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每个月里有一个周末，我会坐两站地铁去国家图书馆;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打车去。我总是很守时，像赴一个约会。在国家图书馆，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我看书，或者写点什么。我喜欢坐在回字型的长木桌边，看正午的阳光透过巨大的玻璃穹顶，照在我正翻开的书页上。忽然间，一切都变得闪闪发亮。
约翰和我
当我坐在国家图书馆里，我时常想到“另一个我”——一个坐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里的青年。他叫约翰，是一本小说里的主人公。我感到我们是如此相似：
22岁，约翰和我都大学毕业;约翰离开英联邦的边陲南非，去英联邦的中心伦敦，就职于IBM公司;我离开中国的中部城市武汉，来到中国的中心北京，就职于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之外，约翰在准备一篇关于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小说的论文;我写一点儿东西。
面对生活，我们同样选择了艾略特、史蒂文斯和卡夫卡的方式：借助一份稳定的工作，自力更生，然后挤出时间创作。约翰和我都是实用主义者。我们都不够坚决，狠不下心来，学习爱伦·坡、菲茨杰拉德或兰波，把一生都奉献给写作，在贫困交加中或等待缪斯降临中，用鸦片和酒精，使自己疯狂。
笛卡尔说：人类痛苦的来源，是不知道如何安静地呆在自己的房间。如果一个人，身处一座广阔深邃有如大海的城市，他只能像条鱼一样，流动地居住在一间鱼缸似的房间——那么，他领受的这份痛苦，无疑会像显微镜那样被放大——约翰和我的处境，便是如此。对于大都市的年轻人来说，单身的周末（尤其是夜晚）如此难熬。我们逃向书店、美术馆、电影院，和成群的书本、画作、梦待在一块儿，缓解焦虑和孤独。
在每个属于图书馆的周末，当约翰在大英博物馆里读着福特或庞德时，我在国家图书馆里读着叔本华和福楼拜。“要是我真的认识约翰就好了”——每当我发现孤独开始蔓延全身，难以排遣时，便这么想——但约翰会愿意认识我吗？也许，正是孤独，或者说忍受孤独的方式，使得我们和别人不同。而当我们相遇，理想很可能幻灭。毕竟，有时，人很难忍受和自己过分相似的人。
单调的生活
我过的是一种单调的生活。每天早上7点起床，写作到9点，去公司工作，到晚上9点，回家处理杂务，看一会儿书，12点睡觉。这样平均下来，每天有3个小时，读书、写作。有时工作太忙，就周末补上。
黑塞的自学计划激励了我。1899年，22岁的黑塞，在书店里做学徒，白天工作、夜晚苦读，四年下来，读了大量世界文学、语言学、艺术和哲学经典。时间是每个人都有的，既然黑塞可以做到，我想我也可以。
选择单调的生活，就意味着选择了秩序和自律，还意味着选择了放弃人生的快感。时间有限，只能专注地做好仅有的几件事。要有时间读和写，就必须放弃聚餐、喝酒、闲聊、闲逛、旅游、自拍、看电视、看电影、打游戏、玩手机、发朋友圈和赚外快。但既然放弃了，也就避免了追求不到的痛苦和满足之后的无聊。
这正是一种专心于自我，向内寻求的乐趣。正如蒙德里安的抽象画，是丰富的“一”，而非混乱的“多”：有限的色彩，有秩序的线条——时间的横轴和竖轴，把空间的红、黄、蓝组织起来，整齐地摆放在画布上，十分单调，十分丰富。
在于我，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天气好的清晨，打开窗子，让风和云吹进室内，坐在阳光里，好像坐在梦与醒的边缘，读特朗斯特罗姆的诗：
黑色的日子走后我弹奏海顿，
手上感到一缕清淡的温暖。
琴键愿意，温和的锤子在敲。
音色青翠，活泼，安寧。
音乐上有种说法：“不单调的东西，很快让人厌倦，不让人厌倦的，大多是单调的东西。”
我以为生活也是如此。刺激的生活，总要人向外寻求娱乐，来得太快去得也快，容易心生厌倦，并且疲于寻找新的刺激。而单调的生活，只需要寻求自身，井然有序，从容稳定，让人心平气和。
当然，单调的生活，并非全然是幸福的一面。它和其他所有生活一样，有得必有失。其最痛苦的一面，上升到哲学层面，正是西西弗斯。
单独的写作
单独的写作，是单调的生活的延续。
单独之必要，是在于，归根到底，写作是个人的事情，是孤独的长期劳作，是忍耐的生存训练。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把无序的词句拆解、排列、组合，没有人赞美，没有人帮忙。除了个人的满足，不会有任何的回报。
在这里，西西弗斯的意象，再一次凸显了：写作者就是西西弗斯，写作就是推石上山，词语就是那块巨石，如果要写出点什么，就必须不间断地推动石头。正如村上春树在《作为职业的小说家》里现身说法：
一旦写作成为一项长期性工作，就必须每天都写，像考勤打卡一样，即使写得不顺手，提不起劲儿，也要鼓足精神写满十页。写长篇小说，是日复一日持续在密室里的精工细活，无比耗时费工，无比琐碎郁闷。
单独之必要，还在于，时间有限。如果你有志于真正的创作，就不应该惦记社交和混圈子。那些东西，除了一肚子的酒水和虚无，什么也带不来。更现实的层面，如果你把时间都让给了毫无意义的聚会，那么，你就没办法写点更有价值的东西了。
单独的写作，未免太个人主义了一些。可是，要把像从岩石里挤奶一样，挤出的时间，让给无意义的人和事，无异于暴殄天物。
选择单独的写作，还在于，我个人没办法放弃谋生，做一个职业作家——才能也好，时势也好，不允许我这样做。而在每周六七十个小时的工作之外，只有很少的时间，供我利用，见缝插针地创作。
我几乎要放弃了。可是，想想卡佛。他早年间，为谋生忙得焦头烂额的经历，让我觉得，工作和写作齐头并进的生活，没什么好抱怨。卡佛说他“一直干着一个接一个的狗屁工作”，锯木厂、加油站、仓库，还有门卫、送货员。就在干这些“狗屁工作”的间隙里，他写了一批最好的短篇小说。
亨利·米勒就更惨了。四十多岁，在一间借来的房间里写作，随时可能不得不停下笔来，因为屁股下面的椅子会被人拿走。但就是这样的环境下，他写完了《北回归线》。
我想，我至少比卡佛和亨利·米勒，幸运些。坐在清洁的办公室里，有稳定的收入，用不着干体力活，有一个干净的地方写作。我没借口，写得比他们更不好，或者更少。
单独的写作，也许是最好的写作解决方案了。说到底，写作和他人没有关系。和作家朋友没有关系。和互相吹捧没有关系。和觥筹交错没有关系。
我也常想，写作真的太辛苦了，生活眼见这么多的乐子，何苦写作呢？即使日复一日，写上五十年，又如何？一百年后，还会有人读到我的作品吗？写作最大的妄念，无非是文字代替肉身，成为不朽。可是，没准儿我孤注一掷，换来的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生前身后同样地籍籍无名。
可是一想到，“舍我其谁”？于是就认了，定了，一条路走到黑，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浪费，不气馁，不后退。把仅有的一点天赋，吃干榨尽，发挥到极致，也就算不枉此生了。
里尔克说：“耐心等待，终其一生尽可能地搜集意蕴和精华，最后或许能写成十行好诗。”
这“十行好诗”，大约就是我这一生所追求的意义。
责任编辑：钟鑫
约翰和我
当我坐在国家图书馆里，我时常想到“另一个我”——一个坐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里的青年。他叫约翰，是一本小说里的主人公。我感到我们是如此相似：
22岁，约翰和我都大学毕业;约翰离开英联邦的边陲南非，去英联邦的中心伦敦，就职于IBM公司;我离开中国的中部城市武汉，来到中国的中心北京，就职于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之外，约翰在准备一篇关于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小说的论文;我写一点儿东西。
面对生活，我们同样选择了艾略特、史蒂文斯和卡夫卡的方式：借助一份稳定的工作，自力更生，然后挤出时间创作。约翰和我都是实用主义者。我们都不够坚决，狠不下心来，学习爱伦·坡、菲茨杰拉德或兰波，把一生都奉献给写作，在贫困交加中或等待缪斯降临中，用鸦片和酒精，使自己疯狂。
笛卡尔说：人类痛苦的来源，是不知道如何安静地呆在自己的房间。如果一个人，身处一座广阔深邃有如大海的城市，他只能像条鱼一样，流动地居住在一间鱼缸似的房间——那么，他领受的这份痛苦，无疑会像显微镜那样被放大——约翰和我的处境，便是如此。对于大都市的年轻人来说，单身的周末（尤其是夜晚）如此难熬。我们逃向书店、美术馆、电影院，和成群的书本、画作、梦待在一块儿，缓解焦虑和孤独。
在每个属于图书馆的周末，当约翰在大英博物馆里读着福特或庞德时，我在国家图书馆里读着叔本华和福楼拜。“要是我真的认识约翰就好了”——每当我发现孤独开始蔓延全身，难以排遣时，便这么想——但约翰会愿意认识我吗？也许，正是孤独，或者说忍受孤独的方式，使得我们和别人不同。而当我们相遇，理想很可能幻灭。毕竟，有时，人很难忍受和自己过分相似的人。
单调的生活
我过的是一种单调的生活。每天早上7点起床，写作到9点，去公司工作，到晚上9点，回家处理杂务，看一会儿书，12点睡觉。这样平均下来，每天有3个小时，读书、写作。有时工作太忙，就周末补上。
黑塞的自学计划激励了我。1899年，22岁的黑塞，在书店里做学徒，白天工作、夜晚苦读，四年下来，读了大量世界文学、语言学、艺术和哲学经典。时间是每个人都有的，既然黑塞可以做到，我想我也可以。
选择单调的生活，就意味着选择了秩序和自律，还意味着选择了放弃人生的快感。时间有限，只能专注地做好仅有的几件事。要有时间读和写，就必须放弃聚餐、喝酒、闲聊、闲逛、旅游、自拍、看电视、看电影、打游戏、玩手机、发朋友圈和赚外快。但既然放弃了，也就避免了追求不到的痛苦和满足之后的无聊。
这正是一种专心于自我，向内寻求的乐趣。正如蒙德里安的抽象画，是丰富的“一”，而非混乱的“多”：有限的色彩，有秩序的线条——时间的横轴和竖轴，把空间的红、黄、蓝组织起来，整齐地摆放在画布上，十分单调，十分丰富。
在于我，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天气好的清晨，打开窗子，让风和云吹进室内，坐在阳光里，好像坐在梦与醒的边缘，读特朗斯特罗姆的诗：
黑色的日子走后我弹奏海顿，
手上感到一缕清淡的温暖。
琴键愿意，温和的锤子在敲。
音色青翠，活泼，安寧。
音乐上有种说法：“不单调的东西，很快让人厌倦，不让人厌倦的，大多是单调的东西。”
我以为生活也是如此。刺激的生活，总要人向外寻求娱乐，来得太快去得也快，容易心生厌倦，并且疲于寻找新的刺激。而单调的生活，只需要寻求自身，井然有序，从容稳定，让人心平气和。
当然，单调的生活，并非全然是幸福的一面。它和其他所有生活一样，有得必有失。其最痛苦的一面，上升到哲学层面，正是西西弗斯。
单独的写作
单独的写作，是单调的生活的延续。
单独之必要，是在于，归根到底，写作是个人的事情，是孤独的长期劳作，是忍耐的生存训练。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把无序的词句拆解、排列、组合，没有人赞美，没有人帮忙。除了个人的满足，不会有任何的回报。
在这里，西西弗斯的意象，再一次凸显了：写作者就是西西弗斯，写作就是推石上山，词语就是那块巨石，如果要写出点什么，就必须不间断地推动石头。正如村上春树在《作为职业的小说家》里现身说法：
一旦写作成为一项长期性工作，就必须每天都写，像考勤打卡一样，即使写得不顺手，提不起劲儿，也要鼓足精神写满十页。写长篇小说，是日复一日持续在密室里的精工细活，无比耗时费工，无比琐碎郁闷。
单独之必要，还在于，时间有限。如果你有志于真正的创作，就不应该惦记社交和混圈子。那些东西，除了一肚子的酒水和虚无，什么也带不来。更现实的层面，如果你把时间都让给了毫无意义的聚会，那么，你就没办法写点更有价值的东西了。
单独的写作，未免太个人主义了一些。可是，要把像从岩石里挤奶一样，挤出的时间，让给无意义的人和事，无异于暴殄天物。
选择单独的写作，还在于，我个人没办法放弃谋生，做一个职业作家——才能也好，时势也好，不允许我这样做。而在每周六七十个小时的工作之外，只有很少的时间，供我利用，见缝插针地创作。
我几乎要放弃了。可是，想想卡佛。他早年间，为谋生忙得焦头烂额的经历，让我觉得，工作和写作齐头并进的生活，没什么好抱怨。卡佛说他“一直干着一个接一个的狗屁工作”，锯木厂、加油站、仓库，还有门卫、送货员。就在干这些“狗屁工作”的间隙里，他写了一批最好的短篇小说。
亨利·米勒就更惨了。四十多岁，在一间借来的房间里写作，随时可能不得不停下笔来，因为屁股下面的椅子会被人拿走。但就是这样的环境下，他写完了《北回归线》。
我想，我至少比卡佛和亨利·米勒，幸运些。坐在清洁的办公室里，有稳定的收入，用不着干体力活，有一个干净的地方写作。我没借口，写得比他们更不好，或者更少。
单独的写作，也许是最好的写作解决方案了。说到底，写作和他人没有关系。和作家朋友没有关系。和互相吹捧没有关系。和觥筹交错没有关系。
我也常想，写作真的太辛苦了，生活眼见这么多的乐子，何苦写作呢？即使日复一日，写上五十年，又如何？一百年后，还会有人读到我的作品吗？写作最大的妄念，无非是文字代替肉身，成为不朽。可是，没准儿我孤注一掷，换来的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生前身后同样地籍籍无名。
可是一想到，“舍我其谁”？于是就认了，定了，一条路走到黑，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浪费，不气馁，不后退。把仅有的一点天赋，吃干榨尽，发挥到极致，也就算不枉此生了。
里尔克说：“耐心等待，终其一生尽可能地搜集意蕴和精华，最后或许能写成十行好诗。”
这“十行好诗”，大约就是我这一生所追求的意义。
责任编辑：钟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