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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甫雷什苏霍姆林斯基学校，我心目中的教育圣殿。
2019年仲秋，桦林金黄。在中国苏霍姆林斯基研究专业委员会的精心安排下，我们一行16个苏氏追随者，辗转奔赴乌克兰，开始寻访教育大师的朝圣之旅。
巴甫雷什镇距首都基辅300多公里，且没有高速公路，经过5个多小时车上的颠簸，夜宿苏氏师范教育的启蒙地克列明楚格市，第二天一大早前往巴甫雷什。不想乌克兰的翻译也是初来乍到，边走边问，竟然把我们带到了一所叫巴甫雷什卡的学校。校长是教历史的，当时正在读中国史，因此对来自中国的客人特别热情，邀请我们进校园参观，还自告奋勇开车带路去巴甫雷什苏霍姆林斯基学校。
终于到达目的地，校长瓦莲京娜·德尔卡琪女士带领师生早早地迎候在校门口。庄严、热烈的欢迎仪式后，她邀请我们到会议室内点燃象征友谊、成功、创造的三根蜡烛，开始介绍学校的创办历程、苏氏的教育功绩、对外交往及国际影响。在这里，我终于见到寻觅已久的珍宝——中国第一个造访者王绮老师的留言资料。署名身份是浙江省杭州大学教育系教员、留苏进修教师，访问时间是1959年5月5日至12日。蓝色钢笔笔迹的留言历历在目：
还在我未来到这里之前，就已经读过校长B.A.苏霍姆林斯基同志写过关于这所学校的工作经验的文章，因而我怀着极为迫切的心情拜访了这所学校。在这一周的逗留时间里，我和校长作了详细的谈话，并参观了学校工厂、教学实验园地、温室以及实验室，和学校工作人员进行了详细的交流，并出席分析课，使我学到不少宝贵的经验。其中特别是从幼年阶段即组织儿童进行生产劳动的经验，对于我们来说显得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所学校不仅在农业劳动方面取得极为显著的成就，而且在工業劳动方面也有不少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这所学校正确地解决了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紧密结合的问题，从而解决了培养全面发展新人的方向问题。事实证明了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们狭隘的手工艺者，而是掌握了多种专业的、兴趣广泛的、综合技术极好基础的新的劳动者。让我热烈地祝贺这所学校取得的成就！
其次应当感谢B.A.苏霍姆林斯基同志对我个人极为热情的招待。在我逗留时他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同时尽各种可能来帮助我解决由于语言所产生的困难，使我获得了需要的各种资料。更使我难忘的是与各个班级的孩子们的友谊地会见，这种会见极为鲜明地证实了中苏两国人民伟大的友谊！
请允许我再一次表示我深刻的感谢！
王绮
1959.5.11
王绮老师感兴趣的这所学校劳动教育“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解决了培养全面发展新人的方向问题”，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教育方针确定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并且正在如火如荼的实践中，而这一方针深受当时苏联教育改革蓝图的影响。
从小学开始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不是巴甫雷什的独创，但是它一直坚持下来的特色，在整个乌克兰起到强烈的引领作用。我国的《教育译报》早先曾刊发过苏氏的《学龄初期和学龄中期学生的劳动教育制度》一文。1954年，乌克兰共和国批准了32个学校推行实验，其中26个学校实验在普通学校培养中等技术人员，6个学校实验在普通学校培养熟练工人。1955年，培养熟练工人的学校增加205所，分40个工种;培养中等技术人员的学校增加56所，分28个专业。学生毕业时，学校既颁发毕业证书，又颁发职业证书。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中小学教师代表团访苏时曾对乌克兰的做法予以关注——为了使学生对于参加生产有更好的准备，应当在普通学校里给学生以职业训练;也曾注意到苏联教育界对学校劳动教育的不同意见，为此专门向俄罗斯教育科学院了解情况，俄有关专家认为乌克兰的做法使学生对专业感到兴趣，但过多地注意了学生的实际活动，会减弱普通科学知识的学习，加重学生的负担，不一定能达到所希望的目标。
由于苏联政府一度轻视综合技术教育，下令取消中学劳动课，随着七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和中等教育的发展，青年升学与就业的矛盾越来越大。1954—1957年间，全苏有250万以上的中学毕业生未能升学，仅1957年就至少有70万名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他们对参加生产劳动既无思想准备，又无实际技能。对此，苏联政府又提出培养“正在成长的一代走向生活、走向有益的劳动”应当成为学校的主要任务，延长学制至10—11年，使许多地方一边倒地突出学校劳动教育。如吉尔吉斯共和国部长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责成各学校的8—10年级学生组织学生生产队，到集体农庄和苏维埃农场工作，生产队由生物教师领导，独立地完成任务，每日的劳动不得少于6小时，劳动定额比成年庄员低25%。
苏霍姆林斯基对此忧心忡忡，本着对教育理想的执着追求，于1958年7月13日上书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阐述自己对改革国民教育系统的看法：
我认为，应沿着开办不同类型学校、既是统一的又有多样性的道路改革国民教育系统。所谓统一，是所有学校都应按照共产主义建设任务对人的要求，帮助所有人作好劳动准备。有些种类和级别的劳动是培养高技术的专家，所以帮助青年准备进大学应是普通中学的任务之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儿童、少年、青年男女只有一种不平等，就是天赋和才能的差别。应为具有天赋的人们开辟通向知识巅峰、通向科学的广阔道路，这种能解决这一极其重要问题的办法，是与未来科学和我国文化的利益一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为最具天赋才能的孩子开办特种学校，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同意您的意见，因为这种学校与我们国民教育体系的民主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在普通中学里，学生除接受普通中等教育外，还务必获得广泛的各种专门知识。这里，教育的道德和精神方面的目标应当与其他各类学校相同，即对劳动的准备……
在这洋洋洒洒的万言书中，苏霍姆林斯基针砭当时苏联教育之弊，其分析是理性的、实事求是的。他提出学校应考虑农村青年涌入城市所必需的技能及如何培养他们，在规划完全中学网络时应严格遵循城乡均衡的原则等问题颇具前瞻性。面对最高领导人，他敢于直言“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同意您的意见”“这个论点极不能令人同意”，表现出一名基层教师的担当，也可见当时苏联的政治氛围是宽松的。
在与德尔卡琪校长的交流中，她说：“学校一直秉持苏霍姆林斯基的劳动教育传统，每年都要举办收获节，你们来正好赶上了面包节，教学楼走廊上展示的各式面包、馅饼，是家长和孩子共同劳动的成果;让大家品尝的苹果、鸭梨、葡萄还有核桃，都是从学校果园中采摘的，劳动与收获是永恒的教育内容。”她还向我们重点介绍了2018年苏氏100周年诞辰乌中两国分别举办的纪念活动。令我激动的是，她保留着刊发系列纪念文章的《河南教育》杂志，对我的大会发言“为什么苏霍姆林斯基引起乌中教师的持续共鸣”表示认同——我的主要观点是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是从上世纪50年代传入中国的，劳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是我们接触的第一课，持续超过半个世纪的共鸣在中国最重要的成果是苏氏教育思想的本土化，中国教师把模仿变成了创新，把“跟”变成了“给”，把“学”变成了“做”，从做苏霍姆林斯基式的教师成为有独立思想的教师，有力地促进了教师自身的专业成长和基础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一批批本土教育专家正在脱颖而出。
（作者系河南教育报刊社编审、副总编辑，中国苏霍姆林斯基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责 编 再 澜）
2019年仲秋，桦林金黄。在中国苏霍姆林斯基研究专业委员会的精心安排下，我们一行16个苏氏追随者，辗转奔赴乌克兰，开始寻访教育大师的朝圣之旅。
巴甫雷什镇距首都基辅300多公里，且没有高速公路，经过5个多小时车上的颠簸，夜宿苏氏师范教育的启蒙地克列明楚格市，第二天一大早前往巴甫雷什。不想乌克兰的翻译也是初来乍到，边走边问，竟然把我们带到了一所叫巴甫雷什卡的学校。校长是教历史的，当时正在读中国史，因此对来自中国的客人特别热情，邀请我们进校园参观，还自告奋勇开车带路去巴甫雷什苏霍姆林斯基学校。
终于到达目的地，校长瓦莲京娜·德尔卡琪女士带领师生早早地迎候在校门口。庄严、热烈的欢迎仪式后，她邀请我们到会议室内点燃象征友谊、成功、创造的三根蜡烛，开始介绍学校的创办历程、苏氏的教育功绩、对外交往及国际影响。在这里，我终于见到寻觅已久的珍宝——中国第一个造访者王绮老师的留言资料。署名身份是浙江省杭州大学教育系教员、留苏进修教师，访问时间是1959年5月5日至12日。蓝色钢笔笔迹的留言历历在目：
还在我未来到这里之前，就已经读过校长B.A.苏霍姆林斯基同志写过关于这所学校的工作经验的文章，因而我怀着极为迫切的心情拜访了这所学校。在这一周的逗留时间里，我和校长作了详细的谈话，并参观了学校工厂、教学实验园地、温室以及实验室，和学校工作人员进行了详细的交流，并出席分析课，使我学到不少宝贵的经验。其中特别是从幼年阶段即组织儿童进行生产劳动的经验，对于我们来说显得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所学校不仅在农业劳动方面取得极为显著的成就，而且在工業劳动方面也有不少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这所学校正确地解决了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紧密结合的问题，从而解决了培养全面发展新人的方向问题。事实证明了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们狭隘的手工艺者，而是掌握了多种专业的、兴趣广泛的、综合技术极好基础的新的劳动者。让我热烈地祝贺这所学校取得的成就！
其次应当感谢B.A.苏霍姆林斯基同志对我个人极为热情的招待。在我逗留时他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同时尽各种可能来帮助我解决由于语言所产生的困难，使我获得了需要的各种资料。更使我难忘的是与各个班级的孩子们的友谊地会见，这种会见极为鲜明地证实了中苏两国人民伟大的友谊！
请允许我再一次表示我深刻的感谢！
王绮
1959.5.11
王绮老师感兴趣的这所学校劳动教育“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解决了培养全面发展新人的方向问题”，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教育方针确定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并且正在如火如荼的实践中，而这一方针深受当时苏联教育改革蓝图的影响。
从小学开始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不是巴甫雷什的独创，但是它一直坚持下来的特色，在整个乌克兰起到强烈的引领作用。我国的《教育译报》早先曾刊发过苏氏的《学龄初期和学龄中期学生的劳动教育制度》一文。1954年，乌克兰共和国批准了32个学校推行实验，其中26个学校实验在普通学校培养中等技术人员，6个学校实验在普通学校培养熟练工人。1955年，培养熟练工人的学校增加205所，分40个工种;培养中等技术人员的学校增加56所，分28个专业。学生毕业时，学校既颁发毕业证书，又颁发职业证书。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中小学教师代表团访苏时曾对乌克兰的做法予以关注——为了使学生对于参加生产有更好的准备，应当在普通学校里给学生以职业训练;也曾注意到苏联教育界对学校劳动教育的不同意见，为此专门向俄罗斯教育科学院了解情况，俄有关专家认为乌克兰的做法使学生对专业感到兴趣，但过多地注意了学生的实际活动，会减弱普通科学知识的学习，加重学生的负担，不一定能达到所希望的目标。
由于苏联政府一度轻视综合技术教育，下令取消中学劳动课，随着七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和中等教育的发展，青年升学与就业的矛盾越来越大。1954—1957年间，全苏有250万以上的中学毕业生未能升学，仅1957年就至少有70万名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他们对参加生产劳动既无思想准备，又无实际技能。对此，苏联政府又提出培养“正在成长的一代走向生活、走向有益的劳动”应当成为学校的主要任务，延长学制至10—11年，使许多地方一边倒地突出学校劳动教育。如吉尔吉斯共和国部长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责成各学校的8—10年级学生组织学生生产队，到集体农庄和苏维埃农场工作，生产队由生物教师领导，独立地完成任务，每日的劳动不得少于6小时，劳动定额比成年庄员低25%。
苏霍姆林斯基对此忧心忡忡，本着对教育理想的执着追求，于1958年7月13日上书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阐述自己对改革国民教育系统的看法：
我认为，应沿着开办不同类型学校、既是统一的又有多样性的道路改革国民教育系统。所谓统一，是所有学校都应按照共产主义建设任务对人的要求，帮助所有人作好劳动准备。有些种类和级别的劳动是培养高技术的专家，所以帮助青年准备进大学应是普通中学的任务之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儿童、少年、青年男女只有一种不平等，就是天赋和才能的差别。应为具有天赋的人们开辟通向知识巅峰、通向科学的广阔道路，这种能解决这一极其重要问题的办法，是与未来科学和我国文化的利益一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为最具天赋才能的孩子开办特种学校，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同意您的意见，因为这种学校与我们国民教育体系的民主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在普通中学里，学生除接受普通中等教育外，还务必获得广泛的各种专门知识。这里，教育的道德和精神方面的目标应当与其他各类学校相同，即对劳动的准备……
在这洋洋洒洒的万言书中，苏霍姆林斯基针砭当时苏联教育之弊，其分析是理性的、实事求是的。他提出学校应考虑农村青年涌入城市所必需的技能及如何培养他们，在规划完全中学网络时应严格遵循城乡均衡的原则等问题颇具前瞻性。面对最高领导人，他敢于直言“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同意您的意见”“这个论点极不能令人同意”，表现出一名基层教师的担当，也可见当时苏联的政治氛围是宽松的。
在与德尔卡琪校长的交流中，她说：“学校一直秉持苏霍姆林斯基的劳动教育传统，每年都要举办收获节，你们来正好赶上了面包节，教学楼走廊上展示的各式面包、馅饼，是家长和孩子共同劳动的成果;让大家品尝的苹果、鸭梨、葡萄还有核桃，都是从学校果园中采摘的，劳动与收获是永恒的教育内容。”她还向我们重点介绍了2018年苏氏100周年诞辰乌中两国分别举办的纪念活动。令我激动的是，她保留着刊发系列纪念文章的《河南教育》杂志，对我的大会发言“为什么苏霍姆林斯基引起乌中教师的持续共鸣”表示认同——我的主要观点是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是从上世纪50年代传入中国的，劳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是我们接触的第一课，持续超过半个世纪的共鸣在中国最重要的成果是苏氏教育思想的本土化，中国教师把模仿变成了创新，把“跟”变成了“给”，把“学”变成了“做”，从做苏霍姆林斯基式的教师成为有独立思想的教师，有力地促进了教师自身的专业成长和基础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一批批本土教育专家正在脱颖而出。
（作者系河南教育报刊社编审、副总编辑，中国苏霍姆林斯基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责 编 再 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