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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弟：
工业小说资深读者
“现在的工人题材小说吧，抽冷子也有一两篇，可都不好看。”
说这话的叫张弟，今年六十有五，退休前是沈阳北方家具厂下岗职工。凭他阅读小说近50年的资历，由他代表中国小说读者，似也可以。
记得那是2009年，在“辽宁工业题材创作座谈会”上，《乔厂长上任记》的作者蒋子龙放了一炮，“现在中国工业在社会很尴尬，企业解体，工人下岗；工业题材写作进入瓶颈期，作家根本无力自救。”小说《最后一个工人》的作者肖克凡更是大胆直言，“现在写工业实在费力不讨好。”
资深文化记者舒晋瑜以“工业题材为什么优秀作品稀缺”为题，对此做过分析；中国人民大学程光炜教授的批评更是尖锐：“作家住豪宅，缺少深入基层的能力；工人中没作家，这都是工业题材作品稀缺的原因。”
评论人和学者道出了读者心声，但张弟并不领情，“写小说的人都知道，文学是人的学问，不是哪个行业的学问。老是工业题材、工业题材地叫，不好。”他固执地认为，“工业题材小说”应为“工人题材小说”。
蒋子龙也说：“工业题材最迷人的不是工业本身，而是人的故事。”
既然如此，写什么样工人、怎么写工人，就显得举足轻重了。
草明：写政治意义上的工人
每每提及中国“十七年”工人题材小说，熟悉者都会想到草明的《乘风破浪》、艾芜的《百炼成钢》、萧军的《五月的矿山》、周立波的《铁水奔流》、程树榛的《钢铁巨人》。这些作品创作基调一般都是正面描写和热情讴歌，展现大公无私、忘我劳动、勇于牺牲的工人阶级主人翁形象。
张弟回忆说：“那时我还是学生，课余看过其中几部作品，当时觉得中国工人就该这样。”但几十年持续阅读，尤其是2004年看过曹征路的小说《那儿》之后，他有了新的认知，“那时小说里的工人跟现在小说里的工人可大不一样喽。那时小说里的工人是英雄，现在个个都蒙难似的。”
以当时主流话语看，那时是工人当家做主的时代，社会主义建设是国家的政治大计，更是每个工人的政治使命；共产党代表工人利益，工人们都把自己当成党的人；党叫干什么，工人就毫不犹豫地干什么。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1954年，作家草明来到辽宁，走进鞍钢。
草明在鞍钢一驻10年。她把户口迁到鞍山，担任鞍钢第一炼钢厂党委副书记。很快，她就熟悉了钢铁生产程序，对配套环节也了如指掌。1957年，她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出版。小说描写了建国初期某钢企一场夺钢大战，主人公李少祥的原型是第一炼钢厂8号平炉炉长李绍奎。
鲜为人知的是，到鞍钢没多久，草明就接到刘少奇拍给她的电报，希望她写写工业。于少奇来说，这是政治任务；对草明而言，又何尝不是？政治在当时高于一切，说政治催生了《乘风破浪》，基本符合情理。
从这个角度看，《乘风破浪》是工人小说，也是政治小说，政治意义的预设，使草明自觉赋予了工人形象以政治意义。《百炼成钢》等作品概莫如此。可以说，那时几乎所有工人文学形象，都是政治意义上的工人。
蒋子龙：
写后政治意义上的工人
蒋子龙把自己1971年后的创作称为“政治之歌”。1975年，他发表了《机电局长的一天》、1979年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这两个时间段，恰是“四人帮”倒台前后和中国改革开放峥嵘初现。蒋子龙回忆说：“1975年，我根据工厂生产状况判断，国家工业快崩溃了。中央请小平出山，跟叶剑英和李先念一起主持召开了全国钢铁座谈会。”蒋子龙了解到，许多知名大厂如湖北二汽、南京汽车厂等，老干部和老厂长真杀实砍冲在一线抓生产，他们的事迹让蒋子龙有一种久违的、发自内心的感动和钦佩。
《机电局长的一天》是蒋子龙因感动而写，《乔厂长上任记》则来自于他在天津重机厂锻压车间当主任的经历。他仅用3天时间就完成了这篇小说，“就写我的苦恼和理想，如果让我当厂长会怎么干。”蒋子龙说。
1975年，邓小平大力整顿全国经济；1979年，改革开放箭在弦上，这都是重大的政治命题。在蒋子龙笔下，无论是局长霍大道，还是厂长乔光朴，都是艺术地诠释这两个政治命题的符号化人物。经济发展上升为最大的政治。后政治至上时期，霍大道、乔光朴和众多工人形象也就不可避免地传承了后政治意义。那时，唯一的工人题材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作者张洁在其中对重工业部正副部长有关经管体制改革鏖战的描写，无论结构和人物，较之蒋子龙的那两部作品，其后政治意义更加显性和直接。
谈歌、曹征路：
写命运意义上的工人
悄悄并突然的，企业经营不下去了，工人开始下岗了。
这是1990年代初期，张弟在沈阳北方家具厂当保卫科科长。他明显觉出厂子的异样。过去，制材车间附近堆着山一样的原木。后来，“原木越来越少，产品积压，仓库放不下了，就摞在露天，任凭风吹雨打。”
更刺激人的是，厂组宣科科长托战友帮忙，调到了铁西区一家百货商店；女团委书记去了一家研究所，一名工会干事调到一家文化部门。“这就叫树倒猢狲散。”对此，张弟刻骨铭心。
那是历史性的魂不守舍。
谈歌发表在《人民文学》1996年第1期的中篇小说《大厂》，就忠实地记录了这个时期绝望的工业人：某市一家有2000多名职工的国企，欠债要不回来，讨债的赖着不走；劳模患重病，硬撑着不住院，职工家属做手术得大家捐款；有的工人偷原材料卖钱，有的砸财务科撒气，总工程师想另谋出路；年关逼近，为壮门面而留下的唯一一辆高级轿车丢失……
用行家的话说，这篇小说内容不新奇，结构也简单，但它带来的广泛阅读，虽不及17年前的《乔厂长上任记》，倒也引发了一定的轰动。
“家具厂彻底完了，一分钱都发不出来。”张弟说，“看《大厂》把我看哭了。一想到自己和小说里那些人一样，就抑制不住自己。” 惺惺相惜者，皆因命运相同，张弟从小说里找到了自己。
给读者带来命运感叹的，除了《大厂》，还有谈歌的《大厂续篇》、《车间》，关仁山的《破产》。这时出现在工人小说中的工人形象，已不再具有政治意义，他们实实在在地成为了命运意义上的工人。这种命运感在曹征路的《那儿》达到高峰。那儿；英特纳雄奈尔，一个让人惊悚的联想。广大工人对自己命运的嗟叹，在主人公“我小舅”身上撞出回声。
那是2003年暑假，在深圳大学师范学院任教的曹征路回安徽探望母亲，家乡的朋友纷纷招呼他回以前的企业看看，曹征路在那儿工作了好多年。他走访了两个厂一个矿，所见所闻让他极为震惊。不恰当的国企改革把工人的退休保障当成包袱甩掉，工人们的生活陷入极端贫困……
2004年寒假，《那儿》完稿。小说描写了一个有正义感的工会主席力图阻止国企改制的国有资产流失，但他失败了，最后自杀身亡。这位工会主席在小说中是“我小舅”。对这篇小说，张弟记忆深刻，“那么多下岗职工虽不像我小舅那样没了命，但他们的命运跟我小舅是一样的。”
谁来写公民意义上的工人
《那儿》对现实的描写近乎残酷，从常理看，似乎应该再次引起阅读轰动。但很遗憾，《乔厂长上任记》那样的大轰动没出现，《大厂》那样下滑的阅读效应也没出现。没几个人知道《那儿》。尽管它获得了第七届广东省鲁迅文艺奖，但有效阅读的缺失，终使它变成创作者的自娱自乐。
小说中的“我小舅”死了，这是他的命运；现实中“我小舅”们还活着，他们笨拙但刚毅地试图摆脱命运，尽管只是摆个小摊儿。命运意义上的工人在《那儿》得到高强度表现，现实中的工人却已觉醒，不再祥林嫂般地倾诉不幸，更不愿意别人代言自己的不幸。他们要自己救自己。对命运的把握，使他们不想理睬只讲述他们苦情，没有点明出路的《那儿》。
政治意义上的工人描写，从草明的《乘风破浪》开始，后政治意义上的工人描写，从《乔厂长上任记》开始，命运意义上的工人描写，由《大厂》开始，到《那儿》为阶段性结束。尽管此后关注工人的锦州作家李铁一直在写工人小说，但读者已基本消失殆尽，他也无力扭转乾坤。
对此，张弟颇有灼见，“都说现在没人看小说了。那是扯淡！郭敬明的小说咋有那么多人看？这说明工人小说没写对，你不写对谁爱看？”
现在的工人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工人，也不是后政治意义上的工人，更不是命运意义上的工人。他们正在成为权利意义上、公民意义上、法律意义上的工人。“现在有反映这三个意义工人的小说吗？”张弟问。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工人苦闷了，会写信给作家；现在，工人遇到烦心事，尤其企业侵害自己权益时，他们不再求助于作家，而是找记者、找律师、去仲裁、上法院。这个意义上的工人，好像真的没有作家关注。W
本栏责编/王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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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小说资深读者
“现在的工人题材小说吧，抽冷子也有一两篇，可都不好看。”
说这话的叫张弟，今年六十有五，退休前是沈阳北方家具厂下岗职工。凭他阅读小说近50年的资历，由他代表中国小说读者，似也可以。
记得那是2009年，在“辽宁工业题材创作座谈会”上，《乔厂长上任记》的作者蒋子龙放了一炮，“现在中国工业在社会很尴尬，企业解体，工人下岗；工业题材写作进入瓶颈期，作家根本无力自救。”小说《最后一个工人》的作者肖克凡更是大胆直言，“现在写工业实在费力不讨好。”
资深文化记者舒晋瑜以“工业题材为什么优秀作品稀缺”为题，对此做过分析；中国人民大学程光炜教授的批评更是尖锐：“作家住豪宅，缺少深入基层的能力；工人中没作家，这都是工业题材作品稀缺的原因。”
评论人和学者道出了读者心声，但张弟并不领情，“写小说的人都知道，文学是人的学问，不是哪个行业的学问。老是工业题材、工业题材地叫，不好。”他固执地认为，“工业题材小说”应为“工人题材小说”。
蒋子龙也说：“工业题材最迷人的不是工业本身，而是人的故事。”
既然如此，写什么样工人、怎么写工人，就显得举足轻重了。
草明：写政治意义上的工人
每每提及中国“十七年”工人题材小说，熟悉者都会想到草明的《乘风破浪》、艾芜的《百炼成钢》、萧军的《五月的矿山》、周立波的《铁水奔流》、程树榛的《钢铁巨人》。这些作品创作基调一般都是正面描写和热情讴歌，展现大公无私、忘我劳动、勇于牺牲的工人阶级主人翁形象。
张弟回忆说：“那时我还是学生，课余看过其中几部作品，当时觉得中国工人就该这样。”但几十年持续阅读，尤其是2004年看过曹征路的小说《那儿》之后，他有了新的认知，“那时小说里的工人跟现在小说里的工人可大不一样喽。那时小说里的工人是英雄，现在个个都蒙难似的。”
以当时主流话语看，那时是工人当家做主的时代，社会主义建设是国家的政治大计，更是每个工人的政治使命；共产党代表工人利益，工人们都把自己当成党的人；党叫干什么，工人就毫不犹豫地干什么。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1954年，作家草明来到辽宁，走进鞍钢。
草明在鞍钢一驻10年。她把户口迁到鞍山，担任鞍钢第一炼钢厂党委副书记。很快，她就熟悉了钢铁生产程序，对配套环节也了如指掌。1957年，她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出版。小说描写了建国初期某钢企一场夺钢大战，主人公李少祥的原型是第一炼钢厂8号平炉炉长李绍奎。
鲜为人知的是，到鞍钢没多久，草明就接到刘少奇拍给她的电报，希望她写写工业。于少奇来说，这是政治任务；对草明而言，又何尝不是？政治在当时高于一切，说政治催生了《乘风破浪》，基本符合情理。
从这个角度看，《乘风破浪》是工人小说，也是政治小说，政治意义的预设，使草明自觉赋予了工人形象以政治意义。《百炼成钢》等作品概莫如此。可以说，那时几乎所有工人文学形象，都是政治意义上的工人。
蒋子龙：
写后政治意义上的工人
蒋子龙把自己1971年后的创作称为“政治之歌”。1975年，他发表了《机电局长的一天》、1979年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这两个时间段，恰是“四人帮”倒台前后和中国改革开放峥嵘初现。蒋子龙回忆说：“1975年，我根据工厂生产状况判断，国家工业快崩溃了。中央请小平出山，跟叶剑英和李先念一起主持召开了全国钢铁座谈会。”蒋子龙了解到，许多知名大厂如湖北二汽、南京汽车厂等，老干部和老厂长真杀实砍冲在一线抓生产，他们的事迹让蒋子龙有一种久违的、发自内心的感动和钦佩。
《机电局长的一天》是蒋子龙因感动而写，《乔厂长上任记》则来自于他在天津重机厂锻压车间当主任的经历。他仅用3天时间就完成了这篇小说，“就写我的苦恼和理想，如果让我当厂长会怎么干。”蒋子龙说。
1975年，邓小平大力整顿全国经济；1979年，改革开放箭在弦上，这都是重大的政治命题。在蒋子龙笔下，无论是局长霍大道，还是厂长乔光朴，都是艺术地诠释这两个政治命题的符号化人物。经济发展上升为最大的政治。后政治至上时期，霍大道、乔光朴和众多工人形象也就不可避免地传承了后政治意义。那时，唯一的工人题材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作者张洁在其中对重工业部正副部长有关经管体制改革鏖战的描写，无论结构和人物，较之蒋子龙的那两部作品，其后政治意义更加显性和直接。
谈歌、曹征路：
写命运意义上的工人
悄悄并突然的，企业经营不下去了，工人开始下岗了。
这是1990年代初期，张弟在沈阳北方家具厂当保卫科科长。他明显觉出厂子的异样。过去，制材车间附近堆着山一样的原木。后来，“原木越来越少，产品积压，仓库放不下了，就摞在露天，任凭风吹雨打。”
更刺激人的是，厂组宣科科长托战友帮忙，调到了铁西区一家百货商店；女团委书记去了一家研究所，一名工会干事调到一家文化部门。“这就叫树倒猢狲散。”对此，张弟刻骨铭心。
那是历史性的魂不守舍。
谈歌发表在《人民文学》1996年第1期的中篇小说《大厂》，就忠实地记录了这个时期绝望的工业人：某市一家有2000多名职工的国企，欠债要不回来，讨债的赖着不走；劳模患重病，硬撑着不住院，职工家属做手术得大家捐款；有的工人偷原材料卖钱，有的砸财务科撒气，总工程师想另谋出路；年关逼近，为壮门面而留下的唯一一辆高级轿车丢失……
用行家的话说，这篇小说内容不新奇，结构也简单，但它带来的广泛阅读，虽不及17年前的《乔厂长上任记》，倒也引发了一定的轰动。
“家具厂彻底完了，一分钱都发不出来。”张弟说，“看《大厂》把我看哭了。一想到自己和小说里那些人一样，就抑制不住自己。” 惺惺相惜者，皆因命运相同，张弟从小说里找到了自己。
给读者带来命运感叹的，除了《大厂》，还有谈歌的《大厂续篇》、《车间》，关仁山的《破产》。这时出现在工人小说中的工人形象，已不再具有政治意义，他们实实在在地成为了命运意义上的工人。这种命运感在曹征路的《那儿》达到高峰。那儿；英特纳雄奈尔，一个让人惊悚的联想。广大工人对自己命运的嗟叹，在主人公“我小舅”身上撞出回声。
那是2003年暑假，在深圳大学师范学院任教的曹征路回安徽探望母亲，家乡的朋友纷纷招呼他回以前的企业看看，曹征路在那儿工作了好多年。他走访了两个厂一个矿，所见所闻让他极为震惊。不恰当的国企改革把工人的退休保障当成包袱甩掉，工人们的生活陷入极端贫困……
2004年寒假，《那儿》完稿。小说描写了一个有正义感的工会主席力图阻止国企改制的国有资产流失，但他失败了，最后自杀身亡。这位工会主席在小说中是“我小舅”。对这篇小说，张弟记忆深刻，“那么多下岗职工虽不像我小舅那样没了命，但他们的命运跟我小舅是一样的。”
谁来写公民意义上的工人
《那儿》对现实的描写近乎残酷，从常理看，似乎应该再次引起阅读轰动。但很遗憾，《乔厂长上任记》那样的大轰动没出现，《大厂》那样下滑的阅读效应也没出现。没几个人知道《那儿》。尽管它获得了第七届广东省鲁迅文艺奖，但有效阅读的缺失，终使它变成创作者的自娱自乐。
小说中的“我小舅”死了，这是他的命运；现实中“我小舅”们还活着，他们笨拙但刚毅地试图摆脱命运，尽管只是摆个小摊儿。命运意义上的工人在《那儿》得到高强度表现，现实中的工人却已觉醒，不再祥林嫂般地倾诉不幸，更不愿意别人代言自己的不幸。他们要自己救自己。对命运的把握，使他们不想理睬只讲述他们苦情，没有点明出路的《那儿》。
政治意义上的工人描写，从草明的《乘风破浪》开始，后政治意义上的工人描写，从《乔厂长上任记》开始，命运意义上的工人描写，由《大厂》开始，到《那儿》为阶段性结束。尽管此后关注工人的锦州作家李铁一直在写工人小说，但读者已基本消失殆尽，他也无力扭转乾坤。
对此，张弟颇有灼见，“都说现在没人看小说了。那是扯淡！郭敬明的小说咋有那么多人看？这说明工人小说没写对，你不写对谁爱看？”
现在的工人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工人，也不是后政治意义上的工人，更不是命运意义上的工人。他们正在成为权利意义上、公民意义上、法律意义上的工人。“现在有反映这三个意义工人的小说吗？”张弟问。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工人苦闷了，会写信给作家；现在，工人遇到烦心事，尤其企业侵害自己权益时，他们不再求助于作家，而是找记者、找律师、去仲裁、上法院。这个意义上的工人，好像真的没有作家关注。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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