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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葱玉（名珩，字葱玉，又字希逸，1914～1963）是著名收藏家张石铭的孙子，也是解放后我国第一代书画鉴定大师。他的叔公张静江是国民党元老，而他却成为共产党的国家干部，在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的岗位上，为新中国的文物事业鞠躬尽瘁。
17岁一夜身价200万
张葱玉的父亲张乃骅是浙江南浔富豪张石铭的第4个儿子，可在他26岁时不幸溺水而逝，他的独生子张葱玉才4岁，住在上海大宅子里的张石铭对张葱玉这个孙子就格外疼爱，整天把他带在身边跟进跟出。张石铭的晚年是在书房和古董中度过的，来往的朋友都是些很有国学根底的老夫子，他们不是到张家来欣赏新得手的字画和古籍版本，就是怀揣着什么珍籍秘宝，乐滋滋地前来共同鉴赏。张葱玉整天泡在古董堆里，从小过眼的文物不知其数，耳闻目睹，日夕熏陶，加上祖父在旁亲自指点，其练字、读书、品画的功夫自然非同一般。他十几岁的时候，对中国古代绘画已经很有心得。
张葱玉14岁时（1928年）他的祖父去世，张家请来了经济界著名人士张文进作资产评估，孝满3年之后，1000多万家产五房儿子平分，四房才17岁的张葱玉一夜之间有了200万身价。
迅速成才的青年书画收藏家
张葱玉财大气粗，日斥万金，来往交游的皆名流豪客，举手投足自有一番“震撼”作用，凡是遇到合意的作品，他动辄斥资买下，为此还付了不少“学费”。他开始买画时常上人家当，但他性格倔强，明白真相后从不认输，所谓“输了钱也不能输人”，于是发愤研究，刻苦磨炼，买进卖出，广交朋友，真货假货都拿来比较，全部的心思加上全部的钞票，终于练就了“目光如炬”的真功夫。
他的藏品最负盛名的有：唐代张萱的《唐后行从图》轴和唐代周昉的《戏婴图》卷，以及大宗元人绘画。至于明代沈周、唐寅、文徵明等人的作品就更多了。这些画件真不知花了他多少精力和钱财，可惜此张大公子的藏品与他名分下的房地产业差不多，均来去匆匆，临近解放时手头已所剩无几。
一场豪赌输掉大世界地皮
南浔张家除了外贸以外，则在工业、金融业方面下了更多的工夫，当然也做一些房地产生意，张家房地产最出名的是大世界所在的那块地皮。上海大世界所在的那块地皮，当年是在张石铭的母亲（即张葱玉的曾祖母）手里就买下来的，当时还是一片垃圾场，可是张家老太太极为精明，她看好这块地皮，又叫账房先生去看，账房先生看过又叫风水先生去看。大家都说好，于是斥资买了下来。不久那里的臭河浜成了大马路。随着马路两侧的店铺、洋房渐渐兴旺，张家的“垃圾场”成了黄金地段。1917年，黄楚九租下这块地皮造了著名的大世界，张家从此从这块地皮上不知赚了多少钱。分家的时候长辈们念及张葱玉小小年纪没了父亲，就把此“摇钱树”分给了他，认为此地皮可保他一生无虞。可是谁知他一切都来得太容易，必然是去得也快。在他祖父去世十多年之后，就被他拿去付赌债了，一时成为上海滩哄传的大笑话。
从贵公子到国家干部
郑振铎的出现，是张葱玉一生中有关键意义的大事。据张葱玉的妻子顾湄女士回忆说，张葱玉与郑振铎起码在1938年时就认识了。那时他们婚后不久，常见郑先生一大早就来到他家楼下的客厅，独自翻看报纸喝点茶，等待张葱玉下楼来。郑振铎那时是好几所大学里的中国文学史教授，但他学识广博，对中国古代艺术也充满了兴趣，有机会就来向张葱玉请教，有时带一些古书和字画请张葱玉过目。抗战初的几年中，为了抢救沦陷区的古籍善本，郑振铎受重庆国民政府和教育部的委托，与徐森玉、张寿镛等一起在上海组成“文献保护同志会”，以租界为屏障，与前来搜刮的美国人、日本人展开角逐。这时张葱玉帮了他大忙，介绍了一些藏家，他自己的一批珍本也在当时经郑振铎卖给了中央图书馆，同时动员他的大伯张芹伯，最终将上千部善本藏书售给了中央图书馆。
在这前后，张葱玉的钱袋有时还能为郑振铎经济上活络活络。郑振铎有时需要接济一下什么人，就请张葱玉帮忙，张葱玉每逢这个时候，只是淡淡地对妻子说：“他要接济一个人，这个人很重要。”也许他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人，但他相信郑振铎。至于后来钱有没有还来，恐怕也是一笔糊涂账，张葱玉夫妇并不认真当回事。
1947年，郑振铎也为张葱玉做了一件大好事，即把张的70幅唐宋以来的名画影印成册，这使后人明白了，张葱玉起码收藏过这么多好东西，因为他自己除了藏书，没有留下任何藏品目录。
解放初张葱玉已濒临经济破产，他任董事长的东南信托公司早就易主了，其他事业经营得也都不理想，手里的字画越来越少了，但他是一家之长，一家六口总要吃饭呀！
郑振铎毅然把张葱玉调到了北京，当国家文物局的文物处副处长，兼文物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充分发挥他的特长，让他专心致志地为国家服务。当时北京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全家从上海的花园洋房一下子住到了北京的胡同里，一切都很不习惯，但是张葱玉原本就是一个精神贵族，对身外之物不是很上心的，只要工作得有意义，领导们信任，同事们配合默契，他就很高兴了。
张葱玉脱离了上海的那帮酒肉朋友，他的真正的内在能量就爆发出来了。他解放后写出了数十万字的文物鉴定文章，还率领文物专家走遍大江南北，普查国家的文物“家底”，为我国文物事业立下汗马功劳，成为我国一流的文物专家。张家那些当年辛辛苦苦办实业的人，名气反倒不如他响了。
张葱玉在48岁时因患肺癌告别人世。好在他留下的文稿《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历经劫难还是被保存下来了。2000年，文物出版社将其影印出版，皇皇13巨册，成为他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学术财富。
郑振铎冒着政治风险保护张葱玉
20世纪50年代，是个政治运动不断兴起的年代。土改时对那些家庭出身地主或名下还有些土地的国家干部来说，就是一个“坎”，弄不好就被揪回乡下批斗去了。郑振铎为了保住张葱玉，他动了脑筋，把地主的“头衔”挪到张葱玉的母亲邢定老人的头上。那时邢定老人年纪已经大了，又是妇道人家，况且已经作为干部家属跟随张葱玉来到北京居住，地方政府是不会与之为难的。这样一来，张葱玉就被郑振铎“扣”在北京不放，仍旧是国家文物局的干部，可以安心工作了。不仅如此，郑振铎还安排张葱玉参加了一个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组，变成土改队的干部了。谁知到了“文革”期间此事又被捅了出来，只是郑振铎和张葱玉都已在“文革”前好几年去世了，张葱玉的母亲更早于他们去世，造反派只好抓住顾湄出气。
改革开放后，张家子女全家离开北京、移民美国，走时还有一个插曲：当初他家从上海搬到北京时，厨房里所有的坛坛罐罐都被装进一只巨大的缸里，到京后要用什么餐具就到那大缸里找，总能找到合适的。其实那些餐具在张家人眼里，都是些平时家用的东西，根本不稀奇，而别人看来就是康熙、乾隆年间的好东西了。上世纪80年代张葱玉的子女要出国时，上级领导还发话下来，说是“张家人走东西不能走”，要把有文物价值的东西留在国内。其实经过十年浩劫，他们觉得家中好东西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不值钱的了。后来经过领导协商，仅仅放行了两只大些的盘子，说是给他们留作纪念的，其他“锅碗瓢勺”还是没让带走。
（责编：孙展）
17岁一夜身价200万
张葱玉的父亲张乃骅是浙江南浔富豪张石铭的第4个儿子，可在他26岁时不幸溺水而逝，他的独生子张葱玉才4岁，住在上海大宅子里的张石铭对张葱玉这个孙子就格外疼爱，整天把他带在身边跟进跟出。张石铭的晚年是在书房和古董中度过的，来往的朋友都是些很有国学根底的老夫子，他们不是到张家来欣赏新得手的字画和古籍版本，就是怀揣着什么珍籍秘宝，乐滋滋地前来共同鉴赏。张葱玉整天泡在古董堆里，从小过眼的文物不知其数，耳闻目睹，日夕熏陶，加上祖父在旁亲自指点，其练字、读书、品画的功夫自然非同一般。他十几岁的时候，对中国古代绘画已经很有心得。
张葱玉14岁时（1928年）他的祖父去世，张家请来了经济界著名人士张文进作资产评估，孝满3年之后，1000多万家产五房儿子平分，四房才17岁的张葱玉一夜之间有了200万身价。
迅速成才的青年书画收藏家
张葱玉财大气粗，日斥万金，来往交游的皆名流豪客，举手投足自有一番“震撼”作用，凡是遇到合意的作品，他动辄斥资买下，为此还付了不少“学费”。他开始买画时常上人家当，但他性格倔强，明白真相后从不认输，所谓“输了钱也不能输人”，于是发愤研究，刻苦磨炼，买进卖出，广交朋友，真货假货都拿来比较，全部的心思加上全部的钞票，终于练就了“目光如炬”的真功夫。
他的藏品最负盛名的有：唐代张萱的《唐后行从图》轴和唐代周昉的《戏婴图》卷，以及大宗元人绘画。至于明代沈周、唐寅、文徵明等人的作品就更多了。这些画件真不知花了他多少精力和钱财，可惜此张大公子的藏品与他名分下的房地产业差不多，均来去匆匆，临近解放时手头已所剩无几。
一场豪赌输掉大世界地皮
南浔张家除了外贸以外，则在工业、金融业方面下了更多的工夫，当然也做一些房地产生意，张家房地产最出名的是大世界所在的那块地皮。上海大世界所在的那块地皮，当年是在张石铭的母亲（即张葱玉的曾祖母）手里就买下来的，当时还是一片垃圾场，可是张家老太太极为精明，她看好这块地皮，又叫账房先生去看，账房先生看过又叫风水先生去看。大家都说好，于是斥资买了下来。不久那里的臭河浜成了大马路。随着马路两侧的店铺、洋房渐渐兴旺，张家的“垃圾场”成了黄金地段。1917年，黄楚九租下这块地皮造了著名的大世界，张家从此从这块地皮上不知赚了多少钱。分家的时候长辈们念及张葱玉小小年纪没了父亲，就把此“摇钱树”分给了他，认为此地皮可保他一生无虞。可是谁知他一切都来得太容易，必然是去得也快。在他祖父去世十多年之后，就被他拿去付赌债了，一时成为上海滩哄传的大笑话。
从贵公子到国家干部
郑振铎的出现，是张葱玉一生中有关键意义的大事。据张葱玉的妻子顾湄女士回忆说，张葱玉与郑振铎起码在1938年时就认识了。那时他们婚后不久，常见郑先生一大早就来到他家楼下的客厅，独自翻看报纸喝点茶，等待张葱玉下楼来。郑振铎那时是好几所大学里的中国文学史教授，但他学识广博，对中国古代艺术也充满了兴趣，有机会就来向张葱玉请教，有时带一些古书和字画请张葱玉过目。抗战初的几年中，为了抢救沦陷区的古籍善本，郑振铎受重庆国民政府和教育部的委托，与徐森玉、张寿镛等一起在上海组成“文献保护同志会”，以租界为屏障，与前来搜刮的美国人、日本人展开角逐。这时张葱玉帮了他大忙，介绍了一些藏家，他自己的一批珍本也在当时经郑振铎卖给了中央图书馆，同时动员他的大伯张芹伯，最终将上千部善本藏书售给了中央图书馆。
在这前后，张葱玉的钱袋有时还能为郑振铎经济上活络活络。郑振铎有时需要接济一下什么人，就请张葱玉帮忙，张葱玉每逢这个时候，只是淡淡地对妻子说：“他要接济一个人，这个人很重要。”也许他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人，但他相信郑振铎。至于后来钱有没有还来，恐怕也是一笔糊涂账，张葱玉夫妇并不认真当回事。
1947年，郑振铎也为张葱玉做了一件大好事，即把张的70幅唐宋以来的名画影印成册，这使后人明白了，张葱玉起码收藏过这么多好东西，因为他自己除了藏书，没有留下任何藏品目录。
解放初张葱玉已濒临经济破产，他任董事长的东南信托公司早就易主了，其他事业经营得也都不理想，手里的字画越来越少了，但他是一家之长，一家六口总要吃饭呀！
郑振铎毅然把张葱玉调到了北京，当国家文物局的文物处副处长，兼文物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充分发挥他的特长，让他专心致志地为国家服务。当时北京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全家从上海的花园洋房一下子住到了北京的胡同里，一切都很不习惯，但是张葱玉原本就是一个精神贵族，对身外之物不是很上心的，只要工作得有意义，领导们信任，同事们配合默契，他就很高兴了。
张葱玉脱离了上海的那帮酒肉朋友，他的真正的内在能量就爆发出来了。他解放后写出了数十万字的文物鉴定文章，还率领文物专家走遍大江南北，普查国家的文物“家底”，为我国文物事业立下汗马功劳，成为我国一流的文物专家。张家那些当年辛辛苦苦办实业的人，名气反倒不如他响了。
张葱玉在48岁时因患肺癌告别人世。好在他留下的文稿《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历经劫难还是被保存下来了。2000年，文物出版社将其影印出版，皇皇13巨册，成为他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学术财富。
郑振铎冒着政治风险保护张葱玉
20世纪50年代，是个政治运动不断兴起的年代。土改时对那些家庭出身地主或名下还有些土地的国家干部来说，就是一个“坎”，弄不好就被揪回乡下批斗去了。郑振铎为了保住张葱玉，他动了脑筋，把地主的“头衔”挪到张葱玉的母亲邢定老人的头上。那时邢定老人年纪已经大了，又是妇道人家，况且已经作为干部家属跟随张葱玉来到北京居住，地方政府是不会与之为难的。这样一来，张葱玉就被郑振铎“扣”在北京不放，仍旧是国家文物局的干部，可以安心工作了。不仅如此，郑振铎还安排张葱玉参加了一个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组，变成土改队的干部了。谁知到了“文革”期间此事又被捅了出来，只是郑振铎和张葱玉都已在“文革”前好几年去世了，张葱玉的母亲更早于他们去世，造反派只好抓住顾湄出气。
改革开放后，张家子女全家离开北京、移民美国，走时还有一个插曲：当初他家从上海搬到北京时，厨房里所有的坛坛罐罐都被装进一只巨大的缸里，到京后要用什么餐具就到那大缸里找，总能找到合适的。其实那些餐具在张家人眼里，都是些平时家用的东西，根本不稀奇，而别人看来就是康熙、乾隆年间的好东西了。上世纪80年代张葱玉的子女要出国时，上级领导还发话下来，说是“张家人走东西不能走”，要把有文物价值的东西留在国内。其实经过十年浩劫，他们觉得家中好东西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不值钱的了。后来经过领导协商，仅仅放行了两只大些的盘子，说是给他们留作纪念的，其他“锅碗瓢勺”还是没让带走。
（责编：孙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