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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杰文斯悖论”的背景下，技术革新曾一度被认为会触发某种额外的投入消耗，从而刺激环境污染行为，加速环境质量恶化。本文从“杰文斯”角度出发，深入探讨环境规制与技术革新之间的内在联系，解释其作用机理，以期为提高环境规制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 杰文斯悖论 环境规制 FDI 溢出效应 资源扭曲
一、引言
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量或污染物排放量之间呈倒U字型关系，即在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化石能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量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长而增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成本效应和“绿色悖论”综合作用的结果。“绿色悖论”最早试图解释在世界各国采取措施颁布环境治理政策时，全球变暖依然加剧这一谜团。所谓“绿色悖论”，其内在逻辑在于，人类为对抗全球变暖或环境污染，采取对清洁行业或接受整治行业给予补贴政策，同时承诺未来对污染行业采取提高管制强度，加大污染惩罚力度的政策措施。污染行业预见到未来要承受更严重的惩罚，于是增加化石能源的产量或增加污染排放，企图将未来的巨额惩罚转嫁到当下，降低损失。化石能源供应激增，供求关系被打破，使得价格被迫下降，污染行业接收到降价信号，于是增加化石能源需求。这样一来，环境规制政策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导致了污染的加重。污染企业预见到未来要支付更高的惩罚、更高的成本，宁愿扩大生产规模来抵消环境税，此时市场的资源配置是扭曲的。而当环境规制强度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政策效果逐渐显现出来，表现为化石能源消耗量或污染物排放量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而降低。这是因为随着市场的不断成熟，政府采取更为有效的环境干预措施，环境规制强度进一步提高，污染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意味着更高的税负惩罚，不堪重负的污染企业只能转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进行技术革新。在这一阶段，环境规制政策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和刺激技术革新，扭转了市场上资源扭曲的现状。
在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后期，污染行业不堪忍受严重的污染惩罚负担，被迫将目光转而投向产业升级和技术革新角度，希望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减少化石能源使用量、降低污染排放量，从而更少的支付环境税。然而这种资源配置的方式真的有效吗？著名的“杰文斯悖论”对此给出了否定答案。“杰文斯悖论”是指技术进步使得能源消耗减少这一论断只能在短期成立，在长期是不奏效的。许多学者对其展开了研究，但由于该理论难以被实证检验，因此大多研究是从“杰文斯悖论”的内在机理——回弹效应进行分析。能源比如煤炭因为利用技术提高，导致煤炭价格下行，结果因为煤炭需求富有弹性，人们购入更多的煤，这样抵消甚至超过了技术的作用。目前，学术界对“杰文斯悖论”的正确性尚未得出一致观点。但值得相信的是，技术创新是应对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不是全部，技术并不是万能的，要想改进能源与环境现状，要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思考。
二、环境规制与技术革新的内在联系
环境规制是强制企业将能源资源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导致能源要素市场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一方面导致相对昂贵要素产量下降，即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另一方面必然激发倾向于节约相对昂贵要素的技术进步发生，相应的技术进步有三类： 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主要降低稀缺性成本；污染治理型技术进步主要针对环境负外部性成本； 后备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替代效应降低能源资源的使用价值。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的节能效果由于需求市场对能源密集型产品价格弹性的大小而最终表现为回弹效应或者技术溢出效应，因此，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与能源消耗的关系不确定。由于能源密集型产品往往都是污染密集型产品，治污技术进步降低了能源密集型产品的成本，形成较低的均衡价格（ 或抵消遵循成本导致的价格上升），最终促进化石能源的消耗。新能源的替代会挤占化石能源的一部分市场，但新能源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会使资源开发者对未来悲观预期降低化石燃料的影子价格导致提前开采和消耗，因此，后备技术进步对当前化石能源消耗的影响取决于替代规模。
环境规制政策的经济效应包括资源配置的扭曲和技术效应，但是在污染密集型行业和清洁行业中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取决于固定资产的比例。 可以得出结论，对于污染行业而言，当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时，资源配置对环境规制政策的扭曲效应强于技术效应； 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J形曲线拐点对应的环境规制强度时，环境规制政策的技术效应强于资源配置的扭曲效应。 对于清洁行业来说，环境调节政策的技术效果一直强于其对资源分配的扭曲。
三、环境规制对技术革新影响路径分析
（一）环境规制通过经济干预手段对能源价格造成影响进而影响技术革新；
环境规制通过经济干预手段对能源价格造成影响进而影响技术革新，由此带动能源结构的转变，高碳能源价格的上涨和比例的下降必然带动新能源技术的革新；需要注意的是，该分析与“绿色悖论”是不同的。“绿色悖论”认为环境规制在初级阶段与化石能源消耗量呈正相关，而这里认为环境规制会导致高碳能源比例下降。之所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是因为“绿色悖论”是从企业的心理预期出发，分析化石能源产量的变化如何引起要素市场的变化，而我们这里所说的环境规制带动技术革新，是从价格角度出发，引致要素市场的能源供求变化。
（二）环境规制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提高技术水平
对企业施加更为严格的标准从而成为进入壁垒促使产业结构的升级，由资本-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转变；政府颁布环境规制政策，进行污染“惩罚”——环境税，或者提高市场准入标准；资本-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堪重负，或者达不到市场准入标准，不得不转而调整产业结构，提升技术水平。
（三）环境规制通过弱化企业的规模优势和资本优势进而影响其创新行为
由于成本较高，技术创新风险较高，尤其是研发产品推出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失败可能给企业带来致命的打击，导致技术创新成为借助于大规模和丰富的资金公司，只有大型公司才能完成这项工作。但是，在环境法规的影响下，大公司的資本和垄断优势大大减少。一方面，大公司往往在环境监管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需要更多的环保投资来对付污染。特别是在税收等工具的控制下，大型企业成本大幅上升，资金削弱，并具有规模优势。另一方面，从企业结构来看，大公司往往以国有企业为主。因此，他们经常承担更重的社会责任。在环境监管下，他们往往依靠“寻租”来实现政府的发展。寻租本身需要大量的资金注入，然后挤压了很多创新成本。 （四）政府环境规制水平的变化对 FDI 的进入造成影响，从而影响资本和技术的进入
开放的中国市场吸引外国人来华设厂，带来新技术，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管理水平的拥有者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转让或传播自身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从而能够对本国经济体产生正向的外部效应，即技术外溢。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包括对生产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能源效率）和对治污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环境效率）。然而随着环境规制的加强，FDI作为污染避难所的角色逐渐被削弱，进而降低 FDI 的技术外溢。同时，FDI 的引入本身与政府管理息息相关，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政府的外资引入逐渐从污染密集型企业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从而有利于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
（五）环境规制“挤出”技术革新
首先，严格的环境监管会导致资本挤出，因为技术创新必须依靠强大的资本注入，而污染控制成本的增加将会挤压更多的资本，有限的资金只能用于技术研发； 其次，强有力的环保法规将迫使企业寻找新的地点，将工厂转移到监管力量薄弱的地区，并重新建设工厂来生产新产品，这将导致投资的挤出，不利于引入及扩散新的技术。
四、结论
本文在分析和探讨“杰文斯悖论”内在机理的基础上，提出了环境规制对于技术革新有何作用这一命题。根据行业分类，得出了环境规制强度与行业技术水平之间呈现不同的线性特征：对于污染行业来说，两者之间呈现“J”型曲線；对于清洁行业来说，行业技术水平随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而提高。在此基础上，对环境规制对技术革新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环境规制分别从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企业规模、FDI等角度影响技术进步。本文认为，“波特假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即适当的环境规制会刺激技术革新，但是又应该认识到在某些情况，环境规制又会阻碍技术创新，环境规制资金会挤出技术革新资金；较强的环境规制手段也会削弱FDI的技术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
[1] 冯阳. 技术进步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研究[D]. 江苏：冯阳， 2017.
[2] 刘叶. FDI、环境污染与环境规制——来自中国的证据[D]. 北京：贺培， 2016.
[3] 丘海斌. 中国制造业能源消费存在杰文斯悖论吗[J]. 经济学家， 2016， （3）： 32-39.
作者简介：刘文文，1994年3月生，女，汉族，河北保定人，硕士生，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主要从事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 杰文斯悖论 环境规制 FDI 溢出效应 资源扭曲
一、引言
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量或污染物排放量之间呈倒U字型关系，即在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化石能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量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长而增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成本效应和“绿色悖论”综合作用的结果。“绿色悖论”最早试图解释在世界各国采取措施颁布环境治理政策时，全球变暖依然加剧这一谜团。所谓“绿色悖论”，其内在逻辑在于，人类为对抗全球变暖或环境污染，采取对清洁行业或接受整治行业给予补贴政策，同时承诺未来对污染行业采取提高管制强度，加大污染惩罚力度的政策措施。污染行业预见到未来要承受更严重的惩罚，于是增加化石能源的产量或增加污染排放，企图将未来的巨额惩罚转嫁到当下，降低损失。化石能源供应激增，供求关系被打破，使得价格被迫下降，污染行业接收到降价信号，于是增加化石能源需求。这样一来，环境规制政策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导致了污染的加重。污染企业预见到未来要支付更高的惩罚、更高的成本，宁愿扩大生产规模来抵消环境税，此时市场的资源配置是扭曲的。而当环境规制强度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政策效果逐渐显现出来，表现为化石能源消耗量或污染物排放量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而降低。这是因为随着市场的不断成熟，政府采取更为有效的环境干预措施，环境规制强度进一步提高，污染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意味着更高的税负惩罚，不堪重负的污染企业只能转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进行技术革新。在这一阶段，环境规制政策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和刺激技术革新，扭转了市场上资源扭曲的现状。
在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后期，污染行业不堪忍受严重的污染惩罚负担，被迫将目光转而投向产业升级和技术革新角度，希望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减少化石能源使用量、降低污染排放量，从而更少的支付环境税。然而这种资源配置的方式真的有效吗？著名的“杰文斯悖论”对此给出了否定答案。“杰文斯悖论”是指技术进步使得能源消耗减少这一论断只能在短期成立，在长期是不奏效的。许多学者对其展开了研究，但由于该理论难以被实证检验，因此大多研究是从“杰文斯悖论”的内在机理——回弹效应进行分析。能源比如煤炭因为利用技术提高，导致煤炭价格下行，结果因为煤炭需求富有弹性，人们购入更多的煤，这样抵消甚至超过了技术的作用。目前，学术界对“杰文斯悖论”的正确性尚未得出一致观点。但值得相信的是，技术创新是应对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不是全部，技术并不是万能的，要想改进能源与环境现状，要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思考。
二、环境规制与技术革新的内在联系
环境规制是强制企业将能源资源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导致能源要素市场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一方面导致相对昂贵要素产量下降，即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另一方面必然激发倾向于节约相对昂贵要素的技术进步发生，相应的技术进步有三类： 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主要降低稀缺性成本；污染治理型技术进步主要针对环境负外部性成本； 后备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替代效应降低能源资源的使用价值。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的节能效果由于需求市场对能源密集型产品价格弹性的大小而最终表现为回弹效应或者技术溢出效应，因此，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与能源消耗的关系不确定。由于能源密集型产品往往都是污染密集型产品，治污技术进步降低了能源密集型产品的成本，形成较低的均衡价格（ 或抵消遵循成本导致的价格上升），最终促进化石能源的消耗。新能源的替代会挤占化石能源的一部分市场，但新能源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会使资源开发者对未来悲观预期降低化石燃料的影子价格导致提前开采和消耗，因此，后备技术进步对当前化石能源消耗的影响取决于替代规模。
环境规制政策的经济效应包括资源配置的扭曲和技术效应，但是在污染密集型行业和清洁行业中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取决于固定资产的比例。 可以得出结论，对于污染行业而言，当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时，资源配置对环境规制政策的扭曲效应强于技术效应； 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J形曲线拐点对应的环境规制强度时，环境规制政策的技术效应强于资源配置的扭曲效应。 对于清洁行业来说，环境调节政策的技术效果一直强于其对资源分配的扭曲。
三、环境规制对技术革新影响路径分析
（一）环境规制通过经济干预手段对能源价格造成影响进而影响技术革新；
环境规制通过经济干预手段对能源价格造成影响进而影响技术革新，由此带动能源结构的转变，高碳能源价格的上涨和比例的下降必然带动新能源技术的革新；需要注意的是，该分析与“绿色悖论”是不同的。“绿色悖论”认为环境规制在初级阶段与化石能源消耗量呈正相关，而这里认为环境规制会导致高碳能源比例下降。之所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是因为“绿色悖论”是从企业的心理预期出发，分析化石能源产量的变化如何引起要素市场的变化，而我们这里所说的环境规制带动技术革新，是从价格角度出发，引致要素市场的能源供求变化。
（二）环境规制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提高技术水平
对企业施加更为严格的标准从而成为进入壁垒促使产业结构的升级，由资本-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转变；政府颁布环境规制政策，进行污染“惩罚”——环境税，或者提高市场准入标准；资本-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堪重负，或者达不到市场准入标准，不得不转而调整产业结构，提升技术水平。
（三）环境规制通过弱化企业的规模优势和资本优势进而影响其创新行为
由于成本较高，技术创新风险较高，尤其是研发产品推出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失败可能给企业带来致命的打击，导致技术创新成为借助于大规模和丰富的资金公司，只有大型公司才能完成这项工作。但是，在环境法规的影响下，大公司的資本和垄断优势大大减少。一方面，大公司往往在环境监管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需要更多的环保投资来对付污染。特别是在税收等工具的控制下，大型企业成本大幅上升，资金削弱，并具有规模优势。另一方面，从企业结构来看，大公司往往以国有企业为主。因此，他们经常承担更重的社会责任。在环境监管下，他们往往依靠“寻租”来实现政府的发展。寻租本身需要大量的资金注入，然后挤压了很多创新成本。 （四）政府环境规制水平的变化对 FDI 的进入造成影响，从而影响资本和技术的进入
开放的中国市场吸引外国人来华设厂，带来新技术，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管理水平的拥有者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转让或传播自身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从而能够对本国经济体产生正向的外部效应，即技术外溢。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包括对生产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能源效率）和对治污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环境效率）。然而随着环境规制的加强，FDI作为污染避难所的角色逐渐被削弱，进而降低 FDI 的技术外溢。同时，FDI 的引入本身与政府管理息息相关，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政府的外资引入逐渐从污染密集型企业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从而有利于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
（五）环境规制“挤出”技术革新
首先，严格的环境监管会导致资本挤出，因为技术创新必须依靠强大的资本注入，而污染控制成本的增加将会挤压更多的资本，有限的资金只能用于技术研发； 其次，强有力的环保法规将迫使企业寻找新的地点，将工厂转移到监管力量薄弱的地区，并重新建设工厂来生产新产品，这将导致投资的挤出，不利于引入及扩散新的技术。
四、结论
本文在分析和探讨“杰文斯悖论”内在机理的基础上，提出了环境规制对于技术革新有何作用这一命题。根据行业分类，得出了环境规制强度与行业技术水平之间呈现不同的线性特征：对于污染行业来说，两者之间呈现“J”型曲線；对于清洁行业来说，行业技术水平随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而提高。在此基础上，对环境规制对技术革新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环境规制分别从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企业规模、FDI等角度影响技术进步。本文认为，“波特假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即适当的环境规制会刺激技术革新，但是又应该认识到在某些情况，环境规制又会阻碍技术创新，环境规制资金会挤出技术革新资金；较强的环境规制手段也会削弱FDI的技术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
[1] 冯阳. 技术进步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研究[D]. 江苏：冯阳， 2017.
[2] 刘叶. FDI、环境污染与环境规制——来自中国的证据[D]. 北京：贺培， 2016.
[3] 丘海斌. 中国制造业能源消费存在杰文斯悖论吗[J]. 经济学家， 2016， （3）： 32-39.
作者简介：刘文文，1994年3月生，女，汉族，河北保定人，硕士生，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主要从事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