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老龄化现象未必会带来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或是持续的增长停滞。
　　人均寿命增长和出生率下降带来了全球人口老龄化。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皆是如此。亚洲的老年人在本世纪中叶预计达到9.23亿人。在2016年10月，澳大利亚女性人均寿命84.5岁，男性人均寿命80.4岁，是有史以来最高。
　　当人们生育更少，那么更长的寿命意味着稳定增长的赡养比，即每百名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需要赡养的老年人（65岁及以上）。在多数国家和地区，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会见顶下降。
　　传统观点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因为经济当中有更多的不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和更少的生产者，最终会出现养老金难以为继，医疗成本膨胀。但我们看未必。
　　首先，人口预测可能会出错。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尽管人口数据趋势变化存在明显的平滑性和线性特征，但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常识很可能会变为意外。例如上世纪70年代出生率下滑就是未曾预期到的。美国人口普查预计70年代有4000万-4900万人出生，但实际上只有3300万人出生。在当时，出生率降至人口替代率以下是不可想象的。多个因素导致了这一令人困惑的结果，包括婚育年龄上升以及更多的避孕措施。
　　趋势并非是静态的。尽管人口统计数据呈现出线性特征，但这不能预言改变。社会学和科学的变化会重塑人口趋势并影响经济结果。
　　美联储主席耶伦在2017年5月的讲话中称，在过去125年中，美国经济有无数次劳动参与率提高带来的经济跃升。在1890年，美国5-19岁女性仅有54%接受学校教育。而占总人口2%的24岁以上入学深造人群中，女性只占三分之一。这与上世纪后半叶形成了對比：从1948至1990年，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为GDP潜在增长率每年贡献0.5个百分点。
　　如今有一些积极迹象，例如日本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比美国还要高，且仍在延续。诸如伊万卡.特朗普、金庸等名人援引数据称，全球范围内女性参与有酬劳动的比例仅为55%，使全球每年减少了数十亿美元的经济产出。根据我们的估计，仅在亚洲，通过鼓励女性参与工作就可以带来3.14亿人的劳动力，为这一地区带来第二次“人口红利”。
　　有人可能会嫌这一变化的意义太小。但不要忽视，政府可以加快出台措施，推动变化产生，形成正反馈效应。在日本，原本企业雇员60岁就要退休，但是这一文化不得不在2013年让位于现实，立法要求企业应当继续雇佣65岁以内愿意工作的工人。在澳大利亚，过去十五年内65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翻了一番，而且舆论在讨论是否需要进一步提高退休年龄至70岁。巴西目前也在努力试图将退休年龄从不到60岁提高至65岁。
　　技术创新也在影响对劳动力的假设。有研究基于OECD数据指出，面临人口老龄化压力的国家在机器人应用方面走在前沿。这意味着，如果资本充足但拉动力匮乏，科技可以弥补这一鸿沟，甚至带来更多的产出。
　　年轻人劳动参与率下降的问题仍有一线希望。这意味着年轻人接受更多的教育以满足劳动力市场的要求。在2016年，澳大利亚年轻人接受全职教育的比例为52.44%，为历史最高。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总人口比例从2005年的23%增长至2015年的31%；他们的失业率为3.4%，未接受过高等教育者人群的失业率为7.7%。
　　移民也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之一。仍以日本为例，从2020年至2029年移民人数增长4人每千人，将会使日本出生率在2060年提高6个百分点。移民政策向来具有政治争议。反对移民的勒庞在法国大选中落败，显示移民政策在欧洲也可能面临变化。
　　过去数十年当中，有很多原因拖累了经济的增长趋势，但人口因素可能是其中最不值得担忧的，当前的老龄化现象未必会带来经济增长停滞，未来的老龄化程度也可能会低于预期。
　　作者为澳新银行
　　首席经济学家，魏枫凌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