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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治文化是法治体系建设的基础要素和灵魂，对于法治国家的建设有着重要支撑作用。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法律至上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必然要求。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过程中要坚持以崇尚理性、反对绝对主义和强调道德善治为价值追寻。
关键词：法治文化;法治国家;依法治国
1.法治文化的定义
“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1]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法治文化是指实现了法治的国家和社会所应当具有的文化”。[2]在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中，法治自身就代表着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类型和文化体系。法治已经成为一种在国家社会整体层面的，一种普遍的、最基本的“生活模式”，而不是单指某一方面或领域的特殊存在。在现实意义上可理解为，法治文化是一个集政治、经济、社会等要素为一体的文化体系。它不仅包含了法律文化、法学文化、法制文化、刑罚文化、诉讼文化等一系列的专业文化，也蕴含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其是一个整体的社会文化概念。社会整体条件和环境是法治文化产生的基点，法治文化是一种呈发展状态的文化，是与人治相对立的文化，是一种具有价值判断和精神内涵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先进文化。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内涵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在充分立足法治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实践和时代需求，应进一步包含了许多特色和新意，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首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而这条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反复实践做出的选择，是历史发展科学性、规律性的体现。其次，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具有人民普遍的代表性。新时代中国法治文化建设，是全体人民参与的一项大工程，需要有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代表性政党领导，才能确保建设路线方针合民意，建设成果合民心。再次，中国共产党的组成成员具有先进性，新时代中国法治文化建设事业，需要这些先进分子在实践中总结建设规律，寻找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广大人民参与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做出榜样引导。
2.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是因为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所以中国共产党才要提出“人民当家作主”，中国政府才要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长久以来民生问题也成为建设工作的重点。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现阶段我国主要矛盾的转变，以及高频率的提到提高居民收入、促进就业、发展教育、加强社会保障、完善医疗体系等一系列与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新时代中国法治文化建设问题，正是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是影响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关键问题之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积极探索中国法治文化建设，并努力结合新时代的新特性赋予其新的建设内容，是时代和人民的共同要求。
2.3坚持法律至上。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必然要求坚持法律至上，法律規范及相关的司法解释是新时代建设法治国家的依据，这也是区别与中国历史上“人治”模式的本质特征。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也提到：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重视法治、厉行法治。新时代中国法治文化的建设，是新时代提升法治文化软实力的关键部分。坚持在法治文化建设实践中法律至上，是确保新时代中国依法治国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保证，有益于国家健康发展，有益于人民幸福生活，是我们在新时代乃至今后的建设中都必须要坚持和遵守的内容。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价值
3.1崇尚理性。首先，理性法治文化的这一定位，将其与情治、神治、魅治、意治、吏治等一系列治理方法及文化区别开来。这一系列的治理归根结底都属于人治的一种方式或一种方法，法对于其而言只是一种工具而已。理性法治文化是指治理是按照依法而治、良法善治的模式展开的，法是治理的核心。理性法治文化对理性的崇尚，意味着在这种文化中要以理性来主导建设、实施和发展法治，这正是符合法治发展客观规律和要求的。所以，对理性的追求要贯穿于法治建设的整个过程，坚持以理性文化为主体，在理性文化的支配下实现法治的可持续发展。
3.2与绝对主义对立。知行合一，重在实践，“人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可能根据任何单一的、绝对的因素或者原因去解释法律制度。若干的社会的、经济的、心理的、文化的和历史的因素以及若干影响价值判断的因素都会去影响和决定着立法和司法[3]。在理想状态下，对于法治而言，理性与激情应当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正如伯尔曼所言：“理性的法律和激情的信仰是融于一体的，没有信仰的法律退化为僵死的法条，没有信仰的法律易变为虚妄的狂言。”只有在理性认识的指导下，才使得非理性不偏离价值原则和客观规律，两者统一可以推动法治的有效发展。理性法治文化是以价值理性为指导，以工具理性为基础，追求一种稳定和有序和可预期的良好法治状态[4]。
3.3良法善治。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即强调道德性与善治相辅相成。理性法治文化强调法治文化的道德性，也就是强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法治文化中的融合与并重。近代以来，法治在西方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的弊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工具理性过度膨胀，价值理性和道德性严重弱化，导致了所谓法治的道德沦丧，进而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这一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与思考。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需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内涵进行中国解读，并且将崇尚理性、反对绝对主义、追求良法善治的价值理念做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依托。这样一来才能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夯实法治基础。
参考文献：
[1]钱穆.文化学大义[M].九州出版社.2011.
[2]李德顺.法治文化论纲[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
（01）：6-14+158.
作者简介：
刘田翔（1994.1-），男，汉族，河南新乡人，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法律硕士（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杨璐萌（1997.1-），女，汉族，山西临汾人，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法律硕士（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法治文化;法治国家;依法治国
1.法治文化的定义
“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1]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法治文化是指实现了法治的国家和社会所应当具有的文化”。[2]在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中，法治自身就代表着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类型和文化体系。法治已经成为一种在国家社会整体层面的，一种普遍的、最基本的“生活模式”，而不是单指某一方面或领域的特殊存在。在现实意义上可理解为，法治文化是一个集政治、经济、社会等要素为一体的文化体系。它不仅包含了法律文化、法学文化、法制文化、刑罚文化、诉讼文化等一系列的专业文化，也蕴含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其是一个整体的社会文化概念。社会整体条件和环境是法治文化产生的基点，法治文化是一种呈发展状态的文化，是与人治相对立的文化，是一种具有价值判断和精神内涵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先进文化。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内涵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在充分立足法治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实践和时代需求，应进一步包含了许多特色和新意，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首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而这条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反复实践做出的选择，是历史发展科学性、规律性的体现。其次，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具有人民普遍的代表性。新时代中国法治文化建设，是全体人民参与的一项大工程，需要有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代表性政党领导，才能确保建设路线方针合民意，建设成果合民心。再次，中国共产党的组成成员具有先进性，新时代中国法治文化建设事业，需要这些先进分子在实践中总结建设规律，寻找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广大人民参与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做出榜样引导。
2.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是因为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所以中国共产党才要提出“人民当家作主”，中国政府才要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长久以来民生问题也成为建设工作的重点。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现阶段我国主要矛盾的转变，以及高频率的提到提高居民收入、促进就业、发展教育、加强社会保障、完善医疗体系等一系列与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新时代中国法治文化建设问题，正是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是影响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关键问题之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积极探索中国法治文化建设，并努力结合新时代的新特性赋予其新的建设内容，是时代和人民的共同要求。
2.3坚持法律至上。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必然要求坚持法律至上，法律規范及相关的司法解释是新时代建设法治国家的依据，这也是区别与中国历史上“人治”模式的本质特征。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也提到：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重视法治、厉行法治。新时代中国法治文化的建设，是新时代提升法治文化软实力的关键部分。坚持在法治文化建设实践中法律至上，是确保新时代中国依法治国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保证，有益于国家健康发展，有益于人民幸福生活，是我们在新时代乃至今后的建设中都必须要坚持和遵守的内容。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价值
3.1崇尚理性。首先，理性法治文化的这一定位，将其与情治、神治、魅治、意治、吏治等一系列治理方法及文化区别开来。这一系列的治理归根结底都属于人治的一种方式或一种方法，法对于其而言只是一种工具而已。理性法治文化是指治理是按照依法而治、良法善治的模式展开的，法是治理的核心。理性法治文化对理性的崇尚，意味着在这种文化中要以理性来主导建设、实施和发展法治，这正是符合法治发展客观规律和要求的。所以，对理性的追求要贯穿于法治建设的整个过程，坚持以理性文化为主体，在理性文化的支配下实现法治的可持续发展。
3.2与绝对主义对立。知行合一，重在实践，“人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可能根据任何单一的、绝对的因素或者原因去解释法律制度。若干的社会的、经济的、心理的、文化的和历史的因素以及若干影响价值判断的因素都会去影响和决定着立法和司法[3]。在理想状态下，对于法治而言，理性与激情应当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正如伯尔曼所言：“理性的法律和激情的信仰是融于一体的，没有信仰的法律退化为僵死的法条，没有信仰的法律易变为虚妄的狂言。”只有在理性认识的指导下，才使得非理性不偏离价值原则和客观规律，两者统一可以推动法治的有效发展。理性法治文化是以价值理性为指导，以工具理性为基础，追求一种稳定和有序和可预期的良好法治状态[4]。
3.3良法善治。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即强调道德性与善治相辅相成。理性法治文化强调法治文化的道德性，也就是强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法治文化中的融合与并重。近代以来，法治在西方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的弊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工具理性过度膨胀，价值理性和道德性严重弱化，导致了所谓法治的道德沦丧，进而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这一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与思考。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需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内涵进行中国解读，并且将崇尚理性、反对绝对主义、追求良法善治的价值理念做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依托。这样一来才能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夯实法治基础。
参考文献：
[1]钱穆.文化学大义[M].九州出版社.2011.
[2]李德顺.法治文化论纲[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
（01）：6-14+158.
作者简介：
刘田翔（1994.1-），男，汉族，河南新乡人，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法律硕士（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杨璐萌（1997.1-），女，汉族，山西临汾人，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法律硕士（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