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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人认同就是成功
凡是轰动的建筑都要经历一个争议的过程。所以建筑是好还是不好当时很难讲,不是任何一个人能说了算的,要经过历史考验和社会评价。建筑不会有100分的,所以建中国馆当时是希望有半数人认同就成功了。现在看来这个正面的评价还是比较多的。
对世博中国馆的赞誉与争议,把一个73岁的老人推到风口浪尖,他就是中国馆总设计师何镜堂。
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建筑》新书首发仪式上,何镜堂做完开场演讲却未马上离席。“世博轴的那个设计介绍我要听一下。”在众星捧月的光环背后,他其实是一位对一切好建筑感兴趣的老人。
对于与建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何镜堂而言,盛名来得似乎有些晚,但又恰逢其时,因为岁月已经把寻常人患得患失的心绪过滤了大半,他能云淡风清地聊聊中国馆的“那些事儿”。
廉颇尚能饭
何镜堂是岭南走出来的建筑师,出生在鱼米之乡,从小在鱼田、蕉林包围下成长,受到了天然的美的熏陶,而他的数理化成绩又不错,如何兼顾两者?“有人跟我说起做建筑师,既是半个艺术家,又是半个工程家。”
岭南人以少言多做闻名。何镜堂童年正逢战乱,研究生毕业,又逢“文革”,作为“修正主义苗子”,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在最该怨天尤人的时候,他却在偷偷看一些建筑理论的书,并悄悄买来4分钱一张的白纸,深夜独自在房间里练习画设计图。
后来辗转武汉、北京,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乘改革东风,举家迁回广州,何镜堂才真正在建筑上如鱼得水。
一个人所有的经历都是他成功的成本。建筑师的很多灵感都来源于生活,而何镜堂恰是一个“生活”过的人。
年过七旬,本该静下来享受晚年的天伦之乐时,这位白发苍苍的建筑设计大师却披挂上阵,角逐世博中国馆设计。
“这一次机会来了。”
由于年轻时国力尚乏,何镜堂没有遇到过设计这种大型场馆的机会,还未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填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最初,何镜堂与他的团队人员提交的3个初步方案:一是“东方之冠”,二是“江南园林”,三是“万事如意”。有道是“好事多磨”,团队日夜苦战两个月后,这3个设计方案被送到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参加初选时,结果在参加角逐的344个方案中,3个方案名落孙山,连前20名都没有进去。
万幸的是,后来评委们对初选出的前20个方案都不满意,干脆将所有的参赛方案重新复审了一遍。正是这次复审,让“东方之冠”脱颖而出,入选8个入围方案。
2007年9月,“东方之冠”的设计方案通过评审组严格评审,最终成为竞赛方案第一名。
什么样的建筑“很中国”?
西方的建筑是石结构建筑,石头的建筑很多都是桥那样拱形的。而中国的建筑是用木材建造的,用梁、柱构架一层层搭建起来。中国的建筑元素里,斗拱最明显表现中国建筑层层受力的情况。
何镜堂采用了以斗拱为架构、以鼎器为外形、以九宫格为屋顶的整体结构,最终让中国馆横空升起,呈现华冠高耸之势。
《新民周刊》:中国馆跟中国的传统有很多的结合,是怎么想到这样一个创意的呢?
何镜堂:中国馆必须要与中国的传统和文化有联系,让别人一看就感觉到这就是中国馆,它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所以当时我们设计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必须要体现中国特色,如果没有中国特色,这个馆放到美国也可以,放到巴黎也可以,这就不像中国馆了。但是中国馆在这个世博中,便是全世界的,因此他也必须要有时代精神。如果弄得太复古,像把天安门放上去一样,这样也不行。
既然要中国特色,怎样才算中国特色呢,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究竟拿什么来代表中国呢?不能说随便拿一样东西,或者上面有很多文字就代表中国。所以从理念来讲,中国生生不息发展的五千年里,孔子的儒道哲学文化是我们的核心观念,是整个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坚实基础。
但这些都是很抽象的,我们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家是怎么看中国的?从文化符号里面来看,例如中国红、汉字、山水画、京剧、剪纸,还有中国的出土文物等各类东西对我们都有启发。但这毕竟是个建筑,于是我们便从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出发,中国传统的城市里面,是一种方格式的布局,所谓九宫格式的结构,还有中国古代的建筑都是木头做的,一梁一方一柱组成的框架结构,这是我们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构建,既是一个受力的构建也是一个艺术的构建。我们很自然地从中国的各种不同符号里面得到启发,把这些意念抽象出来,用现代的材料、技术、审美观加以整合后,做出了大家看到的中国馆。
但是现在大家来到中国看到中国馆之后,感觉确实很中国,这就很成功了。有人说像粮仓、像火锅、像麻将等,但这些都是一些很抽象的东西,不同的人看了以后,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从而得出自己的看法。可是全部这些比喻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中国的元素,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新民周刊》:您认为中国馆最出彩的细节有哪些?
何镜堂:中国馆有几个亮点。一个是他的“形”。这种造型与神态,一个架空起来的感觉,让人仿佛看到中国腾飞起来了,一种泱泱大国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是很抽象的,无法写出来,但是你能感受得到。由于架空的结构,下面通风比较好,在下面会感到比较凉爽,也让人不会感到压抑,让人有舒服、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感觉,敞开大门迎接世界。
第二个是你看这个下面,有一个东南西北的图章,这个印章非常有中国特色,还有一个通风功能,他把实用性与艺术性结合起来。中国馆四面墙体都有31个中国式的椽子,分别篆刻了东、西、南、北方位词,笔画镂空处便是通风孔。中国馆玻璃斜置,只能采用全封闭式,通风就靠这近百个“印章”。
还有外部材料上的纹理。当这个建筑的构架有了,接下来便要研究穿什么衣服,这也是非常困难的。这个外墙的材料的选择时间很长,从2008年9月份开始到2009年5月份才定下来,做了很多实验包括材料的比较。
如果材料用的不好中国红的颜色就会走样,假如用玻璃做,在太阳反射后就会变色,显得轻薄。金融材质也会反光,所以必须要在表面打上纹理。纹理的选择也细细研究过后,用4.2公分宽,2.8公分深,柱子用3公分宽,2.8公分深,可以有两方面的效果不一样,不仅大家可以接受,整体很大气。
“争议是必经之路”
《新民周刊》:在中国馆的设计过程中,最大的负担是什么?
何镜堂:这个设计方案在经过两轮投票后,最后才决定用这个方案。之后便由我来组建一个联合团队,但当时很多人都说这个联合团队很难做,因为艺术这些东西要联合来搞就很难了,特别是一个南一个北,各有各的想法怎么搞呢?可是能不能把整个国家建筑师的进步力量把它表现出来呢?
我就提出来搞现场设计,于是让整个团队住在上海,每天都在上海工作,在合作的过程中也很和谐。当时还是面临很多的压力,比如这个外形已经定下来了,但这个建筑门朝哪里开?弄这么大一个红究竟行不行?在设计的每一步里面都经过专家讨论与提意见,不断的评议后这个压力就缓解了。
《新民周刊》:法国埃菲尔铁塔建成之初,巴黎市民对此毁誉参半,但经过历史沉淀,现在成为法国的标志性建筑。悉尼歌剧院早期也曾被推到风口浪尖,现在的中国馆是不是也在经历这个过程?
何镜堂:凡是轰动的建筑都要经历一个争议的过程,贝聿铭在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也曾被人诟病,所以建筑是好还是不好当时很难讲,不是任何一个人能说了算的,要经过历史考验和社会评价。这个馆既然是中国馆,就所有中国人都要说话;既然这个馆在世博园里面,所有世博单位都要说话。当年搞奥运的时候,肯定鸟巢是众目睽睽的,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但大家都会注意这个代表中国的建筑。建筑不会有100分的,所以建中国馆当时是希望有半数人认同就成功了。现在看来这个正面的评价还是比较多的。
不言激流勇退
《新民周刊》:你觉得中国馆是不是代表您到目前为止建筑事业的最高峰?
何镜堂:我在从事建筑事业多年里,最喜欢的两件作品,一件是中国馆,一件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国人纪念馆。纪念馆这个工程表示着一种成熟,一个好的建筑应该是能解决一些实用问题的,但更重要的是它的形象能提供一种精神,大家来这里不仅仅看展示的东西,还能感受到一种精神。
我今年72岁了,那场大屠杀差不多发生在我出生之时。把70年前日本人屠杀中国30万同胞的悲惨历史表现出来,让人看完后有一种震撼,我通过流线、空间等建筑处理后把灾难的一面与人类希望的一面表现出来。
中国馆也一样,让人感到中国人真好,真自信。恰恰这两个馆代表着中国的两段历史,一个中国是被辱凌的历史,另外一个则是中国重新站起来的形象,所以这两个是我最满意的作品。
《新民周刊》:中国馆是您的完美收官,还是期待另一个高峰?
何镜堂:现在是整个社会推着我走,一般这个年纪,有这样的作品都应该是急流勇退了。我曾想过这个问题,加上在学校我需要带着大批的研究生和博士,帮助他们不断提高与进步,我也一直在忙这些。可是一些如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天津博物馆、成都火车站、澳门大学等设计项目都还在进行中,感觉被整个时代在推着走。
当一个人,他的行为,他的追求与国家是同步的,那会产生力量,同时他会做出事业出来,在这个情况下会很难停下来。加上我本身对建筑比较热爱,所以我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凡是轰动的建筑都要经历一个争议的过程。所以建筑是好还是不好当时很难讲,不是任何一个人能说了算的,要经过历史考验和社会评价。建筑不会有100分的,所以建中国馆当时是希望有半数人认同就成功了。现在看来这个正面的评价还是比较多的。
对世博中国馆的赞誉与争议,把一个73岁的老人推到风口浪尖,他就是中国馆总设计师何镜堂。
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建筑》新书首发仪式上,何镜堂做完开场演讲却未马上离席。“世博轴的那个设计介绍我要听一下。”在众星捧月的光环背后,他其实是一位对一切好建筑感兴趣的老人。
对于与建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何镜堂而言,盛名来得似乎有些晚,但又恰逢其时,因为岁月已经把寻常人患得患失的心绪过滤了大半,他能云淡风清地聊聊中国馆的“那些事儿”。
廉颇尚能饭
何镜堂是岭南走出来的建筑师,出生在鱼米之乡,从小在鱼田、蕉林包围下成长,受到了天然的美的熏陶,而他的数理化成绩又不错,如何兼顾两者?“有人跟我说起做建筑师,既是半个艺术家,又是半个工程家。”
岭南人以少言多做闻名。何镜堂童年正逢战乱,研究生毕业,又逢“文革”,作为“修正主义苗子”,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在最该怨天尤人的时候,他却在偷偷看一些建筑理论的书,并悄悄买来4分钱一张的白纸,深夜独自在房间里练习画设计图。
后来辗转武汉、北京,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乘改革东风,举家迁回广州,何镜堂才真正在建筑上如鱼得水。
一个人所有的经历都是他成功的成本。建筑师的很多灵感都来源于生活,而何镜堂恰是一个“生活”过的人。
年过七旬,本该静下来享受晚年的天伦之乐时,这位白发苍苍的建筑设计大师却披挂上阵,角逐世博中国馆设计。
“这一次机会来了。”
由于年轻时国力尚乏,何镜堂没有遇到过设计这种大型场馆的机会,还未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填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最初,何镜堂与他的团队人员提交的3个初步方案:一是“东方之冠”,二是“江南园林”,三是“万事如意”。有道是“好事多磨”,团队日夜苦战两个月后,这3个设计方案被送到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参加初选时,结果在参加角逐的344个方案中,3个方案名落孙山,连前20名都没有进去。
万幸的是,后来评委们对初选出的前20个方案都不满意,干脆将所有的参赛方案重新复审了一遍。正是这次复审,让“东方之冠”脱颖而出,入选8个入围方案。
2007年9月,“东方之冠”的设计方案通过评审组严格评审,最终成为竞赛方案第一名。
什么样的建筑“很中国”?
西方的建筑是石结构建筑,石头的建筑很多都是桥那样拱形的。而中国的建筑是用木材建造的,用梁、柱构架一层层搭建起来。中国的建筑元素里,斗拱最明显表现中国建筑层层受力的情况。
何镜堂采用了以斗拱为架构、以鼎器为外形、以九宫格为屋顶的整体结构,最终让中国馆横空升起,呈现华冠高耸之势。
《新民周刊》:中国馆跟中国的传统有很多的结合,是怎么想到这样一个创意的呢?
何镜堂:中国馆必须要与中国的传统和文化有联系,让别人一看就感觉到这就是中国馆,它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所以当时我们设计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必须要体现中国特色,如果没有中国特色,这个馆放到美国也可以,放到巴黎也可以,这就不像中国馆了。但是中国馆在这个世博中,便是全世界的,因此他也必须要有时代精神。如果弄得太复古,像把天安门放上去一样,这样也不行。
既然要中国特色,怎样才算中国特色呢,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究竟拿什么来代表中国呢?不能说随便拿一样东西,或者上面有很多文字就代表中国。所以从理念来讲,中国生生不息发展的五千年里,孔子的儒道哲学文化是我们的核心观念,是整个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坚实基础。
但这些都是很抽象的,我们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家是怎么看中国的?从文化符号里面来看,例如中国红、汉字、山水画、京剧、剪纸,还有中国的出土文物等各类东西对我们都有启发。但这毕竟是个建筑,于是我们便从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出发,中国传统的城市里面,是一种方格式的布局,所谓九宫格式的结构,还有中国古代的建筑都是木头做的,一梁一方一柱组成的框架结构,这是我们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构建,既是一个受力的构建也是一个艺术的构建。我们很自然地从中国的各种不同符号里面得到启发,把这些意念抽象出来,用现代的材料、技术、审美观加以整合后,做出了大家看到的中国馆。
但是现在大家来到中国看到中国馆之后,感觉确实很中国,这就很成功了。有人说像粮仓、像火锅、像麻将等,但这些都是一些很抽象的东西,不同的人看了以后,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从而得出自己的看法。可是全部这些比喻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中国的元素,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新民周刊》:您认为中国馆最出彩的细节有哪些?
何镜堂:中国馆有几个亮点。一个是他的“形”。这种造型与神态,一个架空起来的感觉,让人仿佛看到中国腾飞起来了,一种泱泱大国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是很抽象的,无法写出来,但是你能感受得到。由于架空的结构,下面通风比较好,在下面会感到比较凉爽,也让人不会感到压抑,让人有舒服、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感觉,敞开大门迎接世界。
第二个是你看这个下面,有一个东南西北的图章,这个印章非常有中国特色,还有一个通风功能,他把实用性与艺术性结合起来。中国馆四面墙体都有31个中国式的椽子,分别篆刻了东、西、南、北方位词,笔画镂空处便是通风孔。中国馆玻璃斜置,只能采用全封闭式,通风就靠这近百个“印章”。
还有外部材料上的纹理。当这个建筑的构架有了,接下来便要研究穿什么衣服,这也是非常困难的。这个外墙的材料的选择时间很长,从2008年9月份开始到2009年5月份才定下来,做了很多实验包括材料的比较。
如果材料用的不好中国红的颜色就会走样,假如用玻璃做,在太阳反射后就会变色,显得轻薄。金融材质也会反光,所以必须要在表面打上纹理。纹理的选择也细细研究过后,用4.2公分宽,2.8公分深,柱子用3公分宽,2.8公分深,可以有两方面的效果不一样,不仅大家可以接受,整体很大气。
“争议是必经之路”
《新民周刊》:在中国馆的设计过程中,最大的负担是什么?
何镜堂:这个设计方案在经过两轮投票后,最后才决定用这个方案。之后便由我来组建一个联合团队,但当时很多人都说这个联合团队很难做,因为艺术这些东西要联合来搞就很难了,特别是一个南一个北,各有各的想法怎么搞呢?可是能不能把整个国家建筑师的进步力量把它表现出来呢?
我就提出来搞现场设计,于是让整个团队住在上海,每天都在上海工作,在合作的过程中也很和谐。当时还是面临很多的压力,比如这个外形已经定下来了,但这个建筑门朝哪里开?弄这么大一个红究竟行不行?在设计的每一步里面都经过专家讨论与提意见,不断的评议后这个压力就缓解了。
《新民周刊》:法国埃菲尔铁塔建成之初,巴黎市民对此毁誉参半,但经过历史沉淀,现在成为法国的标志性建筑。悉尼歌剧院早期也曾被推到风口浪尖,现在的中国馆是不是也在经历这个过程?
何镜堂:凡是轰动的建筑都要经历一个争议的过程,贝聿铭在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也曾被人诟病,所以建筑是好还是不好当时很难讲,不是任何一个人能说了算的,要经过历史考验和社会评价。这个馆既然是中国馆,就所有中国人都要说话;既然这个馆在世博园里面,所有世博单位都要说话。当年搞奥运的时候,肯定鸟巢是众目睽睽的,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但大家都会注意这个代表中国的建筑。建筑不会有100分的,所以建中国馆当时是希望有半数人认同就成功了。现在看来这个正面的评价还是比较多的。
不言激流勇退
《新民周刊》:你觉得中国馆是不是代表您到目前为止建筑事业的最高峰?
何镜堂:我在从事建筑事业多年里,最喜欢的两件作品,一件是中国馆,一件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国人纪念馆。纪念馆这个工程表示着一种成熟,一个好的建筑应该是能解决一些实用问题的,但更重要的是它的形象能提供一种精神,大家来这里不仅仅看展示的东西,还能感受到一种精神。
我今年72岁了,那场大屠杀差不多发生在我出生之时。把70年前日本人屠杀中国30万同胞的悲惨历史表现出来,让人看完后有一种震撼,我通过流线、空间等建筑处理后把灾难的一面与人类希望的一面表现出来。
中国馆也一样,让人感到中国人真好,真自信。恰恰这两个馆代表着中国的两段历史,一个中国是被辱凌的历史,另外一个则是中国重新站起来的形象,所以这两个是我最满意的作品。
《新民周刊》:中国馆是您的完美收官,还是期待另一个高峰?
何镜堂:现在是整个社会推着我走,一般这个年纪,有这样的作品都应该是急流勇退了。我曾想过这个问题,加上在学校我需要带着大批的研究生和博士,帮助他们不断提高与进步,我也一直在忙这些。可是一些如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天津博物馆、成都火车站、澳门大学等设计项目都还在进行中,感觉被整个时代在推着走。
当一个人,他的行为,他的追求与国家是同步的,那会产生力量,同时他会做出事业出来,在这个情况下会很难停下来。加上我本身对建筑比较热爱,所以我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