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孙中山倡导“知难行易”，意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想到了就能做到。后来，学者胡适对此颇不认同，就写了一篇《知难，行亦不易》的文章商榷。文中很巧妙地用孙中山曾干过的“医生”行当来说明“知固是难，行也不易”——“医学是最难的事，人命所关，故西洋的医科大学毕业年限比别科都长二年以上。但读了许多生理学，解剖学，化学，微菌学，药学……还算不得医生。医学一面是学，一面又是术，一面是知，一面又是行。一切书本的学问都要能用在临床的经验上；只有从临床的经验上得来的学问与技术方才算是真正的知识。一个医生的造成，全靠知行的合一，即行即知，即知即行，越行越知，越知越行的工巧精妙。熟读了六七年的书，拿着羊皮纸的文凭，而不能诊断，不能施手术，不能疗治，才知道知固然难，行也大不易也！”
　　对于很多学富五车的大学者而言，的确是“知难，行亦不易”的，甚至是“知易行难”。譬如，大作家周作人就是例子。
　　在周作人欣赏的古书中，有一部可以说是他烂熟于心且欣赏不已的——北朝时北齐人颜之推写的《颜氏家训》。关于此书，周作人在许多文章中都赞不绝口，例如在《夜读抄》一书中，有一篇专门提及《颜氏家训》，周作人的评价是“南北朝人的有些著作我颇喜欢。这所说的不是一篇篇的文章，原来只是史或子书……其中特别又是《颜氏家训》最为我所珍重，因为这在文章以外还有作者的思想与态度都很可佩服。”可谓尊崇。照说，对这本书的教诲，他应当不仅烂熟，而且是愿意奉行。然而实际上如何呢？不妨就周作人与大哥鲁迅分手一事看个究竟。
　　在周作人一生的经历中，除了抗战时期经不起考验，附逆落水外，最大的事件就该是他跟自己哥哥鲁迅的决裂了。
　　在鲁迅三兄弟中，老大鲁迅和二弟周作人的关系应是更为亲近的。这不仅因为年纪相仿，阅历相近，更因为周作人的成长是经兄长鲁迅一路引导的。鲁迅到南京上学、日本留学，都把弟弟接到身边，在生活和学业上多有指导；而周作人去北大任教，也得益于鲁迅向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推荐。
　　然而，就是这么一对思想感情接近的好兄弟，在1923年却走上分裂绝交的道路：这年7月19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信道：“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的，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从此，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彻底决裂，“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永不相见”。
　　对于鲁迅和周作人决裂一事，因当事人双方都对其原因绝口不提，因而引起过各种猜测。有的说是鲁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发现了，造成二人的失和；有人说是鲁迅趁周作人不在，调戏弟媳，遭拒后兄弟失和；也有人说周氏兄弟因为文化上的观点不同，再加上羽太信子的从中挑拨；更有人以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说来套鲁迅，说他本来对羽太信子就垂涎已久，被拒后恼羞成怒，与周作人夫妇打了一架后离开了八道湾。答案稀奇古怪，然而其中多为道听途说。不过，研究者倒有一点看法一致——鲁迅与周作人的断交，不是出于政治立场和为人原则不同之类的大问题，而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却又纠缠不清的家庭矛盾所致，其始作俑者也的确与周作人的日本夫人脱不了干系。
　　鲁迅的好友、与周作人在日本有同住情谊的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曾经是周氏兄弟学生的俞芳也回忆说，朱安夫人曾“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羽太信子在二周决裂一事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对此鲁迅、周作人虽声明“不说”，但暗示却是有的。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 “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个日本女人自然就是羽太信子。对于这一点，周作人在晚年时也有承认。1964年10月17日，周作人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曾明确表示：1964年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同年11月16日，他在给鲍耀明的信里又说：“鲁迅事件无从具体说明，惟参照《五四点滴》中所说及前次去信，约略已可以明白。”但翻阅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中有关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证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外，也仅有如下几句：“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看来，周作人肯定了一点：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愿同鲁迅一道住。但是，为什么“不愿”呢？周作人却没有说。
　　而按鲁迅三弟周建人的说法，则主要是信子在经济上的挥霍：“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亏空，嚷着钱不够用。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拓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 虽然周作人的生活是比较讲究一些，但还不至于这样。但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挥霍，不敢讲半句不是。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携带家眷回国居住绍兴时，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的‘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平日里，一讲起日本，她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有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 （周建人《鲁迅与周作人》）
　　更为可叹的是：不仅鲁迅与与周作人决裂了，而且他们的后代（海婴和周作人的子女）也再无来往。有意思的是，在周作人喜欢的《颜氏家训》中卷一中，就有“兄弟”一条（第三条），而且几乎就是针对周作人与他哥哥鲁迅绝交一事说的，我们不妨来看看原文：
　　“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故于人伦为重者也，不可不笃。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虽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也。及其壮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虽有笃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则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节量亲厚之恩，犹方底而圆盖，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为旁人之所移者，免夫！
　　二亲既殁，兄弟相顾，当如形之与影，声之与响；爱先人之遗体，惜己身之分气，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际，异于他人，望深则易怨，地亲则易弭。譬犹居室，一穴则塞之，一隙则涂之，则无颓毁之虑；如雀鼠之不恤，风雨之不防，壁陷楹沦，无可救矣。仆妾之为雀鼠，妻子之为风雨，甚哉！
　　兄弟不睦，则子侄不爱；子侄不爱，则群从疏薄；群从疏薄，则僮仆为雠敌矣…… ”
　　周作人和鲁迅，一开始岂不正是“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虽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也”么？而后来不也正是“及其壮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虽有笃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则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节量亲厚之恩，犹方底而圆盖，必不合矣”么？而他们分裂的原因，不也正是“兄弟之际，异于他人，望深则易怨，地亲则易弭。譬犹居室，一穴则塞之，一隙则涂之，则无颓毁之虑；如雀鼠之不恤，风雨之不防，壁陷楹沦，无可救矣。仆妾之为雀鼠，妻子之为风雨”？他们的后代，不也照样上演“兄弟不睦，则子侄不爱”的悲剧？
　　周作人对《颜氏家训》可谓知之甚深，然而，最后还是跌入“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欢爱，而失敬于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的泥坑。
　　毕竟，知难，行亦不易！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