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夏天，一群文物工作者正挥汗如雨地奋战在长沙市望城坡的某大型考古工地内，这里正在发掘一座规模宏大的西汉长沙国的王室陵墓。经过紧张、细致地清理和剥离，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绝伦的金、玉、铁、漆木、骨角、陶器等各类文物，埋藏于地底两千余年的历史珍宝得以重见天日。在这批文物里数量最多的当属漆木器，其中漆耳杯的数量又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漆耳杯均保存得光泽细润，表面绘有各种绮丽多彩的纹饰，向世人展示了两千多年前漆器制造工艺的高超技术与水平。
　　这里重点介绍三件刻有“渔阳”文字的漆耳杯精品。
　　“渔阳”云凤纹漆耳杯，通高6.3厘米，口沿长19.8厘米，耳间距为15.5厘米，重241克。耳杯采用斫木胎制作而成，形制与其他类型耳杯相比，更显厚重。内部完全用朱漆髹饰，外面为黑漆地，并朱绘变形凤鸟纹（见图1、图2），耳部朱绘云气纹、几何纹。杯外壁用细若游丝的画笔描绘出八只凤鸟，凤鸟两两首尾相对，左顾右盼，宛如在云中飞舞。它为我们展现了汉代人崇拜凤鸟的精神世界，也代表着当时漆器制作技艺的最高水准，被定为一级文物。
　　“渔阳”凤鸟纹漆耳杯，通高5.5厘米，口沿长18厘米，耳间距为14.3厘米，重176克。该耳杯也为斫木胎，外形椭圆，浅腹，平底。内部完全用朱漆髹饰，外表为黑漆地，耳部朱绘圈点纹、云气纹（见图3），杯体外的主题纹饰为变形凤鸟纹等（见图4）。造型生动活泼，线条构图流畅，充满着飘逸奔放的韵律美，被评为一级文物。
　　“渔阳”三角纹漆耳杯，通高4.7厘米，口沿长16.8厘米，耳间距为12.8厘米，重135克。该耳杯同样是斫木胎，整体体型与前两者相比最小。内部采用朱漆髹饰，外表面以黑漆作地，朱绘粗体三角纹、波折纹等（见图5、图6），杯身口沿部绘制一圈变形鸟头纹。其图形构成简单、抽象化，纹饰轻盈飘洒，给人一种跳跃的动感和独特的艺术享受，定为二级文物。
　　上述的这三件西汉漆耳杯，整体造型庄重沉稳，工艺精湛，纹饰华丽，是我国南方地区出土汉代漆木器之珍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耳杯的底部都锥刻了“漁陽”或者“魚陽”二字的铭文，字体随意洒脱，不拘一格（见图2、图4、图6），因此将这些耳杯称之为“渔阳”漆耳杯。
　　耳杯又称羽觞，是古代饮酒用的一种盛器。器具两侧各有一弧形耳，其多为木胎涂漆，也有的在耳上作铜饰或者鎏金。由于新月状的双耳微微翘起，形似雀鸟的双翼，故以此来命名。羽觞杯最初盛行于战国之楚地，秦汉时转变为杯卮并用，并一直延续至魏晋，名称也逐渐通俗化为“耳杯”。自羽觞问世以来，其又成为所有酒杯的通称。《礼记·投壶》中有“请行觞”，即指举觞相劝酒，就是以双手执杯耳向人敬酒或自饮的含义，这是古代酒文化的一种礼仪。
　　西汉初年，刘邦封赏了为他打天下的八位异姓王，其中吴芮率领越族人在协助刘邦打败项羽的战役中立下赫赫大功，而被封为长沙王，长沙国就由此建立。根据这座西汉大型陵墓中“黄肠题凑”的特殊棺椁葬制，可以判定墓主人的身份地位非同一般。经专家进一步考证，她极有可能是西汉早期吴氏长沙国的某一代王后。根据出土漆木器物底部的“漁陽”铭文，并结合一些其他的相关证据予以推断，墓主人抑或是汉朝皇室的某位公主，即当时皇帝的妹妹或女儿，出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而下嫁给长沙王。“渔阳”二字应该就是当时耳杯的使用者—这位长沙王后婚前曾经封邑之地名，但其具体位置在何方？而且她究竟是哪位公主？仍然有待学者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吴芮家族作为春秋吴国的王族之后，在江南吴越人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和号召力，十分有利于中央朝廷对于南越边疆的控制。当时岭南地区仍然为赵氏南越国盘踞，不受汉王朝的控制，并时常挑起边境的冲突和争端。大汉天子对其却并未放松警惕，将长沙国作为朝廷防止南越侵犯的首道防线，增派重兵把守在长沙国的南部一带。故一方面通过在政治上安插官员督查和监管，另一方面也与之通婚联姻笼络人心，“渔阳”王后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而下嫁到长沙国来。
　　《汉书·外戚传·孝成班倢伃》记载，班倢伃怕被赵飞燕姐妹所害，请求到长信宫去奉养皇太后。其退居东宫，作赋哀叹自己的命运，有“酌羽觞兮消忧”的句子。“酌羽觞”是指将酒倒入羽觞之中，饮酒可以解忧消愁。
　　参考文献：
　　[1]宋少华，李鄂权.湖南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0，（4）：4-35.
　　[2]陈振裕.中国古代漆器造型纹饰[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1999.
　　[3]黄展岳.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墓主推考[A].先秦两汉考古论丛[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54.
　　[4]宋少华.长沙西汉渔阳墓相关问题刍议[J].文物，2010，（4）：5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