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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常态下，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国内经济“三期叠加”，新旧增长点青黄不接，各类风险挑战增多。面对环境紧、增长难的大背景，安徽应深刻认识新常态下转型发展的紧迫性和长期性，准确把握经济发展短板和瓶颈制约，切实按照转方式、调结构、促升级的新要求，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伐，主动调整，扎实作为，大力培育长期发展新优势。
关键词：紧环境；安徽；短板；转型升级；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9-000-02
一、深刻认识新常态下紧环境的长期性艰巨性
随着发展进入新阶段，旧的增长动力日益弱化，新的支撑力量逐步壮大，“下”的压力与“进”的支撑相互作用，构成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当前，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不会一蹴而就，实现中高速增长、迈上中高端水平，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直面长期性紧约束。
一是产能过剩常态化。新世纪以来，我国抢抓入世机遇，大力发展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形成了强大的制造能力。国际金融危机后，传统产业在大规模刺激政策下再次扩张，装备、配套以及技术工人等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生产侧的竞争异常激烈。近年来，受全球需求不足影响，我国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工业产能利用率低于80%，截至2016年1月全国PPI已经连续47个月负增长，产能过剩领域从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造船等传统行业延伸至光伏、风电、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2015年全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仅增长10.2%，较2010年回落6.4个百分点。传统过剩产能去化非一朝一夕之功，新的增长点也面临市场培育和资本竞逐的压力，都对产业组织方式、企业盈利模式提出新的要求。
二是资源要素硬约束。目前，人口老龄化、水资源紧缺问题日益凸显，部分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高，生态环境成本不断上升，传统低成本优势日益弱化。我国劳动人口总量已进入下降通道，农民工平均年龄从2010年35.5岁提高到2014年38.3岁，劳动力成本明显高于印度、越南等周边国家。水资源匮乏，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安徽更是仅为全国的一半，接近世界缺水警戒线。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高企，原油、铁矿石、铜矿等进口依存度超过50%。随着更多国家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国际能源资源争夺将日趋激烈。水、土壤和空气污染逼近承载极限，有偿使用、生态补偿等都将大幅提高生态环境综合成本。
三是发展模式克瓶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学习借鉴，大力引进国外产业和资本，引导劳动力和资源从农村向城镇、从一产三产向二产转移，实施先进技术引进吸收再创新，有力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经过30多年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进入初级城市型社会，投资驱动型的城镇化进程持续放缓，核心技术引进的难度越来越大。整体来看，复制借鉴、平面扩张的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亟需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制度藩篱，以自主创新突破核心技术瓶颈，进一步增强结构转换和效率提升新动力，走出一条资源优化配置、自主创新驱动的新路。
四是风险挑战复杂化。随着经济增速回落和经济结构调整，一些高增长掩盖下的风险问题逐步暴露。产能过剩、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财政收入增长放缓以及偿债能力减弱，可能会引发局部金融风险，加剧地方债务风险。迈入中等收入门槛后，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要求更高，贫富分化、环境恶化、公共安全等社会风险突出。此外，伴随我国国力提升和在全球治理格局中诉求增多，外部遏制力量也在不断增强，大国战略博弈、地区冲突、地缘政治、新恐怖主义等将对我国能源资源安全和海外市场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各种风险相互交织、传导，加剧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
二、切实找准新形势下安徽亟需补强的短板
“十二五”以来，安徽经济保持平稳健康较快增长，多项指标增速全国靠前、中部领先。但横向比较，安徽整体发展水平依然落后，2014年人均GDP仅相当于全国的74%，城镇化率低于全国5.6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仅为全国的86.1%和94.5%，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艰巨。同时，质量效益不高的问题也较为突出，2014年全省投资效果系数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4.4%，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仅为全国的2/3，万元GDP水耗高于全国43%，开发区亩均投资强度仅为江苏、浙江的六成左右。特别需要看到，新常态下，传统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弱化，而人才、创新、品牌、大数据以及优质生态等高端要素的作用凸显。安徽在较低的发展水平进入新常态，既面临加快赶超的压力，也必须适应转型发展的要求，深刻认识在高端要素方面存在的瓶颈制约。
一是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人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在新常态下区域增长、产业转型中的作用更为突出。安徽虽是人口大省，但并不是人力资源强省。2015年全省每万人中拥有的大学生数为177.6人，比全国少71.2人；每万人中拥有的科技活动人员为60人，仅为沪苏浙地区的1/2-1/3。受制于高素质劳动力匮乏，安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均仅相当于江苏、浙江的61%和88%，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均仅相当于江苏、浙江的26%和31%。
二是创新机制亟待完善。安徽虽然拥有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合芜蚌自主创新示范区等战略平台，但体制机制束缚严重，市场创新活力没有充分激发。全省研发机构、研发人员、研发经费投入来自规上工业企业的比重均仅为70%左右，而上海、深圳等地上述指标均已超过90%。产学研联系松散，2014年安徽仅有2.7%的规上工业企业与高校院所开展合作研发，2.3%的企业合作兴办了产学研经济实体。
三是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较弱。品牌对提质增效、转型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安徽生产制造能力较强，但还称不上制造强省，归根结底也是在于皖企产品知名度不高，品牌影响力较弱。在2015年“中国最有价值品牌500强”中，全省6个品牌入围，江苏、浙江分别达到33个和39个，500强平均价值达216.2亿元，全省仅海螺一家超过这一均值。在2015年“中国企业500强”中，12家皖企入围，江苏、浙江分别达到43家和19家。 四是生态环境承载力仍需提升。美好环境对高端要素吸引力正在不断增强。安徽是长三角重要的生态屏障和宝贵水源地，近年来通过大力推动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全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定，局部地区有所好转，但水污染、空气污染等形势依然严峻，淮河干流总体水质为中度污染，巢湖湖体平均水质为Ⅳ类、轻度污染，黄山、池州、铜陵等城市酸雨问题突出，2015年合肥空气质量优良率为69.9%，在全国74个监测城市中排名仅居36位。
五是大数据资源开发存在差距。大数据已经成为新时期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目前，上海出台了《推进大数据研究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3-2015年）》，广东、浙江、贵州等也在积极推进大数据产业发展。安徽大数据资源开发总体滞后，信息化基础薄弱，2015年互联网普及率为39.4%，低于全国10.6个百分点，移动电话普及率为69.6部/百人，低于全国的95.5部/百人。数据开放度不高，政府部门之间、政企之间对接平台不统一、不通畅，“信息孤岛”问题突出。
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面对新形势，对照新要求，安徽要主动作为，攻坚克难，久久为功，着力培育新动力，不断提升新优势，加快推动经济增长进入提质增效发展新轨道。
一是着力培育优势品牌。在国际价值链的利润分配结构中，设计占40%，营销占50%，生产仅占10%。要改变传统制造产能过剩、产业效益不高的问题，唯有加快培育知名品牌，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上世纪90年代，韩国实施“世界级韩国产品计划”，在海外展销、技术开发等方面引导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冲击世界先进水平。浙江2014年发布《关于打造“浙江制造”品牌的意见》，明确从标准体系建设、认证模式创新、品牌保护等方面推进品牌创建工作。从安徽看，当前亟需实施品牌培育战略，围绕行业排名、市场份额、创新能力等方面，扎实开展省政府质量奖、百强企业等评比活动，加大扶持力度，提升产品质量，不断增强品牌竞争力和影响力。
二是打造创新制度高地。2015年，安徽被国务院列入全面改革创新实验区。全省上下应抢抓机遇，针对当前制约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弊端，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激励机制、中介服务等改革步伐，努力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建立跨部门的财政科技项目统筹决策和联动管理制度，综合协调政府各部门科技投入专项资金，加大对企业创新的支持力度，引导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健全人才评价体系，对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开发和基础研究的人员分类制定评价标准。大力发展众创空间，建设一批创业大学、创客学院、创业苗圃、孵化器等创业服务机构。
三是促进产业集聚融合发展。针对安徽传统资源原材料产业比重偏高、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撑力不足、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问题，以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基地建设为牵引，把培育高成长性产业和发展主导产业结合起来，支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良性互动，鼓励开展产品创新、品牌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推进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通过集聚融合提升新优势、增强新动能，培育新的增长点，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努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集群。
四是强化全面开放思维。市场需求是新常态下最稀缺的资源，拓展市场需求关键要靠开放。目前，安徽整体开放水平较低，2015年经济外向度仅为13.8%，低于全国22.5个百分点，规上工业企业仅1/3有出口实绩，亟需抢抓“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契机，进一步提升全面开放思维，着力破解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政策瓶颈和制度障碍，加快构建包括国家级新区、综合保税区、境外经贸合作区等高水平开放平台，主动接受沪苏浙产业辐射和技术外溢，加速拓展内外需市场。
五是注重人力资本和大数据资源开发。随着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素质和信息化支撑能力的要求更高。安徽有必要持续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抢占大数据资源开发先机，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支撑。围绕首位产业、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高端人才集聚，建设一批创新型大学，推进部分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加快形成一大批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以“互联网 ”行动计划为契机，积极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加快政务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应用，支持各级政府和企业联合开展信息化接口标准化建设，鼓励进行大数据和信息增值业务开发。
六是提高生态环境竞争力。“十三五”时期，国家强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绿色化发展，节能减排的硬性约束更强。安徽要进一步强化生态红线意识，以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为引领，着力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创新，务求生态强省建设取得实效。加快研究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等，建立生态资产负债表，严格区域环境准入。积极开展国家公园体制、流域综合治理等体制创新。大力探索统一公平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建设排污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加强生态环境统计监测，实行环境保护赔偿制度和责任终身追究制度，不断完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
七是建立高效服务政府。新常态下发展环境条件发生变化，国家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也在不断创新，对地方政府和各级干部驾驭新常态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安徽应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调整优化地方政府和干部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基层政府服务能力建设，引导各级干部主动学习并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不断增强准确分析形势、精准实施调控、发现使用人才的本领。同时，注重发挥智库作用，积极完善公办智库管理体制，大力培育民间智库，建立健全各类智库参与决策机制。
参考文献：
[1]李善同，吴三忙，何建武.“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与发展新要求[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5（04）.
[2]贾康.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01）.
[3]张亚雄，张晓兰.从“十三五”时期国际经济环境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经济纵横，2015（11）.
[4]蒋晓岚，孔令刚.“十三五”时期的新挑战、新机遇与新战略——以安徽为例[J].区域经济评论，2015（01）.
[5]丰志培，刘志迎.经济升级版背景下的产业升级路径与对策——以安徽为例[J].江淮论坛，2014（04）.
[6]刘中华，尹合伶.安徽经济发展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13（03）.
作者简介：
胡功杰（1981-），男，汉族，安徽怀宁人，安徽省经济研究院经济师，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
李 源（1987-），男，汉族，安徽肥东人，安徽省经济研究院经济师，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数量经济学、产业经济学。
关键词：紧环境；安徽；短板；转型升级；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9-000-02
一、深刻认识新常态下紧环境的长期性艰巨性
随着发展进入新阶段，旧的增长动力日益弱化，新的支撑力量逐步壮大，“下”的压力与“进”的支撑相互作用，构成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当前，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不会一蹴而就，实现中高速增长、迈上中高端水平，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直面长期性紧约束。
一是产能过剩常态化。新世纪以来，我国抢抓入世机遇，大力发展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形成了强大的制造能力。国际金融危机后，传统产业在大规模刺激政策下再次扩张，装备、配套以及技术工人等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生产侧的竞争异常激烈。近年来，受全球需求不足影响，我国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工业产能利用率低于80%，截至2016年1月全国PPI已经连续47个月负增长，产能过剩领域从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造船等传统行业延伸至光伏、风电、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2015年全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仅增长10.2%，较2010年回落6.4个百分点。传统过剩产能去化非一朝一夕之功，新的增长点也面临市场培育和资本竞逐的压力，都对产业组织方式、企业盈利模式提出新的要求。
二是资源要素硬约束。目前，人口老龄化、水资源紧缺问题日益凸显，部分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高，生态环境成本不断上升，传统低成本优势日益弱化。我国劳动人口总量已进入下降通道，农民工平均年龄从2010年35.5岁提高到2014年38.3岁，劳动力成本明显高于印度、越南等周边国家。水资源匮乏，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安徽更是仅为全国的一半，接近世界缺水警戒线。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高企，原油、铁矿石、铜矿等进口依存度超过50%。随着更多国家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国际能源资源争夺将日趋激烈。水、土壤和空气污染逼近承载极限，有偿使用、生态补偿等都将大幅提高生态环境综合成本。
三是发展模式克瓶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学习借鉴，大力引进国外产业和资本，引导劳动力和资源从农村向城镇、从一产三产向二产转移，实施先进技术引进吸收再创新，有力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经过30多年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进入初级城市型社会，投资驱动型的城镇化进程持续放缓，核心技术引进的难度越来越大。整体来看，复制借鉴、平面扩张的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亟需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制度藩篱，以自主创新突破核心技术瓶颈，进一步增强结构转换和效率提升新动力，走出一条资源优化配置、自主创新驱动的新路。
四是风险挑战复杂化。随着经济增速回落和经济结构调整，一些高增长掩盖下的风险问题逐步暴露。产能过剩、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财政收入增长放缓以及偿债能力减弱，可能会引发局部金融风险，加剧地方债务风险。迈入中等收入门槛后，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要求更高，贫富分化、环境恶化、公共安全等社会风险突出。此外，伴随我国国力提升和在全球治理格局中诉求增多，外部遏制力量也在不断增强，大国战略博弈、地区冲突、地缘政治、新恐怖主义等将对我国能源资源安全和海外市场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各种风险相互交织、传导，加剧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
二、切实找准新形势下安徽亟需补强的短板
“十二五”以来，安徽经济保持平稳健康较快增长，多项指标增速全国靠前、中部领先。但横向比较，安徽整体发展水平依然落后，2014年人均GDP仅相当于全国的74%，城镇化率低于全国5.6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仅为全国的86.1%和94.5%，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艰巨。同时，质量效益不高的问题也较为突出，2014年全省投资效果系数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4.4%，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仅为全国的2/3，万元GDP水耗高于全国43%，开发区亩均投资强度仅为江苏、浙江的六成左右。特别需要看到，新常态下，传统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弱化，而人才、创新、品牌、大数据以及优质生态等高端要素的作用凸显。安徽在较低的发展水平进入新常态，既面临加快赶超的压力，也必须适应转型发展的要求，深刻认识在高端要素方面存在的瓶颈制约。
一是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人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在新常态下区域增长、产业转型中的作用更为突出。安徽虽是人口大省，但并不是人力资源强省。2015年全省每万人中拥有的大学生数为177.6人，比全国少71.2人；每万人中拥有的科技活动人员为60人，仅为沪苏浙地区的1/2-1/3。受制于高素质劳动力匮乏，安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均仅相当于江苏、浙江的61%和88%，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均仅相当于江苏、浙江的26%和31%。
二是创新机制亟待完善。安徽虽然拥有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合芜蚌自主创新示范区等战略平台，但体制机制束缚严重，市场创新活力没有充分激发。全省研发机构、研发人员、研发经费投入来自规上工业企业的比重均仅为70%左右，而上海、深圳等地上述指标均已超过90%。产学研联系松散，2014年安徽仅有2.7%的规上工业企业与高校院所开展合作研发，2.3%的企业合作兴办了产学研经济实体。
三是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较弱。品牌对提质增效、转型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安徽生产制造能力较强，但还称不上制造强省，归根结底也是在于皖企产品知名度不高，品牌影响力较弱。在2015年“中国最有价值品牌500强”中，全省6个品牌入围，江苏、浙江分别达到33个和39个，500强平均价值达216.2亿元，全省仅海螺一家超过这一均值。在2015年“中国企业500强”中，12家皖企入围，江苏、浙江分别达到43家和19家。 四是生态环境承载力仍需提升。美好环境对高端要素吸引力正在不断增强。安徽是长三角重要的生态屏障和宝贵水源地，近年来通过大力推动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全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定，局部地区有所好转，但水污染、空气污染等形势依然严峻，淮河干流总体水质为中度污染，巢湖湖体平均水质为Ⅳ类、轻度污染，黄山、池州、铜陵等城市酸雨问题突出，2015年合肥空气质量优良率为69.9%，在全国74个监测城市中排名仅居36位。
五是大数据资源开发存在差距。大数据已经成为新时期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目前，上海出台了《推进大数据研究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3-2015年）》，广东、浙江、贵州等也在积极推进大数据产业发展。安徽大数据资源开发总体滞后，信息化基础薄弱，2015年互联网普及率为39.4%，低于全国10.6个百分点，移动电话普及率为69.6部/百人，低于全国的95.5部/百人。数据开放度不高，政府部门之间、政企之间对接平台不统一、不通畅，“信息孤岛”问题突出。
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面对新形势，对照新要求，安徽要主动作为，攻坚克难，久久为功，着力培育新动力，不断提升新优势，加快推动经济增长进入提质增效发展新轨道。
一是着力培育优势品牌。在国际价值链的利润分配结构中，设计占40%，营销占50%，生产仅占10%。要改变传统制造产能过剩、产业效益不高的问题，唯有加快培育知名品牌，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上世纪90年代，韩国实施“世界级韩国产品计划”，在海外展销、技术开发等方面引导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冲击世界先进水平。浙江2014年发布《关于打造“浙江制造”品牌的意见》，明确从标准体系建设、认证模式创新、品牌保护等方面推进品牌创建工作。从安徽看，当前亟需实施品牌培育战略，围绕行业排名、市场份额、创新能力等方面，扎实开展省政府质量奖、百强企业等评比活动，加大扶持力度，提升产品质量，不断增强品牌竞争力和影响力。
二是打造创新制度高地。2015年，安徽被国务院列入全面改革创新实验区。全省上下应抢抓机遇，针对当前制约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弊端，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激励机制、中介服务等改革步伐，努力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建立跨部门的财政科技项目统筹决策和联动管理制度，综合协调政府各部门科技投入专项资金，加大对企业创新的支持力度，引导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健全人才评价体系，对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开发和基础研究的人员分类制定评价标准。大力发展众创空间，建设一批创业大学、创客学院、创业苗圃、孵化器等创业服务机构。
三是促进产业集聚融合发展。针对安徽传统资源原材料产业比重偏高、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撑力不足、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问题，以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基地建设为牵引，把培育高成长性产业和发展主导产业结合起来，支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良性互动，鼓励开展产品创新、品牌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推进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通过集聚融合提升新优势、增强新动能，培育新的增长点，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努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集群。
四是强化全面开放思维。市场需求是新常态下最稀缺的资源，拓展市场需求关键要靠开放。目前，安徽整体开放水平较低，2015年经济外向度仅为13.8%，低于全国22.5个百分点，规上工业企业仅1/3有出口实绩，亟需抢抓“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契机，进一步提升全面开放思维，着力破解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政策瓶颈和制度障碍，加快构建包括国家级新区、综合保税区、境外经贸合作区等高水平开放平台，主动接受沪苏浙产业辐射和技术外溢，加速拓展内外需市场。
五是注重人力资本和大数据资源开发。随着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素质和信息化支撑能力的要求更高。安徽有必要持续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抢占大数据资源开发先机，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支撑。围绕首位产业、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高端人才集聚，建设一批创新型大学，推进部分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加快形成一大批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以“互联网 ”行动计划为契机，积极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加快政务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应用，支持各级政府和企业联合开展信息化接口标准化建设，鼓励进行大数据和信息增值业务开发。
六是提高生态环境竞争力。“十三五”时期，国家强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绿色化发展，节能减排的硬性约束更强。安徽要进一步强化生态红线意识，以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为引领，着力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创新，务求生态强省建设取得实效。加快研究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等，建立生态资产负债表，严格区域环境准入。积极开展国家公园体制、流域综合治理等体制创新。大力探索统一公平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建设排污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加强生态环境统计监测，实行环境保护赔偿制度和责任终身追究制度，不断完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
七是建立高效服务政府。新常态下发展环境条件发生变化，国家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也在不断创新，对地方政府和各级干部驾驭新常态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安徽应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调整优化地方政府和干部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基层政府服务能力建设，引导各级干部主动学习并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不断增强准确分析形势、精准实施调控、发现使用人才的本领。同时，注重发挥智库作用，积极完善公办智库管理体制，大力培育民间智库，建立健全各类智库参与决策机制。
参考文献：
[1]李善同，吴三忙，何建武.“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与发展新要求[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5（04）.
[2]贾康.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01）.
[3]张亚雄，张晓兰.从“十三五”时期国际经济环境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经济纵横，2015（11）.
[4]蒋晓岚，孔令刚.“十三五”时期的新挑战、新机遇与新战略——以安徽为例[J].区域经济评论，2015（01）.
[5]丰志培，刘志迎.经济升级版背景下的产业升级路径与对策——以安徽为例[J].江淮论坛，2014（04）.
[6]刘中华，尹合伶.安徽经济发展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13（03）.
作者简介：
胡功杰（1981-），男，汉族，安徽怀宁人，安徽省经济研究院经济师，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
李 源（1987-），男，汉族，安徽肥东人，安徽省经济研究院经济师，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数量经济学、产业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