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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探讨周思聪1980-1982年的观念变化与现实精神诉求;其次揭示画家在进行《矿工图》组画创作时的艰苦摸索状态,解析她无法完成这套组画而转向彝族妇女题材创作的根本原因,说明它们在沉重感情基调上的内在延续性.最后,笔者通过分析1982年的“彝女系列”所呈现的两种表现面貌,旨在体会其对此后这类题材的创作所具有的经验积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