙之士不远千里，负书从学”盛况出现。对此，魏了翁自己也写道：“四方之宾友从游者日至，行李之问无虚月也。”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送吴门叶元老归浮光序》。从学者众，便让在靖州的魏了翁专注于学问的同时，第三次兴办书院，传道授业。“寓馆之东曰纯福坡，五老峰位其左，飞山属其右，而侍郎山嶷立其前，冈峦错峙，风气融结，乃屏剔灾翳，为室而告之。安土乐天，忘其己之迁也”。在靖州州治之北这样一处风光秀丽的所在，魏了翁重新兴建的书院，“即故乡之名，榜以鹤山书院”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七《靖州鹤山书院记》。
靖州鹤山书院兴办的客观意义，是让蜀学出川，走向了全国。
在史弥远专权的后期，魏了翁逐渐由闲散官职被起用。绍定四年（1231）六月，魏了翁从贬放地靖州复职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不知有心还是无意，朱熹之后的正宗道学传人魏了翁复职后，任官地居然是朱熹的曾经讲学所在。第二年又改授实际差遣，四月除集英殿修撰知遂宁府，辞不就。八月，进宝章阁待制、潼川路安抚使知泸州。绍定六年，伴随着长期专权的史弥远的死去，理宗亲政。当时，要求把魏了翁召还朝廷的呼声很高。“臣庶封章多乞召还了翁及真德秀，上因民望而并招之。用了翁权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传》，第12969页。同时召还入朝的名臣还有很多：“端平元年，上既亲总庶政，赫然独断，而（郑）清之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召还真德秀、魏了翁、崔与之、李、徐侨、赵汝谈、尤焴、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范、徐清叟、袁甫、李韶，时号‘小元祐’。”《宋史》卷四一四《郑清之传》，第12420页。政治局势焕然一新，道学大翻身。此后，魏了翁的政治地位愈发上升，成为全国军政副长官签书枢密院事。 庆元党禁之后，在魏了翁等人的大力揄扬之下，“正学之宗”的道学，俨然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被加以大力提倡。皇帝去世后，也由于扶植提倡道学而得到理宗的庙号。魏了翁前后创办的几个书院都叫鹤山书院，因此在当时相当闻名。在魏了翁开京湖督府辞别时，宋理宗亲书“鹤山书院”送给魏了翁，以示褒奖。褒奖的是魏了翁，振奋光大的是道学。承继朱熹，魏了翁比朱熹幸运。没有遭遇过严酷的党禁，稍许的挫折反倒成就了魏了翁名声。
嘉熙元年（1237），魏了翁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消息传到朝廷，“遗表闻，上震悼，辍视朝，叹惜有用才不尽之恨”《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传》，第12970页。身后的赠赐更是极其哀荣，赠太师，谥文靖，赐第宅苏州。累赠秦国公，葬苏州高景山金盆坞，史绳祖撰写神道碑，知平江府王遂经营丧事王鏊：《姑苏志》卷三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3册，第566页。身后哀荣扩大了魏了翁的影响。赐第苏州，葬在苏州，苏州的宅第又有了鹤山书院，这也让来自蜀地的道学辐射到了江浙。并且延及元明清，沪州、眉州、邛州、靖州等地的鹤山书院也一直书声琅琅，人才辈出。鹤山书院也延续着鹤山的事业和生命。
学术的传播无疑是通过学者的行动来完成的。不过，学者的学术传播活动除了自主的有意识的行动之外，还有在外力驱迫下的不由自主，亦即有主观传播和客观影响之分。当然，还有两种状况的混合。包括过继外家的高氏，魏了翁家族人物辈出，被誉为蒲江“一门九进士三宰执”蒲江一门九进士三宰执依次为高叔泰、魏了翁（位至签书枢密院事）、高载、高定子（位至参知政事）、魏文翁、高稼、高崇、高允绩、高斯得（位至参知政事）。，在南宋是具有极大政治和学术影响的家族。南宋时游宦寓居以及宋末元初的战乱，也让魏、高氏家族迁徙于今天的江西、浙江、江苏各地，其中魏了翁的家族则是因朝廷赐第而移居江浙。魏了翁的几代弟子同样星散四方，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道学在各地的传播。
除了魏了翁的家族，检视《宋元学案》在《鹤山门人》内所列入的川籍弟子，有不少后来出于各种原因移居各地的。潼川人吴泳，历官宝章阁学士、知泉州，撰有《鹤林集》，宋末避蜀难，“侨居吴兴”吴泳：《鹤林集》卷三四《王立言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6册，第332页。井研人牟子才曾任知州，位至端明殿学士，宋末“拔其家于兵火，致之安吉”《宋史》卷四一一《牟子才传》，第12361页。而其子其孙牟、牟应龙以后又迁居吴兴《元史》卷一九○《牟应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337页。，入元后隐居不仕。牟学问被认为“源出于伊洛”程端学：《牟氏陵阳集》卷首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3册，第3页。，元人黄溍则更高度评价说：“若昔宋东都盛时，眉山苏氏父子出，而蜀之文章被于海内。渡江后疆圉日蹙，衣冠流散，而蜀之文章萃于东南。及其既久也，百年之遗老，相继沦谢，而陵阳牟氏父子，遂岿然为蜀士之望。以耆年宿德擅文章之柄，而雄视乎东南者，大理公（牟）一人而已。”除了评价，黄溍讲南宋以来“蜀之文章萃于东南”，也折射了蜀学东渐的事实。而牟应龙则被誉为“吴兴八俊”之一董斯张：《吴兴备志》卷一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4册，第414页。
曾为魏了翁撰写神道碑的眉山人史绳祖，后来移居湖北公安。其自述云：“会余以君命召舟抵公安，力上祠请，因寓焉。蜀士之寓于竹林，南士之仕于渚宫者，踵门求为讲切。”史绳祖：《学斋占毕》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4册，第50页。学者的迁徙一定会伴随着学术的传播。这段史绳祖讲学公安的记载，就可以说是道学伴随着人的迁徙而传播的写照。
元代大儒虞集，自幼随父从四川仁寿迁徙到江西崇仁。其曾祖虞刚简官利州路提刑，“尝与临邛魏了翁，成都范仲黼、李心传辈讲学蜀东门外，得程朱微旨，著《易》《诗》《书》《论语说》以发明其义，蜀人师尊之”《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第4174页。拥有这样家学传统的虞集，后来成为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的门人，历任大都路儒学教授、奎章阁侍书学士。黄溍评价说：“国朝一代文章家，莫盛于阁学蜀郡虞公。”黄溍：《道园遗稿》卷首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7册，第708页。可能是出于崇仰先祖与魏了翁的交游，虞集曾为苏州的魏了翁后人写下过《魏氏请建鹤山书院序》。其中就提及“我曾大父建学简州，文靖公（魏了翁）为之记”的往事，并且说道“某虽不敏，尚愿诵所闻于父兄者，以与其子弟从事乎二家之家学”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七《鹤山书院记》，《四部丛刊初编》本。家学代有传人，人则徙地传学。元代道学完成南北统一，追根溯源，也可以遥遥地望见魏了翁的依稀身影。
虞集的老师吴澄在为一位叫张达善的四川学者写的墓碣铭中，有这样一句话：“学徒自远而至者日富，教声洋溢乎中州。”吴澄：《吴文正集》卷七三《故文林郎东平路儒学教授张君墓碣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708页。学者转徙踏破时空，道学传播从而实现，于是，就有了“教声洋溢乎中州”的景象。蜀道通天下，道学传南北，魏了翁具有发轫之功。
由宋入元的家铉翁在一首题为《伯成尝受学于河朔前辈鹤鸣翁，其学亦宗濂洛，赠以诗，勉其自拔于流俗》的诗中这样写道：“南方共宗鹤山老，北方亦有鹤鸣翁。鹤山道脉接濂洛，鹤鸣之派应与鹤山同。”家铉翁：《则堂集》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9册，第351页。“鹤山”为魏了翁，“鹤鸣”则指由金入元的北方大儒李俊民，元人郝经就在《明道伊川两先生祠堂记》中写道：“泰和中，鹤鸣先生俊民得先生之传。”郝经：《陵川集》卷二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2册，第301页。《宋元学案》卷十四《明道學案》下《明道续传》也立有“庄靖李鹤鸣先生俊民”的传记，将其归为程学一脉。读家铉翁的诗，从“南方共宗鹤山老”一句可以看到，魏了翁俨然已成为南方道学的座主，人所共宗。“北方亦有鹤鸣翁”是讲李俊民在北方中原的影响。“鹤山道脉接濂洛”是说魏了翁的道学传承。“鹤鸣之派应与鹤山同”一句，则通过“濂洛”这一道学主流的接点，将一南一北的魏了翁与李俊民联系了起来。固然，家铉翁的诗是写给一个受学于鹤鸣先生李俊民的学者“伯成”，然以“鹤山”相提并论，不仅反映了魏了翁的巨大影响，还折射出通过鹤山与鹤鸣等传承光大的程朱理学的南北合流。 结 语
进入北宋，儒学高扬起理学的旗帜，成为新兴的士大夫政治的理论基础。通过概念错位，先秦儒家中的“民贵君轻”的因素作为对抗君权的思想资源被放大，《孟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同時紧张的民族关系，又让《春秋》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中期以后的政治改革，便以经典重释作为依据，对于儒学传承的道统也开始逐渐明晰。然而，理学的兴起还是在经学的话语脉络之下，体现的是对唐代以来儒学的扬弃，其体用还主要着眼于政治。因此，北宋的理学可以纳入唐宋变革论的框架下加以解释。
历史拐进南宋，政治、经济重心在江南重归于一。亡国之痛纠缠着既有的理学流派，政治上的人事纠葛又让理学屡受打压。学术形而上，社会形而下。潜行于民间的理学，在南宋这种特殊的背景之下，顺应社会转型，逐渐开始走向民间，由原来的致君行道逐渐转向移风易俗的教化路线。理学悄然以道学的面目出现就反映了这样的倾向。而朱熹等人发掘简明易晓的《四书》，推行家礼等言行，也包含有这样的意图。走向民间，道学的影响开始增大，渗透到各地。
主要由于政治因素，道学在“庆元党禁”之际遭受空前的压制。党禁未开，道学开山朱熹便含恨而没。宋金和战对峙，蜀地则相对安宁。安定的生活使一大批蜀地的学者成长起来。自幼接受义理之学的魏了翁私淑朱熹，并不固守朱熹，在注重内心方面还有所发展。魏了翁存留到今天的著述，甚至比朱熹还多。同时魏了翁也秉承了朱熹以来注重民间的道学传统。这从几次赞扬李肩吾为人书写《乡党》《内则》便可见一斑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题李肩吾为许成大书乡党内则》《题李肩吾所书乡党》。此外，南宋承续传统，社会祠庙活动空前活跃，佛教、道教、民间信仰以及被纳入国家祭祀的儒学交互其间。魏了翁对此做出宽容姿态的同时，力图以《礼记》等儒学规范来加以引导，化淫祠为正祭可参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八《成都灵应观赐额记》、卷九八《祈雨》、卷九九《祈雨》等文。由庙堂到民间，道学的取向则可以纳入宋元变革论的理论框架解释参见王瑞来：《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史学集刊》2015年第4期。
作为新一代道学家，承学传道的重任历史地落到魏了翁的肩上。在蜀地多年讲学为政之后，伴随着影响的扩大与地位的升高，加之弟子的增多，以魏了翁为首的蜀学开始走向各地，受到普遍的注重。特别是魏了翁疾呼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立谥的实现，确立了道学此后几百年间独尊的正统地位，儒学从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弘扬。这一行为，也确立了魏了翁在道统上承前启后的领袖地位。
此后，南宋后期的战乱与宋元交替等社会变动，又使魏了翁的弟子等大批蜀地学者星散四方，客观的外力所带来的人的流徙让蜀学辐射各地，扩大了儒学的传播，最终藉元代的统一之势，达成道学的南北统一。从上述诸多的视点观察，我们可以这样评价：魏了翁是继朱熹之后道学发展史上的巨人，是儒学星空中的一等星。魏了翁生前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请谥成功，还未能让这四位儒学先贤进入孔庙，六百年后，魏了翁则被堂堂请入圣殿，配享圣人。对确立道学正统地位作出贡献的魏了翁，得到了来自官方正统的最高褒奖《清史稿》卷八四《礼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533页。不过，相对于将近三百年前的这种政府行为，今天的学界实在更应当对魏了翁在理学乃至儒学发展史上的学术地位，作出相应的评价。
【附记：谨以此文深切怀念三次担任拙文责编、英年早逝的范学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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