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读书版要做一个“文人读书”的专版。我说，我读了一些书但乱七八糟不成系统，不过一些碎片，还是写写书房吧。每个文人要走过很多寒冷的路，书房才是一生的暖箱。
　　我2岁的时候就启蒙了，在成都。外公李耳余那时头顶“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特嫌”（指特务嫌疑人）3顶反动帽子被监控在家，除了接受批斗没事干，就教我念字，繁体字。
　　我太小，有时念不出“狗”、“猫”、“牛”来，就以“汪”、“喵”和“哞”来代替，外公捻着稀稀拉拉的胡须很得意，说“这娃趣哇哇的”。我5岁时开始学背唐诗，和现在的背法不一样，外公讲究“吟”，那种怪声怪气让我很害怕，屡屡被打。9岁时开始读《三国》、《水浒》及夏商周秦汉，我不理解，但记性很好，能把南北朝、五代十国的皇帝和大将们分得很清，也能把鎏金镗和方天画戟分得很清。
　　给我启蒙的这段时间，外公用日语和英语翻译《毛泽东选集》，翻译到高兴之处就用食指敲得桌子笃笃响。躲在墙脚的居委会大妈听到后就飞快跑去派出所报告，说李耳余越来越反动了，躲在家里用外国话骂毛主席，还笃笃地发密电码。我见过一次外公扫大街的样子，头上流着血，腿肿得发亮。但还乐观，说幸好老夫会武功，没被打出内伤。
　　他是晚清留洋大潮的学生，与后来一个很著名的“郭”姓同学兼同乡交好，但人生诡异，两人40年后因志不同道不合彻底交恶，我记得他总骂，读书人叛变，就是读书读到牛勾子（牛屁眼）去了。我一直想问这是什么典故，可惜他走了。
　　大约在上世纪20年代初，外公因中日邦交恶化愤然回国，受聘于北师大任教，后转到大西南。积极投入到抗日和反国民党的潮流中，和车耀先交好并营救了一些地下党人，晚年他说，我在国民党时期是左派，在共产党时期是右派，我左右两边都不是人啊。他最困难时，那个“郭”姓同学好心让他去北京，也好给他一些照应，他拒绝了，说不能与之为伍，现在想外公就是书读得太多，臭清高，自寻死路。他死的那几天正好是伟大领袖驾崩的时候，所以丧亊不能大办。把骨灰撒都江堰宝瓶口了，洄水窝一漩，那把老骨头就不见了踪影。
　　写这么多我的外公，因为他是我第一个老师；位于祠惠堂的那间简陋瓦房，是我第一间书房。我一直记得他说的：干某个职业的，凡刻意穿得像那个职业，就证明他干得很糟。后来的生活证明外公说得很对，比如现在你看整天留着长头发动辄萨特、莫奈的人，一定是假装的“文艺青年”，没养成好的卫生习惯，把“装逼”当风格；还比如下雨天都戴着墨镜走路假装低头怕被认出来的，一定只是三流明星故作姿态引你注意；天天跟你头头是道分析股市的，其实被深沪套牢10年了……不一而足。
　　小时候，成都到处都是可以读书的地方，九眼桥头的茶馆，锦江边上的评书场。不像现在，省图书馆不知修到哪儿去了，旧址外是卖伪劣服装的。博物馆久不见什么文物，倒是很多成都人把那里当成打麻将的好去处，阳光灿烂的时候就会听到排山倒海的“搓起搓起”。我记得外公常带我去东大街处一个书摊，两分钱可以看一本连环画，《基度山恩仇记》、《中锋在黎明前死去》、《茶花女》都有，好多孩子埋头坐在条凳上看书，有的呆若木鸡，有的想入非非。现在那里全改成了髙档娱乐场所，晚间有很多标致的“八零后”、“九零后”孩子在那里打电玩或者嗑药，眼神迷离，嗑大了就在街边呕吐。
　　外公死时我正在新疆，辗转知道他对我有一个要求，让我一定要回成都，这是一个可以好好读书的地方。他要活到现在，一定不会这么说的。
　　外公没什么好结果，我的另一个老师也没什么好结果。小学四年级时我回到成都，班主任名叫辜正九。我的写作就是他启蒙的。他教我们成语时总会身体力行，比如“功亏一篑”，会把扁担和竹篓挑进教室，模仿挖土挑土的样子，说明这个成语的缘起。他还教过我们背现代诗，他念的时候，眼睛亮亮，声音很悠扬。
　　他个子高髙，皮肤白晳，戴个斯文的眼镜。后来听说他受了一些刺激。学校开分房讨论会时把他支到校门口值勤，等他回来时房都分完了，而他正等房结婚。听人说，辜老师在路上狂奔，不断把帽子使劲往天上扔，并大叫“瓦西里，冲啊，我来了”……20多年后我偶遇辜老师，这个传说被他纠正。他并未斥责我，仍像当年那样斯斯文文地说，可能有些误会，情况不是这样的。再也不多提，也许是另一学校同姓老师的遭遇，我传讹了。
　　我对他很感恩，是他教会我，写文章首先讲究就是“生动”，还要有画面感。还带我们去科甲巷的图书馆学习怎么借书，告诉我们石达开就是在这里慷慨就义的，当时有义士想劫法场等等。当时我从新疆到四川读书，作文一直跟不上。他一直鼓励我，说文章其实不必管开头和结尾，只顾写，一路写出来，就是好文章。
　　还有一些人对我有恩。我的表哥28岁就在省政府当了小秘书，—直尝试让我做一个正派的读书人，借给我很多书看。他第一个告诉我什么叫“三权分治”，什么是“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用生命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说得热血沸腾。可是生活总那么神奇，很多年后，他早不读书而是倒腾文物去了，跟非洲人做乌木和古董生意。现在他的最爱是“打麻将”、“斗地主”，把有限的青春投入到无限的娱乐事业中去，那名言就变成了“我不同意你和牌，但我用生命捍卫你和牌的权利”。
　　成都现在的读书人越来越少，能读到好书的地方也越来越少，这和全国形势是一样的。不过玉林小区有一家叫“大印象书房”的地方，装修得旧旧的。二楼是书吧，人不多，年龄都在35岁以上，表情淡然得像杯泡到第三次的“蒙尖”茶。玉林还有一家更小的书店，躲在一家火锅店旁边，老板一副永远睡不醒的样子。这里能买到全套村上的书，港版和台湾版，很不易。跟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不同，成都的小书店总在勾栏酒肆旁，最早的李潘书房甚至开在皇钻夜总会旁，成都读书人不在乎清修，就是大隐隐于市了。
　　成都的新华书店做得挺大，卖得最火的是各类工具书，工具书里最火的是成功学。人人都想成功，是因为人人都觉得自己很失败。30年来书店最大的变化是，那时站着的人多，现在跳着的人多——因那时的人没钱，只能去书店蹭书看还偷偷抄书上的内容，现在明星来签售的多，所以到处是举着荧光棒疯狂蹦跳着呼喊偶像名字的“粉丝”，虽然大多数分不清博尔赫斯还是赫尔博斯，也分不清岳飞和张飞，不过这没什么，只要还分得清王菲。
　　我在成都的家有一间书房，当初装修时就把最大那间房做成了书房，沿西墙用木头做了足有5米长的书架，脚下全做成了书柜，一律不安玻璃门，真正的读书人是要一伸手直接可以取下书的。不过大多没来得及看，这是半拉子读书人的通病，觉得装帧漂亮的书亭亭玉立在那里，像情人暖昧地等待你开启衣裳，而你竟总不开启……下面还有好多报纸合订本，我觉得最好玩的事情是看近10年来报纸的合订本，比聊斋荒诞，比科幻小说科幻。
　　很多年后，我有了一些钱，在北京买了一套靠河的房，我把靠北一间小房当成书房，往远处看是一排现代化的建筑，SOHO、国贸、银泰，中央电视台的大裤裆弥久地散发着烟火味。也有很多简陋脏乱的地方，面目狰狞的工地大坑，混乱十足的给民工发放盒饭的露天食堂，半夜找不到住处的上访户在露营……北京书房下面的风景，是中国目前的缩影，是50年前和50年后的粗暴嫁接。
　　但风水先生说靠铁路线的房子风水都不好，会引发腰疼、招无妄官司。为了对抗风水不利，我吭哧吭哧搬来两大块泰山石摆在窗前。后来回成都把两大块石头托运回去时，安检员盯着我，问我是不是倒玉的。我点点头，书中自有颜如玉。
　　新近消息，我在成都最爱去的那家大印象书房因无力交房租关了。这样的书店倒闭转营的消息时时从全国传来，美人嫁为商妇。前几天应邀去新装修的“文轩”旗舰店参加活动，我大声呼吁珍惜这家硕果仅存的读书圣地。下边笑得很诡异。我不明就里。临走时被盛邀参观一下新装修的书店，我走了一圈，才发现一楼竟全转型了，不卖图书，专卖各款家用电器和“山寨”手机。
　　不知为什么，这些，书里并没有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