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本科教育是高校最基础也是高度复杂的工作。改革应跳出项目式思路，以机制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构建可持续改善的本科教育体系。机制建设需要处理好教学与科研、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学校与院系、教务部门与其他部门、文化与制度等几组关系。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构建灵活规范、能力导向的课程体系，构建多元协同的学业规划辅导“矩阵”，建设高度联通的学业信息系统和大数据平台，建设可持续的职业发展路径。
关键词：可持续改善；本科教育改革；体制机制
构建可持续改善的本科教育体系
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发展给本科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以知识传授为主”和“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要求，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当前，中国高校本科教育的主要问题为：人才培养理念、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等陈旧，规模化生产现象严重，难以支撑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目标；教师重科研轻教学现象突出，激励教师改进教学的体制机制不足；管理服务难以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教育观念和信息化水平滞后，部门间缺少协同配合。对此，一些大学开展了不少改革实践，但多局限于蜻蜓点水式的举措，没有从体制机制上引导出一种重视教育教学的自觉，实现内涵式发展。
本科教育是大学最基础的工作，也是涉及众多部门、最复杂的工作之一，看似专项工作，实则与大学整体的治理体系紧密相关[1]。大学是具有自身特殊性的组织，有学者针对大学组织理论从不同角度提出过学术共同体模型、政治模型、有组织的无政府模型、文化模型等。归纳起来，大学内部是一种弱技术环境，具有松散联结（Loosely Coupled）的结构特性，系统内各个单元自主性较强，难以进行强制式的管理[2]。本科教育就是一个多元复杂的体系，院系、管理部门、教师、学生等各类群体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专项化措施或简单的硬性规定可能短期见效，但如果不能真正调动起各方的积极性，将不可持续。
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建立可持续改善的本科教育体系，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改革必须尊重各方的利益诉求，充分发挥各方（特别是院系和教师）的主动性。在這个过程中，机制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关键。机制建设，要厘清各种利益诉求，处理好它们之间的矛盾，搭建“齿轮”引导各方相向而行，共同形成支持本科教育的合力；基础设施建设则是指搭建适应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面向未来的教育教学公共服务系统，为各方发挥主动性创造基本条件。
本科教育机制建设需要把握的关系
一所大学的本科教育体系实际上是多重矛盾关系的集合体。在进行机制建设时，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真正弄清隐藏在问题表面背后的不同利益诉求和矛盾关系，进而寻求因势利导的可能性。
1.教学与科研的关系
教学与科研是老生常谈的一对“矛盾”。这不是院系和教师如何进行时间精力分配的简单问题，而必须基于内在追求来讨论。大学教师具有“双重忠于”（Dual Loyalties）的特点：学术研究的使命使得教师忠于所从事的专业，教学使命使得教师忠于所服务的学校[3]。学问是学者的立身之本，科研成果是决定院系学科声誉、排名的重要指标。做科研是学者职业发展和院系学科建设的内在追求，即使学校不特别激励，院系和教师出于学术地位的考虑，也有较强的自我驱动力。同时，优秀学者可以在大学间流动。当前，中国高校正在加快“双一流”建设，对优秀人才的抢夺日益激烈，这已成为社会热议和教育主管部门关注的问题[4]。
因此，在改革本科教育时，不能简单采取增加、摊派教学课时的硬性办法，否则可能增加失去优秀人才的风险。而应当从资源配置入手，在分配资源时赋予教学更大的权重。当然，教学活动常被喻为“黑箱”（Black Box）[5]，很难测量和评价。一个可以尝试的思路是“用脚投票”，如赋予学生选课、评课、选专业的充分自由，基于用户体验对教育教学进行评价。
2.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本无区别，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大多采取两者相结合的本科教育模式。中国高校曾受苏联模式影响较深，院校类型和专业划分过细。这种专业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人太过“狭窄”，缺乏对未来变化快速适应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专业类院校纷纷向综合性大学转型，通识教育的理念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但在具体实践中，有一个误区是把通识教育简单等同于通识性课程，把专业教育等同于专业课程。提及通识教育时，往往强调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课程设置也大多按照学科领域进行划分。这实际还是“以知识传授为主”的做法，没有转变为“以能力培养为主”。通识教育的核心意涵在于塑造与专业无关、具有较强普适性的素养，如价值观、思辨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写作能力等。专业教育则是培养与专业相关的能力。这些能力对学生而言都是需要的，但并不是割裂开来施之于不同的课程。换言之，专业课也应当培养通识教育强调的普适性能力，通识性课程也可以提升专业素养，各类课程都应当贯彻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理念。
3.学校与院系的关系
人才培养是学校和院系的共同目标，但两者对“人才”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别。从内在追求而言，院系更重视行业内的学术地位，主要关注专业人才的培养。例如：数学系比较在意培养了多少数学家，这是其学术声誉所在，如果培养出了一位演员，虽然并不坏，但并不能反映其学术水平。而学校并不在意哪类人才是由哪个单位培养出来的，只要是人才，都是学校的声誉所在。
因此，必须思考，哪些事情更适合院系做，哪些更适合学校做。如果两者颠倒或混淆，便可能难以持续。例如：院系对专业教育更加重视，那么学校在这方面应当充分尊重院系的自主权，把主要精力和资源放在对通识教育的引导和支持上。再如：院系是最了解其教师教学情况的，而各院系又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学校层面不宜对教师教学任务制定过细的标准，可以把责权下放给院系。当前，一些大学推行学部制改革，在学校和院系之间增加一个管理层级。关于学部的虚实之争，有不同见解，这要结合各校实际，不能一概而论。总体来说，学校、学部应当做院系做不好或不愿做的事情，而不是去争抢院系的资源，做院系本身可以做的事情。在本科教育方面，学部具有整合邻近学科院系的优势，可以开展诸如跨学科人才培养、院系资源共享、教师互聘、联合开课等工作。 4.教务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关系
人才培养涉及方方面面，本科教育不是教务部门一家的事情，大学所有机构都应当服务于“立德树人”这一核心使命，都应当把是否“以学生成长为中心”作为检视自己工作的标准。凡学生所到之处都是受教育之所，凡学生所接触之人都是施教之人。教务部门也不应局限于教学、课程相关的事务性工作，还要关注学生的学习体验、学业规划、学术发展等。
学校层面要处理好教务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关系，既避免责任空白、推诿扯皮，又要避免重复施教、浪费资源。例如：学生学业成绩不佳，可能是由于不适应课堂教学方式，也可能由于生理或心理原因，还可能因为辅修专业、实习、社团活动等挤占了学习时间。这就需要多部门协同配合，对学生进行综合研判和帮助。再如：近年来，大学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教育，但由于这关乎院系、教务、就业指导、共青团等多个部门，所以可能存在同一所大学内各部门竞相投入人力、物力开展工作，造成资源浪费的情况。学校要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衔接，让每个机构和群体做自己可以做好的事情，对复杂性较强的问题应建立部门间联席工作机制。
5.文化与制度的关系
对于大学这种控制机制较弱的组织，文化发挥着积极的整合作用[6]。历史越悠久的大学，其文化传统对内部成员的约束力越强。制度则是必须遵守的、相对明确的规范和准则。文化是软性的，制度是刚性的；文化是感性的，制度是理性的。两者都不可或缺，应当互相关照。文化是制度订立的基础，而订立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塑造文化，将规范准则内化于心。
构建可持续的本科教育体系，必须处理好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没有文化基础的制度，或不可持续，或造成很大的执行成本。制度不能照搬照抄，要因时而订、因地制宜。即使在同一所大学内，各个子单元的文化也不尽相同。例如：历史较长的基础学科院系可能具有重视教学的传统，资深教师上基础课的情况较为普遍，但却可能存在教学内容和方法陈旧死板的问题；而新兴学科院系教学传统可能相对较弱，但可能教学方法新颖，更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学科前沿和应用。因此，要照顧到不同的文化基础，也要加强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在订立制度时，对“一刀切”的条款要格外审慎，如果制定的规范准则难以落实，反而可能损害制度威信，损害文化传统。
本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思路
当下，社会对大学“去行政化”的讨论很多，但必须注意，去行政化应该是去“化”，而不是去“行政”[7]，专业化的服务和高效的管理十分重要。促进本科教育体系可持续改善的另一个抓手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主要包括课程体系、学业辅导体系、信息系统支持体系和育人队伍建设体系。
1.构建灵活规范、能力导向的课程体系
课程教学是本科教育过程中最基础且最重要的部分。课程体系要具有灵活性。高校生源往往差异显著，其性格、视野、志趣、学习基础及综合素养差别较大。社会高速发展，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课程体系也要面向未来，为多元化人才培养创造可能。
课程体系强调灵活性是突出以人为本，但并非没有规范。这就如同烹制宴席，品种要尽可能丰富多样，但每一道都必须符合食品生产工序。要围绕人才培养目标，清晰回答为什么开课、开什么课和怎样授课。从宏观层面梳理专业设置、制定面向未来的培养方案，真正从学生的需要出发构建课程体系；在微观层面明确每门课程的内容、讲授方式及目标等，在选课前告知学生，并遵从以上基本规范实施教学。规范性是灵活性的保证，课程体系清晰才便于学生自主选择。
课程体系要以能力培养为导向，从“供给侧”进行改革。美国斯坦福大学自2012年启动新一轮本科教育改革，其重点之一就是将通识教育从基于“学科”学习转向基于“能力”培养。改革前要求学生在工程和应用科学、人文科学、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五个学科领域中各完成一门通识课程，而改革后将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变为四个部分：思考问题、思维与行为之道、写作与修辞以及外语。新的课程体系向学生清楚地表述出为什么他们要学，如何去学。[8]
2.构建多元协同的学业规划辅导“矩阵”
学生在校期间会面临转专业、辅修双学位等诸多学业问题。传统的部门划分使学业辅导职能分散，辅导员（班主任）、任课教师、导师、教务员、朋辈等都与学业辅导相关，但都不够专业，责任不够明晰。高校应构建多元协同的学业规划辅导“矩阵”，整合学部、院系和招生、教务、学工、宿舍、团委、就业指导、心理咨询等部门职能，明确各部门应承担的责任，建设专业化的学业辅导队伍，培育和推行一些常态化的学业辅导项目，如“新生教育项目”、数学和外语辅导等。
学业辅导“矩阵”需贯穿本科学业周期，衔接新生从入校到毕业离校期间的各个环节。美国高校为帮助大学本科新生尽快融入大学环境，适应大学教学方法、生活方式，进入良好的学习状态，推出“本科一年级计划（First Year Experience）”，开展各类体验、教学和培训项目。[9]
3.建设高度联通的学业信息系统和大数据平台
本科教育改革处理的问题复杂多样，许多改革举措的落实都高度依赖于智能化、高度联通的学业信息系统。建设学业信息系统，应注重顶层设计，避免出现“系统孤岛”和“数据孤岛”。通常而言，与教学直接相关的管理子系统包括学籍系统、排课系统、选课系统、成绩系统、评估系统等。要全面了解学生的在校状况，涉及的系统则更多。这些系统之间应加强互通互联，功能设置要与时俱进。教育教学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大数据”蕴藏着宝贵价值。在保障数据安全前提下，学校应鼓励大家展开研究，特别是通过综合数据分析学生学业发展情况和教师教学情况，为学生学习能力和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服务，为持续改善本科教育提供决策依据。
4.建设可持续的职业发展路径
高校教学的核心队伍主要由教师和教务管理人员组成，他们是教育理念和教学信息的传导者、组织者和执行者。因此，激发他们追求进步的内在动力至关重要。只有教学和管理队伍可持续改善，学生得到的本科教育才会持续改善。 国内外大学常设立“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其首要定位应为促进“教师发展”，而非“教学发展”。[10]教师投入教学活动的内在动因是教学能够促进他们教学生涯的发展。只有教师们普遍认识到，追求卓越教学有助于职业发展，教学才能真正受到重视。与师资队伍建设相关的部门应联合制定科学的教学评价与激励体系，加强“传帮带”和教学方法研究。对课程助教应进行专业化、系统化培训，明确助教的职责和考核标准。长期以来，高校教务人员限于重复、枯燥的事务性工作，普遍存在职业倦怠现象。[11]与其他行政工作相比，教务工作内容偏窄，职业上升空间小。这些也会影响对师生的服务态度和质量。学校应重视教务管理队伍建设，建立教务人员的考核、晋升、培训、激励机制，为他们成为专家式管理人才提供可持续的职业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1]林建华.大学人才培养职能的回归[M]//黄达人，等.大学的根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301-302.
[2]阎凤桥.大学组织与治理[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6：69-74.
[3]阎凤桥.大学组织与治理[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6：48-49.
[4]陈少远，吴迪.高校“抢人大战”[EB/OL].（2017-03-03）[2017-03-15].http：//weekly.caixin.com/2017-03-03/101061923.html.
[5]Paul Black，Dylan Wiliam.Inside the black box： Raising standards through classroom assessment[J].Phi Delta Kappan，1998（10）： 139-144， 146-148.
[6]阎凤桥.大学组织与治理[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6：73.
[7]吴少敏，张炜.全国人大代表、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陈十一：大学不要盲目“去行政化”[N].南方日报，2017-03-10（A07）.
[8]刘海燕，常桐善.能力、整合、自由：斯坦福大学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5（4）：30-35，70.
[9]金添.美国高校“本科一年级计划”项目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6（4）：138-150.
[10]赵珂.中美两国高校教师发展中心比较研究—以美国密歇根大学和中国东南大学为例[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9（4）：63-67.
[11]谢万杰.高校教务管理人员职业倦怠探因及对策[J].教育探索，2009（4）：121-122.
（作者单位：孙启明，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洪星星，北京大学教务部）
[責任编辑：翟 迪]
关键词：可持续改善；本科教育改革；体制机制
构建可持续改善的本科教育体系
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发展给本科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以知识传授为主”和“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要求，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当前，中国高校本科教育的主要问题为：人才培养理念、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等陈旧，规模化生产现象严重，难以支撑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目标；教师重科研轻教学现象突出，激励教师改进教学的体制机制不足；管理服务难以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教育观念和信息化水平滞后，部门间缺少协同配合。对此，一些大学开展了不少改革实践，但多局限于蜻蜓点水式的举措，没有从体制机制上引导出一种重视教育教学的自觉，实现内涵式发展。
本科教育是大学最基础的工作，也是涉及众多部门、最复杂的工作之一，看似专项工作，实则与大学整体的治理体系紧密相关[1]。大学是具有自身特殊性的组织，有学者针对大学组织理论从不同角度提出过学术共同体模型、政治模型、有组织的无政府模型、文化模型等。归纳起来，大学内部是一种弱技术环境，具有松散联结（Loosely Coupled）的结构特性，系统内各个单元自主性较强，难以进行强制式的管理[2]。本科教育就是一个多元复杂的体系，院系、管理部门、教师、学生等各类群体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专项化措施或简单的硬性规定可能短期见效，但如果不能真正调动起各方的积极性，将不可持续。
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建立可持续改善的本科教育体系，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改革必须尊重各方的利益诉求，充分发挥各方（特别是院系和教师）的主动性。在這个过程中，机制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关键。机制建设，要厘清各种利益诉求，处理好它们之间的矛盾，搭建“齿轮”引导各方相向而行，共同形成支持本科教育的合力；基础设施建设则是指搭建适应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面向未来的教育教学公共服务系统，为各方发挥主动性创造基本条件。
本科教育机制建设需要把握的关系
一所大学的本科教育体系实际上是多重矛盾关系的集合体。在进行机制建设时，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真正弄清隐藏在问题表面背后的不同利益诉求和矛盾关系，进而寻求因势利导的可能性。
1.教学与科研的关系
教学与科研是老生常谈的一对“矛盾”。这不是院系和教师如何进行时间精力分配的简单问题，而必须基于内在追求来讨论。大学教师具有“双重忠于”（Dual Loyalties）的特点：学术研究的使命使得教师忠于所从事的专业，教学使命使得教师忠于所服务的学校[3]。学问是学者的立身之本，科研成果是决定院系学科声誉、排名的重要指标。做科研是学者职业发展和院系学科建设的内在追求，即使学校不特别激励，院系和教师出于学术地位的考虑，也有较强的自我驱动力。同时，优秀学者可以在大学间流动。当前，中国高校正在加快“双一流”建设，对优秀人才的抢夺日益激烈，这已成为社会热议和教育主管部门关注的问题[4]。
因此，在改革本科教育时，不能简单采取增加、摊派教学课时的硬性办法，否则可能增加失去优秀人才的风险。而应当从资源配置入手，在分配资源时赋予教学更大的权重。当然，教学活动常被喻为“黑箱”（Black Box）[5]，很难测量和评价。一个可以尝试的思路是“用脚投票”，如赋予学生选课、评课、选专业的充分自由，基于用户体验对教育教学进行评价。
2.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本无区别，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大多采取两者相结合的本科教育模式。中国高校曾受苏联模式影响较深，院校类型和专业划分过细。这种专业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人太过“狭窄”，缺乏对未来变化快速适应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专业类院校纷纷向综合性大学转型，通识教育的理念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但在具体实践中，有一个误区是把通识教育简单等同于通识性课程，把专业教育等同于专业课程。提及通识教育时，往往强调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课程设置也大多按照学科领域进行划分。这实际还是“以知识传授为主”的做法，没有转变为“以能力培养为主”。通识教育的核心意涵在于塑造与专业无关、具有较强普适性的素养，如价值观、思辨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写作能力等。专业教育则是培养与专业相关的能力。这些能力对学生而言都是需要的，但并不是割裂开来施之于不同的课程。换言之，专业课也应当培养通识教育强调的普适性能力，通识性课程也可以提升专业素养，各类课程都应当贯彻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理念。
3.学校与院系的关系
人才培养是学校和院系的共同目标，但两者对“人才”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别。从内在追求而言，院系更重视行业内的学术地位，主要关注专业人才的培养。例如：数学系比较在意培养了多少数学家，这是其学术声誉所在，如果培养出了一位演员，虽然并不坏，但并不能反映其学术水平。而学校并不在意哪类人才是由哪个单位培养出来的，只要是人才，都是学校的声誉所在。
因此，必须思考，哪些事情更适合院系做，哪些更适合学校做。如果两者颠倒或混淆，便可能难以持续。例如：院系对专业教育更加重视，那么学校在这方面应当充分尊重院系的自主权，把主要精力和资源放在对通识教育的引导和支持上。再如：院系是最了解其教师教学情况的，而各院系又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学校层面不宜对教师教学任务制定过细的标准，可以把责权下放给院系。当前，一些大学推行学部制改革，在学校和院系之间增加一个管理层级。关于学部的虚实之争，有不同见解，这要结合各校实际，不能一概而论。总体来说，学校、学部应当做院系做不好或不愿做的事情，而不是去争抢院系的资源，做院系本身可以做的事情。在本科教育方面，学部具有整合邻近学科院系的优势，可以开展诸如跨学科人才培养、院系资源共享、教师互聘、联合开课等工作。 4.教务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关系
人才培养涉及方方面面，本科教育不是教务部门一家的事情，大学所有机构都应当服务于“立德树人”这一核心使命，都应当把是否“以学生成长为中心”作为检视自己工作的标准。凡学生所到之处都是受教育之所，凡学生所接触之人都是施教之人。教务部门也不应局限于教学、课程相关的事务性工作，还要关注学生的学习体验、学业规划、学术发展等。
学校层面要处理好教务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关系，既避免责任空白、推诿扯皮，又要避免重复施教、浪费资源。例如：学生学业成绩不佳，可能是由于不适应课堂教学方式，也可能由于生理或心理原因，还可能因为辅修专业、实习、社团活动等挤占了学习时间。这就需要多部门协同配合，对学生进行综合研判和帮助。再如：近年来，大学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教育，但由于这关乎院系、教务、就业指导、共青团等多个部门，所以可能存在同一所大学内各部门竞相投入人力、物力开展工作，造成资源浪费的情况。学校要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衔接，让每个机构和群体做自己可以做好的事情，对复杂性较强的问题应建立部门间联席工作机制。
5.文化与制度的关系
对于大学这种控制机制较弱的组织，文化发挥着积极的整合作用[6]。历史越悠久的大学，其文化传统对内部成员的约束力越强。制度则是必须遵守的、相对明确的规范和准则。文化是软性的，制度是刚性的；文化是感性的，制度是理性的。两者都不可或缺，应当互相关照。文化是制度订立的基础，而订立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塑造文化，将规范准则内化于心。
构建可持续的本科教育体系，必须处理好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没有文化基础的制度，或不可持续，或造成很大的执行成本。制度不能照搬照抄，要因时而订、因地制宜。即使在同一所大学内，各个子单元的文化也不尽相同。例如：历史较长的基础学科院系可能具有重视教学的传统，资深教师上基础课的情况较为普遍，但却可能存在教学内容和方法陈旧死板的问题；而新兴学科院系教学传统可能相对较弱，但可能教学方法新颖，更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学科前沿和应用。因此，要照顧到不同的文化基础，也要加强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在订立制度时，对“一刀切”的条款要格外审慎，如果制定的规范准则难以落实，反而可能损害制度威信，损害文化传统。
本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思路
当下，社会对大学“去行政化”的讨论很多，但必须注意，去行政化应该是去“化”，而不是去“行政”[7]，专业化的服务和高效的管理十分重要。促进本科教育体系可持续改善的另一个抓手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主要包括课程体系、学业辅导体系、信息系统支持体系和育人队伍建设体系。
1.构建灵活规范、能力导向的课程体系
课程教学是本科教育过程中最基础且最重要的部分。课程体系要具有灵活性。高校生源往往差异显著，其性格、视野、志趣、学习基础及综合素养差别较大。社会高速发展，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课程体系也要面向未来，为多元化人才培养创造可能。
课程体系强调灵活性是突出以人为本，但并非没有规范。这就如同烹制宴席，品种要尽可能丰富多样，但每一道都必须符合食品生产工序。要围绕人才培养目标，清晰回答为什么开课、开什么课和怎样授课。从宏观层面梳理专业设置、制定面向未来的培养方案，真正从学生的需要出发构建课程体系；在微观层面明确每门课程的内容、讲授方式及目标等，在选课前告知学生，并遵从以上基本规范实施教学。规范性是灵活性的保证，课程体系清晰才便于学生自主选择。
课程体系要以能力培养为导向，从“供给侧”进行改革。美国斯坦福大学自2012年启动新一轮本科教育改革，其重点之一就是将通识教育从基于“学科”学习转向基于“能力”培养。改革前要求学生在工程和应用科学、人文科学、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五个学科领域中各完成一门通识课程，而改革后将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变为四个部分：思考问题、思维与行为之道、写作与修辞以及外语。新的课程体系向学生清楚地表述出为什么他们要学，如何去学。[8]
2.构建多元协同的学业规划辅导“矩阵”
学生在校期间会面临转专业、辅修双学位等诸多学业问题。传统的部门划分使学业辅导职能分散，辅导员（班主任）、任课教师、导师、教务员、朋辈等都与学业辅导相关，但都不够专业，责任不够明晰。高校应构建多元协同的学业规划辅导“矩阵”，整合学部、院系和招生、教务、学工、宿舍、团委、就业指导、心理咨询等部门职能，明确各部门应承担的责任，建设专业化的学业辅导队伍，培育和推行一些常态化的学业辅导项目，如“新生教育项目”、数学和外语辅导等。
学业辅导“矩阵”需贯穿本科学业周期，衔接新生从入校到毕业离校期间的各个环节。美国高校为帮助大学本科新生尽快融入大学环境，适应大学教学方法、生活方式，进入良好的学习状态，推出“本科一年级计划（First Year Experience）”，开展各类体验、教学和培训项目。[9]
3.建设高度联通的学业信息系统和大数据平台
本科教育改革处理的问题复杂多样，许多改革举措的落实都高度依赖于智能化、高度联通的学业信息系统。建设学业信息系统，应注重顶层设计，避免出现“系统孤岛”和“数据孤岛”。通常而言，与教学直接相关的管理子系统包括学籍系统、排课系统、选课系统、成绩系统、评估系统等。要全面了解学生的在校状况，涉及的系统则更多。这些系统之间应加强互通互联，功能设置要与时俱进。教育教学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大数据”蕴藏着宝贵价值。在保障数据安全前提下，学校应鼓励大家展开研究，特别是通过综合数据分析学生学业发展情况和教师教学情况，为学生学习能力和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服务，为持续改善本科教育提供决策依据。
4.建设可持续的职业发展路径
高校教学的核心队伍主要由教师和教务管理人员组成，他们是教育理念和教学信息的传导者、组织者和执行者。因此，激发他们追求进步的内在动力至关重要。只有教学和管理队伍可持续改善，学生得到的本科教育才会持续改善。 国内外大学常设立“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其首要定位应为促进“教师发展”，而非“教学发展”。[10]教师投入教学活动的内在动因是教学能够促进他们教学生涯的发展。只有教师们普遍认识到，追求卓越教学有助于职业发展，教学才能真正受到重视。与师资队伍建设相关的部门应联合制定科学的教学评价与激励体系，加强“传帮带”和教学方法研究。对课程助教应进行专业化、系统化培训，明确助教的职责和考核标准。长期以来，高校教务人员限于重复、枯燥的事务性工作，普遍存在职业倦怠现象。[11]与其他行政工作相比，教务工作内容偏窄，职业上升空间小。这些也会影响对师生的服务态度和质量。学校应重视教务管理队伍建设，建立教务人员的考核、晋升、培训、激励机制，为他们成为专家式管理人才提供可持续的职业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1]林建华.大学人才培养职能的回归[M]//黄达人，等.大学的根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301-302.
[2]阎凤桥.大学组织与治理[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6：69-74.
[3]阎凤桥.大学组织与治理[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6：48-49.
[4]陈少远，吴迪.高校“抢人大战”[EB/OL].（2017-03-03）[2017-03-15].http：//weekly.caixin.com/2017-03-03/101061923.html.
[5]Paul Black，Dylan Wiliam.Inside the black box： Raising standards through classroom assessment[J].Phi Delta Kappan，1998（10）： 139-144， 146-148.
[6]阎凤桥.大学组织与治理[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6：73.
[7]吴少敏，张炜.全国人大代表、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陈十一：大学不要盲目“去行政化”[N].南方日报，2017-03-10（A07）.
[8]刘海燕，常桐善.能力、整合、自由：斯坦福大学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5（4）：30-35，70.
[9]金添.美国高校“本科一年级计划”项目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6（4）：138-150.
[10]赵珂.中美两国高校教师发展中心比较研究—以美国密歇根大学和中国东南大学为例[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9（4）：63-67.
[11]谢万杰.高校教务管理人员职业倦怠探因及对策[J].教育探索，2009（4）：121-122.
（作者单位：孙启明，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洪星星，北京大学教务部）
[責任编辑：翟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