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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对于中国模式的热烈讨论既不是一个偶然性的现象，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所引发和推动。从根本上，这一现象的形成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至今的自然结果。
概念：中国模式的认同度高
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等概念究竟哪一个最准确的争论，显然并不是关于这一议题中最为重要的问题，首先需要认真对待和回答的，应该是概括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经验必要性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是一个谁也不能否认的基本事实。当然，还有另一个谁也不能否认的基本事实是，中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存在着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可以说，中国成就和中国问题共同构成了探讨和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道路的内在动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事实上确实已经拥有了一条富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模式。几乎所有对中国模式研究有兴趣的学者不约而同地承认，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发展模式，没有照搬任何现成的模式，它既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
道路问题始终是一个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争论性话题。进入21世纪以来，民主社会主义和“普世价值”论等多种社会思潮都明确表达了影响中国道路方向的政治意图。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郑重声明，业已显示出对当下道路问题激烈争论的高度关注。
如果说中国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主要是发展经验方面的意义，那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则更多是一种价值理念方面的意义。西方一些人对中国模式的关注，就是认为其对西方价值形成了挑战和竞争。就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让美国人惴惴不安，而把中国的崛起上升为一种理论更让很多美国人忧心忡忡。可见，无论是“中国崩溃论”还是“中国威胁论”，无论是善意的赞扬还是妖魔化的唱衰，所考虑的因素大都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基本理念有关。
当然，概念的不同使用并非毫无说道。有的学者不主张使用“共识”的概念，是认为“共识”的基本意义是广泛认可的或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而“模式”指的是一系列带有明显特征的发展战略、制度和理念。有的学者不主张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认为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要继续探索，用“模式”一词有定型之嫌。并且，即使使用同一个概念，学者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如有的学者将对中国道路的分析放在了鸦片战争以来160多年的历史框架之中；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道路是近代120年来，中国探索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民族解放、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
但从总体上而言，“中国模式”的使用频率和认同度相对较高。有的学者指出，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一再提到中国模式，强调各国都要独立思考，寻找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因此中国模式并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应该看到，对“模式”的趋于认同并非无足轻重。“模式”话语所形成的共识意味着：一、蕴涵着一种对中国模式业已基本定型和基本成熟的判断。二、蕴涵着对这一模式总体上肯定的基本判定。三、蕴涵着具有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借鉴和启示意义的内容。
属性：要不要冠以社会主义
随着中国模式研究的深入，中国模式社会属性的问题，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中国模式就是中国模式，没有必要冠以“社会主义”的字样。这种有意或无意忽略中国模式的社会属性的看法，其实是将发展模式归结为与社会属性无关的问题。另一种是，在认可中国模式现实合理性的同时，将这一模式视为了西方同道。显然，后者并不回避有关社会属性的话题，只不过作了“资本主义”模式的解读。
是不是应该进行社会属性的判定，究竟应该作哪一种社会属性的判定，是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所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就前者而言，发展道路问题是一个与社会属性相联系的概念。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说，这本书“通过考察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我们希望勘定它在哪些方面遵循了其他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所经过的基本路线，在哪些方面它又闯出了自己的独特道路”。他认为：“本土因素和外来因素都会对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产生影响。”(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P4)而这两种因素的相互联系构成了该书所要考察的重要论题之一。罗兹曼在这里只是从一个层面说明了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虽然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与历史和国情固然不可分，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但这些因素与社会属性的因素相比不具有最根本的意义。恰是社会属性的因素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化道路的形态。
就后者而言，对于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探索出一个与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具体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自然不可能违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即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在西方原有现代化道路基础上的一种扬弃。并且，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容留资本主义的因素的社会形态。在这个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因素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将长期并存。可以说，这两个因素是导致在中国模式属性的认识上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
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说：“北京共识”或者中国模式中最重要的内容，不是中国文化的副产品而应该是社会主义的遗产，中国国内或国际上有人试图消灭这一遗产。“北京共识”或中国发展模式都能在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里找到其渊源。(《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不应抛弃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这一论述可以认为是对上述两个问题的集中回答。
从应然的角度看，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存在着本质区别，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应该充分体现出来。这一区别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不在于是不是注重发展生产力，而在于是不是以牺牲人本身的发展为代价来发展生产。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无论在实现方式上还是在历史任务上都应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般而言，就其实现方式而言，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在现代化过程中有效限制和克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严重扭曲、各种社会公害的普遍流行等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灾难，在现代化的每一个阶段，社会各阶层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普遍享受到现代化所实现的文明成果，而不是以部分社会阶层眼前和长远利益的相对丧失为前提。就其历史任务而言，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所不同的是，绝非是向“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化”，而是向每个 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转化。(参见叶险明《对马克思现代化观的一种读解》，《哲学研究》2000年第2期)
沿着应然的思路，中国模式蕴涵着双重超越。第一重超越的对象是苏联模式。改革开放的直接目的就在于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但还不能停留于这个层面，因为与西方现代化道路相比，中国模式的一个前提性内涵是中国已经完全摒弃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选择。换言之，在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才是中国模式的底色。然而，从实然的角度看，照抄照搬西方模式的社会思潮一直不断地干扰和影响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努力革除苏联模式弊端探寻中国模式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关于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的强调，是他对中国道路的后一重超越的提醒和告诫。即在努力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端，也要时时警惕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侵袭，避免滑入西方现代化的陷阱。
基于社会主义的语境对于中国模式的考察，可以得出三个结论。一、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与中国的特殊性相结合，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出发，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果。二、中国模式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就是使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迅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三、中国模式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试图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想相结合的一场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实践”。(林春：《承前启后的中国模式》，《读书》2006年第4期)基于这一认识，中国模式有三个层次的内涵：第一个层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第二个层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和体制；第三个层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纲领和改革发展的战略策略。应该看到，中国模式三个层次的内容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任何片面的认识都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模式的科学内涵。
问题：不能孤立片面地看待
关于中国模式需要坚持辩证分析的立场，片面性的立场必然难以正确地看待成就和问题，也难以对中国模式形成正确的评价。因此，当我们郑重强调中国模式仍然处于探索过程之中时，一方面是明确这个模式还远非十全十美，需要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仍然需要面对一系列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必须超越肯定性阐释的意义框架，换言之，中国模式实际上蕴涵着应然和实然的现实矛盾。
坦率地说，悬殊的社会贫富差距是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一起进入21世纪的。短短30多年时间，中国就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成长为世界上贫富分化最大的国家之一。有学者研究的结果表明，当前的问题不仅仅体现在收入差距扩大上，而且体现在更广泛的利益分化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利益分配格局实际上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化趋势。这一时期，向下流动和向上流动的可能性都变得异常明显。(《快速转型时期的利益分化与社会矛盾》，《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与悬殊的贫富差距相联系的，是当前中国社会道德体系的严重危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日趋紧张。新加坡一位学者认为，GDP主义产生的GDP可以估算，但没有任何办法来估算GDP主义的社会成本。很多人已经明白GDP主义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的社会效果，例如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环境恶化等。但最大的社会成本莫过于社会道德体系的解体。(《参考消息》2010年1月6日)与社会贫富差距相比较，社会道德和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建，应该是中国问题更为重要的内容。显然，这些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都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
如何正确认识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决定了中国模式下一步探索的方向。在这方面，因由不同的学术立场得出的问题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方案有较大差异甚至根本对立。比如，有学者将产生问题的根源，指向现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并最终指向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于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种分析问题的原因和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值得深度质疑。这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在强调问题意识的重要性的同时，还需要强调问题意识的形成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只有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到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才能确立起作为有效改造世界的前提的真正的“问题意识”，也才有可能获得完善中国模式的正确途径。
对于中国问题的分析首先应该将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联系起来考察，由此承认其产生具有客观性的一面，但不能由此忽视主观性失误的一面。事实上，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的忽视。并且，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也更容易受到西方资本主导的发展方式的影响。有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各级领导人似乎有意无意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的“下溢理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所有人最终都会受益，其他一切问题迟早会迎刃而解。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下，为了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他们宁愿牺牲公平、就业、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结果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王绍光：《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中国模式与中国问题并非毫不相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现代性问题以如此尖锐的形式出现，除了现代化本身应负其咎，恐怕还应考虑到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尽合理等因素。(参见王锐生《现代性、马克思的人的理论和科学发展观》，《学术研究》2005年第10期)
如果只看到中国模式所带来的成就而无视中国问题固然片面，而如果不着眼于它的成就即主导性方面而过分强调中国问题，则更失之片面。我们在承认中国问题的同时并不是内在地包含着一种对中国模式加以否定的企图。新世纪新阶段以来，中国问题促使人们进一步深化对中国模式的反思，也推动着我们党不断作出完善中国模式的努力。
尽管当下中国面临着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很多，但从根本上说，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生产力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关系应该是完善中国模式的理论主轴。有学者为此提出了“两个不能动摇”：“从根本上说，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要靠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而只有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避免或消除发达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普遍异化，这一点也是不能动摇的。”(叶险明：《“知识经济”批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P223)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和处理好两者的张力。深入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应该是完善中国模式的核心课题。一位英国学者指出：“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全面市场化，成为世界上贫富 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当中国的廉价的出口产品在西方许多地方遭到某些工人和学生团体抵制(与反倾销无关)，而‘中国制造’被扭曲为血汗工厂的代称时；当骇人听闻的工伤数字、矿难内幕、因工资拖欠而被迫自杀或杀人的劳工遭遇、污染景象及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勾结强拆民宅强占土地等事件一再被国际媒体报道时，‘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即成自欺欺人的奢谈。”(俞可平、黄平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P245-250)。我们尽可以不完全认同他们的基本观点，但对于其中所包含的问题却不能视若无睹。
未来：促进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强调的是自身道路的特殊性。没有对特殊性的一贯强调，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就谈不上我们正在热烈讨论着的中国模式的话题。
然而，围绕这一特殊性的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错误倾向：一种是脱离普遍的特殊主义和经验主义，将这种特殊性推至极致就成为绝对的特殊论，中国模式于是成为了与普遍性毫不相干的东西；一种是陷入普遍主义的泥沼，将西方模式奉为圭臬，顶礼膜拜。在中国模式的社会属性上的认识偏差和对新中国60年历史的认识断裂等种种错误，其根源正在这里。以全球视野思考中国模式，既要反对抽象地站在普遍主义立场，也要反对抽象地站在特殊主义立场，必须坚持具体普遍论，主张普遍与特殊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实际上，历史的经验和当今全球化进程都明白无误地阐明：任何一种具有活力、具有生命力、具有生长空间的发展模式，一方面包含着特定地域特定国度所特有的文化、传统、环境、资源、人口等国情条件所形成的特质和特色；另一方面包含着在应对发展难题、应答人类生存和社会进步问题、解决社会组织和制度安排等方面所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艾昕：《“中国模式”的理论诉求——衣俊卿教授专访》，《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7月31日)“模式”这个概念首先当然意味着是一种特殊性，但并不排斥它的普遍性。西方人提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也说明中国道路有某种普遍意义。
有学者指出，“中国经验”的本质内容不是别的，正是新型社会主义的不断成长壮大；我们要建立的新社会，正是这种新型的、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新型社会主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它是一种利用资本主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逐步取得对于资本主义的相对优势的社会主义。二、它又是一种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探索社会正义、不断追求社会和谐、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并不断致力于逐步把公平正义贯彻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各个方面的社会主义。显然，那种将社会主义视为特殊性的观点，并没有正确把握中国模式的实质。(郑杭生：《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经验”》，《光明日报》2009年12月3日)
由此，我们需要将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上升到世界社会主义视野的高度。只有上升到这一高度，我们才能更充分地体会探索和完善中国模式对于人类进步事业的重大意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历史终结论的甚嚣尘上，标志着人类理想的放逐。应该看到，探索和完善中国模式的过程，也是一次高扬社会主义的理想性和价值性的旅行。社会主义不仅具有导向性的功能，而且赋予我们以超越资本的精神力量和勇气。
我们应该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中国模式的未来。美国运营业资产长话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及前总裁彼得·巴恩斯，在2007年10月为其《资本主义3. 0——讨回公共权益之指南》一书中文版序言中写道：“较之美国，中国有两个优势：其一，中国加入自由市场游戏的时间较美国短，尽可吸取我们的经验教训；其二，中国政府尚未像美国那样已被强大的私有企业所垄断。这意味着，中国可能有机会为其经济发展另辟蹊径，从而在享有市场经济的要义精髓的同时，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这一论述实际上赋予我们这样的启示，要想保持这一优势，有两个方面是绝不能忽视的：其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积极探索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努力消除市场经济的弊端；其二，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严格杜绝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由此，应该在解决中国问题和完善中国模式的目标框架中，进一步深刻认识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当然，也需要努力防止另一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转型社会学认为，“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中呈现出不同的轨迹，在转型的时候，它们并没有趋向于一种资本主义的模式，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它们是互不相同的，甚至不同于被我们称之为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可以认为，它们正在走向新的尚未被认识的资本主义前景。因此，我们这些研究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人，可以揭示出世界资本主义大家庭中这些新的成员。”(郑杭生、杨敏：《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新型社会主义——对新布达佩斯学派中国版的学术剖析》，《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7年第2期)人们在物质商品的琳琅满目中啧啧称赞市场的力量和资本的意义的同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并不正确反映中国模式的初衷。正如有学者所深刻揭示的：“我们的历史使命是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而不是从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劳动阶级用十多年灵与肉的磨难破读了某些显学时论尤其是作为大资本喉舌的主流经济学的密码：反复指责现实社会主义离开人类文明大道‘自己另搞一套’，无非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扭向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用对资本特权的粉饰去取代对劳动解放的探究。”(李登贵、刘奔：《从方法论的高度反思现实——评阮纪正先生的<中国：探究一个辩证的社会存在>》，《哲学研究》2004年第9期)
现代性的迷雾在一定意义上已经遮盖了中国模式探索的起始立意。如果说改革开放相当长一个时期超越的对象主要在于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在继续避免苏联模式弊端的同时，如何小心翼翼地减少和避开西方模式的侵扰，则成为完善中国模式的工作重点。
概念：中国模式的认同度高
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等概念究竟哪一个最准确的争论，显然并不是关于这一议题中最为重要的问题，首先需要认真对待和回答的，应该是概括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经验必要性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是一个谁也不能否认的基本事实。当然，还有另一个谁也不能否认的基本事实是，中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存在着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可以说，中国成就和中国问题共同构成了探讨和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道路的内在动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事实上确实已经拥有了一条富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模式。几乎所有对中国模式研究有兴趣的学者不约而同地承认，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发展模式，没有照搬任何现成的模式，它既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
道路问题始终是一个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争论性话题。进入21世纪以来，民主社会主义和“普世价值”论等多种社会思潮都明确表达了影响中国道路方向的政治意图。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郑重声明，业已显示出对当下道路问题激烈争论的高度关注。
如果说中国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主要是发展经验方面的意义，那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则更多是一种价值理念方面的意义。西方一些人对中国模式的关注，就是认为其对西方价值形成了挑战和竞争。就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让美国人惴惴不安，而把中国的崛起上升为一种理论更让很多美国人忧心忡忡。可见，无论是“中国崩溃论”还是“中国威胁论”，无论是善意的赞扬还是妖魔化的唱衰，所考虑的因素大都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基本理念有关。
当然，概念的不同使用并非毫无说道。有的学者不主张使用“共识”的概念，是认为“共识”的基本意义是广泛认可的或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而“模式”指的是一系列带有明显特征的发展战略、制度和理念。有的学者不主张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认为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要继续探索，用“模式”一词有定型之嫌。并且，即使使用同一个概念，学者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如有的学者将对中国道路的分析放在了鸦片战争以来160多年的历史框架之中；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道路是近代120年来，中国探索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民族解放、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
但从总体上而言，“中国模式”的使用频率和认同度相对较高。有的学者指出，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一再提到中国模式，强调各国都要独立思考，寻找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因此中国模式并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应该看到，对“模式”的趋于认同并非无足轻重。“模式”话语所形成的共识意味着：一、蕴涵着一种对中国模式业已基本定型和基本成熟的判断。二、蕴涵着对这一模式总体上肯定的基本判定。三、蕴涵着具有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借鉴和启示意义的内容。
属性：要不要冠以社会主义
随着中国模式研究的深入，中国模式社会属性的问题，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中国模式就是中国模式，没有必要冠以“社会主义”的字样。这种有意或无意忽略中国模式的社会属性的看法，其实是将发展模式归结为与社会属性无关的问题。另一种是，在认可中国模式现实合理性的同时，将这一模式视为了西方同道。显然，后者并不回避有关社会属性的话题，只不过作了“资本主义”模式的解读。
是不是应该进行社会属性的判定，究竟应该作哪一种社会属性的判定，是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所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就前者而言，发展道路问题是一个与社会属性相联系的概念。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说，这本书“通过考察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我们希望勘定它在哪些方面遵循了其他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所经过的基本路线，在哪些方面它又闯出了自己的独特道路”。他认为：“本土因素和外来因素都会对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产生影响。”(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P4)而这两种因素的相互联系构成了该书所要考察的重要论题之一。罗兹曼在这里只是从一个层面说明了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虽然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与历史和国情固然不可分，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但这些因素与社会属性的因素相比不具有最根本的意义。恰是社会属性的因素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化道路的形态。
就后者而言，对于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探索出一个与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具体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自然不可能违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即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在西方原有现代化道路基础上的一种扬弃。并且，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容留资本主义的因素的社会形态。在这个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因素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将长期并存。可以说，这两个因素是导致在中国模式属性的认识上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
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说：“北京共识”或者中国模式中最重要的内容，不是中国文化的副产品而应该是社会主义的遗产，中国国内或国际上有人试图消灭这一遗产。“北京共识”或中国发展模式都能在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里找到其渊源。(《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不应抛弃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这一论述可以认为是对上述两个问题的集中回答。
从应然的角度看，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存在着本质区别，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应该充分体现出来。这一区别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不在于是不是注重发展生产力，而在于是不是以牺牲人本身的发展为代价来发展生产。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无论在实现方式上还是在历史任务上都应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般而言，就其实现方式而言，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在现代化过程中有效限制和克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严重扭曲、各种社会公害的普遍流行等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灾难，在现代化的每一个阶段，社会各阶层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普遍享受到现代化所实现的文明成果，而不是以部分社会阶层眼前和长远利益的相对丧失为前提。就其历史任务而言，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所不同的是，绝非是向“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化”，而是向每个 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转化。(参见叶险明《对马克思现代化观的一种读解》，《哲学研究》2000年第2期)
沿着应然的思路，中国模式蕴涵着双重超越。第一重超越的对象是苏联模式。改革开放的直接目的就在于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但还不能停留于这个层面，因为与西方现代化道路相比，中国模式的一个前提性内涵是中国已经完全摒弃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选择。换言之，在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才是中国模式的底色。然而，从实然的角度看，照抄照搬西方模式的社会思潮一直不断地干扰和影响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努力革除苏联模式弊端探寻中国模式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关于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的强调，是他对中国道路的后一重超越的提醒和告诫。即在努力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端，也要时时警惕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侵袭，避免滑入西方现代化的陷阱。
基于社会主义的语境对于中国模式的考察，可以得出三个结论。一、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与中国的特殊性相结合，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出发，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果。二、中国模式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就是使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迅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三、中国模式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试图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想相结合的一场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实践”。(林春：《承前启后的中国模式》，《读书》2006年第4期)基于这一认识，中国模式有三个层次的内涵：第一个层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第二个层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和体制；第三个层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纲领和改革发展的战略策略。应该看到，中国模式三个层次的内容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任何片面的认识都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模式的科学内涵。
问题：不能孤立片面地看待
关于中国模式需要坚持辩证分析的立场，片面性的立场必然难以正确地看待成就和问题，也难以对中国模式形成正确的评价。因此，当我们郑重强调中国模式仍然处于探索过程之中时，一方面是明确这个模式还远非十全十美，需要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仍然需要面对一系列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必须超越肯定性阐释的意义框架，换言之，中国模式实际上蕴涵着应然和实然的现实矛盾。
坦率地说，悬殊的社会贫富差距是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一起进入21世纪的。短短30多年时间，中国就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成长为世界上贫富分化最大的国家之一。有学者研究的结果表明，当前的问题不仅仅体现在收入差距扩大上，而且体现在更广泛的利益分化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利益分配格局实际上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化趋势。这一时期，向下流动和向上流动的可能性都变得异常明显。(《快速转型时期的利益分化与社会矛盾》，《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与悬殊的贫富差距相联系的，是当前中国社会道德体系的严重危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日趋紧张。新加坡一位学者认为，GDP主义产生的GDP可以估算，但没有任何办法来估算GDP主义的社会成本。很多人已经明白GDP主义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的社会效果，例如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环境恶化等。但最大的社会成本莫过于社会道德体系的解体。(《参考消息》2010年1月6日)与社会贫富差距相比较，社会道德和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建，应该是中国问题更为重要的内容。显然，这些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都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
如何正确认识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决定了中国模式下一步探索的方向。在这方面，因由不同的学术立场得出的问题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方案有较大差异甚至根本对立。比如，有学者将产生问题的根源，指向现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并最终指向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于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种分析问题的原因和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值得深度质疑。这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在强调问题意识的重要性的同时，还需要强调问题意识的形成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只有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到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才能确立起作为有效改造世界的前提的真正的“问题意识”，也才有可能获得完善中国模式的正确途径。
对于中国问题的分析首先应该将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联系起来考察，由此承认其产生具有客观性的一面，但不能由此忽视主观性失误的一面。事实上，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的忽视。并且，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也更容易受到西方资本主导的发展方式的影响。有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各级领导人似乎有意无意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的“下溢理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所有人最终都会受益，其他一切问题迟早会迎刃而解。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下，为了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他们宁愿牺牲公平、就业、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结果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王绍光：《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中国模式与中国问题并非毫不相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现代性问题以如此尖锐的形式出现，除了现代化本身应负其咎，恐怕还应考虑到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尽合理等因素。(参见王锐生《现代性、马克思的人的理论和科学发展观》，《学术研究》2005年第10期)
如果只看到中国模式所带来的成就而无视中国问题固然片面，而如果不着眼于它的成就即主导性方面而过分强调中国问题，则更失之片面。我们在承认中国问题的同时并不是内在地包含着一种对中国模式加以否定的企图。新世纪新阶段以来，中国问题促使人们进一步深化对中国模式的反思，也推动着我们党不断作出完善中国模式的努力。
尽管当下中国面临着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很多，但从根本上说，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生产力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关系应该是完善中国模式的理论主轴。有学者为此提出了“两个不能动摇”：“从根本上说，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要靠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而只有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避免或消除发达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普遍异化，这一点也是不能动摇的。”(叶险明：《“知识经济”批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P223)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和处理好两者的张力。深入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应该是完善中国模式的核心课题。一位英国学者指出：“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全面市场化，成为世界上贫富 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当中国的廉价的出口产品在西方许多地方遭到某些工人和学生团体抵制(与反倾销无关)，而‘中国制造’被扭曲为血汗工厂的代称时；当骇人听闻的工伤数字、矿难内幕、因工资拖欠而被迫自杀或杀人的劳工遭遇、污染景象及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勾结强拆民宅强占土地等事件一再被国际媒体报道时，‘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即成自欺欺人的奢谈。”(俞可平、黄平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P245-250)。我们尽可以不完全认同他们的基本观点，但对于其中所包含的问题却不能视若无睹。
未来：促进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强调的是自身道路的特殊性。没有对特殊性的一贯强调，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就谈不上我们正在热烈讨论着的中国模式的话题。
然而，围绕这一特殊性的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错误倾向：一种是脱离普遍的特殊主义和经验主义，将这种特殊性推至极致就成为绝对的特殊论，中国模式于是成为了与普遍性毫不相干的东西；一种是陷入普遍主义的泥沼，将西方模式奉为圭臬，顶礼膜拜。在中国模式的社会属性上的认识偏差和对新中国60年历史的认识断裂等种种错误，其根源正在这里。以全球视野思考中国模式，既要反对抽象地站在普遍主义立场，也要反对抽象地站在特殊主义立场，必须坚持具体普遍论，主张普遍与特殊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实际上，历史的经验和当今全球化进程都明白无误地阐明：任何一种具有活力、具有生命力、具有生长空间的发展模式，一方面包含着特定地域特定国度所特有的文化、传统、环境、资源、人口等国情条件所形成的特质和特色；另一方面包含着在应对发展难题、应答人类生存和社会进步问题、解决社会组织和制度安排等方面所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艾昕：《“中国模式”的理论诉求——衣俊卿教授专访》，《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7月31日)“模式”这个概念首先当然意味着是一种特殊性，但并不排斥它的普遍性。西方人提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也说明中国道路有某种普遍意义。
有学者指出，“中国经验”的本质内容不是别的，正是新型社会主义的不断成长壮大；我们要建立的新社会，正是这种新型的、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新型社会主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它是一种利用资本主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逐步取得对于资本主义的相对优势的社会主义。二、它又是一种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探索社会正义、不断追求社会和谐、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并不断致力于逐步把公平正义贯彻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各个方面的社会主义。显然，那种将社会主义视为特殊性的观点，并没有正确把握中国模式的实质。(郑杭生：《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经验”》，《光明日报》2009年12月3日)
由此，我们需要将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上升到世界社会主义视野的高度。只有上升到这一高度，我们才能更充分地体会探索和完善中国模式对于人类进步事业的重大意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历史终结论的甚嚣尘上，标志着人类理想的放逐。应该看到，探索和完善中国模式的过程，也是一次高扬社会主义的理想性和价值性的旅行。社会主义不仅具有导向性的功能，而且赋予我们以超越资本的精神力量和勇气。
我们应该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中国模式的未来。美国运营业资产长话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及前总裁彼得·巴恩斯，在2007年10月为其《资本主义3. 0——讨回公共权益之指南》一书中文版序言中写道：“较之美国，中国有两个优势：其一，中国加入自由市场游戏的时间较美国短，尽可吸取我们的经验教训；其二，中国政府尚未像美国那样已被强大的私有企业所垄断。这意味着，中国可能有机会为其经济发展另辟蹊径，从而在享有市场经济的要义精髓的同时，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这一论述实际上赋予我们这样的启示，要想保持这一优势，有两个方面是绝不能忽视的：其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积极探索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努力消除市场经济的弊端；其二，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严格杜绝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由此，应该在解决中国问题和完善中国模式的目标框架中，进一步深刻认识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当然，也需要努力防止另一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转型社会学认为，“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中呈现出不同的轨迹，在转型的时候，它们并没有趋向于一种资本主义的模式，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它们是互不相同的，甚至不同于被我们称之为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可以认为，它们正在走向新的尚未被认识的资本主义前景。因此，我们这些研究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人，可以揭示出世界资本主义大家庭中这些新的成员。”(郑杭生、杨敏：《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新型社会主义——对新布达佩斯学派中国版的学术剖析》，《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7年第2期)人们在物质商品的琳琅满目中啧啧称赞市场的力量和资本的意义的同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并不正确反映中国模式的初衷。正如有学者所深刻揭示的：“我们的历史使命是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而不是从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劳动阶级用十多年灵与肉的磨难破读了某些显学时论尤其是作为大资本喉舌的主流经济学的密码：反复指责现实社会主义离开人类文明大道‘自己另搞一套’，无非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扭向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用对资本特权的粉饰去取代对劳动解放的探究。”(李登贵、刘奔：《从方法论的高度反思现实——评阮纪正先生的<中国：探究一个辩证的社会存在>》，《哲学研究》2004年第9期)
现代性的迷雾在一定意义上已经遮盖了中国模式探索的起始立意。如果说改革开放相当长一个时期超越的对象主要在于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在继续避免苏联模式弊端的同时，如何小心翼翼地减少和避开西方模式的侵扰，则成为完善中国模式的工作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