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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丽 著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3年6月
定价：180.00元
格罗塞在他的《艺术的起源》中讲述了一个故事：达尔文将一块红布送给翡济安人，但令达尔文奇怪的是，那些衣不遮体的土著人并没有将这块红布用来做衣服，而是与同伴将它撕成细条缠绕在冻僵的身体上作为装饰。
这个故事让很多人不解，但事实上，无论是原始人还是近现代社会中仍未开化的土著人，他们还是不缺乏高级的智商，从他们对工具的使用和改造、对艺术的创造便可见一斑，弱小无助的原始人在面对大自然的威力时往往求助于神助，如寄望于某种动物，并以之为图腾来崇拜以对抗来自大自然的威胁。小小的珠子或许也是他们从中发现了神性的寄望之物，于是他们将它们打孔穿系起来，佩戴在身上，企求得到庇佑，或表达某种信仰。当然后来发展出了更多的含义，比如成年、结婚、成为英雄，或年龄、民族、身份的识别，等等。总之，珠子被赋予了某种符号和象征的意义，特别是在还没有发明语言的远古时代。
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珠子是在南非布隆波斯一个可以俯瞰印度洋的洞穴中，是距今7.5万年前的石器时代的贝珠，它们表面有人工穿孔。而中国境内有考古地层依据的最早的珠子属于1.8万年前到2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他们的装饰品是一些野兽牙齿、骨管、贝壳、砾石、小石珠，有的还用赭石颜料装饰过。
以珠子彻底世俗化为界，我们可以将中国古代珠子的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唐代以前的上古阶段和唐代以降至清代阶段。上古时期的珠子所承担的是神性、权力和等级的严肃任务，它们大多只属于王室贵族所有；唐代以降的珠子已经世俗化，它们不再集中在少数王室贵族手里，而是大量分散在民间，其装饰和审美意义更加突出。
在古代中国，珠玉的价值一直在贵重金属之上，这与珠玉最早在祭祀中被赋予神性有关。进入文明时代的夏商以后，珠玉除了继续被赋予神性的价值，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社会等级的象征，而这种以珠玉标志社会等级的方法在西周时期达到极致。满身珠玑玉佩不仅是尊贵的象征，还可以节行止、显仪范。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崛起，战乱频仍，孔子感叹“礼崩乐坏”，呼吁恢复西周明尊卑、别贵贱的礼乐制度，重新定义“君子”的内涵为“仁、义、智、勇、洁”，并以玉比喻之，成为两千多年来玉备受文人雅士推崇的理由，同时也削减了珠玉的神性，使之迈出走向人性化世俗化的第一步。同时，由于常年战争，佩戴烦琐的组佩很不方便，秦国人率先解去了各种佩饰，以“印绶”取代组佩，结束了古典的装饰制度。
汉代沿用了秦人“负剑佩印”的等级制度，但到东汉孝明帝时，舆服佩饰才被正式规定下来并纳入朝纲，同时恢复了珠玉的组佩制度。“汉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双印佩刀之饰。”不过汉代在“负剑”上进行了改进，在保留装饰功能的同时增强了实用的功能，以避免荆轲刺秦，秦王拔剑自卫而不能的尴尬。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珠饰的文化内涵已经发生悄悄的改变，它在继续保留标志等级的意义上增添了祥符的寓意和与此相关的题材造型，更多的是信仰、装饰和奢侈的内涵，它们不一定只佩戴在贵族身上，也可佩戴在官员、商人和平民身上，区别仅在于材质使用的珍贵程度。这一现象标志着珠玉装饰向世俗化又迈进了一步。
魏晋南北朝崇尚简约，直接影响了珠玉制作的审美取向。但珠子作为装饰也还不失简约，它们也不仅仅作为身份的标志，更多的是被赋予了信仰的意义。珠玉装饰继续向世俗化过渡。
唐朝开辟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辉煌时代。开元盛世，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频繁，“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使唐朝呈现出一派霓裳羽衣、珠玑璎珞的繁华景象。通过丝绸之路，唐朝还大量舶来了西方奢侈品，特别是波斯的金银饰品。在陕西咸阳出土的坠玉金头饰最为精致华美，体现了超高的工艺水平。与此同时，唐朝城市生活和世俗情趣兴起，佛教造像出现世俗情态，其中菩萨的璎珞样式取消了整体的璎珞样式，装饰重点是颈部的项饰，称为“珠璎”，反映了审美风尚的世俗化转变。我们还可以从唐朝的绘画作品看到这一时期珠玉装饰的形态。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中的贵妇，除了满头珠玑玉花、金银珠翠，从臂至腕还戴着金光闪闪的金臂钏（也称“跳脱”）；敦煌壁画中的西域女供养人，除了像中原贵妇那样盛装华丽、头饰夸张，项链的穿戴也极尽华贵，甚至手中所持供养物和随行的华冠也都是珠玑垂悬、满目琳琅。
宋代是文人文化和商品經济高度发展的时期，也是被西方认为的文雅社会的巅峰期，文人阶层的兴起助长了各种雅玩的风气，很多文人衣食无忧，爱好世俗风情，且趣味高雅、品位细腻，对中国古代艺术和雅赏玩好的贡献最大。在《清明上河图》中，我们除了可以看到当时东京的市井喧嚣、人声相闻的繁华胜景，还可以从中看到夹杂在繁华中的金银铺、珠子铺，说明珠玉装饰不仅世俗化，而且彻底走向了民间。
继宋代的世俗风情之后，元代的这种风气仍然不减，流行于宋代的珠璎同样时兴于元代，无论道释神仙还是世俗人物很多都戴有珠璎，这一现象从保留至今的元代壁画中可以找到实证。
明代的宫廷流行复古风尚，其组佩延续两晋制度。明代《舆服志》详细记载了宫廷的佩饰制度，从皇帝皇后到太子嫔妃、从文武百官到官亲命妇，不同场合的不同装饰都有具体而严格的规定，其中都少不了珠玑玉佩。明代也是世俗风情极为丰富的时代，除了皇室，民间对珠饰的喜爱也胜过以往，珠饰制作工艺娴熟，题材世俗化，寓意吉祥，造型简洁。《金瓶梅》对明代晚期社会各阶层的风俗人情有很详细的描写，其中对人们对珠子一类的精巧物什的喜爱和雅玩的描述细腻周详。如其中讲述潘金莲买散珠子回来为自己“穿箍儿戴”的故事，可见“穿箍儿戴”是当时有闲阶层妇女中流行的消遣方式，珠子铺除了供应作坊的批量购买，也为这些有闲妇女的手工消遣提供零售。
清代宫廷艺术追求趣味性，珠饰的风格有洛可可的繁复精巧和精雕细琢，题材和样式也更加活泼喜气，不仅寓意追求吉祥，连题材的名称都以讨得好口彩为风尚。民间珠饰同样跟随宫廷风气，在“工巧之美”上绝不输给宫廷，在首饰的制作上都以体现好口彩和吉兆象征的传统为主。珠饰，再也不是宫廷贵族的专利，早已成为普通民众的喜好。
这就是《中国古代珠子》给我们讲述的故事。作者朱晓丽为四川大学美术考古学博士，她集十年之功，写就了这样一部考据翔实而不失有趣的著作，填补了国内关于中国古代珠子研究领域的空白。朱晓丽说：“如果问我为什么要写一本关于中国古代珠子的书，一个浅显的理由是，它们美丽迷人。然而真正的原因是，在它们美丽的外表背后有一部历史，而这不是一部单纯关于美丽外形的简单历史，它一直跟工艺、贸易、信仰、文化、社会背景等诸多方面有关。”
今天，当珠子已成为纯粹的装饰品，不再承担神性的任务时，你还是无法否认当你拥有它们的时候的神秘初衷，你仍然希望不仅用它们美丽自己，而且希望用它们寄托美好，祈祷明天。
（作者系广西美术出版社编辑，副编审）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3年6月
定价：180.00元
格罗塞在他的《艺术的起源》中讲述了一个故事：达尔文将一块红布送给翡济安人，但令达尔文奇怪的是，那些衣不遮体的土著人并没有将这块红布用来做衣服，而是与同伴将它撕成细条缠绕在冻僵的身体上作为装饰。
这个故事让很多人不解，但事实上，无论是原始人还是近现代社会中仍未开化的土著人，他们还是不缺乏高级的智商，从他们对工具的使用和改造、对艺术的创造便可见一斑，弱小无助的原始人在面对大自然的威力时往往求助于神助，如寄望于某种动物，并以之为图腾来崇拜以对抗来自大自然的威胁。小小的珠子或许也是他们从中发现了神性的寄望之物，于是他们将它们打孔穿系起来，佩戴在身上，企求得到庇佑，或表达某种信仰。当然后来发展出了更多的含义，比如成年、结婚、成为英雄，或年龄、民族、身份的识别，等等。总之，珠子被赋予了某种符号和象征的意义，特别是在还没有发明语言的远古时代。
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珠子是在南非布隆波斯一个可以俯瞰印度洋的洞穴中，是距今7.5万年前的石器时代的贝珠，它们表面有人工穿孔。而中国境内有考古地层依据的最早的珠子属于1.8万年前到2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他们的装饰品是一些野兽牙齿、骨管、贝壳、砾石、小石珠，有的还用赭石颜料装饰过。
以珠子彻底世俗化为界，我们可以将中国古代珠子的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唐代以前的上古阶段和唐代以降至清代阶段。上古时期的珠子所承担的是神性、权力和等级的严肃任务，它们大多只属于王室贵族所有；唐代以降的珠子已经世俗化，它们不再集中在少数王室贵族手里，而是大量分散在民间，其装饰和审美意义更加突出。
在古代中国，珠玉的价值一直在贵重金属之上，这与珠玉最早在祭祀中被赋予神性有关。进入文明时代的夏商以后，珠玉除了继续被赋予神性的价值，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社会等级的象征，而这种以珠玉标志社会等级的方法在西周时期达到极致。满身珠玑玉佩不仅是尊贵的象征，还可以节行止、显仪范。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崛起，战乱频仍，孔子感叹“礼崩乐坏”，呼吁恢复西周明尊卑、别贵贱的礼乐制度，重新定义“君子”的内涵为“仁、义、智、勇、洁”，并以玉比喻之，成为两千多年来玉备受文人雅士推崇的理由，同时也削减了珠玉的神性，使之迈出走向人性化世俗化的第一步。同时，由于常年战争，佩戴烦琐的组佩很不方便，秦国人率先解去了各种佩饰，以“印绶”取代组佩，结束了古典的装饰制度。
汉代沿用了秦人“负剑佩印”的等级制度，但到东汉孝明帝时，舆服佩饰才被正式规定下来并纳入朝纲，同时恢复了珠玉的组佩制度。“汉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双印佩刀之饰。”不过汉代在“负剑”上进行了改进，在保留装饰功能的同时增强了实用的功能，以避免荆轲刺秦，秦王拔剑自卫而不能的尴尬。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珠饰的文化内涵已经发生悄悄的改变，它在继续保留标志等级的意义上增添了祥符的寓意和与此相关的题材造型，更多的是信仰、装饰和奢侈的内涵，它们不一定只佩戴在贵族身上，也可佩戴在官员、商人和平民身上，区别仅在于材质使用的珍贵程度。这一现象标志着珠玉装饰向世俗化又迈进了一步。
魏晋南北朝崇尚简约，直接影响了珠玉制作的审美取向。但珠子作为装饰也还不失简约，它们也不仅仅作为身份的标志，更多的是被赋予了信仰的意义。珠玉装饰继续向世俗化过渡。
唐朝开辟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辉煌时代。开元盛世，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频繁，“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使唐朝呈现出一派霓裳羽衣、珠玑璎珞的繁华景象。通过丝绸之路，唐朝还大量舶来了西方奢侈品，特别是波斯的金银饰品。在陕西咸阳出土的坠玉金头饰最为精致华美，体现了超高的工艺水平。与此同时，唐朝城市生活和世俗情趣兴起，佛教造像出现世俗情态，其中菩萨的璎珞样式取消了整体的璎珞样式，装饰重点是颈部的项饰，称为“珠璎”，反映了审美风尚的世俗化转变。我们还可以从唐朝的绘画作品看到这一时期珠玉装饰的形态。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中的贵妇，除了满头珠玑玉花、金银珠翠，从臂至腕还戴着金光闪闪的金臂钏（也称“跳脱”）；敦煌壁画中的西域女供养人，除了像中原贵妇那样盛装华丽、头饰夸张，项链的穿戴也极尽华贵，甚至手中所持供养物和随行的华冠也都是珠玑垂悬、满目琳琅。
宋代是文人文化和商品經济高度发展的时期，也是被西方认为的文雅社会的巅峰期，文人阶层的兴起助长了各种雅玩的风气，很多文人衣食无忧，爱好世俗风情，且趣味高雅、品位细腻，对中国古代艺术和雅赏玩好的贡献最大。在《清明上河图》中，我们除了可以看到当时东京的市井喧嚣、人声相闻的繁华胜景，还可以从中看到夹杂在繁华中的金银铺、珠子铺，说明珠玉装饰不仅世俗化，而且彻底走向了民间。
继宋代的世俗风情之后，元代的这种风气仍然不减，流行于宋代的珠璎同样时兴于元代，无论道释神仙还是世俗人物很多都戴有珠璎，这一现象从保留至今的元代壁画中可以找到实证。
明代的宫廷流行复古风尚，其组佩延续两晋制度。明代《舆服志》详细记载了宫廷的佩饰制度，从皇帝皇后到太子嫔妃、从文武百官到官亲命妇，不同场合的不同装饰都有具体而严格的规定，其中都少不了珠玑玉佩。明代也是世俗风情极为丰富的时代，除了皇室，民间对珠饰的喜爱也胜过以往，珠饰制作工艺娴熟，题材世俗化，寓意吉祥，造型简洁。《金瓶梅》对明代晚期社会各阶层的风俗人情有很详细的描写，其中对人们对珠子一类的精巧物什的喜爱和雅玩的描述细腻周详。如其中讲述潘金莲买散珠子回来为自己“穿箍儿戴”的故事，可见“穿箍儿戴”是当时有闲阶层妇女中流行的消遣方式，珠子铺除了供应作坊的批量购买，也为这些有闲妇女的手工消遣提供零售。
清代宫廷艺术追求趣味性，珠饰的风格有洛可可的繁复精巧和精雕细琢，题材和样式也更加活泼喜气，不仅寓意追求吉祥，连题材的名称都以讨得好口彩为风尚。民间珠饰同样跟随宫廷风气，在“工巧之美”上绝不输给宫廷，在首饰的制作上都以体现好口彩和吉兆象征的传统为主。珠饰，再也不是宫廷贵族的专利，早已成为普通民众的喜好。
这就是《中国古代珠子》给我们讲述的故事。作者朱晓丽为四川大学美术考古学博士，她集十年之功，写就了这样一部考据翔实而不失有趣的著作，填补了国内关于中国古代珠子研究领域的空白。朱晓丽说：“如果问我为什么要写一本关于中国古代珠子的书，一个浅显的理由是，它们美丽迷人。然而真正的原因是，在它们美丽的外表背后有一部历史，而这不是一部单纯关于美丽外形的简单历史，它一直跟工艺、贸易、信仰、文化、社会背景等诸多方面有关。”
今天，当珠子已成为纯粹的装饰品，不再承担神性的任务时，你还是无法否认当你拥有它们的时候的神秘初衷，你仍然希望不仅用它们美丽自己，而且希望用它们寄托美好，祈祷明天。
（作者系广西美术出版社编辑，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