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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根本就没有看见……”
1960年代初我在《中国文学》（外文版）杂志社工作，上面派给我其中一项工作是负责编选古典文学作品，然后交由英文组翻译出版。这样，我就常常要到一些老专家那里组稿。那时当编辑不像现在，不管对方是什么人也都是发个短信、打个电话就可以把稿子约来，而是上门拜访，恭恭敬敬请教、请求。老辈们一般也很和善亲切，承他们照顾青睐，答应写成稿子后，往往还要又一次上门去取。如此往返谈说聊天，有时没有任务也会去走动，渐渐就成了老辈们的小朋友。我就是在那时认识了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承他们不弃，我常常去到他们那里拜访问候，总是受到亲切的接待，交谈甚欢。
我第一次去到干面胡同钱府，记得已是1963年，为了邀请钱先生为外国读者写一篇关于宋诗的文章。起因就是前几年钱先生出版了《宋诗选注》，我读了钱先生的序言和注释，简直喜欢得“若狂”，我从来没有读到过古典文学研究文章可以写得这样内容资料丰富密集、深邃且又幽默，真是佩服到近乎崇拜。尽管这本书在当时受到批判被视为资产阶级大白旗的标本，但我只是以“对外宣传的需要”为由，诚心敦请钱先生写稿。钱先生当然没有答应，我也理解他的心情，因为受到批判不想再惹麻烦或已了无兴趣。但是，我却由此拜识了钱先生。
钱先生虽然不答应写文章，但却很有兴致地与我聊起天来。我说：“钱先生您是我的老师，我是您的学生。”我的理由是当年我入大学时，钱先生所在的文学研究所还归属于北大，文研所办公室就设在学校新建的哲学楼，我们经常路过那里，总会很好奇地想到里面有许多闻名已久的、我极仰慕的老专家们，他们理应都是我的老师。
他认真地摇摇头说：“你不是我的學生。”我特别爱听他那一口精致婉约、机智轻盈、带着浓郁的无锡乡音的普通话，所以我第一次见面就敢与他半开玩笑说：“钱先生，那么我就做您的私淑弟子吧！”他笑容可掬但又坚决地说：“你走不了我的路……你在学校时，听过谁的课？跟过那个老师？”
那时给我们讲过课的老师多着呢！游国恩、杨晦、林庚、吴组缃、王瑶、高名凯、王力、魏建功、周祖谟、萧雷南、吴小如、陈贻焮……我刚说出游国恩先生的名字，钱先生就接着说：“啊，你是游先生的学生，好，很好，你就好好跟着游先生学嘛！”后来我知道钱先生不轻易收学生，不轻易认学生。就如杨绛先生后来所说的：“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杨绛全集》第2卷第314页）虽然他过去一直在大学执教，但他不好为人师，不与年轻人以师生关系相处，而是喜欢作为朋友交往。所以他称任何年轻人都是唤名而不带姓。老辈们处处遵循着传统的礼节，即使这些日常的细节也可感受到他们的风范，称呼晚辈也绝不连名带姓直呼，以此为不合礼数。后来我下乡去参加“四清”，刚从中山大学毕业的袁宝泉接替我的部分工作，他也去看望过钱先生。“四清”回来我再去钱府时，钱先生就会亲切地多次问及“宝泉近来怎么样？”就像关心自己的子弟一样。每次听到他谈及我的老同事罗新璋、老同学王水照时（他们都是外文所、文研所的青年才俊），他总是用一种欣赏的口吻称“水照”如何如何，“新璋”如何如何。有一次，他和杨先生一起谈到当时“干活的都是年轻人，得名得利的是那些老的”，很为之不平。因为大学毕业干了许多年，业务水平都很出色，但却拿着五十六元的工资，干着相当于讲师教授的活，而出头露面的是那些名人老专家。他们很看不惯。关怀爱护同情年轻人的心情跃然可感。
但是就像人们都已知道他的恃才傲物，对同辈名人的品评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他也不是像杨先生所说的那样从不议论臧否人物，其实从中可以感受到他的是非好恶还是很鲜明的。有一次，我们聊到我极尊敬的几位老先生冯至、唐弢……我在大学念书时，冯先生正是西语系主任。“反右”前，因为学生开会谈到肃反运动中冤案受委屈的情况，冯先生当场为之动容，表示同情以至落了泪，答应向上面反映。后来此会被称为“控诉会”受到严重的批判，我好几次听到学校党委开会时以此事作为反面例子。冯先生和唐弢先生都是刚入党不久的新党员。我相信此事对冯先生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却一向是小心谨慎地生活着……”于是，后来这种积极靠拢组织、遇事顺从上面意思表态以示进步等等，在钱先生眼里却很有点反感。他一听提到冯先生就摇头说：“风派！”提到唐弢先生也是说：“风派！”我却认为冯、唐两位前辈都是忠厚善良的长者，说他们是风派，我还真有点接受不了。但我完全理解这正是钱先生的政治洁癖所致。
1979年，我听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重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还听说罗大冈先生要求为此书作序。于是就对钱先生说起此事：“罗先生在‘文革’时不是写了一本《论罗曼·罗兰——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破产》批评罗曼·罗兰吗？一开头的序言名字就叫《向罗曼·罗兰告别》，现在怎么又要写正面介绍的文章了呢？这个弯他怎么转呢？”钱先生笑笑说：“他什么时候都不甘寂寞。我听说人家不同意他写，是他自己硬要争取。”其实罗先生对罗曼·罗兰确是有很深研究的专家，因为政治上跟风才写了这样的书得以出版。钱先生似乎不屑多谈此事，却神秘地对着我说：“你知道傅雷生前不要别人为这本书写序，只要一个人写，是谁啊……”他看着我一脸困惑的样子，边笑边指着自己说：“他就要我写。”
后来罗先生没有写成，钱先生当然也没有写，但是我却感到了一个很不寻常的现象：钱先生平日对他人赞扬自己并不看重，甚至觉得说好话的人并不一定真正懂他。但这回对傅雷的话却很看重，似乎引以为“荣”。因为他和傅雷都是孤傲的人，但彼此却是惺惺相惜的知交，互相尊重。1950年代初，北京出版领导机构开了一个翻译会议，会上定了五十种名著和译者的名单，钱先生不满意所定的有些译者的水平，在给傅雷信中说：“数一数二之书，落于不三不四之手。”对一些译者的评语不可谓不尖刻，却大得傅雷共鸣。傅雷对杨绛先生的新译《小癞子》的译文十分推崇，认为好得很，还推荐给友人宋淇翻译时作参考。有一次，钱先生给傅雷信中谈到叶君健翻译梅里美的《嘉尔曼》时，调侃挖苦说：“叶译句法必须生铁打成之肺将打气筒灌满臭气，或可一口气念一句耳。” 最好笑的是，谈到曹禺。“文革”后，我记不得从哪里听到传说，说钱先生看不起曹禺。我很奇怪，像曹禺这样中国第一流的剧作家，钱先生怎么会看不起呢？而且他们当年还是清华老同学。所以在一次聊天时，我就问钱先生：“听说您看不起曹禺。真的吗？”
钱先生马上作严肃状否认说：“没有，没有……”接着他又若无其事似的慢悠悠地轻快地说：“那时我根本就没有看见他……”
我听了不禁为钱先生的幽默大笑出声：“钱先生您这比看不起还厉害……”
这时，钱先生自己也嘿嘿地笑出了声，笑得那样开心，一副戏谑不虐的样子。显然，这是玩笑话，也是半真半假的玩笑话。前些年曾看到谢泳写过一篇《钱锺书眼中的曹禺》也说到钱对曹的剧作评价不高，可见这个玩笑也非全是玩笑。
虽然，我听到钱先生聊天时随意点评过一些人，但都不是出于什么个人恩怨，也无任何恶意，总是关乎做人和学术方面的事。从中也可见钱先生为人“耿介拔俗之标，潇洒出尘之想”。政治上的洁癖、学业艺术上高标峻严，都使他是非好恶清浊分明，而不顾及这个浑浊虚伪的“盛世”里，常常清浊不分混沌一片，会使人感到他有点过分苛求尖刻，以为他太狂傲了，但不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稀缺和需要的吗？！如钱先生自己所说的：“人谓我狂，我实狷者。”狷者，有所不为也。杨先生也不承认钱先生“骄傲”，她解释说：“他知道的太多，又率性天真，口无遮拦，热心指点人家，没有很好照顾对方面子，又招不是……但钱锺书也很风趣，文研所里的年轻人对他又佩服又喜爱……”①
“无妄之灾”
1965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叶君健照例到《中国文学》编辑部上班，然后找我到他办公室谈当期杂志的稿件。他談着谈着，忽然习惯性地抚摸着右额的卷发，困惑不解且又不胜感慨地说：“昨天我们毛诗（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开会，乔冠华平时不常来，昨天他来了，刚坐下，看见对面坐着钱锺书，突然就劈头盖脑地对钱痛斥了一番，说他‘狂妄自大，目中无人，自以为是……’等等等等，骂了一大通，不知怎么一回事？我们都惊讶得不得了，又插不上嘴……”那几年我偶然会到钱先生府上走动，我一直很敬重甚至喜爱钱先生，就如今天流行的说法是他的“粉丝”，所以一听到与他有关的事，就非常关心以至紧张地问：“为什么呀？”
老叶——编辑部上上下下都这么称呼副总编辑叶君健，他仍然还是很无奈的样子，说：“不知道呀！”
“是不是他们过去有什么过节啊？”
“那就不知道了！也没听说啊！反正很怪的。”他确也不知其中什么原因。
“那么钱先生是什么态度，说什么了吗？”
“他什么也没说，就是低着头一言不发，就这样挨训。”
“后来呢？”
“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大家也不吭声。乔骂完了，大家也就说别的了。”
《中国文学》是一个对外宣传的英、法文版杂志。总编辑是茅盾挂名，叶君健是这个杂志最早的创办人，从1950年代初开始，一直是他在实际负责主持。那时他任副总编辑，负责中英文终审定稿。因为他还搞创作，每天只上半天班。另外两位党员负责人一个去参加山西“四清”了，一个患肝炎在家歇息，所以有关日常具体编辑业务由我在主持应付。“文革”前，《中国文学》对毛泽东诗词先后译载过四次：1958年第3期译载《沁园春·长沙》等诗词十八首，1960年第1期译载《蝶恋花》等诗词三首，1963年第1期译载《清平乐·蒋桂战争》等词六首。这三次都是由杨宪益翻译的。1960年底，中宣部文艺处处长袁水拍对译文提出一些质疑和批评。叶君健不是党员，本就觉得兹事体大，正想有人能对此予以领导和负责，就请示并征得上级机关同意，成立了一个毛诗英译定稿小组，由袁水拍任组长，成员开始有叶君健、钱锺书，后有新华社“英共”专家艾德勒，稍后又增加了乔冠华。后来还加上赵朴初等，对全部毛诗译稿进行核校、润色、审定。第四次在1966年第5期译载《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诗词十首则是由这个定稿小组直接翻译的。有一次我偶然看到叶君健写的《毛泽东诗词的翻译——一段回忆》一文中，对杨宪益翻译毛诗一事竟只字不提，却只强调了叶是翻译者，似乎与事实相差甚远，所以当我写到有关钱先生在毛诗英译定稿小组中“受辱”一事时，仍不由自主地先插进来说明此事，以正错讹。
既然杨宪益翻译了那么多次毛诗，1963年那次还是我作为中文编辑组负责人具体经手发稿给英文组杨宪益翻译的，为什么老叶的叙述全过程中没有说及杨？如果这事发生在“文革”中因杨系于狱中则犹可说，但到了“文革”以后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同样，作为主要译者杨宪益没有成为定稿小组成员又是什么原因？这都是因为1960年代中苏分歧以后，杨宪益曾经讲过一些支持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以至涉及毛的言论，被内定为涉嫌修正主义分子，在政治上不信任他。那时对毛的个人崇拜已到相当狂热的程度，让一个政治上“有问题”的人翻译他的诗词无疑是对他的亵渎和大不敬，更不知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因此到了第四次即1966年译载的诗词十首就没有让杨翻译，更没有让他参加英译定稿小组。“文革”时，群众写大字报揭发批判杂志社党员负责人的罪状和编写的《中国文学大事记》中，就曾严词责问：“就在这一年（1963年）的一月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词六首发表了……但可恨的是这六首词竟由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宪益翻译的。”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杨宪益确曾翻译了毛诗。
在当时的《中国文学》杂志社内，叶君健是领导，实际的第一把手，在组织、领导以至翻译修订毛诗工作中是有重要的关键性的贡献的；杨宪益除了翻译家外没有什么特别的职衔，但确是一位毛诗的多次翻译者。因此在叙述往事时，理应对各自的工作和贡献作实事求是的介绍，这才是尊重历史的应有态度。老叶对钱先生无辜受辱挨骂虽没有作什么具体评论但却明显表示了同情，说明他是明辨是非的、公正的。但在对待杨宪益问题上却是欠妥的。
现在回头还来说钱先生的事。那天因听了老叶的话后，心情一直不大平静。所以过了几天我就去看望钱先生。当我问及此事说：“钱先生，听说你那天在英译定稿小组挨批了，为什么呀？”
1960年代初我在《中国文学》（外文版）杂志社工作，上面派给我其中一项工作是负责编选古典文学作品，然后交由英文组翻译出版。这样，我就常常要到一些老专家那里组稿。那时当编辑不像现在，不管对方是什么人也都是发个短信、打个电话就可以把稿子约来，而是上门拜访，恭恭敬敬请教、请求。老辈们一般也很和善亲切，承他们照顾青睐，答应写成稿子后，往往还要又一次上门去取。如此往返谈说聊天，有时没有任务也会去走动，渐渐就成了老辈们的小朋友。我就是在那时认识了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承他们不弃，我常常去到他们那里拜访问候，总是受到亲切的接待，交谈甚欢。
我第一次去到干面胡同钱府，记得已是1963年，为了邀请钱先生为外国读者写一篇关于宋诗的文章。起因就是前几年钱先生出版了《宋诗选注》，我读了钱先生的序言和注释，简直喜欢得“若狂”，我从来没有读到过古典文学研究文章可以写得这样内容资料丰富密集、深邃且又幽默，真是佩服到近乎崇拜。尽管这本书在当时受到批判被视为资产阶级大白旗的标本，但我只是以“对外宣传的需要”为由，诚心敦请钱先生写稿。钱先生当然没有答应，我也理解他的心情，因为受到批判不想再惹麻烦或已了无兴趣。但是，我却由此拜识了钱先生。
钱先生虽然不答应写文章，但却很有兴致地与我聊起天来。我说：“钱先生您是我的老师，我是您的学生。”我的理由是当年我入大学时，钱先生所在的文学研究所还归属于北大，文研所办公室就设在学校新建的哲学楼，我们经常路过那里，总会很好奇地想到里面有许多闻名已久的、我极仰慕的老专家们，他们理应都是我的老师。
他认真地摇摇头说：“你不是我的學生。”我特别爱听他那一口精致婉约、机智轻盈、带着浓郁的无锡乡音的普通话，所以我第一次见面就敢与他半开玩笑说：“钱先生，那么我就做您的私淑弟子吧！”他笑容可掬但又坚决地说：“你走不了我的路……你在学校时，听过谁的课？跟过那个老师？”
那时给我们讲过课的老师多着呢！游国恩、杨晦、林庚、吴组缃、王瑶、高名凯、王力、魏建功、周祖谟、萧雷南、吴小如、陈贻焮……我刚说出游国恩先生的名字，钱先生就接着说：“啊，你是游先生的学生，好，很好，你就好好跟着游先生学嘛！”后来我知道钱先生不轻易收学生，不轻易认学生。就如杨绛先生后来所说的：“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杨绛全集》第2卷第314页）虽然他过去一直在大学执教，但他不好为人师，不与年轻人以师生关系相处，而是喜欢作为朋友交往。所以他称任何年轻人都是唤名而不带姓。老辈们处处遵循着传统的礼节，即使这些日常的细节也可感受到他们的风范，称呼晚辈也绝不连名带姓直呼，以此为不合礼数。后来我下乡去参加“四清”，刚从中山大学毕业的袁宝泉接替我的部分工作，他也去看望过钱先生。“四清”回来我再去钱府时，钱先生就会亲切地多次问及“宝泉近来怎么样？”就像关心自己的子弟一样。每次听到他谈及我的老同事罗新璋、老同学王水照时（他们都是外文所、文研所的青年才俊），他总是用一种欣赏的口吻称“水照”如何如何，“新璋”如何如何。有一次，他和杨先生一起谈到当时“干活的都是年轻人，得名得利的是那些老的”，很为之不平。因为大学毕业干了许多年，业务水平都很出色，但却拿着五十六元的工资，干着相当于讲师教授的活，而出头露面的是那些名人老专家。他们很看不惯。关怀爱护同情年轻人的心情跃然可感。
但是就像人们都已知道他的恃才傲物，对同辈名人的品评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他也不是像杨先生所说的那样从不议论臧否人物，其实从中可以感受到他的是非好恶还是很鲜明的。有一次，我们聊到我极尊敬的几位老先生冯至、唐弢……我在大学念书时，冯先生正是西语系主任。“反右”前，因为学生开会谈到肃反运动中冤案受委屈的情况，冯先生当场为之动容，表示同情以至落了泪，答应向上面反映。后来此会被称为“控诉会”受到严重的批判，我好几次听到学校党委开会时以此事作为反面例子。冯先生和唐弢先生都是刚入党不久的新党员。我相信此事对冯先生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却一向是小心谨慎地生活着……”于是，后来这种积极靠拢组织、遇事顺从上面意思表态以示进步等等，在钱先生眼里却很有点反感。他一听提到冯先生就摇头说：“风派！”提到唐弢先生也是说：“风派！”我却认为冯、唐两位前辈都是忠厚善良的长者，说他们是风派，我还真有点接受不了。但我完全理解这正是钱先生的政治洁癖所致。
1979年，我听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重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还听说罗大冈先生要求为此书作序。于是就对钱先生说起此事：“罗先生在‘文革’时不是写了一本《论罗曼·罗兰——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破产》批评罗曼·罗兰吗？一开头的序言名字就叫《向罗曼·罗兰告别》，现在怎么又要写正面介绍的文章了呢？这个弯他怎么转呢？”钱先生笑笑说：“他什么时候都不甘寂寞。我听说人家不同意他写，是他自己硬要争取。”其实罗先生对罗曼·罗兰确是有很深研究的专家，因为政治上跟风才写了这样的书得以出版。钱先生似乎不屑多谈此事，却神秘地对着我说：“你知道傅雷生前不要别人为这本书写序，只要一个人写，是谁啊……”他看着我一脸困惑的样子，边笑边指着自己说：“他就要我写。”
后来罗先生没有写成，钱先生当然也没有写，但是我却感到了一个很不寻常的现象：钱先生平日对他人赞扬自己并不看重，甚至觉得说好话的人并不一定真正懂他。但这回对傅雷的话却很看重，似乎引以为“荣”。因为他和傅雷都是孤傲的人，但彼此却是惺惺相惜的知交，互相尊重。1950年代初，北京出版领导机构开了一个翻译会议，会上定了五十种名著和译者的名单，钱先生不满意所定的有些译者的水平，在给傅雷信中说：“数一数二之书，落于不三不四之手。”对一些译者的评语不可谓不尖刻，却大得傅雷共鸣。傅雷对杨绛先生的新译《小癞子》的译文十分推崇，认为好得很，还推荐给友人宋淇翻译时作参考。有一次，钱先生给傅雷信中谈到叶君健翻译梅里美的《嘉尔曼》时，调侃挖苦说：“叶译句法必须生铁打成之肺将打气筒灌满臭气，或可一口气念一句耳。” 最好笑的是，谈到曹禺。“文革”后，我记不得从哪里听到传说，说钱先生看不起曹禺。我很奇怪，像曹禺这样中国第一流的剧作家，钱先生怎么会看不起呢？而且他们当年还是清华老同学。所以在一次聊天时，我就问钱先生：“听说您看不起曹禺。真的吗？”
钱先生马上作严肃状否认说：“没有，没有……”接着他又若无其事似的慢悠悠地轻快地说：“那时我根本就没有看见他……”
我听了不禁为钱先生的幽默大笑出声：“钱先生您这比看不起还厉害……”
这时，钱先生自己也嘿嘿地笑出了声，笑得那样开心，一副戏谑不虐的样子。显然，这是玩笑话，也是半真半假的玩笑话。前些年曾看到谢泳写过一篇《钱锺书眼中的曹禺》也说到钱对曹的剧作评价不高，可见这个玩笑也非全是玩笑。
虽然，我听到钱先生聊天时随意点评过一些人，但都不是出于什么个人恩怨，也无任何恶意，总是关乎做人和学术方面的事。从中也可见钱先生为人“耿介拔俗之标，潇洒出尘之想”。政治上的洁癖、学业艺术上高标峻严，都使他是非好恶清浊分明，而不顾及这个浑浊虚伪的“盛世”里，常常清浊不分混沌一片，会使人感到他有点过分苛求尖刻，以为他太狂傲了，但不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稀缺和需要的吗？！如钱先生自己所说的：“人谓我狂，我实狷者。”狷者，有所不为也。杨先生也不承认钱先生“骄傲”，她解释说：“他知道的太多，又率性天真，口无遮拦，热心指点人家，没有很好照顾对方面子，又招不是……但钱锺书也很风趣，文研所里的年轻人对他又佩服又喜爱……”①
“无妄之灾”
1965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叶君健照例到《中国文学》编辑部上班，然后找我到他办公室谈当期杂志的稿件。他談着谈着，忽然习惯性地抚摸着右额的卷发，困惑不解且又不胜感慨地说：“昨天我们毛诗（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开会，乔冠华平时不常来，昨天他来了，刚坐下，看见对面坐着钱锺书，突然就劈头盖脑地对钱痛斥了一番，说他‘狂妄自大，目中无人，自以为是……’等等等等，骂了一大通，不知怎么一回事？我们都惊讶得不得了，又插不上嘴……”那几年我偶然会到钱先生府上走动，我一直很敬重甚至喜爱钱先生，就如今天流行的说法是他的“粉丝”，所以一听到与他有关的事，就非常关心以至紧张地问：“为什么呀？”
老叶——编辑部上上下下都这么称呼副总编辑叶君健，他仍然还是很无奈的样子，说：“不知道呀！”
“是不是他们过去有什么过节啊？”
“那就不知道了！也没听说啊！反正很怪的。”他确也不知其中什么原因。
“那么钱先生是什么态度，说什么了吗？”
“他什么也没说，就是低着头一言不发，就这样挨训。”
“后来呢？”
“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大家也不吭声。乔骂完了，大家也就说别的了。”
《中国文学》是一个对外宣传的英、法文版杂志。总编辑是茅盾挂名，叶君健是这个杂志最早的创办人，从1950年代初开始，一直是他在实际负责主持。那时他任副总编辑，负责中英文终审定稿。因为他还搞创作，每天只上半天班。另外两位党员负责人一个去参加山西“四清”了，一个患肝炎在家歇息，所以有关日常具体编辑业务由我在主持应付。“文革”前，《中国文学》对毛泽东诗词先后译载过四次：1958年第3期译载《沁园春·长沙》等诗词十八首，1960年第1期译载《蝶恋花》等诗词三首，1963年第1期译载《清平乐·蒋桂战争》等词六首。这三次都是由杨宪益翻译的。1960年底，中宣部文艺处处长袁水拍对译文提出一些质疑和批评。叶君健不是党员，本就觉得兹事体大，正想有人能对此予以领导和负责，就请示并征得上级机关同意，成立了一个毛诗英译定稿小组，由袁水拍任组长，成员开始有叶君健、钱锺书，后有新华社“英共”专家艾德勒，稍后又增加了乔冠华。后来还加上赵朴初等，对全部毛诗译稿进行核校、润色、审定。第四次在1966年第5期译载《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诗词十首则是由这个定稿小组直接翻译的。有一次我偶然看到叶君健写的《毛泽东诗词的翻译——一段回忆》一文中，对杨宪益翻译毛诗一事竟只字不提，却只强调了叶是翻译者，似乎与事实相差甚远，所以当我写到有关钱先生在毛诗英译定稿小组中“受辱”一事时，仍不由自主地先插进来说明此事，以正错讹。
既然杨宪益翻译了那么多次毛诗，1963年那次还是我作为中文编辑组负责人具体经手发稿给英文组杨宪益翻译的，为什么老叶的叙述全过程中没有说及杨？如果这事发生在“文革”中因杨系于狱中则犹可说，但到了“文革”以后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同样，作为主要译者杨宪益没有成为定稿小组成员又是什么原因？这都是因为1960年代中苏分歧以后，杨宪益曾经讲过一些支持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以至涉及毛的言论，被内定为涉嫌修正主义分子，在政治上不信任他。那时对毛的个人崇拜已到相当狂热的程度，让一个政治上“有问题”的人翻译他的诗词无疑是对他的亵渎和大不敬，更不知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因此到了第四次即1966年译载的诗词十首就没有让杨翻译，更没有让他参加英译定稿小组。“文革”时，群众写大字报揭发批判杂志社党员负责人的罪状和编写的《中国文学大事记》中，就曾严词责问：“就在这一年（1963年）的一月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词六首发表了……但可恨的是这六首词竟由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宪益翻译的。”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杨宪益确曾翻译了毛诗。
在当时的《中国文学》杂志社内，叶君健是领导，实际的第一把手，在组织、领导以至翻译修订毛诗工作中是有重要的关键性的贡献的；杨宪益除了翻译家外没有什么特别的职衔，但确是一位毛诗的多次翻译者。因此在叙述往事时，理应对各自的工作和贡献作实事求是的介绍，这才是尊重历史的应有态度。老叶对钱先生无辜受辱挨骂虽没有作什么具体评论但却明显表示了同情，说明他是明辨是非的、公正的。但在对待杨宪益问题上却是欠妥的。
现在回头还来说钱先生的事。那天因听了老叶的话后，心情一直不大平静。所以过了几天我就去看望钱先生。当我问及此事说：“钱先生，听说你那天在英译定稿小组挨批了，为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