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医存废之争已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成了又一次关乎文化、思想的论争”
因一次“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网络签名而扩大升级的中医存废之争，在持续近一个月后似乎已待画上句号。
继卫生部发言人直斥签名活动是“对历史的无知”之后，10月31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新闻发言人的措辞更加严厉，称其“否定历史，违背科学”，是“数典忘祖的闹剧”。
来自国家中医药主管部门的声音，将那些倡导“废除中医”的人评价为“以科学之名，行反科学之实，是不道德和不可理喻的”；并公布说截至目前参与“网络签名”的仅有138人，而非所传的“万名”。
尽管争论沸沸扬扬，狠话迭出，其实很少有人相信，从“神农尝百草”就开始影响中国人的中医会因此而消弭。但是，这场从医界、学术界延烧至社会舆论领域的争论，却让人们有机会对中医的种种“沉疴”望闻问切——尴尬的体制定位，方向暖昧的“现代化”，后继乏力的人才培养，虚火甚旺的生存现状。
更进一步说，对于被称为“国粹”的中医，其存废之争已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成了又一次关乎文化、思想的论争。这次触痛的，已不仅仅是中医本身。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网新闻中心联合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万余名受访者中，高达87．7％的人表示“相信中医”，而与之形成巨大落差的是，仅有27．7％的人愿意在生病后首选中医。
号称拥有万册古典医书、“十万锦方”，万余种常用中药的中医，处境却很不乐观。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统计，1949年我国人口不足5亿人，中医人数为50万人，2003年人口增至近13亿，中医执业医师人数49万人。而真正能用中医思路看病、开汤药处方的人数，据推测最多只有三四万人。专家说，不少中医医师直接开化验单、西药方，已沦为二流西医。
另有统计显示，我国的著名中医人数已从上世纪80年代的5000余名骤减至现在的不足500名。
在全国等级医院方面，以西医占绝对优势的综合和专科医院与中医院之比约为61，中西医院校之比为31。
如此中医现状，即使没有人倡导网络签名，也已是弱不禁风。
“中国原产、韩国开花、日本结果、欧美收获”，今天，有人这样形容中医令人无奈的发展状况。
中医存废之争始末
“出卖祖宗的人，阻挡不了21世纪人类医学发展的历史潮流。张功耀这样的博导多了，是国家的危险！”邓铁涛很生气，他把最近在网上高叫废除中医的人比作“嗡嗡叫的苍蝇”。
90高龄的邓铁涛曾在1962年和1978年两度被广东省政府授予“广东省名老中医”称号，在中医学界德高望重。
在他看来，所谓“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论很无味，因为这已经是个“画上了句号的问题，2005年国家已经把中医药研究院改为中医药科学院”。
被人封为“反中医领袖”的张功耀，则是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推出网络签名时，张功耀的“宣言”称“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以人道的名义”。
“作为科学史研究专家，我对医学史有发言权。”在电话采访中，张功耀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声称自己“并不想出名和炒作”的张功耀表示“既然有关部门表示反对了，我可以不说话，但不打算收回作为一个学者的意见。”
被卫生部“驳斥”后引来媒体追踪、成为舆论靶心的张功耀，在和记者交流时觉得自己有点冤“为什么要让我一个人承受压力和后果？”
中医存废之争的导火索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点燃的。医学界较为开放的“丁香园医学论坛”，被评价为“打响了反对中医战争的第一枪”。
2005年9月，一名自称“中共党员”的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在“丁香园医学论坛”内分泌版上发表了《科技强国任重而道远一由张功耀教授访谈说起》。
今年2月，拉开网络签名序幕的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一文，则最先发表在“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网站，并引来卫生部肝胆肠研究中心曾昭武博士针锋相对的反驳，两人在网络上的论争迅速扩散。
4月间，《告别中医中药》不断被网站转载，让很多专业人士和中医药行家“坐不住了”。
河北省中醫药研究院曹东义教授，为此连续写了20多篇批驳张功耀“错误言论”的文章，并在网上公布了自己的小灵通号码和单位地址，意在与张争论到底。
曹东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以西医为标准衡量中医、评价中医的方法本身就不是站在科学的立场。”
他最担心的是张功耀此举会“授人以柄”，成为欧美反中医势力的代言人，“美国FDA会把张功耀的言论拿出来作为证据，看一看，你们中国人自己是怎么说的。”
6月13日张功耀又发表了一篇题为“从中医药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说起”的文章，声称“彻底废除中医，科学怎能向愚昧低头？”
之后几个月，张功耀又连续抛出《告别中医中药的文化意义》、《再论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文中说“告别中医中药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以此为出发点，改造我国的传统文化，从而为我国走向未来奠定一个强有力的新文化基础；毫无疑问，这是我国历史上新一轮的新文化运动。”
不过，这“新一轮的新文化运动”刚刚开始，就招致一片“数典忘祖”、“出卖祖宗”、“学术败类”的围攻。强调不为获奖不为出名的张功耀对记者表示目前“心态很好”，又自曝即将出书，“读者很快会看到”。
中医与“科学”的论战
其实，21世纪初围绕中医的又一轮争论，即使不用贴上“新文化运动”的标签，也很容易让人们回想起一百余年前的一幕。
日本明治维新中取消汉医的成功，直接促成了晚清惊世骇俗的《废医论》。洋务运动之后接踵而至的新文化运动，其中的多位代表人物，大多热衷于力倡“废止中医”，而且用语尖锐决绝。
国学大师陈寅恪说“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而被西医误切掉健康右肾的梁启超先生也说：“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余地的。”
于是，以“科学”的名义，习惯了中草药、针砭灸治的中华民族肌体迅速接受了针剂、药片、手术刀。
长期致力于“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的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贾谦说：“中医药学是我国的原创性医学，但如今，中医的特色基本已被‘科学主义’抛弃殆尽。”
不讲科学，充其量是一种经验——这是许多人反驳中医的“常规武器”。
不久前的一个中医研讨会上，也有专家表示，中医发展之所以会出现波折， 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人没有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关系，而中医药如果抱残守缺，不思进取，難免会“自我萎缩”，只会更加被动。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国盛对科学的历程有所反思：“在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科学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不讲理、越来越狰狞地支配着一切。越来越远离人性的目标，越来越脱离人类理性的批判和控制，科学变得越来越狭隘。”
吴国盛教授通过电子邮件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对“中医药为什么走不出科学论的阴影”的回答是“这不仅关乎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也关乎现代科学的命运。需要重新考虑什么是科学，再从一种新的科学观来看看中医的意义。”
“我认为，中医自我辩护的策略可以是多样的。首先应该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特别是与现代最新的非线性科学、复杂性科学相结合，用西方科学的话语来论证中医药的效率性、可操作性，另外一种辩护方案，则是回到科学的源头了，对科学重新进行说明，以此来论证中医的科学地位。”吴教授表示他更倾向于后一种。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认为，中医药是科学，但不同于西医的“还原论”，而是复杂性科学。
朱清时倡导用现代科学观看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他在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西医的优势，在于工业革命后得到了现代科学的支持。中医的问题，是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古朴的经验状态。但这些经验同样是人类几千年文明反复实践证明了的，也是科学。
朱清时分析说，西医研究人体是用“还原论”方法，找出并消除病源，使人体恢复正常，属对抗疗法。中医则是“整体观”方法，认为人各种功能必须协调和平衡，治病在于调整机体的平衡。西医注重实体，中医注重关系。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其实是用来描述人体复杂系统的基本形态以及相互之间如何转化的。
“从这一角度讲，对此进行研究就是复杂性科学。很可惜，许多人将这些东西看成是算命的东西。”他说。
“上帝管着如来，牧师指挥和尚”
邓铁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中医药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上帝管着如来，牧师指挥和尚’。”
在“中医药现代化”这个不容置疑的指示牌下，中医却可能走上了一条“西医化”的死胡同。
曾任美国总统府顾问的华裔学者张绪通博士，曾将《针灸全书》译介到美国。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自西方的所谓‘中国医药科学化’的名义听来美妙，其目的实际是要中国人对自己的中医药学术的根源与体系产生怀疑，以至于厌弃。”
张绪通教授认为，现今中医药的生死存亡，关键就在于“中药国际化”的定义、内容和中国人的觉悟。他激烈地表示，“所谓国际化，就是要中医药向西医药看齐，从意识形态来说，这就完全失去了民族文化的自尊，患上了‘洋大人症候群’”。
在有关中医存废之争的网络讨论中，有网友尖锐地指出，中医走到是“存”还是“废”的境地，源自国家卫生主管部门的一系列不合理政策和措施，概括地说就是用管理西医的方式来管理中医，用培养西医的方式培养中医，将中医“西医化”。而中医和西医各自孕育于两个完全异质的文明系统，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和变化规律，用任何一方改造另一方，都必然会导致另一方的消亡。而用西医改造中医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庸医的大量增加和良医的急剧减少。
尽管“中西医并重”一直是我国强调的卫生事业发展方针，但是二者的发展和显示地位明显地不均衡。缺少资源和政策支持的中医，已经身陷民间信用丧失和文化断根的迷途。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陈可冀院士说，互补的特性本应让中医和西医成为联手的“朋友”，而不是谁击败谁、谁取代谁的“敌人”。然而，当前在某种程度上，中西医之间存在着对立的情绪，缺少“应有的宽容”，这“极不正常”。
中西医结合：中医的剧痛点
“中医现代化的提法是正确的，但是具体执行的时候路径走偏了。”数十年不遗余力推动中药现代化的贾谦说。
66岁的贾谦是科技部返聘的退休专家。1997年，科技部提出了《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贾谦当时参与了“中医药出口创汇的战略与政策研究”、“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等课题的研究，到了2002年，他发现这些课题并不切实，开始检讨其中的“导向错误”。
“由于当年课题组的成员还不很懂中医，想当然地把‘研究中药的药效物质基础’、‘提取有效成分’、‘争取三两种中药堂堂正正进入国际主流医药市场’等都写了进去，这其实是误导了有关研究人员，误导了中药产业，更误导了国家有关决策部门。”贾谦显得很痛心。
2002年，一家美国代理机构中皇集团在中国狂骗四百中医药企业，以八万元至十万元人民币不等的价格向中国中医药企业出售假“FDA认证”证书，包括同仁堂等老字号的中医药企业竟全部上当受骗。
对于近年来“中西医结合”的思维变异，特别是一直想使中药获得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管局)认可的思路，贾谦有些恼怒地说：“我看他们都是脑子进了西医的水！”
反对“中西医结合”，正成为最近以来中医问题另—个“高层次”的争论焦点。主张“中医自治”的声音刺激着卫生部的敏感神经，中医药管理局能否“升级”也备受关注。
已经列入2006年立法计划的《传统医药法(草案)》，已经进入了征求意见阶段。医疗卫生界密切关注着这部法律的出台，因为其内容规定中医的发展方向、资源分配等。
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吴崇其说，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人提出“中医要立法”，当时有人引用毛主席的话说“唱戏的都解放了，中医为什么不能解放？”
9月5日，贾谦拿到了由中医管理药局负责起草的《传统医药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发现其中仍然留有两段有关“中西医结合”的文字。
“我并不同意中医药局的提法。”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实际上中医是原创性科学，我们绝不能把‘中西医结合’放进这部法里边，只要提中西医结合就是要消灭中医。”
而河北中医研究院的曹东义教授则指出了中医教育的问题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中医教学方式是师徒相传、口口相授，而中国目前中医学院校的严重西医化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中医”可能会成为“废品”。
一项对32所中医院校的调查显示，中医院生的学生约1／3的时间其实是在学习西医，理化知识与西医理论丰富，但中医理论基本训练严重不足。英语、计算机等公共课程占了1／4。历来被中医大家所重视的中医经典学习课程不断被删减，甚至成为选修课。
中医科学院的一位教授介绍，由于课程设置和考试关系，他的21个研究生的外文和计算机水平都很高，但却读不懂《本草纲目》的《序》。
“活不下去的”中国中医院
吴崇其认为，期待已久的中医药立法必须要解决四个问题，要有同等的合法地位，要规定中医经费的比例，要成立独立的中医管理机构；要解决中医生存的一系列实际问题。
华东政法学院的法律专家盛雷鸣认为，从法律层面上来讲，保护和扶持中医发展尚需更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立法。
“关键是国家政策法律要给中医药一个公平生存的空间和有所作为的平台，绝非谁来管和给多少钱的问题。”黑龙江省公明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序坚对现阶段阻碍中医药发展的制度提出建议，“建立公开、公正、公平的中医药创新平台，希望企业、个人到这平台上‘打擂’献宝，攻克医学难关。”
因为在中国现有的卫生体制下，仅靠廉价的中医药的确无法养活医院，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
中医不仅价格低，收费项目也少。据专家介绍，我国当前实行的医疗服务收费项目共有3900多项，其中涉及中医的仅有97项，不到3％。在这97项中，传统的针灸只有14项，而我国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记载有9种针具、26种针法。许多传统上疗效很好的针灸埋线疗法、药捻疗法、穴位治疗等中医治疗方法，没有收费标准。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66家中医院的54个中医服务收费项目进行了成本与价值的比较，结果显示，54个项目中有40项，即近3／4的项目亏本经营。最常用的中药熏药治疗、骨折手法整复术、普通针刺、耳针、灸法、拔罐疗法，其盈利率全为负数。而西药进出中医院的差价大、仪器检测化验费昂贵，能够为医院盈利，为医生创收。
中医骨科是传统医学中优势突出的项目，尤其对闭合性骨折病人运用的中医正骨手法，不用手术就能解除病痛，价格远低于西医手术。但正因为过于便宜，就连许多中医院都极少采用，转而改为费用高、创伤大的西医手术治疗。在骨科，西医的收费标准就多达210多项。
生存压力下，许多中医院“自觉”地转向“西医”。据统计，在“中医医院”开出的药方中，70％出自西医之手，全国等级中医医院的药品收入中中药占四成，西药则占到六成。“一些中医医院现在已经变成了二流的西医医院。”贾谦说。
中医低廉的药品和治疗成本在使中医院“变味”的同时，却在政府制定公共医疗政策时得到关注。据悉，国务院在调研农村合作医疗和艾滋病防治工作时，就对中醫药发挥的作用相当关切。而美国医疗顾问方立培(音)受邀来华为科技部作报告时表示，中医的参与可以缓解政府在公共医疗方面巨大的财政负担，因为“中医的费用只有西医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
期待已久的中医药立法必须要解决四个问题：要有同等的合法地位；要规定中医经费的比例；要成立独立的中医管理机构；要解决中医生存的一系列实际问题。
因一次“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网络签名而扩大升级的中医存废之争，在持续近一个月后似乎已待画上句号。
继卫生部发言人直斥签名活动是“对历史的无知”之后，10月31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新闻发言人的措辞更加严厉，称其“否定历史，违背科学”，是“数典忘祖的闹剧”。
来自国家中医药主管部门的声音，将那些倡导“废除中医”的人评价为“以科学之名，行反科学之实，是不道德和不可理喻的”；并公布说截至目前参与“网络签名”的仅有138人，而非所传的“万名”。
尽管争论沸沸扬扬，狠话迭出，其实很少有人相信，从“神农尝百草”就开始影响中国人的中医会因此而消弭。但是，这场从医界、学术界延烧至社会舆论领域的争论，却让人们有机会对中医的种种“沉疴”望闻问切——尴尬的体制定位，方向暖昧的“现代化”，后继乏力的人才培养，虚火甚旺的生存现状。
更进一步说，对于被称为“国粹”的中医，其存废之争已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成了又一次关乎文化、思想的论争。这次触痛的，已不仅仅是中医本身。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网新闻中心联合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万余名受访者中，高达87．7％的人表示“相信中医”，而与之形成巨大落差的是，仅有27．7％的人愿意在生病后首选中医。
号称拥有万册古典医书、“十万锦方”，万余种常用中药的中医，处境却很不乐观。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统计，1949年我国人口不足5亿人，中医人数为50万人，2003年人口增至近13亿，中医执业医师人数49万人。而真正能用中医思路看病、开汤药处方的人数，据推测最多只有三四万人。专家说，不少中医医师直接开化验单、西药方，已沦为二流西医。
另有统计显示，我国的著名中医人数已从上世纪80年代的5000余名骤减至现在的不足500名。
在全国等级医院方面，以西医占绝对优势的综合和专科医院与中医院之比约为61，中西医院校之比为31。
如此中医现状，即使没有人倡导网络签名，也已是弱不禁风。
“中国原产、韩国开花、日本结果、欧美收获”，今天，有人这样形容中医令人无奈的发展状况。
中医存废之争始末
“出卖祖宗的人，阻挡不了21世纪人类医学发展的历史潮流。张功耀这样的博导多了，是国家的危险！”邓铁涛很生气，他把最近在网上高叫废除中医的人比作“嗡嗡叫的苍蝇”。
90高龄的邓铁涛曾在1962年和1978年两度被广东省政府授予“广东省名老中医”称号，在中医学界德高望重。
在他看来，所谓“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论很无味，因为这已经是个“画上了句号的问题，2005年国家已经把中医药研究院改为中医药科学院”。
被人封为“反中医领袖”的张功耀，则是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推出网络签名时，张功耀的“宣言”称“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以人道的名义”。
“作为科学史研究专家，我对医学史有发言权。”在电话采访中，张功耀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声称自己“并不想出名和炒作”的张功耀表示“既然有关部门表示反对了，我可以不说话，但不打算收回作为一个学者的意见。”
被卫生部“驳斥”后引来媒体追踪、成为舆论靶心的张功耀，在和记者交流时觉得自己有点冤“为什么要让我一个人承受压力和后果？”
中医存废之争的导火索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点燃的。医学界较为开放的“丁香园医学论坛”，被评价为“打响了反对中医战争的第一枪”。
2005年9月，一名自称“中共党员”的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在“丁香园医学论坛”内分泌版上发表了《科技强国任重而道远一由张功耀教授访谈说起》。
今年2月，拉开网络签名序幕的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一文，则最先发表在“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网站，并引来卫生部肝胆肠研究中心曾昭武博士针锋相对的反驳，两人在网络上的论争迅速扩散。
4月间，《告别中医中药》不断被网站转载，让很多专业人士和中医药行家“坐不住了”。
河北省中醫药研究院曹东义教授，为此连续写了20多篇批驳张功耀“错误言论”的文章，并在网上公布了自己的小灵通号码和单位地址，意在与张争论到底。
曹东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以西医为标准衡量中医、评价中医的方法本身就不是站在科学的立场。”
他最担心的是张功耀此举会“授人以柄”，成为欧美反中医势力的代言人，“美国FDA会把张功耀的言论拿出来作为证据，看一看，你们中国人自己是怎么说的。”
6月13日张功耀又发表了一篇题为“从中医药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说起”的文章，声称“彻底废除中医，科学怎能向愚昧低头？”
之后几个月，张功耀又连续抛出《告别中医中药的文化意义》、《再论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文中说“告别中医中药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以此为出发点，改造我国的传统文化，从而为我国走向未来奠定一个强有力的新文化基础；毫无疑问，这是我国历史上新一轮的新文化运动。”
不过，这“新一轮的新文化运动”刚刚开始，就招致一片“数典忘祖”、“出卖祖宗”、“学术败类”的围攻。强调不为获奖不为出名的张功耀对记者表示目前“心态很好”，又自曝即将出书，“读者很快会看到”。
中医与“科学”的论战
其实，21世纪初围绕中医的又一轮争论，即使不用贴上“新文化运动”的标签，也很容易让人们回想起一百余年前的一幕。
日本明治维新中取消汉医的成功，直接促成了晚清惊世骇俗的《废医论》。洋务运动之后接踵而至的新文化运动，其中的多位代表人物，大多热衷于力倡“废止中医”，而且用语尖锐决绝。
国学大师陈寅恪说“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而被西医误切掉健康右肾的梁启超先生也说：“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余地的。”
于是，以“科学”的名义，习惯了中草药、针砭灸治的中华民族肌体迅速接受了针剂、药片、手术刀。
长期致力于“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的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贾谦说：“中医药学是我国的原创性医学，但如今，中医的特色基本已被‘科学主义’抛弃殆尽。”
不讲科学，充其量是一种经验——这是许多人反驳中医的“常规武器”。
不久前的一个中医研讨会上，也有专家表示，中医发展之所以会出现波折， 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人没有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关系，而中医药如果抱残守缺，不思进取，難免会“自我萎缩”，只会更加被动。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国盛对科学的历程有所反思：“在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科学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不讲理、越来越狰狞地支配着一切。越来越远离人性的目标，越来越脱离人类理性的批判和控制，科学变得越来越狭隘。”
吴国盛教授通过电子邮件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对“中医药为什么走不出科学论的阴影”的回答是“这不仅关乎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也关乎现代科学的命运。需要重新考虑什么是科学，再从一种新的科学观来看看中医的意义。”
“我认为，中医自我辩护的策略可以是多样的。首先应该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特别是与现代最新的非线性科学、复杂性科学相结合，用西方科学的话语来论证中医药的效率性、可操作性，另外一种辩护方案，则是回到科学的源头了，对科学重新进行说明，以此来论证中医的科学地位。”吴教授表示他更倾向于后一种。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认为，中医药是科学，但不同于西医的“还原论”，而是复杂性科学。
朱清时倡导用现代科学观看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他在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西医的优势，在于工业革命后得到了现代科学的支持。中医的问题，是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古朴的经验状态。但这些经验同样是人类几千年文明反复实践证明了的，也是科学。
朱清时分析说，西医研究人体是用“还原论”方法，找出并消除病源，使人体恢复正常，属对抗疗法。中医则是“整体观”方法，认为人各种功能必须协调和平衡，治病在于调整机体的平衡。西医注重实体，中医注重关系。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其实是用来描述人体复杂系统的基本形态以及相互之间如何转化的。
“从这一角度讲，对此进行研究就是复杂性科学。很可惜，许多人将这些东西看成是算命的东西。”他说。
“上帝管着如来，牧师指挥和尚”
邓铁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中医药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上帝管着如来，牧师指挥和尚’。”
在“中医药现代化”这个不容置疑的指示牌下，中医却可能走上了一条“西医化”的死胡同。
曾任美国总统府顾问的华裔学者张绪通博士，曾将《针灸全书》译介到美国。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自西方的所谓‘中国医药科学化’的名义听来美妙，其目的实际是要中国人对自己的中医药学术的根源与体系产生怀疑，以至于厌弃。”
张绪通教授认为，现今中医药的生死存亡，关键就在于“中药国际化”的定义、内容和中国人的觉悟。他激烈地表示，“所谓国际化，就是要中医药向西医药看齐，从意识形态来说，这就完全失去了民族文化的自尊，患上了‘洋大人症候群’”。
在有关中医存废之争的网络讨论中，有网友尖锐地指出，中医走到是“存”还是“废”的境地，源自国家卫生主管部门的一系列不合理政策和措施，概括地说就是用管理西医的方式来管理中医，用培养西医的方式培养中医，将中医“西医化”。而中医和西医各自孕育于两个完全异质的文明系统，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和变化规律，用任何一方改造另一方，都必然会导致另一方的消亡。而用西医改造中医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庸医的大量增加和良医的急剧减少。
尽管“中西医并重”一直是我国强调的卫生事业发展方针，但是二者的发展和显示地位明显地不均衡。缺少资源和政策支持的中医，已经身陷民间信用丧失和文化断根的迷途。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陈可冀院士说，互补的特性本应让中医和西医成为联手的“朋友”，而不是谁击败谁、谁取代谁的“敌人”。然而，当前在某种程度上，中西医之间存在着对立的情绪，缺少“应有的宽容”，这“极不正常”。
中西医结合：中医的剧痛点
“中医现代化的提法是正确的，但是具体执行的时候路径走偏了。”数十年不遗余力推动中药现代化的贾谦说。
66岁的贾谦是科技部返聘的退休专家。1997年，科技部提出了《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贾谦当时参与了“中医药出口创汇的战略与政策研究”、“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等课题的研究，到了2002年，他发现这些课题并不切实，开始检讨其中的“导向错误”。
“由于当年课题组的成员还不很懂中医，想当然地把‘研究中药的药效物质基础’、‘提取有效成分’、‘争取三两种中药堂堂正正进入国际主流医药市场’等都写了进去，这其实是误导了有关研究人员，误导了中药产业，更误导了国家有关决策部门。”贾谦显得很痛心。
2002年，一家美国代理机构中皇集团在中国狂骗四百中医药企业，以八万元至十万元人民币不等的价格向中国中医药企业出售假“FDA认证”证书，包括同仁堂等老字号的中医药企业竟全部上当受骗。
对于近年来“中西医结合”的思维变异，特别是一直想使中药获得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管局)认可的思路，贾谦有些恼怒地说：“我看他们都是脑子进了西医的水！”
反对“中西医结合”，正成为最近以来中医问题另—个“高层次”的争论焦点。主张“中医自治”的声音刺激着卫生部的敏感神经，中医药管理局能否“升级”也备受关注。
已经列入2006年立法计划的《传统医药法(草案)》，已经进入了征求意见阶段。医疗卫生界密切关注着这部法律的出台，因为其内容规定中医的发展方向、资源分配等。
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吴崇其说，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人提出“中医要立法”，当时有人引用毛主席的话说“唱戏的都解放了，中医为什么不能解放？”
9月5日，贾谦拿到了由中医管理药局负责起草的《传统医药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发现其中仍然留有两段有关“中西医结合”的文字。
“我并不同意中医药局的提法。”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实际上中医是原创性科学，我们绝不能把‘中西医结合’放进这部法里边，只要提中西医结合就是要消灭中医。”
而河北中医研究院的曹东义教授则指出了中医教育的问题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中医教学方式是师徒相传、口口相授，而中国目前中医学院校的严重西医化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中医”可能会成为“废品”。
一项对32所中医院校的调查显示，中医院生的学生约1／3的时间其实是在学习西医，理化知识与西医理论丰富，但中医理论基本训练严重不足。英语、计算机等公共课程占了1／4。历来被中医大家所重视的中医经典学习课程不断被删减，甚至成为选修课。
中医科学院的一位教授介绍，由于课程设置和考试关系，他的21个研究生的外文和计算机水平都很高，但却读不懂《本草纲目》的《序》。
“活不下去的”中国中医院
吴崇其认为，期待已久的中医药立法必须要解决四个问题，要有同等的合法地位，要规定中医经费的比例，要成立独立的中医管理机构；要解决中医生存的一系列实际问题。
华东政法学院的法律专家盛雷鸣认为，从法律层面上来讲，保护和扶持中医发展尚需更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立法。
“关键是国家政策法律要给中医药一个公平生存的空间和有所作为的平台，绝非谁来管和给多少钱的问题。”黑龙江省公明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序坚对现阶段阻碍中医药发展的制度提出建议，“建立公开、公正、公平的中医药创新平台，希望企业、个人到这平台上‘打擂’献宝，攻克医学难关。”
因为在中国现有的卫生体制下，仅靠廉价的中医药的确无法养活医院，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
中医不仅价格低，收费项目也少。据专家介绍，我国当前实行的医疗服务收费项目共有3900多项，其中涉及中医的仅有97项，不到3％。在这97项中，传统的针灸只有14项，而我国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记载有9种针具、26种针法。许多传统上疗效很好的针灸埋线疗法、药捻疗法、穴位治疗等中医治疗方法，没有收费标准。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66家中医院的54个中医服务收费项目进行了成本与价值的比较，结果显示，54个项目中有40项，即近3／4的项目亏本经营。最常用的中药熏药治疗、骨折手法整复术、普通针刺、耳针、灸法、拔罐疗法，其盈利率全为负数。而西药进出中医院的差价大、仪器检测化验费昂贵，能够为医院盈利，为医生创收。
中医骨科是传统医学中优势突出的项目，尤其对闭合性骨折病人运用的中医正骨手法，不用手术就能解除病痛，价格远低于西医手术。但正因为过于便宜，就连许多中医院都极少采用，转而改为费用高、创伤大的西医手术治疗。在骨科，西医的收费标准就多达210多项。
生存压力下，许多中医院“自觉”地转向“西医”。据统计，在“中医医院”开出的药方中，70％出自西医之手，全国等级中医医院的药品收入中中药占四成，西药则占到六成。“一些中医医院现在已经变成了二流的西医医院。”贾谦说。
中医低廉的药品和治疗成本在使中医院“变味”的同时，却在政府制定公共医疗政策时得到关注。据悉，国务院在调研农村合作医疗和艾滋病防治工作时，就对中醫药发挥的作用相当关切。而美国医疗顾问方立培(音)受邀来华为科技部作报告时表示，中医的参与可以缓解政府在公共医疗方面巨大的财政负担，因为“中医的费用只有西医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
期待已久的中医药立法必须要解决四个问题：要有同等的合法地位；要规定中医经费的比例；要成立独立的中医管理机构；要解决中医生存的一系列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