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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是什么?简单说,就是生命的失去。然人类探索死亡的过程,却是漫长复杂的,因为判断标准和方法在很长时间里都存在许多的争论、差异。特别是在医学远不及现在发达的历史深处,确认一个人是不是已经死了,始终是医生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他们摸着石头过河,尝试种种现在看来令人啼笑皆非的手段。
在200多年前的欧洲,认定死亡的方法可谓五花八门。由于可使用的科学仪器十分有限,当一个“不知死活”的人摆在面前时,医生首先是把他列入死亡嫌疑人,然后通过各种努力进行判断,并最终下达判决书。每个医生采取的措施或许千差万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中心思想,那就是用不是死人就不能承受的“疼痛”或是“难受”来刺激嫌疑对象,如果有反应就是没死,反之就可以通知家属准备后事了。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当时医生们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手段吧。最简单直接的办法是用削尖的硬物(如铅笔)戳捅人的鼻孔,或者用刀片划割脚心,以制造一种活人难以忍受的疼痛来刺激死亡嫌疑人,观察他是不是有所反应。如果被观察对象对此无动于衷,而家属又心有不甘,那好,医生还可以应要求再做点别的尝试,比如,用熔化的蜡烛点脑门,把烟灰吹入鼻孔,把虫子放进耳朵,往嘴里灌温热的尿,拿别针刺扎乳头,等等。
这些够恐怖了吧!但实际上,还有更绝的。据说一位法国医生是这样做的:连续拉扯死亡嫌疑对象的舌头不少于3个小时后,如果还是不见任何动静,他才会很抱歉地在死亡通知单上签上自己的大名。在当时的医疗环境下,遑论他的方法是对是错、是否有效,我们怎么也不好意思不把他看作一个负责任的大夫吧。不过问题也很明显,拉扯舌头毕竟是件费劲的活,更何况是个生死不明的人的舌头,所以几乎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极其不愿意承担这个重任,于是这位负责任的大夫一不做二不休,发明了专门用来拉舌头的机器。
种种称得上野蛮的判断死亡的方法,直到听诊器的出现才稍稍收敛些。我们知道,在以脑死亡为标志的死亡定义产生之前,人们主要以呼吸、心跳停止为死亡标志。中国古代在判断死亡时,用很轻的新蚕丝、新棉絮放在死亡嫌疑人的口、鼻上来观测是否摇动,如果不见新棉絮摇动,说明这个人呼吸已经中断,即可宣布死亡,即“断气”了。后来人们又发现,有时候即便呼吸停止,心跳却依然存在,于是对死亡的判断又从呼吸转到了心跳上。
其实在古希腊,医生就知道将自己的耳朵贴近病人的胸部来倾听心跳。但这项技能并没有在人类的发展进步中被重视,直到文艺复兴时才重新成为常规的检查方法。不过也常常面临壁垒,首先对医生“耳朵尖不尖”的要求很高,退一步讲,就算医生听力过人,遇上胖子,特别是女胖子,也实在不好办。1816年的一天,一个叫拉埃克的医生的诊所里还真来了这样一个女胖子。他不好意思把耳朵贴到她胸部去,也觉得即使贴上去也听不出什么名堂来。于是他找到一叠纸,卷成管状,把纸管放在女病人的胸部,自己的耳朵则贴在另一端。结果,他听到了从未听到过的清晰的搏动声。他就是发明听诊器的祖师爷。
听诊器的发明,使人们能够以心跳的存在与否作为判断死亡的主要方法之一。因为有的时候病人的呼吸和心跳都异常微弱,没有听诊器的帮忙,医生很难判断,所以常常有死人活过来的事情发生。当然,对于这种情况,以前的人也是“留了一手”的。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古代以及现在的很多地方都有人死后“择日出葬”的做法,实质上就蕴藏着以防死人复活的意思。而外国的做法就直露得多,很多医生专门设置了“待死房”,死人都摆在里面等待奇迹的降临。为了防止“奇迹”偷偷溜走,还会在死亡嫌疑人手上绑上线,线的另一端连到医生办公室的铃铛上,一旦有动静可以很快发现。如果等上三四天,还没有缓过来的迹象,就可以最终下死亡的结论。
纵观人类对死亡的探索,可以这么说,是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使得死人不再受到虐待,尽管人们只是想看看这个人到底死没死,并无恶意。而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判断是否死亡上,呼吸和心跳也不够可靠。有时候,人的自主心跳、呼吸停止了,并不意味着这个人死了,因为大脑在呼吸、心跳停止后几分钟,还是活的,如果抢救得法,还是能救过来的。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脑子已经死亡,即使是心跳、呼吸还能用机器维持,人体还是温热的,但这个人却是已经死了。脑死亡,指的是全脑功能不可逆性的永久性停止。脑死亡已经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同,并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作为判断死亡的标准。
编辑/梁宇清
在200多年前的欧洲,认定死亡的方法可谓五花八门。由于可使用的科学仪器十分有限,当一个“不知死活”的人摆在面前时,医生首先是把他列入死亡嫌疑人,然后通过各种努力进行判断,并最终下达判决书。每个医生采取的措施或许千差万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中心思想,那就是用不是死人就不能承受的“疼痛”或是“难受”来刺激嫌疑对象,如果有反应就是没死,反之就可以通知家属准备后事了。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当时医生们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手段吧。最简单直接的办法是用削尖的硬物(如铅笔)戳捅人的鼻孔,或者用刀片划割脚心,以制造一种活人难以忍受的疼痛来刺激死亡嫌疑人,观察他是不是有所反应。如果被观察对象对此无动于衷,而家属又心有不甘,那好,医生还可以应要求再做点别的尝试,比如,用熔化的蜡烛点脑门,把烟灰吹入鼻孔,把虫子放进耳朵,往嘴里灌温热的尿,拿别针刺扎乳头,等等。
这些够恐怖了吧!但实际上,还有更绝的。据说一位法国医生是这样做的:连续拉扯死亡嫌疑对象的舌头不少于3个小时后,如果还是不见任何动静,他才会很抱歉地在死亡通知单上签上自己的大名。在当时的医疗环境下,遑论他的方法是对是错、是否有效,我们怎么也不好意思不把他看作一个负责任的大夫吧。不过问题也很明显,拉扯舌头毕竟是件费劲的活,更何况是个生死不明的人的舌头,所以几乎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极其不愿意承担这个重任,于是这位负责任的大夫一不做二不休,发明了专门用来拉舌头的机器。
种种称得上野蛮的判断死亡的方法,直到听诊器的出现才稍稍收敛些。我们知道,在以脑死亡为标志的死亡定义产生之前,人们主要以呼吸、心跳停止为死亡标志。中国古代在判断死亡时,用很轻的新蚕丝、新棉絮放在死亡嫌疑人的口、鼻上来观测是否摇动,如果不见新棉絮摇动,说明这个人呼吸已经中断,即可宣布死亡,即“断气”了。后来人们又发现,有时候即便呼吸停止,心跳却依然存在,于是对死亡的判断又从呼吸转到了心跳上。
其实在古希腊,医生就知道将自己的耳朵贴近病人的胸部来倾听心跳。但这项技能并没有在人类的发展进步中被重视,直到文艺复兴时才重新成为常规的检查方法。不过也常常面临壁垒,首先对医生“耳朵尖不尖”的要求很高,退一步讲,就算医生听力过人,遇上胖子,特别是女胖子,也实在不好办。1816年的一天,一个叫拉埃克的医生的诊所里还真来了这样一个女胖子。他不好意思把耳朵贴到她胸部去,也觉得即使贴上去也听不出什么名堂来。于是他找到一叠纸,卷成管状,把纸管放在女病人的胸部,自己的耳朵则贴在另一端。结果,他听到了从未听到过的清晰的搏动声。他就是发明听诊器的祖师爷。
听诊器的发明,使人们能够以心跳的存在与否作为判断死亡的主要方法之一。因为有的时候病人的呼吸和心跳都异常微弱,没有听诊器的帮忙,医生很难判断,所以常常有死人活过来的事情发生。当然,对于这种情况,以前的人也是“留了一手”的。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古代以及现在的很多地方都有人死后“择日出葬”的做法,实质上就蕴藏着以防死人复活的意思。而外国的做法就直露得多,很多医生专门设置了“待死房”,死人都摆在里面等待奇迹的降临。为了防止“奇迹”偷偷溜走,还会在死亡嫌疑人手上绑上线,线的另一端连到医生办公室的铃铛上,一旦有动静可以很快发现。如果等上三四天,还没有缓过来的迹象,就可以最终下死亡的结论。
纵观人类对死亡的探索,可以这么说,是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使得死人不再受到虐待,尽管人们只是想看看这个人到底死没死,并无恶意。而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判断是否死亡上,呼吸和心跳也不够可靠。有时候,人的自主心跳、呼吸停止了,并不意味着这个人死了,因为大脑在呼吸、心跳停止后几分钟,还是活的,如果抢救得法,还是能救过来的。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脑子已经死亡,即使是心跳、呼吸还能用机器维持,人体还是温热的,但这个人却是已经死了。脑死亡,指的是全脑功能不可逆性的永久性停止。脑死亡已经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同,并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作为判断死亡的标准。
编辑/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