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伊朗达成历史性核协议后，有关美伊关系未来走向的猜测明显增多。不少媒体认为，伊核协议不是国际性“条约”，却是美伊达成的历史性“政治谅解”。这意味着美国与伊朗正在从以往的全面敌对，转为微妙的“竞争+接触”政策。核协议有可能改变双方几十年的不信任关系，催生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就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将伊核协议的达成，与当年尼克松访华相提并论。那么，伊核协议的达成是否意味着开启了美伊关系正常化进程呢？至少在笔者看来，这种前景可能性不大。
　　首先，美伊结构性矛盾依旧。美国在中东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就是防止地区大国崛起，尤其像伊朗这种“产油国+工业化+革命化”的国家。美国的中东政策基本是围绕“遏制伊朗”设计，重新调整难度颇大。而伊朗的战略目标，就是矢志成为独立自主的地区大国。从实现目标的手段来看，伊朗一是谋求掌握核能力，并将其视为国家崛起的“标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认为，伊核计划是伊朗革命的核心价值的集中体现，核计划有助伊朗实现独立自主。美国反对伊朗核计划，不是因为核扩散威胁，而是伊朗将获得政治和经济独立的杠杆和筹码。“他们反对伊朗的进步与发展，他们不想在中东这一油气丰富、高度敏感的地区，允许一个信仰伊斯兰的独立国家实现科技进步、拥有先进技术”。这意味着伊朗不会轻易放弃核研发活动。二是将“反美反以”作为意识形态基础，通过扶植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国的什叶派民兵武装，使之能够投送伊朗力量，并将以色列、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等潜在对手拒于国门之外。这种政策调整余地办法较为有限。8月3日，哈梅内伊的心腹哈桑·沙里提马达在伊朗《世界报》发表评论称：“伊斯兰运动和抵抗阵线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主要支柱，如果伊朗软化立场，追随这种模式的抵抗阵线也将受到严重损害。伊朗的先进武器系统是伊朗力量的支柱之一，如果赋予维也纳协议削弱伊朗军事和国防能力的权利，伊朗将变成非常虚弱的国家。”这些言论表明，伊朗并没有因核协议签署，而对美伊关系改善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其次，美国与伊朗改善关系动力不足。从理论角度看，化解美伊结构性矛盾的前提条件，除了双方要有一定共同利益，还要有共同的外部威胁，并且这种外部威胁对美伊战略利益的损害或潜在损害，明显超过美伊对立带来的战略收益。唯有如此，美伊才可能实现实质性和解。但目前美伊显然不完全具备上述条件。当年尼克松打“中国牌”是为反对苏联，正是苏联对美国和中国的共同威胁，最终推动中美两大大国走到一起，相比之下，当前“伊斯兰国”对美伊的威胁要小得多，苏珊·赖斯称“伊斯兰国”仍然“很嫩”，而非“不是现实存在的威胁”，因此美伊关系缓和缺乏现实前提；当时中国已经是核武国家，尼克松从未要求中国弃核，但美国却要求伊朗限制核能力，双方某种程度仍是敌对关系；当时中国相对亲苏的林彪集团已被清除掉，中美发展关系障碍较小，但伊朗“革命卫队”等强硬力量依然强大；当时中国对美国主要盟友（日本等）并不构成现实威胁，但现在伊朗依旧对以色列、海湾国家等构成威胁，当年尼克松访华主要使台湾成为输家，当前美国如果对伊缓和，可能使美国失掉全部盟友。这对美国显然是难以想象的。目前，美国在中东仍重点依靠沙特、以色列等地区盟友，并在叙利亚内战、也门内战等重大地区危机中站在伊朗的对立面。伊核协议签署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国务卿克里等相继访问以色列、沙特等地区盟友，既是安扰，也是向其提供先进武器，显示美国未来仍将倚重这些地区盟友。
　　当年中美存在共同战略威胁，双方从尼克松访华到中美建交仍经历了七八年时间，当前美伊并不存在共同战略威胁，双方要想关系正常化，恐怕需要更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