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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4月，为了反制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禁运，在莫斯科成立了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同年5月，中国相应成立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从那时起，贸促会以办展览等方式搭台，在封锁之外打开了一条民间外交之路。
不对等的对等协议
贸促会成立后的第一次重要展览活动，是与苏联互办展览。
当时在贸促会工作的解建群说，中苏互办展览其实是一个不平等的安排。在苏联来华展览之前，1953年7月，先在苏联莫斯科高尔基公园内举行了中国工农业展览会。会上，中方突然接到苏联商会通知，称苏方对中国展览会使用的展馆免收租费，对中国展览团所住的旅馆免收房费，对中国展品在苏联境内的运输和搬运也免收费用。中方以为这是苏联老大哥对我们的友好表示。不料，苏联商会随后递交了一份关于中苏互换展览的协议草案，提出“在对等的基础上”互相免收展馆费、旅馆费和运输费。
但这个“对等的基础”并不对等。因为苏联来华展览会的展出面积要求在2万平方米以上（中方的展出面积是5000平方米），展览团人员多达几百人，展品的数量也多得多。中方负担的3项费用要比苏方高出许多倍，且中国只在莫斯科一地展出，而苏联要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4个城市展出。这4个城市都没有现成的大展馆，不得不拨款兴建新展览馆。协议还是被中央批准了，邓小平副总理批示：只能办好，不能办坏。
1954年10月2日，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在全国人民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热潮中开幕。虽然花了钱，但展览确实让中国观众大开眼界。铁道部工程技术人员经过六七次参观，解决了在机车定型和改造方面的许多问题。《天鹅湖》等6大名剧全套搬来，更是让观众大饱了眼福。
“见本市”
1955年，中日之间首次互办了展览。10月，首先在东京和大阪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品展览会”。最要紧的工作是安保，重点是保护五星红旗，因为日本右翼和台湾方面都在伺机破坏展览。日本友人和爱国华侨日夜值班，护持国旗。展览吸引了大量对新中国抱着强烈好奇心的日本市民。
第二年，在北京和上海举办了“日本商品展览会”。“商品展览会”的日文名称是“见本市”，直译为“货样摊”，不雅，于是按中国习惯称“商品展览会”。
筹备展览时，面临着一些敏感问题。首先是要不要挂日本国旗。有些市民向接待日展办公室提出抗议，措辞激烈，坚决反对悬挂“膏药旗”，海报上的日本国旗也常被人撕破。周恩来指示，既然是日本的展览会，就要允许悬挂日本国旗，而且要派人加以保护，对群众要做解释工作。
另一个问题是，北京的展览馆当时称为苏联展览馆。场馆高悬着“苏联展览馆”这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16个拱形门上悬挂着苏联16个（当时的数字）加盟共和国的国徽。开幕前几天，贸促会副主席雷任民向周恩来汇报日展接待情況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周恩来当即批评他为什么不早提出，要他立刻设法加以遮盖。中方组织突击施工，用一个巨大的和平鸽图案和16个日本名胜图案将原来的标志物覆盖，工程赶在10月6日下午开幕前几个小时完成。
展览会期间，中日双方贸促会的主要领导人在北京发表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日贸易的共同声明》。1956年，中日贸易额达1亿美元，为上世纪50年代的最高纪录。
展览一小步，中美、中苏关系正常化一大步
尼克松访华后，北京出现了西方来华办展的新高潮。但直到1980年，中美才第一次互办展览。因为这中间横亘着一个两国冻结资产的历史问题。中美建交后，这一问题才解决。
1980年9月至12月，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先后在旧金山、芝加哥和纽约举行。由于是初次举办，也出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情况。观众不够多，远未达到100万的预期人数。美国的劳工保护法管得展览团人员什么工作都不能做，各个工会组织坚持要中方必须雇佣其工人，否则就要组织游行示威。中方为此付出大笔劳务费，总计达90万美元。展览会上还丢失了价值4万多美元的展品。
展览会也成为中苏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1986年7月，贸促会受命赴莫斯科举办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并在北京接待苏联工业贸易展览会。这是1953、1954年两国互办展览30多年后的第一次。
中国展览团团长由时任贸促会宣传部部长解建群担任。他说，当时中苏关系处于比较微妙的阶段。办展既要宣传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中苏关系的逐步恢复和发展，又要在政治上继续保持对苏压力，不能一味地摆出友好姿态，这个分寸是很难拿捏的。莫斯科方面同样拿捏着分寸。各大报都登载了中国展览会开幕的消息，但都比较简短，不冷不热。
不过开幕第二天下午，苏联诗人维尔什宁来参观后，主动找到解建群，透露说，戈尔巴乔夫已飞往远东，即将发表重要的政策讲话，主要是说给中国人听的。果然，两天后，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公开讲话，呼吁中苏尽快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表示愿与中国领导人会晤。邓小平也做出了回应。1989年5月，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会晤，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鲍安琪/文）
不对等的对等协议
贸促会成立后的第一次重要展览活动，是与苏联互办展览。
当时在贸促会工作的解建群说，中苏互办展览其实是一个不平等的安排。在苏联来华展览之前，1953年7月，先在苏联莫斯科高尔基公园内举行了中国工农业展览会。会上，中方突然接到苏联商会通知，称苏方对中国展览会使用的展馆免收租费，对中国展览团所住的旅馆免收房费，对中国展品在苏联境内的运输和搬运也免收费用。中方以为这是苏联老大哥对我们的友好表示。不料，苏联商会随后递交了一份关于中苏互换展览的协议草案，提出“在对等的基础上”互相免收展馆费、旅馆费和运输费。
但这个“对等的基础”并不对等。因为苏联来华展览会的展出面积要求在2万平方米以上（中方的展出面积是5000平方米），展览团人员多达几百人，展品的数量也多得多。中方负担的3项费用要比苏方高出许多倍，且中国只在莫斯科一地展出，而苏联要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4个城市展出。这4个城市都没有现成的大展馆，不得不拨款兴建新展览馆。协议还是被中央批准了，邓小平副总理批示：只能办好，不能办坏。
1954年10月2日，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在全国人民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热潮中开幕。虽然花了钱，但展览确实让中国观众大开眼界。铁道部工程技术人员经过六七次参观，解决了在机车定型和改造方面的许多问题。《天鹅湖》等6大名剧全套搬来，更是让观众大饱了眼福。
“见本市”
1955年，中日之间首次互办了展览。10月，首先在东京和大阪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品展览会”。最要紧的工作是安保，重点是保护五星红旗，因为日本右翼和台湾方面都在伺机破坏展览。日本友人和爱国华侨日夜值班，护持国旗。展览吸引了大量对新中国抱着强烈好奇心的日本市民。
第二年，在北京和上海举办了“日本商品展览会”。“商品展览会”的日文名称是“见本市”，直译为“货样摊”，不雅，于是按中国习惯称“商品展览会”。
筹备展览时，面临着一些敏感问题。首先是要不要挂日本国旗。有些市民向接待日展办公室提出抗议，措辞激烈，坚决反对悬挂“膏药旗”，海报上的日本国旗也常被人撕破。周恩来指示，既然是日本的展览会，就要允许悬挂日本国旗，而且要派人加以保护，对群众要做解释工作。
另一个问题是，北京的展览馆当时称为苏联展览馆。场馆高悬着“苏联展览馆”这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16个拱形门上悬挂着苏联16个（当时的数字）加盟共和国的国徽。开幕前几天，贸促会副主席雷任民向周恩来汇报日展接待情況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周恩来当即批评他为什么不早提出，要他立刻设法加以遮盖。中方组织突击施工，用一个巨大的和平鸽图案和16个日本名胜图案将原来的标志物覆盖，工程赶在10月6日下午开幕前几个小时完成。
展览会期间，中日双方贸促会的主要领导人在北京发表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日贸易的共同声明》。1956年，中日贸易额达1亿美元，为上世纪50年代的最高纪录。
展览一小步，中美、中苏关系正常化一大步
尼克松访华后，北京出现了西方来华办展的新高潮。但直到1980年，中美才第一次互办展览。因为这中间横亘着一个两国冻结资产的历史问题。中美建交后，这一问题才解决。
1980年9月至12月，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先后在旧金山、芝加哥和纽约举行。由于是初次举办，也出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情况。观众不够多，远未达到100万的预期人数。美国的劳工保护法管得展览团人员什么工作都不能做，各个工会组织坚持要中方必须雇佣其工人，否则就要组织游行示威。中方为此付出大笔劳务费，总计达90万美元。展览会上还丢失了价值4万多美元的展品。
展览会也成为中苏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1986年7月，贸促会受命赴莫斯科举办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并在北京接待苏联工业贸易展览会。这是1953、1954年两国互办展览30多年后的第一次。
中国展览团团长由时任贸促会宣传部部长解建群担任。他说，当时中苏关系处于比较微妙的阶段。办展既要宣传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中苏关系的逐步恢复和发展，又要在政治上继续保持对苏压力，不能一味地摆出友好姿态，这个分寸是很难拿捏的。莫斯科方面同样拿捏着分寸。各大报都登载了中国展览会开幕的消息，但都比较简短，不冷不热。
不过开幕第二天下午，苏联诗人维尔什宁来参观后，主动找到解建群，透露说，戈尔巴乔夫已飞往远东，即将发表重要的政策讲话，主要是说给中国人听的。果然，两天后，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公开讲话，呼吁中苏尽快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表示愿与中国领导人会晤。邓小平也做出了回应。1989年5月，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会晤，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鲍安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