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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最难风雨故人来
寒流滚滚，风云变幻，对于石鲁来说，都渐渐麻木了，习惯了。像久居山里的人，听惯了狼嚎犬吠反倒习以为常了似的。
他照样酗酒、骂人，照常写照常画，照常说自己想说的话。
他写了“雪滚天怒日色寒”，他写了“天秤为理，地道必公”，他仍然毫无惧色地写着这些可能给他带来更大灾祸的题词题句。
有一天，力群借一个难得的机会来看他了。
当时力群被贬山西，窝在一个偏僻的窑洞里，负责看管果树的工作，这位“天外来客”的突然降临，使石鲁异常高兴。太行山的朋友，一晃多年不见，两人好像隔过了一个世纪，一旦相见，该是怎样的激动，千言万语，滔滔不绝，谈个没完没了，什么烦恼、什么苦痛、什么不愉快……刹那间像是天边的云雾，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这种环境终究很短，亲热的时候过去，两位大艺术家到了分离的时候。
力群苦笑了一下说：“该走了，总不能让我空手吧，给点留念怎么样？”
石鲁没有答话，却立即铺纸磨墨，他略略思忖了一下，随即挥笔疾书，真个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转眼之间的功夫，一幅对联写好了。
上联是：平生惯惹千夫气；
下联是：两手劲浇万木春。
写成之后，两人观赏了许久，都是默默无语，不必再说什么，寥寥的十四个字，把画家的一生全囊括了，两人自然都心领神会。力群小心翼翼地将对联卷好，默默道别，走了。
第二年冬天，力群又让他的两个孩子到西安探望石鲁，还带来了一点山西特产，石鲁非常激动。交谈片刻，起身兴奋地为两个晚辈画了一幅泼墨山水，用大字题到：
太行山下 郝田、正泰嘱 石鲁
郝田、王正泰看着，对画上的题目有些不解。
石鲁笑了笑风趣地说：“当年我和你爸爸在太行山上，如今我们是在太行山下。”
他一边说着，一边握紧拳头，小声地唱了起来：“……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
郝田他们听着那饱含激情的歌声，望着那寓意深刻的画面，顿时理解了石鲁一鼓作气作出这幅画的心情。
画面那隐约可现、重重叠叠的山峰，曾是他们父辈战斗过的地方。如今虽然阴霾笼罩，却无法阻挡艳阳高照。眼下虽然寒冬凛冽，但为时不远，明媚的春光就会到来的。
当石鲁把这幅画交给他们的时候，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先不要挂这画，现在还不是时候。”他沉默了片刻，又坚定地说：“快了，天快晴了。”
汉柏秦松骨气 周彝夏鼎精神
石鲁的骨气一向为人称道，只是在“十年浩劫”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就是了。但它的形成决非一朝一夕，四十年来的革命生涯，他于政治中、生活中、斗争里，也不时闪露出这种耿耿正气。
华君武同志讲过一件小事：
“石鲁同志是有感情的，也是有是非的。我记得‘反右’开始后，北京的一位他熟悉的同志被划为右派，他在帅府园当时美术家协会的小楼上和我大吵了一场，为那位同志争辩。现在看来似无足道，但想来在那个时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按实质看，这件事确不算小，若没有相当的勇气和胆量石鲁是不敢在那种关口、那种环境与华君武争辩的。
他襟怀坦荡，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王汶石称道他说：“那不妥协的精神令人神往。”
建国以后，文艺界“左”的东西越来越严重，在那以后的十七年里，石鲁不断地抵制从“左”的方面对艺术与政治关系的曲解。在这些问题上，他可以滔滔不绝地举出许多事例：画农民不能画弯着腰，否则就不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画花苞必须要向上长；为农民服务，必须画南瓜和玉米，不准画牡丹；提倡节育，就不能画“榴开百子”；作品的题材，一定要合乎某个政策概念；只有重大题材，正面描写的思想性强，而侧面描写、小题材就没有思想性；用灰调子画油画，就是思想不红等等，他无不一一给予理论上的批驳。同时，对那种认为艺术可以任意描写身边琐事、降低以至抹杀艺术思想性的观点，也进行了批判。他坚决地执行党的“双百”方针，促使各个画种，各种题材、体裁、形式、风格的发展。正因为他能把党的文艺政策结合着艺术规律来理解，才敢顶住“左”、“右”两方面的歪风。
石鲁作为一个具有独创精神的艺术家，为了发展风格多样的社会主义艺术，为了保护有独创性的青年画家，他不得不时时刻刻挺身而出，与一些不恰当的观点作斗争。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位年轻版画家，创作了一幅题为《枣园春色》的作品，被加以色彩灰暗、调子阴冷等等不切实际的指责。石鲁不同意这个批评，他亲自出马为那位青年版画家辩护。在一次省委宣传部召开的规模相当大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带去那幅作品，高高悬挂在会议厅的墙壁上，摆开阵势，声称愿意同任何人辩论！这就是石鲁，这就是他那种坚持正确意见的不妥协精神。
到了“文革”期间，那问题就严重千百倍了，残酷的现实，哪里还允许他再摆开阵势辩论，石鲁遭到了空前未有的迫害……他没有为强权所屈服，他公然表示：“要改变我的艺术思想，不可能！与其那样，不如罢笔！”
那一个时期，凡是去过他的房子里的人都会看到，墙壁上挂着六个长条画框，都是空的，没有一张画。这无声的空框，就是对“四人帮”文艺禁锢政策的无声抗议！
其实他决不是不写不画了，而是背地里写画得更多，他这时候的书画，充满积郁的仇恨，处处闪烁着刀光剑影。那执拗、冷峻、苦涩、刀刻般的用笔，金石如削的力量，如犀利的剑和匕首。酣畅淋漓的墨色，充分显示了一个革命战士、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胆识和骨气。这“地下活动”与公开的不画“殊途同归”，即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就是他的抗议！他的斗争！
当时在兰州有个叫铁军的同志一直受到迫害，石鲁借去兰州的机会，立即给他写了一条大字—“江山如铁”。这不单单是赞扬铁军的斗争精神，其实也是石鲁自己的写照。
危难中，冯真同志去西安看他，他直点其名骂江青。冯真很担心，直往窗外瞅，恐怕有人听见。怪不得要判他的死刑！
一九七五年秋，“四人帮”的爪牙们以当时省委组织部的名义，限令石鲁二十天内离开西安，去陕西镇巴山区受监督劳动，实际上还是要置已经身患重病、奄奄一息的石鲁于死地。石鲁得到这个流放的消息，他表现得不是忧虑，而是愤怒！他把几个儿子都叫来，一边喝酒，一边大骂。边喝边骂，整整骂了一夜。
第二天，他毫无惧色地对徐行同志说：“我给你留个东西，我死后你要能活着，给我送到中央去。”这就是《东渡重忆抄—“满江红”词》。
他是那样的热爱生活，始终希望到下边去。但是这一次他不去了，拼着一死的决心顶住了。
就是这样，在任何厄运面前，他从不垂头丧气，而是咆哮！发作！斗争！他才堪为一个大无畏的、真正的人！
陕西省雕塑工作室的同志们称他为：
汉柏秦松骨气，
周彝夏鼎精神。
石鲁不朽，当受之无愧。
無数默默的护卫人
石鲁在危难中，多少人明里暗里保护着他。
一九七五年，徐行同志解放了，不久即到北京去找胡耀邦。当时胡耀邦同志正在科学院。徐行找到他，他说：“你不要来，徐行。”随手指指外边，意思是说有人监视他。徐行简略谈了石鲁的情况，耀邦同志说：“你要保护他，保护这个革命者，保卫这个战斗性的艺术家。”
徐行焦急地说：“我没有这个力量啊！”
胡耀邦沉默片刻，感慨地说：“你有多少就使多少吧！”
是的，十年之中，每个热爱石鲁的人都在有多少力量使多少力量地护卫着他。
一九六六年，那个“红色恐怖”的岁月……有一天，在钟楼底下，一群耀武扬威的“红卫兵”戏弄着、呵斥着催逼石鲁爬上几节高梯，到钟楼顶层贴标语，这些天真不懂事的孩子们哪，他们全没有去想，逼着一位多病的人爬上高处的后果，他们只是想搞一场“恶作剧”，像小时候抓到蚂蚱卸掉他的一条腿然后扔掉一样，但他们忘了人不是蚂蚱！
围观的群众越多，“红卫兵”越来劲，石鲁却不抱怨这些天真的孩子们，他晃了晃头，接过浆糊桶准备爬了。
正在这节口上，画家张义潜路过钟楼，他看见人群围挤，便也凑了过去。他看着这痛心而人们又感觉不到的场面，没说一句话，立即脱掉外衣，一把夺过石鲁手中的浆糊桶，说了声：“我去贴！”登着梯子就爬，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红卫兵”慌慌拦住了。
这里面有不少是张的学生，当发现这位“程咬金”，偏偏又不是外人时，忙乱之下，急急劝道：“张老师，这么高，你上去不合适！”
张义潜怒目圆睁反问道：“我三十多岁的人上去不合适，他五十多岁的人上去就合适吗？”
“小战士”们哑口无言，他们大概也感觉到这“恶作剧”搞得过火，终于作罢。
如果说“文革”开始时还有些青少年的幼稚和莽撞的话，那么到了后来就真成了名符其实的“你死我活”了。迫害狂们以石鲁“攻击毛主席”、“反对中央首长”等罪定他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曾两次报省政法组，建议判处他死刑！千钧一发呀！在这种大难危临关头，是谁为石鲁免除了这场灾难？不是别人，而是几位正直无畏的医生！
医生开了“证明”，证明石鲁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他的言论不能受大脑支配”、“他的行动不能承担政治责任”、“法律不能判处一个精神病患者死刑”等等。
就在医院的办公室里，大气凛然的医生们和专案组展开了当仁不让的斗争！
一个家伙问：“石鲁是真疯吗？”
医生反问：“如果不疯，石鲁敢骂江青、姚文元吗？”
另一个头目模样的人阴阳怪气地问：“你们说他疯，有什么根据？”
医生们不再答话，拿出了一份一份的化验单、脑电图、病例和诊断书。
那个头目扫了一眼堆出来的材料：“谁敢保证这些东西不是假的？”
一个医生冷冷地笑了：“请不要忘了，我们是医生，医生的天职是对病人负责，不能把一个病人说成没病！”
开头那家伙狂跳起来：“包庇现行，罪加一等！”
医生说：“这些政策用不着来医院宣传！”
那头目说：“只是不要把医院当成反革命的防空洞！”
医生正色道：“医院就是医院，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来我们这精神病院住一住！”
头目悻悻地说：“我没那个空！”
专案组一伙气势汹汹地走了。
这些善良的医生们，坚持革命的人道主义，用他们仅有的全部力量，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保护了一位卓越画家的生命！
这些值得尊敬的医生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过后他们自己却忘了，至今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名姓，仅这一点，就应该一千次一万次地向他们致敬！
……
在整个十年浩劫中，无数的芸芸众生，他们不怕株连，不怕嫌疑，不顾迫害，纷纷来到石鲁家看望的、帮忙的、请教的、求字求画的、“通风报信”的……络绎不绝，从未停止。
有一位在秦岭山区工作的素不相识的青年铁路工人，给危难中的石鲁送来了他亲手在秦岭山上挖下的一簇兰花。石鲁感激地把这簇兰花种在自己那狭小的院落中，倍加珍爱。他在人民的心目中是秦岭上的兰花，人民没有忘记自己优秀的艺术家，石鲁和人民的心共同跳动，息息相通！
有一位商南县司法局的王英成同志，他酷爱石鲁书画，但无缘相见，直到《陕西日报》登出了讣告和石鲁遗像，他才發现他曾见过石鲁一面，随写下了一篇追念文字：
一九六九年初夏，他因公出差到西安，住在北大街的“星火”旅社。时值天下大雨，骤下骤停，他只好待在旅社里看点闲书。很快，他注意到旅社后院住着一个老头，白发焦面，走路时弯着腰，精神恍惚，看来病很重。老头每在雨住之后，总是艰难地拿一把扫帚收拾后院的碎纸、杂物，间或还疏通一下水道。他动了恻隐之心，就向服务员打听。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立即警告说：“这老家伙是一个黑帮，装得怪可怜，你可莫上他的当！”话虽这样说，他总觉得这位老头怪可怜的，多少有些念念不忘之感。
有一天傍晚，他从外边回到旅社，就听见后院有骂声，随即就看见几个年轻人火气十足，正指手划脚地骂那个白发老头，说他故意把墙上贴的“庆祝九大胜利召开”专栏撕破，声称是有意破坏，要他迅速补好，不然要严肃处理。老头一句话也没说，倔强的眼光只是呆呆地注视着墙上那被风雨刮破的、耷拉着的字纸。后来这些人走了，他才走到这位默默无言的老头跟前，悄声说：“你赶快把那纸糊起来，免得吃亏。”老头听到他的声音，呆呆的目光从墙上转过来，望了他一眼。眼睛里流露出一种难以言状的凄苦和感谢的神情，随后老头慢慢转身找东西去了。白发老人这一瞬间的表情和印象，深深印到了他的脑海里。第二天，他就离开了“星火”旅社。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白发老头。
看了《陕西日报》上的遗像，他才知道这位白发老头就是他多年热爱的大画家石鲁，然而，相识是在那个不敢多说、多问、人人提心吊胆过日子的动乱年代里。他懊悔地写道：“这个机会是永远也错过了！”
一段小小的追念，使人过目心酸，他诚挚地道出了一个不相识者对石鲁的热爱怀念之情！
一九七七年，音乐家刘炽和西安公安局三处的一个处长同住在北京一个招待所里，那处长自称是刘炽弟弟的朋友。他说石鲁这个人精神不正常，公安局立了他的案，把他的画挂在公安局里，上边要审查云云。刘炽一直不作声，看看他讲得差不多了，拍案而起说：“告诉你，我是石鲁的好朋友，你既然说是我弟弟的好朋友，很好。我告诉你，石鲁同志的画是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的财富，你要是少了一张，我将来到中央去告你！你们迫害石鲁同志已经够了！我不搞美术，但我尊敬石鲁同志，他是我的老大哥，他在艺术上走得比我远得多。记住，你要少一张画我就告你，我叫刘炽……”那处长回西安对刘炽的弟弟说：“你那哥哥太厉害，第一次见面就跟我那么不客气，他跟石鲁的感情怎么那样深呢？”
说来刘炽和石鲁是隔行的朋友，从延安以来，他就从石鲁的画当中吸取了许多宝贵的东西，他总觉得石鲁的画里边有着很高贵的旋律，所以他经常看石鲁的画，也更尊敬石鲁本人。
刘炽说：“我是西安人，长安画派出在我的老家，我感到光荣。我接触过意大利的、日本的、法国的友人，包括斯诺夫人的来信，都谈到过长安画派，尤其是石鲁同志的画。我接到信，作为石鲁同志的老战友、好朋友，感到非常骄傲，也为我们国家有了这样的画家感到骄傲。”
这段话显然是一个生动的答案，他道出了人民为什么那样真心实意地、不顾一切地护卫着石鲁，挚爱着石鲁。
石鲁是用他的品格、气节、心灵、艺术，为中国和全世界唱了一支最难忘的歌。（未完待续）（责编：魏佩）
最难风雨故人来
寒流滚滚，风云变幻，对于石鲁来说，都渐渐麻木了，习惯了。像久居山里的人，听惯了狼嚎犬吠反倒习以为常了似的。
他照样酗酒、骂人，照常写照常画，照常说自己想说的话。
他写了“雪滚天怒日色寒”，他写了“天秤为理，地道必公”，他仍然毫无惧色地写着这些可能给他带来更大灾祸的题词题句。
有一天，力群借一个难得的机会来看他了。
当时力群被贬山西，窝在一个偏僻的窑洞里，负责看管果树的工作，这位“天外来客”的突然降临，使石鲁异常高兴。太行山的朋友，一晃多年不见，两人好像隔过了一个世纪，一旦相见，该是怎样的激动，千言万语，滔滔不绝，谈个没完没了，什么烦恼、什么苦痛、什么不愉快……刹那间像是天边的云雾，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这种环境终究很短，亲热的时候过去，两位大艺术家到了分离的时候。
力群苦笑了一下说：“该走了，总不能让我空手吧，给点留念怎么样？”
石鲁没有答话，却立即铺纸磨墨，他略略思忖了一下，随即挥笔疾书，真个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转眼之间的功夫，一幅对联写好了。
上联是：平生惯惹千夫气；
下联是：两手劲浇万木春。
写成之后，两人观赏了许久，都是默默无语，不必再说什么，寥寥的十四个字，把画家的一生全囊括了，两人自然都心领神会。力群小心翼翼地将对联卷好，默默道别，走了。
第二年冬天，力群又让他的两个孩子到西安探望石鲁，还带来了一点山西特产，石鲁非常激动。交谈片刻，起身兴奋地为两个晚辈画了一幅泼墨山水，用大字题到：
太行山下 郝田、正泰嘱 石鲁
郝田、王正泰看着，对画上的题目有些不解。
石鲁笑了笑风趣地说：“当年我和你爸爸在太行山上，如今我们是在太行山下。”
他一边说着，一边握紧拳头，小声地唱了起来：“……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
郝田他们听着那饱含激情的歌声，望着那寓意深刻的画面，顿时理解了石鲁一鼓作气作出这幅画的心情。
画面那隐约可现、重重叠叠的山峰，曾是他们父辈战斗过的地方。如今虽然阴霾笼罩，却无法阻挡艳阳高照。眼下虽然寒冬凛冽，但为时不远，明媚的春光就会到来的。
当石鲁把这幅画交给他们的时候，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先不要挂这画，现在还不是时候。”他沉默了片刻，又坚定地说：“快了，天快晴了。”
汉柏秦松骨气 周彝夏鼎精神
石鲁的骨气一向为人称道，只是在“十年浩劫”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就是了。但它的形成决非一朝一夕，四十年来的革命生涯，他于政治中、生活中、斗争里，也不时闪露出这种耿耿正气。
华君武同志讲过一件小事：
“石鲁同志是有感情的，也是有是非的。我记得‘反右’开始后，北京的一位他熟悉的同志被划为右派，他在帅府园当时美术家协会的小楼上和我大吵了一场，为那位同志争辩。现在看来似无足道，但想来在那个时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按实质看，这件事确不算小，若没有相当的勇气和胆量石鲁是不敢在那种关口、那种环境与华君武争辩的。
他襟怀坦荡，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王汶石称道他说：“那不妥协的精神令人神往。”
建国以后，文艺界“左”的东西越来越严重，在那以后的十七年里，石鲁不断地抵制从“左”的方面对艺术与政治关系的曲解。在这些问题上，他可以滔滔不绝地举出许多事例：画农民不能画弯着腰，否则就不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画花苞必须要向上长；为农民服务，必须画南瓜和玉米，不准画牡丹；提倡节育，就不能画“榴开百子”；作品的题材，一定要合乎某个政策概念；只有重大题材，正面描写的思想性强，而侧面描写、小题材就没有思想性；用灰调子画油画，就是思想不红等等，他无不一一给予理论上的批驳。同时，对那种认为艺术可以任意描写身边琐事、降低以至抹杀艺术思想性的观点，也进行了批判。他坚决地执行党的“双百”方针，促使各个画种，各种题材、体裁、形式、风格的发展。正因为他能把党的文艺政策结合着艺术规律来理解，才敢顶住“左”、“右”两方面的歪风。
石鲁作为一个具有独创精神的艺术家，为了发展风格多样的社会主义艺术，为了保护有独创性的青年画家，他不得不时时刻刻挺身而出，与一些不恰当的观点作斗争。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位年轻版画家，创作了一幅题为《枣园春色》的作品，被加以色彩灰暗、调子阴冷等等不切实际的指责。石鲁不同意这个批评，他亲自出马为那位青年版画家辩护。在一次省委宣传部召开的规模相当大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带去那幅作品，高高悬挂在会议厅的墙壁上，摆开阵势，声称愿意同任何人辩论！这就是石鲁，这就是他那种坚持正确意见的不妥协精神。
到了“文革”期间，那问题就严重千百倍了，残酷的现实，哪里还允许他再摆开阵势辩论，石鲁遭到了空前未有的迫害……他没有为强权所屈服，他公然表示：“要改变我的艺术思想，不可能！与其那样，不如罢笔！”
那一个时期，凡是去过他的房子里的人都会看到，墙壁上挂着六个长条画框，都是空的，没有一张画。这无声的空框，就是对“四人帮”文艺禁锢政策的无声抗议！
其实他决不是不写不画了，而是背地里写画得更多，他这时候的书画，充满积郁的仇恨，处处闪烁着刀光剑影。那执拗、冷峻、苦涩、刀刻般的用笔，金石如削的力量，如犀利的剑和匕首。酣畅淋漓的墨色，充分显示了一个革命战士、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胆识和骨气。这“地下活动”与公开的不画“殊途同归”，即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就是他的抗议！他的斗争！
当时在兰州有个叫铁军的同志一直受到迫害，石鲁借去兰州的机会，立即给他写了一条大字—“江山如铁”。这不单单是赞扬铁军的斗争精神，其实也是石鲁自己的写照。
危难中，冯真同志去西安看他，他直点其名骂江青。冯真很担心，直往窗外瞅，恐怕有人听见。怪不得要判他的死刑！
一九七五年秋，“四人帮”的爪牙们以当时省委组织部的名义，限令石鲁二十天内离开西安，去陕西镇巴山区受监督劳动，实际上还是要置已经身患重病、奄奄一息的石鲁于死地。石鲁得到这个流放的消息，他表现得不是忧虑，而是愤怒！他把几个儿子都叫来，一边喝酒，一边大骂。边喝边骂，整整骂了一夜。
第二天，他毫无惧色地对徐行同志说：“我给你留个东西，我死后你要能活着，给我送到中央去。”这就是《东渡重忆抄—“满江红”词》。
他是那样的热爱生活，始终希望到下边去。但是这一次他不去了，拼着一死的决心顶住了。
就是这样，在任何厄运面前，他从不垂头丧气，而是咆哮！发作！斗争！他才堪为一个大无畏的、真正的人！
陕西省雕塑工作室的同志们称他为：
汉柏秦松骨气，
周彝夏鼎精神。
石鲁不朽，当受之无愧。
無数默默的护卫人
石鲁在危难中，多少人明里暗里保护着他。
一九七五年，徐行同志解放了，不久即到北京去找胡耀邦。当时胡耀邦同志正在科学院。徐行找到他，他说：“你不要来，徐行。”随手指指外边，意思是说有人监视他。徐行简略谈了石鲁的情况，耀邦同志说：“你要保护他，保护这个革命者，保卫这个战斗性的艺术家。”
徐行焦急地说：“我没有这个力量啊！”
胡耀邦沉默片刻，感慨地说：“你有多少就使多少吧！”
是的，十年之中，每个热爱石鲁的人都在有多少力量使多少力量地护卫着他。
一九六六年，那个“红色恐怖”的岁月……有一天，在钟楼底下，一群耀武扬威的“红卫兵”戏弄着、呵斥着催逼石鲁爬上几节高梯，到钟楼顶层贴标语，这些天真不懂事的孩子们哪，他们全没有去想，逼着一位多病的人爬上高处的后果，他们只是想搞一场“恶作剧”，像小时候抓到蚂蚱卸掉他的一条腿然后扔掉一样，但他们忘了人不是蚂蚱！
围观的群众越多，“红卫兵”越来劲，石鲁却不抱怨这些天真的孩子们，他晃了晃头，接过浆糊桶准备爬了。
正在这节口上，画家张义潜路过钟楼，他看见人群围挤，便也凑了过去。他看着这痛心而人们又感觉不到的场面，没说一句话，立即脱掉外衣，一把夺过石鲁手中的浆糊桶，说了声：“我去贴！”登着梯子就爬，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红卫兵”慌慌拦住了。
这里面有不少是张的学生，当发现这位“程咬金”，偏偏又不是外人时，忙乱之下，急急劝道：“张老师，这么高，你上去不合适！”
张义潜怒目圆睁反问道：“我三十多岁的人上去不合适，他五十多岁的人上去就合适吗？”
“小战士”们哑口无言，他们大概也感觉到这“恶作剧”搞得过火，终于作罢。
如果说“文革”开始时还有些青少年的幼稚和莽撞的话，那么到了后来就真成了名符其实的“你死我活”了。迫害狂们以石鲁“攻击毛主席”、“反对中央首长”等罪定他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曾两次报省政法组，建议判处他死刑！千钧一发呀！在这种大难危临关头，是谁为石鲁免除了这场灾难？不是别人，而是几位正直无畏的医生！
医生开了“证明”，证明石鲁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他的言论不能受大脑支配”、“他的行动不能承担政治责任”、“法律不能判处一个精神病患者死刑”等等。
就在医院的办公室里，大气凛然的医生们和专案组展开了当仁不让的斗争！
一个家伙问：“石鲁是真疯吗？”
医生反问：“如果不疯，石鲁敢骂江青、姚文元吗？”
另一个头目模样的人阴阳怪气地问：“你们说他疯，有什么根据？”
医生们不再答话，拿出了一份一份的化验单、脑电图、病例和诊断书。
那个头目扫了一眼堆出来的材料：“谁敢保证这些东西不是假的？”
一个医生冷冷地笑了：“请不要忘了，我们是医生，医生的天职是对病人负责，不能把一个病人说成没病！”
开头那家伙狂跳起来：“包庇现行，罪加一等！”
医生说：“这些政策用不着来医院宣传！”
那头目说：“只是不要把医院当成反革命的防空洞！”
医生正色道：“医院就是医院，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来我们这精神病院住一住！”
头目悻悻地说：“我没那个空！”
专案组一伙气势汹汹地走了。
这些善良的医生们，坚持革命的人道主义，用他们仅有的全部力量，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保护了一位卓越画家的生命！
这些值得尊敬的医生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过后他们自己却忘了，至今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名姓，仅这一点，就应该一千次一万次地向他们致敬！
……
在整个十年浩劫中，无数的芸芸众生，他们不怕株连，不怕嫌疑，不顾迫害，纷纷来到石鲁家看望的、帮忙的、请教的、求字求画的、“通风报信”的……络绎不绝，从未停止。
有一位在秦岭山区工作的素不相识的青年铁路工人，给危难中的石鲁送来了他亲手在秦岭山上挖下的一簇兰花。石鲁感激地把这簇兰花种在自己那狭小的院落中，倍加珍爱。他在人民的心目中是秦岭上的兰花，人民没有忘记自己优秀的艺术家，石鲁和人民的心共同跳动，息息相通！
有一位商南县司法局的王英成同志，他酷爱石鲁书画，但无缘相见，直到《陕西日报》登出了讣告和石鲁遗像，他才發现他曾见过石鲁一面，随写下了一篇追念文字：
一九六九年初夏，他因公出差到西安，住在北大街的“星火”旅社。时值天下大雨，骤下骤停，他只好待在旅社里看点闲书。很快，他注意到旅社后院住着一个老头，白发焦面，走路时弯着腰，精神恍惚，看来病很重。老头每在雨住之后，总是艰难地拿一把扫帚收拾后院的碎纸、杂物，间或还疏通一下水道。他动了恻隐之心，就向服务员打听。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立即警告说：“这老家伙是一个黑帮，装得怪可怜，你可莫上他的当！”话虽这样说，他总觉得这位老头怪可怜的，多少有些念念不忘之感。
有一天傍晚，他从外边回到旅社，就听见后院有骂声，随即就看见几个年轻人火气十足，正指手划脚地骂那个白发老头，说他故意把墙上贴的“庆祝九大胜利召开”专栏撕破，声称是有意破坏，要他迅速补好，不然要严肃处理。老头一句话也没说，倔强的眼光只是呆呆地注视着墙上那被风雨刮破的、耷拉着的字纸。后来这些人走了，他才走到这位默默无言的老头跟前，悄声说：“你赶快把那纸糊起来，免得吃亏。”老头听到他的声音，呆呆的目光从墙上转过来，望了他一眼。眼睛里流露出一种难以言状的凄苦和感谢的神情，随后老头慢慢转身找东西去了。白发老人这一瞬间的表情和印象，深深印到了他的脑海里。第二天，他就离开了“星火”旅社。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白发老头。
看了《陕西日报》上的遗像，他才知道这位白发老头就是他多年热爱的大画家石鲁，然而，相识是在那个不敢多说、多问、人人提心吊胆过日子的动乱年代里。他懊悔地写道：“这个机会是永远也错过了！”
一段小小的追念，使人过目心酸，他诚挚地道出了一个不相识者对石鲁的热爱怀念之情！
一九七七年，音乐家刘炽和西安公安局三处的一个处长同住在北京一个招待所里，那处长自称是刘炽弟弟的朋友。他说石鲁这个人精神不正常，公安局立了他的案，把他的画挂在公安局里，上边要审查云云。刘炽一直不作声，看看他讲得差不多了，拍案而起说：“告诉你，我是石鲁的好朋友，你既然说是我弟弟的好朋友，很好。我告诉你，石鲁同志的画是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的财富，你要是少了一张，我将来到中央去告你！你们迫害石鲁同志已经够了！我不搞美术，但我尊敬石鲁同志，他是我的老大哥，他在艺术上走得比我远得多。记住，你要少一张画我就告你，我叫刘炽……”那处长回西安对刘炽的弟弟说：“你那哥哥太厉害，第一次见面就跟我那么不客气，他跟石鲁的感情怎么那样深呢？”
说来刘炽和石鲁是隔行的朋友，从延安以来，他就从石鲁的画当中吸取了许多宝贵的东西，他总觉得石鲁的画里边有着很高贵的旋律，所以他经常看石鲁的画，也更尊敬石鲁本人。
刘炽说：“我是西安人，长安画派出在我的老家，我感到光荣。我接触过意大利的、日本的、法国的友人，包括斯诺夫人的来信，都谈到过长安画派，尤其是石鲁同志的画。我接到信，作为石鲁同志的老战友、好朋友，感到非常骄傲，也为我们国家有了这样的画家感到骄傲。”
这段话显然是一个生动的答案，他道出了人民为什么那样真心实意地、不顾一切地护卫着石鲁，挚爱着石鲁。
石鲁是用他的品格、气节、心灵、艺术，为中国和全世界唱了一支最难忘的歌。（未完待续）（责编：魏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