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正面描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优秀长篇小说。首先，小说描写的题材十分宽广，《青春之歌》的背景处在革命浪潮汹涌的年代，历经“九·一八”事变、“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幅幅革命年代学生爱国运动“救亡图存”的画面在我们面前慢慢延展开来;其次，在《青春之歌》中塑造了一个个富有立体感的人物形象，塑造了林道静这一逐渐成长的典型爱国青年形象，塑造了一批批热血的爱国革命党人。无论是除夕夜围坐在一起为“九·一八”事变中逝去的同胞哀悼的爱国学生，还是狱中英勇就义的青年共产党员，抑或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一阵阵呐喊如排雷火光的爱国青年，都无疑让我们感受到革命时代青春之歌的华美乐章。作品中充满抒情的笔调，浸润着杨沫作为女作家的独特的阴柔之美。杨沫独特的女性叙事方式，也为从当下语境中用女性主义视角再解读该作品找到了可行的路径。
　　一
　　从小说走向电影，《青春之歌》是十七年中唯一的描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红色经典作品，它在与当时的主流话语微妙的缝隙与错位中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叙事。1958年，《青春之歌》初版问世。仅隔一年，为庆祝建国十周年，《青春之歌》被拍摄成电影，搬上了银幕。
　　关于《青春之歌》，一度褒贬不一。郭开曾公开批评道，作品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与工农群众连接得不够紧密，并且作品充满了浓郁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将林道静最后刻画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有其不妥之处。杨沫精心塑造林道静这个人物，不是为了颂扬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和她的罗曼蒂克的情感，而是通过林道静这个人物，描写一个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过程，表现党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随后茅盾、马铁丁、何其芳展开了否认郭开论断的行动，认为郭开试图解构林道静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共产党员的做法是不妥帖的，认为知识分子一样具有革命性。结合各方面的意见，杨沫于1960年改版了《青春之歌》，增加了林道静在农村接受思想改造的章节，以及在北大领导学生运动的章节，使得这部作品从小说到电影，再到改版，让林道静的思想成长之路更加切合意识形态主题，也让林道静的成长之路变得更加合理。不同于五四期间茅盾笔下的《追求》中的章秋柳、《幻灭》中的慧女士、《动摇》中的孙舞阳，这一类在追求革命过程中空洞、迷茫，最后归于虚无的革命女性形象，《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身上显然血肉丰满，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她在与敌人不断斗争的过程中重获了友情、拥有了革命爱情，以及堅定的革命信仰。在这一过程中，爱情作为革命的象征被赋予了更多内涵。与余永泽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决裂，也意味着单一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并不能真正救中国，余永泽所惦念的永远是个人和小家庭，他企图把林道静变为自己的“花瓶”，仅供自己赏玩。然而，个人终究要汇入滚滚的人民洪流中，在革命中方显青春本色。而卢嘉川作为林道静革命的引领者，是林道静前行的指路灯，卢嘉川的牺牲也是真正使得林道静成长为坚定革命者的内在驱动力。卢嘉川给林道静很多本书，使得林道静不断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在与劳苦大众接触的过程中不断地体察农民的贫苦。卢嘉川曾经告诉林道静：“一个人是木，两个人就是林，群众就是森，就是一片树木，就是一片森林。”走上革命道路从来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是为了劳苦大众，是为了人民不再受压迫。卢嘉川革命的光芒一直照耀着林道静，是林道静摆脱青涩的启蒙者。卢嘉川作为林道静的革命信仰，使得作家叙事只能从林道静与林华的关系中，呈现仰望与被仰望的姿态，使得林道静不同于晚清以来的“父亲”的女儿，在这里林道静成为坚定的“党”的女儿，一反五四传统以来知识分子启蒙的姿态。显然，在作品中无产阶级成为林道静的引路人，只有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靠近劳动群众的思想之时，启蒙才变得有意义，她才能走上革命的道路。
　　二
　　知识女性如何变为革命战士？在这里林道静的个人成长是富有层次的，刚赴北戴河之时，她眼中凝望着的是广阔的大海：“早晨，天气晴朗，天边淡淡地飘着几朵白云，海水就像天色一样蔚蓝、明净，绸缎般闪着银色的光辉。远远的，就在这样平静的沉睡般的海面上，许多只挂着白帆的渔船随风荡漾。”林道静在这里试图寻找的是个人主义的独立和解放，因而风景在她独立的内心中得到了体现。此时，她获得了个人主体性，回归个人的内心，如柄谷行人理论中所提到的：“只有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这里“海洋”和“白帆”的意象构成的诗情画意的风景，将林道静从所处的环境中抽离出来，但这一切都在得知余敬唐安置她的真相之后破碎。她感叹道：“人生为什么是这样的冷酷、残暴？”她竭尽了全部勇气刚刚逃出了那个要扼杀她的黑暗腐朽的家庭牢笼，想不到接着又走进了一个更黑暗、更腐朽，张开血口要吞噬她的社会。一切有为的青年，不甘堕落的青年将怎样生活下去呢？天地如此之大，难道竟连一个十八岁女孩子的立锥之地都没有？鲁迅曾在《热风·随感录》中写道：“愿中国青年都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个人主义的道路选择，使得林道静满蕴着独立的解放思想，却依旧找不到出路，感受到的是自己的疲软无力。青年向上走，一定要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在革命党人和狱友的影响下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革命党人卢嘉川在被捕入狱后，视死如归，在就义那一刻呐喊着：“共产党万岁！”林红在狱中继续为难友讲述党的故事，她好像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将要走向尽头，如电影中唱道：“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息！”林红带着难友们锻炼身体，在就义时昂首挺胸地走向刑场。林红将具有象征意义的红色毛衣传递给林道静，她知道即使她倒下，还有千千万万个共产党人，还有千千万万有为的青年人会继承党的光荣事业，会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倾尽一切，包括生命。
　　起初个人主义之时的林道静与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解放主题相承接，裂缝之处在于，林道静被余永泽救起之后并没有继续沉浸在小资产阶级或者是个人的风景中，而是在革命者的引导下变为坚定的革命者，个人融入集体中，性别叙事与革命叙事结合在一起，所呈现的风景远远超脱无所归属的五四式女性个人解放道路。在这里不是阶级替换了性别，而是阶级从性别叙事中生长了出来。《青春之歌》呈现女性更多对于爱情的选择，以及对于道路选择的自主权。 　　林道静的第二阶段的成长是在卢嘉川的启发下觉醒革命的，在徐辉、王晓燕等革命者正确影响下，确定了革命方向，最后在林红等狱友影响下坚定理想信念，实现了自我成长的同时，也实现了革命理想，成了为人类谋和平、谋幸福的最前列的光荣战士。林道静不同于白丽萍、胡梦安这些或醉生梦死，或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之人，而是成了像卢嘉川、林红一样的共产党员。在革命烈士的引领下，孕育出林道静等青年火焰一样热烈丰满的青春。林道静的母亲秀妮是佃农的女儿，是被地主林伯唐下乡收租的时候抢占而来。林道静出生后，便在后母的阴影下成长，从小与乡村中的野孩子玩耍，衣不蔽体，只能与王妈相依为命。林道静是“白骨头”中的“黑骨头”，她切身体察到地主剥削农民的黑暗一角，也更能体察劳苦大众锥心刺骨的疼痛和愤怒。外观，她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劳苦大众的身上。刚赴北戴河之时，她在避暑的海滨区，一面听的是“游泳者的笑声、闹声”，看到的是“中国太太们撑着遮阳伞、带着小狗，悠然地坐在铺着洁白被单的沙滩上，欣赏着海景，谈着闲话，女人把牛奶倒在洁白的盘子里喂给小狗吃”;另一面，她听到的是，小孩因孱弱母亲的奶水不足而哇哇的哭声，看到的是这位女人“瘦削的黄蜡般的脸孔，那鱼样的没有表情的眼睛，那没有奶吃哀哭着的婴儿和那个披头散发呼喊着‘还我孩子’”的妈妈的形象。这巨大的反差让林道静掩面沉思，也为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埋下了伏笔。
　　林道静在实践中真正成长为一名革命者，她在革命中富有激情和斗志。这时，革命伙伴江华出现，她从个人主义走向了集体的道路，这时不再是“党”的女儿，她真正将爱情与革命结合在了一起。郭开认为，将爱情叙事与革命叙事结合在一起并不妥当，并不严肃。作品中，林道静所呈现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审美观物方式，以及从女性的立场、女性的观点、女性对两性关系的透视，让我们看到了革命时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精神性别的成长和社会性奴役的消除，当你谈到女性叙事之时，不能逃避的就是家庭、爱情、婚恋。讲述故事的时代远远大于故事讲述的时代。
　　林道静在成长为革命者的路途上，决然地挣脱余永泽所建立的家庭的残骸，走向了光明的无产阶级道路，与江华建立了坚定的革命爱情。林道静无论是从封建家庭中走出，摆脱封建“父一代”的压迫，还是拒绝余永泽的“家庭”的庇佑，都不难看出林道静对于成为独立女性的向往，成长为劳动妇女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发现其转为劳动妇女的倾向。小说试图阐释这一思想，这一融合性使得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女性与劳动妇女的形象无缝地衔接转换在一起，这一转化是从思想上逐渐贴近开始的。作品以林道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身份作为线索进行叙事，与同时代其他妇女解放题材不同之处在于，对于林道静有着更多的个人情感的描写，以及多种道路选择的自主权，无论是选择余永泽、卢嘉川还是江华，是选择“教授太太”的生活，还是选择思想上贴近劳动人民大众的劳动妇女，在这里都阐释了更多的面向。更多可能性的唯一性选择也表明了革命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出路，只有革命才能拥有光明的前景，拥有幸福美满的生活。妇女解放的意图使得林道静的女性话语与阶级叙事更密切地结合在了一起。小说在当时仅仅是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来解读的，在西方理论大量传入中国时，我们可以从中解读出大量的、丰富的女性主义内涵，用女性林道静的青春成长故事作为线索，这里小资产阶级的女性形象，将两者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在这一特殊“能指”下，探讨女性的解放，无论是林道静在农村中亲眼见到的地主的霸蛮，从而转变她的个人探求独立的思想，还是历尽艰难困苦领导北大学生运动，认为自己应当与更广大的群众结合起来，都使得林道静不断地接受洗礼，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员。《青春之歌》中的女性叙事话语与阶级叙事话语的结合，使得女性的“能指”变得更加丰富，在如今也拥有超越时代的丰富内涵。
　　三
　　现代西方理论家是这样评价歌德所代表的“成长小说”的含义的，“成长”并不是生理意义上的成长，而是“成长”为小说的线索，“成长”是在纵向的历史中，沿着具体的点不断地深入发展。巴赫金在他的小说理论中认为，“成长小说”代表的现代小说与传统叙事文体中的最重要的区别是，小说主人公与时间和空间都发生了关系，“成长小说”中的空间是不断地迁徙流变的。通过空间流动性的分析，不断地探究《青春之歌》的意识形态和性别形态，从而不断探讨出文本丰富的内涵。按照女性主义地理学家朵琳·玛西的研究，有关女性的空间通常被描述成一种被渴望追求、浪漫化的，或是怀旧之情与美学相关的形态，而女性在一个空间的流动性常常被视为对父权社会秩序的危害。作品一开篇讲述林道静坐在北京开往平沈的列车上，林道静即将奔赴北戴河投奔自己的亲属。随后，她的空间从杨庄转移到北京，从北京转移到定县，最后又回到了北平。在這一系列空间的流变中寻找林道静不断成长的主题缝隙。
　　林道静从北京奔赴杨庄之时，穿着白色旗袍、白色布鞋、手里捏着白色丝绢，无助地守着一堆小资产阶级的象征物，这一系列的符号纷纷将林道静指向“纯白”的意象，像一张白纸一样，也暗示着林道静在逐渐接触共产党的过程中变得流光溢彩，也容易被反动派利用变得灰暗无比，这里存在多种可能性。我们不难看出林道静最初是带有忧郁气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从王妈那里听到自己亲生母亲的遭遇之后，不甘成为后母交换的筹码，林道静毅然选择离家出走，成为易卜生笔下典型的“娜拉”形象。与五四期间“娜拉”走后无法寻找出路的“不知去往何处的迷茫”相似，当林道静在杨庄小学教课后得知余敬唐安置她的真实企图后，林道静陷入绝望。为摆脱枷锁，实现内心执着的独立，她冲动地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尽管悬崖下的海水波涛汹涌，她也全然“听”不见，这是她能选择的唯一的“娜拉”式路径，就像《伤逝》中的子君，悻悻然，无所出路。然而，在这里并不是作者杨沫意图表现的主题，她笔锋一转，让余永泽作为“骑士”的形象，将林道静救回。林道静被这位北大才子深深吸引着，这位才子可以谈论《战争与和平》，也可以谈论拜伦的诗歌，林道静天然地被余永泽的博学吸引着。因而，林道静在杨庄被校长余敬唐开除后，奔赴北平与余永泽建立了“小家庭”。透过林道静视角的叙事，发现余永泽依旧无法摆脱自己的局限性，对待自家佃户的冷漠无情、对待卢嘉川的嫉妒，间接造成了共产党员卢嘉川的被捕牺牲，这一幕幕使得林道静放弃个人主义的“温馨”家庭毅然选择与其决裂。 　　卢嘉川是林道静走向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是林道静的革命信仰，他带给林道静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林道静都一一细读，并逐渐打开自己的眼界，也为后期的革命成长奠定了深厚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与余永泽“胡适之理论”的冲突，也是使得林道静看清自己与余永泽存在巨大分歧的导火索，余永泽试图将林道静变为自己的专属品，将其困囿于家庭。余永泽的理想是努力投机给林道静好的生活，成为教授夫人，而林道静内心追求的是真正的人格的独立，她憧憬着在社会中独立，成为独立的女性，余永泽的愿景与林道静追求的独立自主是背道而驰的。与余永泽决裂后，林道静并没有按照卢嘉川的指示将卢嘉川留下的宣传单烧毁，而是秘密粘贴、寄送，但也因其不成熟的革命性格被捕入狱，后在王晓燕父亲的帮助下，奔赴定县。空间在小说中发生了三次转移，定县使得林道静真正从“白骨头”蜕变为“黑骨头”，她不断体察着劳苦大众，她自身的经历也使得她不同于余永泽的狭隘，使得她看见了被压迫农民的贫穷，和压迫者的残酷暴力、贪得无厌，也看到了同伴们为了争取解放的流血和牺牲。这一桩桩、一件件使得林道静陷入了沉思，使得她明白革命与解放并不是激情的话语，而是荆棘密布的路途，要聚集星星之火，才能聚成火焰得以燎原。
　　林道静在定县的身份暴露后，最后又回到了北平，空间发生了第四次的转移。回到了北平这个原点，这次林道静的人物是组织北京大学学生发起运动，但是在叛徒离间下，林道静步履维艰。但也是这一次次的经历使得林道静真正成了坚定的革命党人，也与江华建立了超越革命友谊的爱情。小说中的空间在一次次的迁徙流转中回到了原点，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原理在这里不断升华着成长的主题，在空间的流动中，把坚定的共产党、中间派、成长中的革命党人、反动派这些人物，不断地联系与断裂，将内在的有机性结合在一起，将叙述空间与人物性格的成长连接在一起，在空间流动的过程中，完成了林道静的成长与内在的解放。这种解放在空间的不断流徙中将革命叙事话语与女性话语缠绕在一起，完成了对父权制度的反叛的同时，也回到原点完成了自我革命精神的升华。北平的空间被塑造成对于封建父权制的反抗、对于男权制度的反抗，定县中农民割麦子的场景描写出了农民群众推翻压迫的波涛汹涌般的力量，进一步表现了对于封建的反抗。在革命叙事话语中不断流动的空间打破了传统的男权试图将女性固定在一个空间的意图，而林道静也在不断流动的空间中对封建制、父权制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抗，在迷茫中不断地寻找着自己的方向。在现代性的空间叙事中使得林道静成长的主题得以凸显出来。
　　1960年，《青春之歌》再版。其中加入了林道静在农村不断地与劳苦大众结合，从而使得自己不断成长为成熟的共产党员的部分，以及林道静历经千辛万苦领导北大学生运动。林道静在杨庄失去教员职位奔赴北京寻找余永泽之时，与余永泽建立了小家庭。然而，新的“噩梦”才刚刚开始。重要的面向在于，在党的领导下林道静所代表的青年不断地褪去幼稚，以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调，在革命的潮流下不斷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独特之处在于，阶级叙事与妇女解放的结合，褪去“女儿”的精神解放的身份，在这里随着革命的锤炼俨然变为解放的劳动妇女，妇女解放的含义置放在作品中，并没有以“空洞的能指”被置换掉，而是以独特的面貌展现出来。
　　身袭白色旗袍的林道静刚刚离家出走，在离去的车上，身边人向其投射各式的猜想和眼光。在投亲不遇的路上，遇到假好心的余敬唐，寻找不到谋生得以独立的林道静，走上了投海自尽的不归路。在凶险林立的环境中，林道静一步步地走向解放和独立。这里阶级话语与民族话语、解放话语是相互缠绕在一起的，能保留着知识分子的书写爱情的方式，将爱情与革命进行一种结合，将阶级叙事与妇女解放叙事进行一种结合。妇女解放的意义首先在于内观，便是林道静如“出走”的娜拉一般逃离了父权制度、逃离了家庭，逃离了余永泽的“爱情”的温床并与之决裂，逃离了传统的父权制度的“家庭”的束缚;其次在于外观，在一次次革命的洗礼下，在牢狱中、在与叛徒的一次次角逐中、在“启发民智革命”中，毅然成了优秀的共产党员。
　　本文以杨沫《青春之歌》的文本为例，重新解读林道静的成长之路。林道静在革命志士的鲜血和耐心的引领下，成了坚定的共产党员。她的思想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渐渐变为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思想，个人融入集体中去，不断地为解放全中国的事业而贡献自己的力量，甚至是生命。而她独特女性故事的展现，以自然之流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女性独特的叙事方式的同时，也为我们呈现出来了女性话语与阶级话语结合的独特性。阶级性在林道静的故事中得以凸显，契合“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思想，从女性话语与阶级话语的角度切入，有了更多的解读的可能性。
　　如今，青年要将时代精神不断地汇入到时代潮流中，坚定理想信念，争做向上的青年，珍惜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美好生活。“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是的，作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我们要在时代的潮流中接过时代所传递的接力棒，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