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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型国际关系已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鲜明旗帜之一。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关系思想和观点继承与发展，如国际主义理论、世界历史理论以及国际合作和和平共处思想等。新型大国关系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可以说“大国外交是新型国际关系实现的一个实例。”[6]新型大国关系在继承马恩及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同时，又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吸取理论养分。根据唯物史观，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不仅是站在“巨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肩膀上，新型大国关系还应当前国际政治形势而生。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在推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关键组成部分的同时，也要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互相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建构。
关键词：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大国关系;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外交实践
大国关系历来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大国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的观点深刻得影响着国际政治现实。“中美大国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一说甚嚣尘上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相较之下，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关注度则较少。马克思主义是全面的理论，涉及哲学理论、经济和政治学说等范畴，并且还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被引入国际关系领域。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得到运用和发展。习近平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下，基于新的时代背景，提出包含新型大国关系在内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固然，新型国际关系的提出也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息息相关，但本文仅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出发看待新时代的新型国际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国家间关系理论与新型大国关系
对马克思而言，要真正了解国际关系离不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背景。《资本论》详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国家的出现，并使它成为参与阶级斗争最重要的政治形式。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体，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用来捍卫自身利益的工具，因此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绝不是为了满足什么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从来只是“资产阶级的一个骗局”，实际上它所体现得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已。[2]也正因为如此，各国资产阶级为追逐各自利益而展开竞争，国家间关系将始终处于一种冲突状态。因而马克思主义下的国家不仅具有民族性，还有阶级性。在看待资本主义扩张和战争时，就不单单是民族战争，更是阶级的压迫，是阶级战争。
因此在资产阶级联盟下，全世界无产者，也应该联合起来，从而形成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准则。国际主义以民族独立为前提。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明确指出“真正的国际主义无疑应当以独立的民族组织为基础”[7]，“国际联合只能存在语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 [8]同时，国际主义本身就含有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自主选择发展模式的思想。恩格斯说到“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他国人民接受任何替代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9]
在这一点上，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主权原则不仅体现在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内政不容干涉，还应该体现在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当得到维护，体现在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实践应当受到尊重。”[10]新型大国关系关于“互相尊重”的内容，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
二、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新型国际关系
以唯物史观为基础，马克思主义创立了自己的世界历史理论，这一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分析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進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1]。在他看来，由于资本主义为了销售产品不得不扩大市场，随着市场的扩大逐渐形成世界市场，又随着世界市场的不断开拓，原来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生产力和交往方式便跨越出国界和民族的界限，成为世界历史性的生产和人类的普遍交往。[12]世界性的生产“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13]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共同体。
在国际关系上，世界历史的各具体阶段的大国关系主导的国际秩序状态时由现实格局中的多种力量所决定，但世界历史进程的本质将是国际社会各个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系列领域通过相互依存、影响从而最终达到整体发展的过程。国际政治是一个共同体，人类命运成为一个共同体。因而，全人类的解放也是与世界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如马克思所言，“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4]。发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要融入世界历史，必须要把握机遇，自觉推进发展进程，自觉地创造历史转变。
直到今日，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通过寻求合作来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就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大国之间关系亦是如此。新时代的新型国际关系正是在相互依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把握机遇，推进发展进程，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举措。
三、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与和平共处思想与新型国际关系
习近平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合作共赢”、“互相尊重”理念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中的“国际合作”和“和平共处”原则。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国家间合作关系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的源头。他们先从人类本性出发论述了人类的合作。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最多是搜集，而人类则能从事生产。仅仅由于这个基本的区别，就不可能把动物社会的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15]动物弱肉强食的斗争本性则不适用于人类，因此人类具有合作的本性，并且由于社会的本质就是合作，那么人类至始至终都存在着合作的一面;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得出民族国家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治组织形式。并据此基本属性提出如下认识：（1）民族国家是“建立各民族协调的国际合作的必要先决条件”[16]。（2）无产阶级要与资产阶级对抗，必须联合起来。（3）民族国家的政治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只有在平等的国家之间才可能出现国际合作。[17]（4）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社会，“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18]。在此，马克思、恩格斯用民族性、阶级性、平等性与和平性规范了国际合作的特性，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的基本框架。 [19] 随后，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又在苏俄“一个国家单独建设起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现实，与列宁“两种制度并存”理论中得到发展。列宁认为，在两制并存时代下，要保持和平的国际关系，不同制度国家应互相承认、相互尊重主权独立、互不干涉内政。而经济交往与合作也为和平共处提供现实基础。“经济交往与国际合作是各国相互依赖和世界市场扩张的内在要求。这也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一致的。”[20]
由马恩时期强调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与合作到列宁时期强调两种制度的和平相处与合作，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得以发展。习近平同志据此提出“合作共赢”理念，将其作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
四、建构新型大国关系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关键
大国关系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乎着世界和平与稳定。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同样也离不开新型大国关系。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新中国处理对外关系，尤其是在谋求国际合作的对外开放中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建国初期，根据当时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家利益考量，新中国提出“一边倒”外交方针，即坚定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方。在大国关系中，中国通过《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苏联结为盟友关系;随着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中国由联苏反美转为反美反苏的“两个拳头打人”的大国关系处理模式状态;七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中国的大国关系发展迅速：中美关系逐步实现正常化，中日恢复邦交，并且还发展了与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大国的关系;改革开放时期，尤其是九十年代后，在处理同大国关系上，中国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建立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21]这些处理大国关系的原则与实践适应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同时也为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谐世界”等理论直接成为习近平新时代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
当前国际政治形势有所改变。近年来，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大国。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呈现依存与冲突同时增强的特点：一方面，在全球化推动下，中国与各大国之间的利益共同点迅速增加，相互依存度逐渐加深;另一方面，中国与各大国之间的竞争面也迅速扩大，一些传统争议和网络争端、知识产权、等新兴议题交叉冲击着双边关系。总体来看，“中国与各大国关系的战略联动性、全局敏感性、国际震荡性受到高度关注，大国关系的战略性大大增强。”[22]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当前社会发展形势相结合，在大国关系的模式和理念正在酝酿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中国提出构建包括新型大国关系在内的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首先且经常被用在中美关系的阐述中。早在2012年5月，中美在北京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时，采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对话主题。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中美两国元首庄园会晤中，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23]三句话对新型大国关系作出概括。2013年9月，中国外长王毅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时，进一步阐述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指出不冲突不对抗是前提;相互尊重是基本原则;合作共赢是必由之路。[24]但新型大国关系的思想不仅局限于中美关系。2017年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习近平对从宏观战略角度提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的总体构想。在总体框架下，不仅要“积极同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还要“同俄罗斯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欧洲发展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同金砖国家发展团结合作的伙伴关系”。[25]可见，新型大国关系强调均衡发展与各大国关系。
以新型大国关系为重要内容的新型国际关系在理论上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思想，实践上更需要与中国现有对外政策紧密结合。除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关键的构建，还需要塑造直接影响着中国安全与发展的“亲诚惠容”的周边睦邻友好关系[26]，以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
参考文献：
[1]颜声毅：《当代中国外交》（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曹泳鑫：《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高飞.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使命[J].当代世界，2018（1）：4-7.
[5]赵可金，史艳.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J].美国研究， 2018， v.32;No.135（3）：8+34-58.
[6]董雯. 论新时代新型国际关系.学理论，2018-08-0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7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4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9页。
[10]《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新华网，2015年9月29日，参见网页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9/29/c_1116703645.htm.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8页。
[12] 范明英， 刘旭雯.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方位[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2）.
[13]《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京：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11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8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6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6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8页。
[19]刘传春. 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进程、特征与范式[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3（3）：53-56.
[20]曹泳鑫：《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207页。
[21]颜声毅：《当代中国外交》（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第1页。
[22]赵可金， 史艳.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J]. 美国研究， 2018， v.32;No.135（3）：8+34-58.
[23]习近平概括中美新型大国关系[EB /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6/10/c_116107914.htm.
[24]外交部长王毅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全文[EB /OL]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13-09/23/content_30101644.htm
[25]《人民日报》2017年1月19日.
[26]《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3年10月26日，参见网页http：//cpc.people.com.cn/n/2013/1026/c64094-23333683.html.
作者简介：张玉敏，女，土家族，重庆酉阳人，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在读硕士，研究方向：南亚国家间关系。
关键词：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大国关系;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外交实践
大国关系历来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大国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的观点深刻得影响着国际政治现实。“中美大国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一说甚嚣尘上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相较之下，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关注度则较少。马克思主义是全面的理论，涉及哲学理论、经济和政治学说等范畴，并且还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被引入国际关系领域。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得到运用和发展。习近平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下，基于新的时代背景，提出包含新型大国关系在内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固然，新型国际关系的提出也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息息相关，但本文仅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出发看待新时代的新型国际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国家间关系理论与新型大国关系
对马克思而言，要真正了解国际关系离不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背景。《资本论》详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国家的出现，并使它成为参与阶级斗争最重要的政治形式。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体，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用来捍卫自身利益的工具，因此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绝不是为了满足什么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从来只是“资产阶级的一个骗局”，实际上它所体现得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已。[2]也正因为如此，各国资产阶级为追逐各自利益而展开竞争，国家间关系将始终处于一种冲突状态。因而马克思主义下的国家不仅具有民族性，还有阶级性。在看待资本主义扩张和战争时，就不单单是民族战争，更是阶级的压迫，是阶级战争。
因此在资产阶级联盟下，全世界无产者，也应该联合起来，从而形成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准则。国际主义以民族独立为前提。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明确指出“真正的国际主义无疑应当以独立的民族组织为基础”[7]，“国际联合只能存在语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 [8]同时，国际主义本身就含有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自主选择发展模式的思想。恩格斯说到“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他国人民接受任何替代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9]
在这一点上，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主权原则不仅体现在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内政不容干涉，还应该体现在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当得到维护，体现在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实践应当受到尊重。”[10]新型大国关系关于“互相尊重”的内容，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
二、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新型国际关系
以唯物史观为基础，马克思主义创立了自己的世界历史理论，这一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分析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進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1]。在他看来，由于资本主义为了销售产品不得不扩大市场，随着市场的扩大逐渐形成世界市场，又随着世界市场的不断开拓，原来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生产力和交往方式便跨越出国界和民族的界限，成为世界历史性的生产和人类的普遍交往。[12]世界性的生产“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13]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共同体。
在国际关系上，世界历史的各具体阶段的大国关系主导的国际秩序状态时由现实格局中的多种力量所决定，但世界历史进程的本质将是国际社会各个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系列领域通过相互依存、影响从而最终达到整体发展的过程。国际政治是一个共同体，人类命运成为一个共同体。因而，全人类的解放也是与世界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如马克思所言，“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4]。发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要融入世界历史，必须要把握机遇，自觉推进发展进程，自觉地创造历史转变。
直到今日，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通过寻求合作来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就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大国之间关系亦是如此。新时代的新型国际关系正是在相互依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把握机遇，推进发展进程，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举措。
三、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与和平共处思想与新型国际关系
习近平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合作共赢”、“互相尊重”理念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中的“国际合作”和“和平共处”原则。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国家间合作关系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的源头。他们先从人类本性出发论述了人类的合作。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最多是搜集，而人类则能从事生产。仅仅由于这个基本的区别，就不可能把动物社会的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15]动物弱肉强食的斗争本性则不适用于人类，因此人类具有合作的本性，并且由于社会的本质就是合作，那么人类至始至终都存在着合作的一面;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得出民族国家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治组织形式。并据此基本属性提出如下认识：（1）民族国家是“建立各民族协调的国际合作的必要先决条件”[16]。（2）无产阶级要与资产阶级对抗，必须联合起来。（3）民族国家的政治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只有在平等的国家之间才可能出现国际合作。[17]（4）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社会，“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18]。在此，马克思、恩格斯用民族性、阶级性、平等性与和平性规范了国际合作的特性，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的基本框架。 [19] 随后，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又在苏俄“一个国家单独建设起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现实，与列宁“两种制度并存”理论中得到发展。列宁认为，在两制并存时代下，要保持和平的国际关系，不同制度国家应互相承认、相互尊重主权独立、互不干涉内政。而经济交往与合作也为和平共处提供现实基础。“经济交往与国际合作是各国相互依赖和世界市场扩张的内在要求。这也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一致的。”[20]
由马恩时期强调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与合作到列宁时期强调两种制度的和平相处与合作，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得以发展。习近平同志据此提出“合作共赢”理念，将其作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
四、建构新型大国关系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关键
大国关系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乎着世界和平与稳定。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同样也离不开新型大国关系。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新中国处理对外关系，尤其是在谋求国际合作的对外开放中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建国初期，根据当时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家利益考量，新中国提出“一边倒”外交方针，即坚定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方。在大国关系中，中国通过《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苏联结为盟友关系;随着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中国由联苏反美转为反美反苏的“两个拳头打人”的大国关系处理模式状态;七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中国的大国关系发展迅速：中美关系逐步实现正常化，中日恢复邦交，并且还发展了与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大国的关系;改革开放时期，尤其是九十年代后，在处理同大国关系上，中国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建立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21]这些处理大国关系的原则与实践适应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同时也为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谐世界”等理论直接成为习近平新时代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
当前国际政治形势有所改变。近年来，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大国。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呈现依存与冲突同时增强的特点：一方面，在全球化推动下，中国与各大国之间的利益共同点迅速增加，相互依存度逐渐加深;另一方面，中国与各大国之间的竞争面也迅速扩大，一些传统争议和网络争端、知识产权、等新兴议题交叉冲击着双边关系。总体来看，“中国与各大国关系的战略联动性、全局敏感性、国际震荡性受到高度关注，大国关系的战略性大大增强。”[22]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当前社会发展形势相结合，在大国关系的模式和理念正在酝酿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中国提出构建包括新型大国关系在内的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首先且经常被用在中美关系的阐述中。早在2012年5月，中美在北京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时，采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对话主题。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中美两国元首庄园会晤中，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23]三句话对新型大国关系作出概括。2013年9月，中国外长王毅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时，进一步阐述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指出不冲突不对抗是前提;相互尊重是基本原则;合作共赢是必由之路。[24]但新型大国关系的思想不仅局限于中美关系。2017年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习近平对从宏观战略角度提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的总体构想。在总体框架下，不仅要“积极同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还要“同俄罗斯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欧洲发展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同金砖国家发展团结合作的伙伴关系”。[25]可见，新型大国关系强调均衡发展与各大国关系。
以新型大国关系为重要内容的新型国际关系在理论上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思想，实践上更需要与中国现有对外政策紧密结合。除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关键的构建，还需要塑造直接影响着中国安全与发展的“亲诚惠容”的周边睦邻友好关系[26]，以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
参考文献：
[1]颜声毅：《当代中国外交》（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曹泳鑫：《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高飞.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使命[J].当代世界，2018（1）：4-7.
[5]赵可金，史艳.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J].美国研究， 2018， v.32;No.135（3）：8+34-58.
[6]董雯. 论新时代新型国际关系.学理论，2018-08-0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7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4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9页。
[10]《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新华网，2015年9月29日，参见网页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9/29/c_1116703645.htm.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8页。
[12] 范明英， 刘旭雯.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方位[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2）.
[13]《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京：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11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8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6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6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8页。
[19]刘传春. 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进程、特征与范式[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3（3）：53-56.
[20]曹泳鑫：《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207页。
[21]颜声毅：《当代中国外交》（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第1页。
[22]赵可金， 史艳.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J]. 美国研究， 2018， v.32;No.135（3）：8+34-58.
[23]习近平概括中美新型大国关系[EB /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6/10/c_116107914.htm.
[24]外交部长王毅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全文[EB /OL]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13-09/23/content_30101644.htm
[25]《人民日报》2017年1月19日.
[26]《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3年10月26日，参见网页http：//cpc.people.com.cn/n/2013/1026/c64094-23333683.html.
作者简介：张玉敏，女，土家族，重庆酉阳人，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在读硕士，研究方向：南亚国家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