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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城新区建设在促进城市扩张更新和跃迁发展的同时，由于相对忽视所在地的文化保育与文化接续等问题，往往造成城乡风貌与建筑格局、产业形态与生活方式、民俗文化与地方方言、乡村礼仪与非遗技艺等各种原有文化形态的崩解甚至消亡。雄安新区的建设可能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新城新区所在地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厚，出版行业有责任及时采取行动，通过出版方志与村史、报告与著述、小说与诗文，以及通过数字出版和提供知识服务，系统盘存传统文化资源，动态记录文化变迁。同时依托前沿的数字信息技术，实现虚拟空间的文化复兴，通过跨界合作延伸产业链，探索资源价值的创造性开发，进而为历史传统文化的保育与传承发挥应有的价值作用。
【关 键 词】新城新区；民俗；非遗；出版；文化保育；雄安新区
【作者单位】周洁，中国传媒大学。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新城新区是城市化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主要是为了疏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和资源负荷、促进区域间的均衡化发展而建设的相对独立的城市空间单元。作为一种规划形式，新城新区不同于依靠自然优势和资源禀赋发展起来的自然城镇，其外部推动因素比较明显，具有较强的人为规划干预主义色彩[1]。新城新区通常以重建或再造一座新的城市或区划为愿景，其规划和建设往往更着眼于未来的基础设施、产业布局、人居环境、公共服务，而相对忽视新城新区与原所在地的文化保育与文化接續等问题。因此，很多新城新区虽然在塑造城市新景观、培育经济新引擎、均衡产业新格局等方面卓有成效，但与此同时，城区千城一面、缺少特性个性、缺乏文化积淀等问题也十分普遍。随着新城新区的建设发展，许多丰富多彩的在地文化逐渐被后人遗忘直至消失，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遗憾。
2017年4月，一个名叫“雄安”的新区在华北平原横空出世，成为继上海浦东和深圳特区之后又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将以“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战略高度，高起点、高标准、高规格地投入建设。由于现有开发程度较低、经济发展水平较弱、发展空间比较充裕，雄安新区被喻为“一张白纸”，但实际上雄安所辖的雄县、容城和安新三县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规划内区域共辖20镇9乡557个行政村，现有常住人口104万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产业环境和历史人文环境使得这片区域已经形成较为定型的发展面貌。这里很快将会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现有的建筑、产业、居民、文化等很可能将会成为历史。
为避免留下文化遗憾，雄安新区在建设初期就体现文化先行理念，在整体规划尚未正式出台就已启动多项文物保护与考古勘探工作，将文化建设摆在新区建设的重要位置。对新城新区建设而言，在地历史与传统文化保护传承既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同时也是一项迫在眉睫的抢救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出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是记录历史、传承文脉、弘扬精神、传播文化的重要手段。如何借助出版力量推动新城新区的文化保育，或可以雄安新区为例稍作探析。
一、新城建设：面临消失的四种文化形态
不同于以大学城、高新区、工业园区等为代表的单一功能城市化区域，新城新区大多是在原来的农村地区兴建，空间上独立于母城之外，融合了产业、商业、居住、休闲等各种城市功能的综合型城市中心[2]。新城新区的建设意味着以全新的发展理念摈弃原有的乡村或郊野景观并进行再造和重塑，这一过程既能够促进城市的扩张更新和跃迁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使各种原有的文化形态崩解甚至走向消亡。这些文化形态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城乡风貌与建筑格局
现阶段的新城新区大都将宜居、生态、低碳、智能作为规划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新城新区需要对交通路网、管廊设施、房屋楼宇、公共景观等进行全方位的建设或改造，以构筑更符合未来人居生态和产业发展的城市环境，这势必对新城新区所在地原先的外在风貌和内在肌理带来极大的改变。
位于雄安新区起步区范围内的安新县圈头乡圈头村地处白洋淀内部，是一个四面环水的纯水区村庄，该村在2016年入选住建部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村落内部以环形布局，巷道如同迷宫一般，曲里拐弯，蜿蜒狭窄，村内多为具有水乡特色的传统砖木结构建筑，青砖墙面，木牖柴扉，虽然裸露砖石和屋舍老宅稍显衰败荒芜，却也完好地保留了村落生态古朴原始的自然风貌。与圈头村相隔不远的大淀头村是白洋淀连片美丽乡村建设的标杆示范村，该村呈元宝形布局，中间以水路相接，安宁祥和地深藏于白洋淀的碧波当中。美丽乡村建设行动对村里民宅道路进行统一翻新修缮，白墙灰瓦与绿树红花相映衬，捕鱼植苇与民俗旅游相融合，俨然已具“京南水乡第一村”的村落面貌。雄安新区成立后，相关机构将会启动全新规划，对所有村落进行重新布局。无论是传统古村落还是现代新农村，都将配合新区发展重新建设。原来的河道流向、水路交通、宅院街巷很可能将成为历史景观，男捕鱼女织苇的水乡村落日常生活景致也可能将不复存在。
2.产业形态与生活方式
资源要素禀赋决定了区域产业形态，进而规约了地方居民生活方式。新城新区建设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发展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空间平台[3]，借助行政和市场的人为手段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对生产效益相对低下甚至闲置的土地和资源进行有效盘活，实现对大城市的减负疏导和对周边区域经济的提振拉升。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趋势下，一些传统低端业态将面临淘汰更替，与之相生相伴、经年累月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将走向衰亡。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河北最大的湖泊白洋淀孕育了众多依水而建的村庄，淀区种植的12万亩芦苇是白洋淀人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作物。与芦苇经济相伴生的，是以水产养殖和淀区捕捞为核心的渔猎经济。受淀区水质水量、水域面积和捕养方式影响，淀区渔业发展逐年变化，目前已在原来的基础上形成鱼类、珠蚌、河蟹、虾类等培育养殖方式，但传统捕鱼业依然是淀区村民的主业。当地人通常使用篓子、罩网、粘网和地笼捕鱼，偶尔也用苇秆、竹竿做的鱼竿垂钓，此外还有更传统的鱼鹰（鸬鹚）捕鱼，但由于村民的技艺日渐生疏，现已基本成为观赏性的表演。 在城镇化、现代化、全球化的发展浪潮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产生活方式面临被淘汰的局面，雄安新区更是以打造绿色智慧新城、发展高端高新产业为重点任务，当地包括水产业、手工业、低端制造业等在内的传统业态将在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中面临新一轮的冲击。倘若不采取保护措施，这些有着悠久历史的职业很快将成为历史。
3.民俗文化与地方方言
文化的地域性差异带来了文化的多样性，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因为所处经济、政治、历史和地理等环境的不同而产生了各自的区别性特征，其中以民俗文化和地方方言为突出表征。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的加剧和多元价值观的产生，不同地区的民俗文化和地方方言开始出现融合和消隐，人口的迁移、生产生活空间的改变又进一步加速这些民间记忆的消亡。雄安新区的建设将以村落拆迁和村民房屋腾退为前提，民俗与方言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隐忧。
雄安三县目前仍保留着很多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习俗，譬如结婚时在水淀上用彩船船队迎亲，丧葬时请当地音乐会奏唱圣乐，中元节在淀区放荷灯祈福，端午节逛庙会烧香许愿……与此同时，冀中南的方言也反映了燕赵之地的历史和文化，比如有些地名反映了当地的自然地形地貌（如采蒲台、芦庄乡、大河村等），有些俗話反映了当地的农业农事生产（如“西北风，蟹脚痒，浪打芦苇虾做墙”“鲶鱼抠鳃，鲤鱼拿头，泥鳅一抓一出溜”等），有些谚语诗句反映了慷慨侠义等民间传统精神（如“国多勇士根基因，家有英雄时代荣”“涉水浅者得鱼虾，涉水深者得蛟龙”等）。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方言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民俗文化与地方方言是对某一自然地理生活空间的文化凝练，在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中不断保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经验、民间信仰和朴素情感，既有一定的集体性和稳定性，又受制于空间的地理依附和人的活态延续。倘若离土又离乡，这些声音与记忆或将无所依傍。
4.乡村礼仪与非遗技艺
乡村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乡，是人伦道德、礼仪文明的根基。越是古老的村落，越是完好地保留着中国传统的价值文明，以及在这些传统文明浸润下世代传承的非遗技艺。
燕赵大地历史悠久，雄安三县文化底蕴深厚，文脉源远流长，名垂青史的“容城三贤”——刘因、孙奇逢、杨继盛就诞生于此。明朝嘉靖年间的容城北河照村人杨继盛，为官不到六年，七易其职，六赴其任，五易其地。其弹劾权奸严嵩，舍生赤诚报国，留下刚直不阿、耿直廉明的历史美名。杨氏家风亦代代相传，浩然正气的英雄本色、重信尚义的人文传统也渐成容城民风、燕赵精神。这种德行兼备、正直侠义的精神在雄安非遗文化中亦可见一斑。雄县鹰爪翻子拳强调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匡扶正义的武艺修养，通过言传身教凝聚中华武魂；安新县圈头音乐会、雄县亚古城音乐会守护民间圣乐的纯粹神圣，百余年始终坚持口传心授，始终抵御商业和功利的侵袭。不过，与当前大多数非遗传承所面临的困境类似，乡村与城市的差距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乡务工，非遗技艺的艺术性与商业性难以调和的矛盾让很多习艺者陷入抉择的两难境地，传承断代甚至后继无人的问题在乡村日益严峻。
中国乡村正在凋敝消亡，这已是个不争的事实。著名文化学者冯骥才曾经指出，从2000年到2010年，短短十年间中国减少了90万个村子，平均一天有将近300个自然村消失，保守估计一天消亡的古村落在80—100个[4]。村落的消失加速了乡村礼仪和传统文明秩序的衰落，植根于广袤田间地头和乡土民间的纷繁多样的非遗，也失去了传承的根基。
二、言说古今：反抗消亡的四类出版作品
新城新区建设是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在这一过程中，立与破并存，新城新区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推动中国城镇化发展、解决大城市既有问题、培育城市新功能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因为采取较为生硬的发展方式而消泯了乡土记忆，清除了文化遗存，切断了历史文脉，由此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文化缺憾。为了反抗文化消亡，图书出版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即将大规模投入建设的新城新区，出版以下四类书籍或能对历史传统文化的保育和传承发挥应有的价值与作用。
1.追本溯源：方志与村史
地方志是按照一定体例全面记载某一地域在某一时期有关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及特定历史事项的书籍文献，是一种地方性的多学科书籍，浓缩了一个时代、一定地域内的智慧集合和知识精华。由于地方志具有历史系统性、内容广博性、材料真实性和记述客观性，因此它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可以“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5]。
为新城新区编撰方志，是为了追本溯源，借助考据、文献、档案、校勘、辨伪、辑佚等手段详细了解其前世今生，帮助后人从其历史发展脉络中去知兴替，从其历史走向规律中预判未来。方志应通过客观的记和准确的述，记载该地的历史、地理、风俗、人物、文教、物产、事件等详情。就雄安新区而言，目前三县均有县志，但距上次修志时间均有二十余年之久，现时确有续修的必要；三县所辖五百余村，风土人情各异，亦有启动编撰史志的价值。这项工作应该提上记事日程，结合新区建设规划，采用分区域、分批次方式尽早启动展开。具体编撰内容应涵盖村落的发展沿革、村名由来、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水陆交通、政党组织、经济发展、主要姓氏宗族的家谱族规、民风民俗以及重要历史事件和古今名人传略等，全面梳理和留存各村落的历史资料。
2.学术研究：报告与著述
述而不论的地方志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客观的资料性文献，而带有学理分析、价值判断和思辨精神的研究报告与学术著述则是认真剖析对象、深度挖掘内涵、严肃探讨问题的重要出版物。研究新城新区建设可能带来的文化消亡，这项工作既有学术价值，也有抢救意义，同时还能为新城新区建设所面临的如何安置文明、传承文脉、延续传统这些急迫性问题思考应有的对策。 研究新城新区的在地文化，可大体采取两种思路：一是地毯式的田野调查，就当地非遗项目、传统技艺、节庆礼仪、民间习俗、村落形态等展开全方位的普查和记录；二是纵深式的专题研究，即通过选取某个案例或样本，研究某个文化领域有关保护、传承、开发等理论性机制机理和实践性行动规划。
以雄安新区为例，前者应在当地居民搬迁腾退房屋、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之前，通过走访、采风、访谈、调研、检索等方式，開展关于“雄安三县传统音乐会的发展和流变”“雄安非遗传承人口述历史”“白洋淀水域渔猎考察”“冀中南地区节庆民俗仪式”等诸如此类的研究；后者则可在资料收集的基础上进行深度探析，开展关于“安新非遗技艺的生产性保护”“冀中南地区民间古乐活态化传承机制”“雄安地区方言资源保护”“白洋淀文学流变”等专题研究。这些研究报告或论著的出版，有助于提高学术成果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在唤起公众关注在地文化保育的同时，也能提高政府和舆论对相关问题的重视，进而使相关部门在理论和应用层面对濒临消亡的文化资源采取合理有效的保护措施。
3.文学创作：小说与诗文
文学具有地域性。特定地区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民族关系、风土民情、乡音礼仪等诸多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差异，形成了包括齐鲁文化、巴蜀文化、陕秦文化、关东文化、燕赵文化等在内的众多具有不同质态的区域文化，这对当地作家的生活形态、审美情趣、思维方式、艺术表现等诸多方面产生了综合性的影响，进而孕育出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这些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学作品，如同百科全书般生动描绘了林林总总的城乡风貌与文化积淀，用文字保存下深厚纷繁的文化传统与民俗景观。
正如老舍之于北平、张爱玲之于老上海、沈从文之于湘西、路遥之于陕北，白洋淀孕育了荷花淀派的扛鼎作家孙犁，他用恬淡自然的笔触刻画了水乡苇荡丛中战争下的和平、炮火中的人性，为无数后人形塑了白洋淀的文学印象。孙犁之后，还有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铁凝、关仁山、贾兴安、何常在、田荣承等众多书写燕赵大地和淀区风物的当代作家，他们以各自的视角，笔耕不辍地描写乡土中国的转型和变迁。
“文革”年间诞生的“白洋淀诗歌群落”是当代文学史上的另一枝奇葩，它直接催生了后来的朦胧诗派。根子、多多、芒克、江河……这群带有先锋特质的诗人以其独特的艺术精神和审美旨趣，影响并聚拢了众多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开启了河北诗歌绵延至今的当代传统，刘小放、郁葱、大解、刘向东、简明等一批很有分量的当代诗人，推动河北诗歌进入中国诗坛的黄金时代。
地域文学具有历史性和延展性，文学创作既指向脚下的泥土和生活，也指向时代的变革与思索。中国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再向信息文明转型，新城新区建设推动这一转型进入跨越式的快车道，由此带来生活方式、文化形态、思维模式、价值理念的剧烈嬗变。小说和诗文的创作出版，从另一个维度探讨时代巨变下的人类命运与精神变迁，也为文化的传承与重塑探索另一种可能。
4.数字出版：阅读与服务
前述有关新城新区在地文化的史料、研究和创作，为出版业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和资源。在数字出版的发展趋势下，这些数据资源以数字信息编码储存，以文字、图谱、影像、动漫等方式呈现，通过不同的移动终端进行立体化传播。那些即将消亡的非遗技艺，那些濒临消亡的传统职业，那些失去地理承载空间的民间习俗，那些拆迁后不复存在的村落形态，那些仍旧保留纯正腔调的本地方言，将以电子图书、数字期刊、网络游戏、音像视频等形式跨屏呈现，与读者/用户进行互动，让读者/用户能够更直观深入地感知和理解即将消亡的文化。在此基础上，集聚海量资源的出版社还可以数据集成的方式打造专题数据库，根据用户的个性化需求，通过数据挖掘、语义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知识重组，提供专业化、定制化的信息和咨询服务[6]。同时，出版社可围绕出版内容和IP资源，扩展多元服务，从出版服务向知识服务、体验经济等衍生业态发展。
三、书写雄安：文化保育的四大出版思路
新城新区的文化保育工程涉及历史、考古、建筑、艺术、古籍、民俗、文学、语言、信息技术等交叉学科，涉及各级政府、民间组织、科研机构、地方民众、相关企业等交叉群体，有赖各方协同合力。作为其中的力量分支，出版界既应主动承担自己的行业职责，同时也应跳出传统的思维局限，以动态、跨界、前瞻的眼光推动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复兴。以雄安新区为例，出版界可从以下四个思路出发，选择合适的出版策略。
1.铭刻历史：档案式的文化盘存
雄安新区所在地自古就是京畿要地、国都咽喉，战国时期为燕南赵北之地，东汉后期为曹操北征乌桓经途，宋辽时期为两国边贸与征伐之界，民国时期为抗击日寇的战争前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冀中平原极具特色的北国水乡。在这里，悠久的历史积淀了深厚的文化。从铭刻历史的角度出发，以丛书形式出版雄安新区史志文献、文物遗址考古发现、乡村民俗传统礼仪、村落建筑景观等系列图书，这既是档案式的资料汇编和典籍收藏，又是系统性的文化盘存和基础研究，具有较高的文献资料价值。
2.记录当下：动态式的文化变迁
作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具有史无前例的战略高度和历史意义，其建设也并非一蹴而就、短期完成。根据中央部署，新区将按先行开发起步区100平方千米、中期发展区200平方千米和远期控制区2000平方千米渐次推进，这片辽阔的地域也将从古老传统的华北平原乡村逐步发展为引领世界的未来智慧城市。随着城市建设、功能转换、人口迁移、社群集聚、经济发展，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和新移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消费娱乐习惯、审美精神追求、艺术兴趣爱好、思想价值取向等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以见证者、亲历者、研究者的视角，以口述历史、田野调查、研究报告、影集画册、数据汇编等出版形式，跟踪记录下这一过程中在地文化的变迁历程，动态式地观察文化是如何“消亡”、如何“存续”、如何“更替”、如何“创新”的，无论是作为社会研究、大众阅读，还是为决策参考服务，都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时代价值。 3.指向未来：数字化的文化复兴
新城新区建设后，有些传统文化可能会因为物理空间的消失、活态传承的断绝、存在价值的消亡而走向灭绝，这种物理意义上的濒危甚至形态消失或許可以借助前沿的数字信息技术，在虚拟空间实现文化复兴。在此意义上，依托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云计算、流媒体、云储存、虚拟现实等新一代技术发展起来的数字出版，正从技术基础、服务导向到商业模式、思维方式、产品服务发生全方位转型。不再受限于传统纸质出版和单向度阅读，数字出版正朝向构建数字化新生态圈的方向变革，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经由数字化采集、整理、存档、复制、剪辑、建模、渲染等环节，以双向交流、多屏互动、沉浸式体验等视觉化、感官化、立体化、多元化的阅读方式呈现，在永久保存文化文物信息的基础上，实现传统文化的便捷传播和数字化复兴。
4.跨界合作：IP元素的文化衍生
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产业跨界融合已渐成主流，围绕核心IP元素，横跨文学、影视、动漫、戏剧、文博、数字创意、旅游等不同行业的互动娱乐项目越来越多，大量“一个母题资源、N次创意开发”的文化实践已经通过市场的检验。在民间传说、非遗技艺、传统民俗、地方方言等历史文化资源中蕴藏着丰富的IP元素，掌握数据资源和版权信息的出版社应珍视这些文化宝藏，深度挖掘文化内涵，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积极延伸产业链，重新演绎经典，继续传承文明，探索资源价值的创造性活化和可持续开发。
四、结语
历史文化资源与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程，绝非单凭某个行业的一己之力可以完成。在这期间，传统出版业能在留存文化记忆、推动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应认识到，在当前数字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其影响力和传播力显示相对局限性。面对数字出版转型升级、相关产业跨界合作的发展趋势，未来的出版业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秉持科技、创新、开放的发展理念，在新城新区的文化保育工程中，出版产业将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1] 张可云，王裕瑾. 世界新城实践与京津冀新城建设思考[J]. 河北学刊，2016（2）.
[2] 刘士林，刘新静，孔铎，等. 2015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发展报告[J]. 中国名城，2016（1）.
[3]冯奎. 中国新城新区转型发展趋势研究[J]. 经济纵横，2015（4）.
[4]余姝. 冯骥才：把书桌搬到田野上[N]. 羊城晚报，2012-09-30.
[5]彭静中. 中国方志简史[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323.
[6] 范周，熊海峰. 新思维、新战略：出版企业推进知识服务的对策探析[J]. 出版广角，2017（13）.
【关 键 词】新城新区；民俗；非遗；出版；文化保育；雄安新区
【作者单位】周洁，中国传媒大学。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新城新区是城市化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主要是为了疏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和资源负荷、促进区域间的均衡化发展而建设的相对独立的城市空间单元。作为一种规划形式，新城新区不同于依靠自然优势和资源禀赋发展起来的自然城镇，其外部推动因素比较明显，具有较强的人为规划干预主义色彩[1]。新城新区通常以重建或再造一座新的城市或区划为愿景，其规划和建设往往更着眼于未来的基础设施、产业布局、人居环境、公共服务，而相对忽视新城新区与原所在地的文化保育与文化接續等问题。因此，很多新城新区虽然在塑造城市新景观、培育经济新引擎、均衡产业新格局等方面卓有成效，但与此同时，城区千城一面、缺少特性个性、缺乏文化积淀等问题也十分普遍。随着新城新区的建设发展，许多丰富多彩的在地文化逐渐被后人遗忘直至消失，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遗憾。
2017年4月，一个名叫“雄安”的新区在华北平原横空出世，成为继上海浦东和深圳特区之后又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将以“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战略高度，高起点、高标准、高规格地投入建设。由于现有开发程度较低、经济发展水平较弱、发展空间比较充裕，雄安新区被喻为“一张白纸”，但实际上雄安所辖的雄县、容城和安新三县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规划内区域共辖20镇9乡557个行政村，现有常住人口104万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产业环境和历史人文环境使得这片区域已经形成较为定型的发展面貌。这里很快将会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现有的建筑、产业、居民、文化等很可能将会成为历史。
为避免留下文化遗憾，雄安新区在建设初期就体现文化先行理念，在整体规划尚未正式出台就已启动多项文物保护与考古勘探工作，将文化建设摆在新区建设的重要位置。对新城新区建设而言，在地历史与传统文化保护传承既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同时也是一项迫在眉睫的抢救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出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是记录历史、传承文脉、弘扬精神、传播文化的重要手段。如何借助出版力量推动新城新区的文化保育，或可以雄安新区为例稍作探析。
一、新城建设：面临消失的四种文化形态
不同于以大学城、高新区、工业园区等为代表的单一功能城市化区域，新城新区大多是在原来的农村地区兴建，空间上独立于母城之外，融合了产业、商业、居住、休闲等各种城市功能的综合型城市中心[2]。新城新区的建设意味着以全新的发展理念摈弃原有的乡村或郊野景观并进行再造和重塑，这一过程既能够促进城市的扩张更新和跃迁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使各种原有的文化形态崩解甚至走向消亡。这些文化形态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城乡风貌与建筑格局
现阶段的新城新区大都将宜居、生态、低碳、智能作为规划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新城新区需要对交通路网、管廊设施、房屋楼宇、公共景观等进行全方位的建设或改造，以构筑更符合未来人居生态和产业发展的城市环境，这势必对新城新区所在地原先的外在风貌和内在肌理带来极大的改变。
位于雄安新区起步区范围内的安新县圈头乡圈头村地处白洋淀内部，是一个四面环水的纯水区村庄，该村在2016年入选住建部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村落内部以环形布局，巷道如同迷宫一般，曲里拐弯，蜿蜒狭窄，村内多为具有水乡特色的传统砖木结构建筑，青砖墙面，木牖柴扉，虽然裸露砖石和屋舍老宅稍显衰败荒芜，却也完好地保留了村落生态古朴原始的自然风貌。与圈头村相隔不远的大淀头村是白洋淀连片美丽乡村建设的标杆示范村，该村呈元宝形布局，中间以水路相接，安宁祥和地深藏于白洋淀的碧波当中。美丽乡村建设行动对村里民宅道路进行统一翻新修缮，白墙灰瓦与绿树红花相映衬，捕鱼植苇与民俗旅游相融合，俨然已具“京南水乡第一村”的村落面貌。雄安新区成立后，相关机构将会启动全新规划，对所有村落进行重新布局。无论是传统古村落还是现代新农村，都将配合新区发展重新建设。原来的河道流向、水路交通、宅院街巷很可能将成为历史景观，男捕鱼女织苇的水乡村落日常生活景致也可能将不复存在。
2.产业形态与生活方式
资源要素禀赋决定了区域产业形态，进而规约了地方居民生活方式。新城新区建设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发展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空间平台[3]，借助行政和市场的人为手段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对生产效益相对低下甚至闲置的土地和资源进行有效盘活，实现对大城市的减负疏导和对周边区域经济的提振拉升。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趋势下，一些传统低端业态将面临淘汰更替，与之相生相伴、经年累月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将走向衰亡。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河北最大的湖泊白洋淀孕育了众多依水而建的村庄，淀区种植的12万亩芦苇是白洋淀人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作物。与芦苇经济相伴生的，是以水产养殖和淀区捕捞为核心的渔猎经济。受淀区水质水量、水域面积和捕养方式影响，淀区渔业发展逐年变化，目前已在原来的基础上形成鱼类、珠蚌、河蟹、虾类等培育养殖方式，但传统捕鱼业依然是淀区村民的主业。当地人通常使用篓子、罩网、粘网和地笼捕鱼，偶尔也用苇秆、竹竿做的鱼竿垂钓，此外还有更传统的鱼鹰（鸬鹚）捕鱼，但由于村民的技艺日渐生疏，现已基本成为观赏性的表演。 在城镇化、现代化、全球化的发展浪潮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产生活方式面临被淘汰的局面，雄安新区更是以打造绿色智慧新城、发展高端高新产业为重点任务，当地包括水产业、手工业、低端制造业等在内的传统业态将在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中面临新一轮的冲击。倘若不采取保护措施，这些有着悠久历史的职业很快将成为历史。
3.民俗文化与地方方言
文化的地域性差异带来了文化的多样性，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因为所处经济、政治、历史和地理等环境的不同而产生了各自的区别性特征，其中以民俗文化和地方方言为突出表征。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的加剧和多元价值观的产生，不同地区的民俗文化和地方方言开始出现融合和消隐，人口的迁移、生产生活空间的改变又进一步加速这些民间记忆的消亡。雄安新区的建设将以村落拆迁和村民房屋腾退为前提，民俗与方言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隐忧。
雄安三县目前仍保留着很多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习俗，譬如结婚时在水淀上用彩船船队迎亲，丧葬时请当地音乐会奏唱圣乐，中元节在淀区放荷灯祈福，端午节逛庙会烧香许愿……与此同时，冀中南的方言也反映了燕赵之地的历史和文化，比如有些地名反映了当地的自然地形地貌（如采蒲台、芦庄乡、大河村等），有些俗話反映了当地的农业农事生产（如“西北风，蟹脚痒，浪打芦苇虾做墙”“鲶鱼抠鳃，鲤鱼拿头，泥鳅一抓一出溜”等），有些谚语诗句反映了慷慨侠义等民间传统精神（如“国多勇士根基因，家有英雄时代荣”“涉水浅者得鱼虾，涉水深者得蛟龙”等）。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方言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民俗文化与地方方言是对某一自然地理生活空间的文化凝练，在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中不断保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经验、民间信仰和朴素情感，既有一定的集体性和稳定性，又受制于空间的地理依附和人的活态延续。倘若离土又离乡，这些声音与记忆或将无所依傍。
4.乡村礼仪与非遗技艺
乡村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乡，是人伦道德、礼仪文明的根基。越是古老的村落，越是完好地保留着中国传统的价值文明，以及在这些传统文明浸润下世代传承的非遗技艺。
燕赵大地历史悠久，雄安三县文化底蕴深厚，文脉源远流长，名垂青史的“容城三贤”——刘因、孙奇逢、杨继盛就诞生于此。明朝嘉靖年间的容城北河照村人杨继盛，为官不到六年，七易其职，六赴其任，五易其地。其弹劾权奸严嵩，舍生赤诚报国，留下刚直不阿、耿直廉明的历史美名。杨氏家风亦代代相传，浩然正气的英雄本色、重信尚义的人文传统也渐成容城民风、燕赵精神。这种德行兼备、正直侠义的精神在雄安非遗文化中亦可见一斑。雄县鹰爪翻子拳强调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匡扶正义的武艺修养，通过言传身教凝聚中华武魂；安新县圈头音乐会、雄县亚古城音乐会守护民间圣乐的纯粹神圣，百余年始终坚持口传心授，始终抵御商业和功利的侵袭。不过，与当前大多数非遗传承所面临的困境类似，乡村与城市的差距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乡务工，非遗技艺的艺术性与商业性难以调和的矛盾让很多习艺者陷入抉择的两难境地，传承断代甚至后继无人的问题在乡村日益严峻。
中国乡村正在凋敝消亡，这已是个不争的事实。著名文化学者冯骥才曾经指出，从2000年到2010年，短短十年间中国减少了90万个村子，平均一天有将近300个自然村消失，保守估计一天消亡的古村落在80—100个[4]。村落的消失加速了乡村礼仪和传统文明秩序的衰落，植根于广袤田间地头和乡土民间的纷繁多样的非遗，也失去了传承的根基。
二、言说古今：反抗消亡的四类出版作品
新城新区建设是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在这一过程中，立与破并存，新城新区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推动中国城镇化发展、解决大城市既有问题、培育城市新功能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因为采取较为生硬的发展方式而消泯了乡土记忆，清除了文化遗存，切断了历史文脉，由此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文化缺憾。为了反抗文化消亡，图书出版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即将大规模投入建设的新城新区，出版以下四类书籍或能对历史传统文化的保育和传承发挥应有的价值与作用。
1.追本溯源：方志与村史
地方志是按照一定体例全面记载某一地域在某一时期有关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及特定历史事项的书籍文献，是一种地方性的多学科书籍，浓缩了一个时代、一定地域内的智慧集合和知识精华。由于地方志具有历史系统性、内容广博性、材料真实性和记述客观性，因此它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可以“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5]。
为新城新区编撰方志，是为了追本溯源，借助考据、文献、档案、校勘、辨伪、辑佚等手段详细了解其前世今生，帮助后人从其历史发展脉络中去知兴替，从其历史走向规律中预判未来。方志应通过客观的记和准确的述，记载该地的历史、地理、风俗、人物、文教、物产、事件等详情。就雄安新区而言，目前三县均有县志，但距上次修志时间均有二十余年之久，现时确有续修的必要；三县所辖五百余村，风土人情各异，亦有启动编撰史志的价值。这项工作应该提上记事日程，结合新区建设规划，采用分区域、分批次方式尽早启动展开。具体编撰内容应涵盖村落的发展沿革、村名由来、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水陆交通、政党组织、经济发展、主要姓氏宗族的家谱族规、民风民俗以及重要历史事件和古今名人传略等，全面梳理和留存各村落的历史资料。
2.学术研究：报告与著述
述而不论的地方志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客观的资料性文献，而带有学理分析、价值判断和思辨精神的研究报告与学术著述则是认真剖析对象、深度挖掘内涵、严肃探讨问题的重要出版物。研究新城新区建设可能带来的文化消亡，这项工作既有学术价值，也有抢救意义，同时还能为新城新区建设所面临的如何安置文明、传承文脉、延续传统这些急迫性问题思考应有的对策。 研究新城新区的在地文化，可大体采取两种思路：一是地毯式的田野调查，就当地非遗项目、传统技艺、节庆礼仪、民间习俗、村落形态等展开全方位的普查和记录；二是纵深式的专题研究，即通过选取某个案例或样本，研究某个文化领域有关保护、传承、开发等理论性机制机理和实践性行动规划。
以雄安新区为例，前者应在当地居民搬迁腾退房屋、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之前，通过走访、采风、访谈、调研、检索等方式，開展关于“雄安三县传统音乐会的发展和流变”“雄安非遗传承人口述历史”“白洋淀水域渔猎考察”“冀中南地区节庆民俗仪式”等诸如此类的研究；后者则可在资料收集的基础上进行深度探析，开展关于“安新非遗技艺的生产性保护”“冀中南地区民间古乐活态化传承机制”“雄安地区方言资源保护”“白洋淀文学流变”等专题研究。这些研究报告或论著的出版，有助于提高学术成果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在唤起公众关注在地文化保育的同时，也能提高政府和舆论对相关问题的重视，进而使相关部门在理论和应用层面对濒临消亡的文化资源采取合理有效的保护措施。
3.文学创作：小说与诗文
文学具有地域性。特定地区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民族关系、风土民情、乡音礼仪等诸多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差异，形成了包括齐鲁文化、巴蜀文化、陕秦文化、关东文化、燕赵文化等在内的众多具有不同质态的区域文化，这对当地作家的生活形态、审美情趣、思维方式、艺术表现等诸多方面产生了综合性的影响，进而孕育出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这些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学作品，如同百科全书般生动描绘了林林总总的城乡风貌与文化积淀，用文字保存下深厚纷繁的文化传统与民俗景观。
正如老舍之于北平、张爱玲之于老上海、沈从文之于湘西、路遥之于陕北，白洋淀孕育了荷花淀派的扛鼎作家孙犁，他用恬淡自然的笔触刻画了水乡苇荡丛中战争下的和平、炮火中的人性，为无数后人形塑了白洋淀的文学印象。孙犁之后，还有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铁凝、关仁山、贾兴安、何常在、田荣承等众多书写燕赵大地和淀区风物的当代作家，他们以各自的视角，笔耕不辍地描写乡土中国的转型和变迁。
“文革”年间诞生的“白洋淀诗歌群落”是当代文学史上的另一枝奇葩，它直接催生了后来的朦胧诗派。根子、多多、芒克、江河……这群带有先锋特质的诗人以其独特的艺术精神和审美旨趣，影响并聚拢了众多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开启了河北诗歌绵延至今的当代传统，刘小放、郁葱、大解、刘向东、简明等一批很有分量的当代诗人，推动河北诗歌进入中国诗坛的黄金时代。
地域文学具有历史性和延展性，文学创作既指向脚下的泥土和生活，也指向时代的变革与思索。中国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再向信息文明转型，新城新区建设推动这一转型进入跨越式的快车道，由此带来生活方式、文化形态、思维模式、价值理念的剧烈嬗变。小说和诗文的创作出版，从另一个维度探讨时代巨变下的人类命运与精神变迁，也为文化的传承与重塑探索另一种可能。
4.数字出版：阅读与服务
前述有关新城新区在地文化的史料、研究和创作，为出版业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和资源。在数字出版的发展趋势下，这些数据资源以数字信息编码储存，以文字、图谱、影像、动漫等方式呈现，通过不同的移动终端进行立体化传播。那些即将消亡的非遗技艺，那些濒临消亡的传统职业，那些失去地理承载空间的民间习俗，那些拆迁后不复存在的村落形态，那些仍旧保留纯正腔调的本地方言，将以电子图书、数字期刊、网络游戏、音像视频等形式跨屏呈现，与读者/用户进行互动，让读者/用户能够更直观深入地感知和理解即将消亡的文化。在此基础上，集聚海量资源的出版社还可以数据集成的方式打造专题数据库，根据用户的个性化需求，通过数据挖掘、语义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知识重组，提供专业化、定制化的信息和咨询服务[6]。同时，出版社可围绕出版内容和IP资源，扩展多元服务，从出版服务向知识服务、体验经济等衍生业态发展。
三、书写雄安：文化保育的四大出版思路
新城新区的文化保育工程涉及历史、考古、建筑、艺术、古籍、民俗、文学、语言、信息技术等交叉学科，涉及各级政府、民间组织、科研机构、地方民众、相关企业等交叉群体，有赖各方协同合力。作为其中的力量分支，出版界既应主动承担自己的行业职责，同时也应跳出传统的思维局限，以动态、跨界、前瞻的眼光推动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复兴。以雄安新区为例，出版界可从以下四个思路出发，选择合适的出版策略。
1.铭刻历史：档案式的文化盘存
雄安新区所在地自古就是京畿要地、国都咽喉，战国时期为燕南赵北之地，东汉后期为曹操北征乌桓经途，宋辽时期为两国边贸与征伐之界，民国时期为抗击日寇的战争前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冀中平原极具特色的北国水乡。在这里，悠久的历史积淀了深厚的文化。从铭刻历史的角度出发，以丛书形式出版雄安新区史志文献、文物遗址考古发现、乡村民俗传统礼仪、村落建筑景观等系列图书，这既是档案式的资料汇编和典籍收藏，又是系统性的文化盘存和基础研究，具有较高的文献资料价值。
2.记录当下：动态式的文化变迁
作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具有史无前例的战略高度和历史意义，其建设也并非一蹴而就、短期完成。根据中央部署，新区将按先行开发起步区100平方千米、中期发展区200平方千米和远期控制区2000平方千米渐次推进，这片辽阔的地域也将从古老传统的华北平原乡村逐步发展为引领世界的未来智慧城市。随着城市建设、功能转换、人口迁移、社群集聚、经济发展，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和新移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消费娱乐习惯、审美精神追求、艺术兴趣爱好、思想价值取向等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以见证者、亲历者、研究者的视角，以口述历史、田野调查、研究报告、影集画册、数据汇编等出版形式，跟踪记录下这一过程中在地文化的变迁历程，动态式地观察文化是如何“消亡”、如何“存续”、如何“更替”、如何“创新”的，无论是作为社会研究、大众阅读，还是为决策参考服务，都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时代价值。 3.指向未来：数字化的文化复兴
新城新区建设后，有些传统文化可能会因为物理空间的消失、活态传承的断绝、存在价值的消亡而走向灭绝，这种物理意义上的濒危甚至形态消失或許可以借助前沿的数字信息技术，在虚拟空间实现文化复兴。在此意义上，依托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云计算、流媒体、云储存、虚拟现实等新一代技术发展起来的数字出版，正从技术基础、服务导向到商业模式、思维方式、产品服务发生全方位转型。不再受限于传统纸质出版和单向度阅读，数字出版正朝向构建数字化新生态圈的方向变革，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经由数字化采集、整理、存档、复制、剪辑、建模、渲染等环节，以双向交流、多屏互动、沉浸式体验等视觉化、感官化、立体化、多元化的阅读方式呈现，在永久保存文化文物信息的基础上，实现传统文化的便捷传播和数字化复兴。
4.跨界合作：IP元素的文化衍生
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产业跨界融合已渐成主流，围绕核心IP元素，横跨文学、影视、动漫、戏剧、文博、数字创意、旅游等不同行业的互动娱乐项目越来越多，大量“一个母题资源、N次创意开发”的文化实践已经通过市场的检验。在民间传说、非遗技艺、传统民俗、地方方言等历史文化资源中蕴藏着丰富的IP元素，掌握数据资源和版权信息的出版社应珍视这些文化宝藏，深度挖掘文化内涵，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积极延伸产业链，重新演绎经典，继续传承文明，探索资源价值的创造性活化和可持续开发。
四、结语
历史文化资源与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程，绝非单凭某个行业的一己之力可以完成。在这期间，传统出版业能在留存文化记忆、推动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应认识到，在当前数字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其影响力和传播力显示相对局限性。面对数字出版转型升级、相关产业跨界合作的发展趋势，未来的出版业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秉持科技、创新、开放的发展理念，在新城新区的文化保育工程中，出版产业将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1] 张可云，王裕瑾. 世界新城实践与京津冀新城建设思考[J]. 河北学刊，2016（2）.
[2] 刘士林，刘新静，孔铎，等. 2015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发展报告[J]. 中国名城，2016（1）.
[3]冯奎. 中国新城新区转型发展趋势研究[J]. 经济纵横，2015（4）.
[4]余姝. 冯骥才：把书桌搬到田野上[N]. 羊城晚报，2012-09-30.
[5]彭静中. 中国方志简史[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323.
[6] 范周，熊海峰. 新思维、新战略：出版企业推进知识服务的对策探析[J]. 出版广角，201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