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调离湖南安化已经半年多，陈灿平再回到安化，依然有粉丝认识他。陈灿平是2017年从西南民族大学到湖南安化挂职的，任县委常委、副县长，负责扶贫等工作。2020年3月，直播带货的陈灿平火了，成了当地人熟识的“网红陈县”。
挂职前，陈灿平是学校科技处副处长，回到学校后，他被提拔为经济学院院长。
获得提拔的陈灿平坦言，像他这样的“网红”官员，无一不是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他们担心直播招来网友质疑，更担心自身发展受到影响。
陈灿平曾拉过一个直播官员的微信群，聚集了三十多名“网红”官员，如今还在坚持的只剩十余人，有的连账号都已注销。
抱团取暖
“网红”。对于这个称呼，不少同样因为直播而走红的官员一开始很难接受。一位副县长表示，“网红”这个标签贴在县长身上，担心给人以不务正业的感觉，还会有人说风凉话，说当“网红”是爱出风头。
“在网络上抛头露面后，我们就得在阳光下行走，公众监督的压力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大的。”陕西山阳副县长金雪华也是一名“直播官员”，自从火了后，他连出门吃饭都非常小心。在直播之初金雪华受到了不少质疑，“有网友说我是为了个人名利。”
靠“吃鸡”走红的山东商河县原副县长王帅，直播时曾一口气连吃了4只当地特产扒鸡，当时就有网友评论说，“这届领导不好当。”一些人也提出质疑，“说我不务正业，直播不是县长该做的事，县长应该解决大问题。”王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新疆昭苏原副县长贺娇龙是粉丝最多的一个“网红”官员，在抖音上的粉丝数已经超过了300万。走红之后，很多人围堵贺娇龙，“我不跟他们照相，他们就觉得我在耍大牌。作为一名公职人员，这是一件让人很恐慌的事情。”
境遇相似，这些“网红”官员开始“抱团取暖”。2020年4月，陈灿平拉了一个微信群，群名为“全国各地基层干部带货交流”，群友是全国各地的“网红”官员。
微信群里大家互相鼓励，看到有人取得成绩后，其他人会在群里点赞。有时候也会在群里分享一些困惑，比如遇到“黑粉”怎么处理，大家会一起讨论。这些“网红”官员还时常在直播时“连麦”，帮助对方涨粉、推广农产品。
2021年4月，该微信群里有人分享了贺娇龙升任伊犁州文旅局正处级副局长的消息，其他人纷纷祝贺、恭喜、点赞。
伊犁州委组织部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提拔干部是需要从多方面通盘考虑的，贺娇龙的提拔和她在直播上的出色成绩“应该是有关系”。
近期，群里的“好消息”不断，除了贺娇龙，山东商河县原副县长王帅等人也在2021年4月获提拔重用。
不断有人低调停播
疫情期间，几个知名网络直播平台都举办了助农活动，邀请各地政府派官员参加。金雪华称，当时不少官员都是在上级领导的安排下才参加直播的，活动结束后大多都没再坚持。
安徽太湖的“网红”副县长唐翔曾表示，县长带货只能起个表率作用，带货的主体最终还是应该回归企业自身，官员应借此机会提升企业的电商意识。
辽宁喀左县副县长陈士忠在疫情初期开始直播带货，帮助当地销售小米、陈醋等农副产品。几个月后，陈士忠低调停播，还注销了新媒体账号。陈士忠表示，在大多数人眼里，直播、小视频是娱乐项目，“参与太多怕影响公务员形象”。
众多官员停播，还与“规范管理”的要求有关。
2020年下半年，中央有关部门曾出台文件，要求规范公职人员的网络直播，官员开展直播须向组织报备。地方也相继出台了对公职人员直播加强管理的文件。相关规定出台后，直播的官员就更少了。
“确实需要规范，有些地方在官员直播上的投入比带货赚得还多。”一位副县长表示，“但上级部门一要求备案，基层领导就会有更多顾虑，担心这不是一件好事。”
实际上，还在坚持直播的“网红”官员们，基本都是在上级领导的支持或推动下才走到镜头前的。
贺娇龙做直播的起因是，2020年5月，伊犁州委要求每个县确定一名县领导直播带货，昭苏县决定让贺娇龙去做。一开始贺娇龙对直播有顾虑，县委相关领导对她说：“你不要怕。”
支持不仅在口头上，有位副县长了解到，数位“网红”官员背后都有专业运营团队支持，由政府购买服务、策划直播，官员只需出镜。
还在坚持的以挂职干部居多
有领导的支持，也有部分人受到了组织的认可，但“网红”官员们仍有很强的不安全感。
相比网友的质疑，对他们来说，“体制内”的偏见更可怕。
一中部省份的县委书记表示，就算出发点是好的，一些上级和同僚也会认为是“出风头”“自我炒作”，很容易成为“针对”的对象。
唐翔就表示，有同事提醒过她，要注意政治前途。安徽金寨副县长蔡黎丽曾说，“直播就像在刀尖上跳舞。”
梳理发现，目前仍在坚持“直播”的县长、局长中，挂职干部占了大多数，王帅是山东省科学院下派到商河挂职的科技副县长，陈灿平是高校派到地方挂职的，金雪华是中国钢研科技集团下派的挂职干部。
相比挂职干部，本地干部要更谨慎，顾虑更多。金雪华分析，他们在当地熟人比较多，有时会觉得不好意思。“挂职干部如果‘办砸了’，影响不会太大。挂职结束回到原单位后，不会像本地干部那样受到直接的影響。”金雪华说。
挂职前，陈灿平是学校科技处副处长，回到学校后，他被提拔为经济学院院长。
获得提拔的陈灿平坦言，像他这样的“网红”官员，无一不是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他们担心直播招来网友质疑，更担心自身发展受到影响。
陈灿平曾拉过一个直播官员的微信群，聚集了三十多名“网红”官员，如今还在坚持的只剩十余人，有的连账号都已注销。
抱团取暖
“网红”。对于这个称呼，不少同样因为直播而走红的官员一开始很难接受。一位副县长表示，“网红”这个标签贴在县长身上，担心给人以不务正业的感觉，还会有人说风凉话，说当“网红”是爱出风头。
“在网络上抛头露面后，我们就得在阳光下行走，公众监督的压力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大的。”陕西山阳副县长金雪华也是一名“直播官员”，自从火了后，他连出门吃饭都非常小心。在直播之初金雪华受到了不少质疑，“有网友说我是为了个人名利。”
靠“吃鸡”走红的山东商河县原副县长王帅，直播时曾一口气连吃了4只当地特产扒鸡，当时就有网友评论说，“这届领导不好当。”一些人也提出质疑，“说我不务正业，直播不是县长该做的事，县长应该解决大问题。”王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新疆昭苏原副县长贺娇龙是粉丝最多的一个“网红”官员，在抖音上的粉丝数已经超过了300万。走红之后，很多人围堵贺娇龙，“我不跟他们照相，他们就觉得我在耍大牌。作为一名公职人员，这是一件让人很恐慌的事情。”
境遇相似，这些“网红”官员开始“抱团取暖”。2020年4月，陈灿平拉了一个微信群，群名为“全国各地基层干部带货交流”，群友是全国各地的“网红”官员。
微信群里大家互相鼓励，看到有人取得成绩后，其他人会在群里点赞。有时候也会在群里分享一些困惑，比如遇到“黑粉”怎么处理，大家会一起讨论。这些“网红”官员还时常在直播时“连麦”，帮助对方涨粉、推广农产品。
2021年4月，该微信群里有人分享了贺娇龙升任伊犁州文旅局正处级副局长的消息，其他人纷纷祝贺、恭喜、点赞。
伊犁州委组织部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提拔干部是需要从多方面通盘考虑的，贺娇龙的提拔和她在直播上的出色成绩“应该是有关系”。
近期，群里的“好消息”不断，除了贺娇龙，山东商河县原副县长王帅等人也在2021年4月获提拔重用。
不断有人低调停播
疫情期间，几个知名网络直播平台都举办了助农活动，邀请各地政府派官员参加。金雪华称，当时不少官员都是在上级领导的安排下才参加直播的，活动结束后大多都没再坚持。
安徽太湖的“网红”副县长唐翔曾表示，县长带货只能起个表率作用，带货的主体最终还是应该回归企业自身，官员应借此机会提升企业的电商意识。
辽宁喀左县副县长陈士忠在疫情初期开始直播带货，帮助当地销售小米、陈醋等农副产品。几个月后，陈士忠低调停播，还注销了新媒体账号。陈士忠表示，在大多数人眼里，直播、小视频是娱乐项目，“参与太多怕影响公务员形象”。
众多官员停播，还与“规范管理”的要求有关。
2020年下半年，中央有关部门曾出台文件，要求规范公职人员的网络直播，官员开展直播须向组织报备。地方也相继出台了对公职人员直播加强管理的文件。相关规定出台后，直播的官员就更少了。
“确实需要规范，有些地方在官员直播上的投入比带货赚得还多。”一位副县长表示，“但上级部门一要求备案，基层领导就会有更多顾虑，担心这不是一件好事。”
实际上，还在坚持直播的“网红”官员们，基本都是在上级领导的支持或推动下才走到镜头前的。
贺娇龙做直播的起因是，2020年5月，伊犁州委要求每个县确定一名县领导直播带货，昭苏县决定让贺娇龙去做。一开始贺娇龙对直播有顾虑，县委相关领导对她说：“你不要怕。”
支持不仅在口头上，有位副县长了解到，数位“网红”官员背后都有专业运营团队支持，由政府购买服务、策划直播，官员只需出镜。
还在坚持的以挂职干部居多
有领导的支持，也有部分人受到了组织的认可，但“网红”官员们仍有很强的不安全感。
相比网友的质疑，对他们来说，“体制内”的偏见更可怕。
一中部省份的县委书记表示，就算出发点是好的，一些上级和同僚也会认为是“出风头”“自我炒作”，很容易成为“针对”的对象。
唐翔就表示，有同事提醒过她，要注意政治前途。安徽金寨副县长蔡黎丽曾说，“直播就像在刀尖上跳舞。”
梳理发现，目前仍在坚持“直播”的县长、局长中，挂职干部占了大多数，王帅是山东省科学院下派到商河挂职的科技副县长，陈灿平是高校派到地方挂职的，金雪华是中国钢研科技集团下派的挂职干部。
相比挂职干部，本地干部要更谨慎，顾虑更多。金雪华分析，他们在当地熟人比较多，有时会觉得不好意思。“挂职干部如果‘办砸了’，影响不会太大。挂职结束回到原单位后，不会像本地干部那样受到直接的影響。”金雪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