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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拉斯柯尼科夫抱住索尼娅痛哭流涕时，他明白只有“爱”才能让自己复活，也只有当生活代替推理，主动放弃自己，就像陀氏所称的那样，自己的“罪”就能得到消解，而“罚”也才能得以执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这部小说以颇具争议性的犯罪议题，细腻深刻的犯罪心理刻画，引人入胜。陀氏在貌似客观陈述案件的同时，道出主人公犯罪前后的迷顿，并从总体层面提出了自己的“救赎”策略。策略的核心是将他人作为自己的投射，在空白和裂缝中，在故事与现实之间，在原有主体的选择性丧失中，找寻出路，其代价是其他客体的主动退却和失落。索尼娅、斯维里加洛夫被神圣化，然后作为牺牲品呈上祭坛，在遮蔽了她、他作为女人或者人独特生存体验的同时，陀氏为其男主人公铺就了一条通往“救赎”天堂的小路。对于拉斯柯尼科夫来说，作者的武断专行，只能导致其主体性的部分丧失，并不能够使其得到真正救赎，所有的只是心灵与现实、生活与推理的暂时和解。
一、女性的显隐
小说“诱惑”读者的一个方式是对于女性角色的安排，既包括对于女性文本功能的安排，也包括所谓女性日常生活的“客观”描绘。日常“客观”描绘主要从自身性别出发，与男主人公社会关系入手，包括母亲、妹妹以及索尼娅，而索尼娅则经历了妓女、被怜悯的对象到恋人的角色变化。从文本功能来说，女性角色的安排仅仅是出于结构安排，服务于文章发展需求。女性作为一种媒介物，存在于性、精神上的暴力以及男性想象之中，是男主人公自我对自身之爱的转移，目的是找回失去的整体性。女性以自我身份的显隐，完成了拉斯柯尼科夫的“救赎”，索尼娅则是女性角色的代表，自我尚未显现，身份早已失落。
索尼娅的角色经历了系列变化，“女儿—妓女—被怜悯的对象—爱的施予者”，角色的变化源于文本结构上的需求，根据剧情发展和拉斯柯尼科夫角色塑造的需要而实时做出调整。而整篇小说的核心角色是索尼娅作为一个妓女，拉斯柯尼科夫作为一个杀人犯，所有的一切调整都基于这个文本事实。“这时候蜡烛头……，朦胧地照着这贫寒屋子里的杀人犯和卖淫妇，他们两人是如此奇怪地凑到一起……”。[1]拉斯柯尼科夫因杀人而越界，索尼娅也因卖淫而超越《旧约》所规定的‘不许奸淫’的界限，两人是不同意义上的罪人，但都需要同等意义上的“救赎”。
如果说在遇见索尼娅之前，拉斯柯尼科夫已经有了杀死发放高利贷老太婆的打算，那索尼娅迫于家庭悲惨遭遇而把自己作为一口“矿井”的事实，作为诱因，某种程度上坚定了拉斯柯尼科夫杀人的决心。女性出卖肉体作为行动元，得以促进情节的往前推进。与其说索尼娅出卖身体是出于家庭穷困的需要，倒不如说是陀氏为了成就拉斯柯尼科夫身份的认同，“索尼娅必须让渡自己的肉体以换取进入拉斯柯尼科夫心灵世界的契机。”[2]早年农人打死拉不动劈柴的小黄马的记忆作为一个隐喻而存在，而索尼娅受侵害存在于事情正在发生和在人们眼里它已成无法挽回的过去的一部分，陀氏将现在和过去并置，肉体层面的同样创伤使索尼娅进入拉斯柯尼科夫心灵得以实现。
肉体让渡的同时，索尼娅被塑造成为精神上的圣者，进而被呈上祭坛。肉体上的创伤，是索尼娅勇敢地承担起抚慰、救赎这样一些女性的古老功能的部分前提条件。索尼娅像圣母玛利亚一样的存在，作为拉斯柯尼科夫“救赎”道路上的指路人，必须时时刻刻承受来自拉斯柯尼科夫的精神索取，这种索取和给予自动屏蔽了两性之间的生理需求。文章结尾以“爱情”的名义使得拉斯柯尼科夫得到救赎，这种关系 ，实际上与“爱情”无关，是在清除了索尼娅个人喜怒哀乐个人情感的基础上，将个人神圣化的单方面精神给予，其结果是她作为女性独特的生存体验被遮蔽。
二、死亡与需要
在拉斯柯尼科夫获得索尼娅彻底的“救赎”之前，并不是没有怀疑其“救赎”道路的合理性，而是在逐步中选择皈依。斯维里加洛夫作为拉斯柯尼科夫“救赎”路上的另一位导师，同样具有神圣的作用。“对于他来说，索尼娅好像是一个铁面无私的判决，一个不能更改的决定。现在——不是走她的路，就是走他的路。他心中不得不承认，为了某件事，他好像的确早就需要这个人了。”[3]引文中的“某件事”实际上就是乞求“救赎”。
如果说索尼娅作为一个神圣的存在，让拉斯柯尼科夫无从选择和逃避，那么斯维里加洛夫的出现，则给予拉斯柯尼科夫的“救赎”以另一种可能。从某种层度意义上来说，斯维里加洛夫比拉斯柯尼科夫更像他自己，在拉斯柯尼科夫眼里，斯维里加洛夫是自由意志的代表，也就是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在这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个人有权扮演自己的上帝”。斯维里加洛夫所展示的恰恰是拉斯柯尼科夫所缺少的坚定的意志，以及对于爱情的狂热追求，这些是以往拉斯柯尼科夫所不屑，但是也是获得“救赎”的必需。在犯罪后的信仰挣扎中，拉斯柯尼科夫更需要一剂强心剂，而不是“用眼泪抚慰一切”的软弱和无力。
斯维里加洛夫在拉斯柯尼科夫眼里是一位“拿破仑”似的“英雄”人物，是通向索尼娅“救赎”终点前的唯一一个岔路口，是坚持自我意志的一次尝试。说斯维里加洛夫比拉斯柯尼科夫更像自己，是因为作为所谓的“新人”，斯维里加洛夫更能够做自己，不管是早年的虐待仆人的事件，还是最近扑朔迷离的彼特罗夫娜的死亡，他都能够从容应对。文中有多处讲述斯维里加洛夫与死去鬼魂和平相处的细节描写，良心愧疚感的消失，正是拉斯柯尼科夫所追求和向往的。拉斯柯尼科夫并不缺少信仰和理想，他所缺少的正是斯维里加洛夫身上所凸显的毫无愧疚感的良心操守，这也正是一直困扰他的问题所在。斯维里加洛夫的出现为拉斯柯尼科夫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在两种“救赎”道路中，陀氏则更倾向于索尼娅的“眼泪”和“爱情”之路。陀氏要想读者将斯维里加洛夫的所作所为，他所代表的“救赎”之路置于脑后，只有使拉斯柯尼科夫相信，并力图使读者相信他是个不可信赖，最终必将失败的人。与其说斯维里加洛夫死于对杜妮亚毫无希望的“爱情”现实，不如说死于拉斯柯尼科夫的“救赎”需要。斯维里加洛夫的死代表了自由意志的死亡，另一种探索道路的死亡，是拉斯柯尼科夫皈依索尼娅的需要，是躲在文章背后陀氏的和解需要。斯维里加洛夫作为救赎符号，在自杀中以一种主动姿态完成退却与身份失落。
结语
在索尼娅和斯维里加洛夫之间，在两种“救赎”道路之间，拉斯柯尼科夫，即陀氏选择了前者。与其说是二选一，倒不如说是两个人、两条道路共同作用的结果。索尼娅、斯维里加洛夫作为拉斯柯尼科夫的投射，先是被神圣化，然后作为牺牲品呈上祭坛，在遮蔽了她、他作为女人或者人独特生存体验的同时，陀氏为拉斯柯尼科夫开出了“爱情”救赎的药方。实际上，拉斯柯尼科夫的人生和所谓的“爱情”存在着一种反向的联系，在获得“爱情”滋润的同时，在对索尼娅的迷恋治愈中，也就是拉斯柯尼科夫心灵的干枯之时。“爱情”救赎的获取，以主体的丧失为代价，下一个被呈上祭坛的也许就是拉斯柯尼科夫自己。
参考文献：
[1][3]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M].朱海观，王汶，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326，458.
[2]庄敏.《罪与罚》中索尼娅的性与身份问题探讨[J].文教资料，2012（3）：36.
一、女性的显隐
小说“诱惑”读者的一个方式是对于女性角色的安排，既包括对于女性文本功能的安排，也包括所谓女性日常生活的“客观”描绘。日常“客观”描绘主要从自身性别出发，与男主人公社会关系入手，包括母亲、妹妹以及索尼娅，而索尼娅则经历了妓女、被怜悯的对象到恋人的角色变化。从文本功能来说，女性角色的安排仅仅是出于结构安排，服务于文章发展需求。女性作为一种媒介物，存在于性、精神上的暴力以及男性想象之中，是男主人公自我对自身之爱的转移，目的是找回失去的整体性。女性以自我身份的显隐，完成了拉斯柯尼科夫的“救赎”，索尼娅则是女性角色的代表，自我尚未显现，身份早已失落。
索尼娅的角色经历了系列变化，“女儿—妓女—被怜悯的对象—爱的施予者”，角色的变化源于文本结构上的需求，根据剧情发展和拉斯柯尼科夫角色塑造的需要而实时做出调整。而整篇小说的核心角色是索尼娅作为一个妓女，拉斯柯尼科夫作为一个杀人犯，所有的一切调整都基于这个文本事实。“这时候蜡烛头……，朦胧地照着这贫寒屋子里的杀人犯和卖淫妇，他们两人是如此奇怪地凑到一起……”。[1]拉斯柯尼科夫因杀人而越界，索尼娅也因卖淫而超越《旧约》所规定的‘不许奸淫’的界限，两人是不同意义上的罪人，但都需要同等意义上的“救赎”。
如果说在遇见索尼娅之前，拉斯柯尼科夫已经有了杀死发放高利贷老太婆的打算，那索尼娅迫于家庭悲惨遭遇而把自己作为一口“矿井”的事实，作为诱因，某种程度上坚定了拉斯柯尼科夫杀人的决心。女性出卖肉体作为行动元，得以促进情节的往前推进。与其说索尼娅出卖身体是出于家庭穷困的需要，倒不如说是陀氏为了成就拉斯柯尼科夫身份的认同，“索尼娅必须让渡自己的肉体以换取进入拉斯柯尼科夫心灵世界的契机。”[2]早年农人打死拉不动劈柴的小黄马的记忆作为一个隐喻而存在，而索尼娅受侵害存在于事情正在发生和在人们眼里它已成无法挽回的过去的一部分，陀氏将现在和过去并置，肉体层面的同样创伤使索尼娅进入拉斯柯尼科夫心灵得以实现。
肉体让渡的同时，索尼娅被塑造成为精神上的圣者，进而被呈上祭坛。肉体上的创伤，是索尼娅勇敢地承担起抚慰、救赎这样一些女性的古老功能的部分前提条件。索尼娅像圣母玛利亚一样的存在，作为拉斯柯尼科夫“救赎”道路上的指路人，必须时时刻刻承受来自拉斯柯尼科夫的精神索取，这种索取和给予自动屏蔽了两性之间的生理需求。文章结尾以“爱情”的名义使得拉斯柯尼科夫得到救赎，这种关系 ，实际上与“爱情”无关，是在清除了索尼娅个人喜怒哀乐个人情感的基础上，将个人神圣化的单方面精神给予，其结果是她作为女性独特的生存体验被遮蔽。
二、死亡与需要
在拉斯柯尼科夫获得索尼娅彻底的“救赎”之前，并不是没有怀疑其“救赎”道路的合理性，而是在逐步中选择皈依。斯维里加洛夫作为拉斯柯尼科夫“救赎”路上的另一位导师，同样具有神圣的作用。“对于他来说，索尼娅好像是一个铁面无私的判决，一个不能更改的决定。现在——不是走她的路，就是走他的路。他心中不得不承认，为了某件事，他好像的确早就需要这个人了。”[3]引文中的“某件事”实际上就是乞求“救赎”。
如果说索尼娅作为一个神圣的存在，让拉斯柯尼科夫无从选择和逃避，那么斯维里加洛夫的出现，则给予拉斯柯尼科夫的“救赎”以另一种可能。从某种层度意义上来说，斯维里加洛夫比拉斯柯尼科夫更像他自己，在拉斯柯尼科夫眼里，斯维里加洛夫是自由意志的代表，也就是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在这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个人有权扮演自己的上帝”。斯维里加洛夫所展示的恰恰是拉斯柯尼科夫所缺少的坚定的意志，以及对于爱情的狂热追求，这些是以往拉斯柯尼科夫所不屑，但是也是获得“救赎”的必需。在犯罪后的信仰挣扎中，拉斯柯尼科夫更需要一剂强心剂，而不是“用眼泪抚慰一切”的软弱和无力。
斯维里加洛夫在拉斯柯尼科夫眼里是一位“拿破仑”似的“英雄”人物，是通向索尼娅“救赎”终点前的唯一一个岔路口，是坚持自我意志的一次尝试。说斯维里加洛夫比拉斯柯尼科夫更像自己，是因为作为所谓的“新人”，斯维里加洛夫更能够做自己，不管是早年的虐待仆人的事件，还是最近扑朔迷离的彼特罗夫娜的死亡，他都能够从容应对。文中有多处讲述斯维里加洛夫与死去鬼魂和平相处的细节描写，良心愧疚感的消失，正是拉斯柯尼科夫所追求和向往的。拉斯柯尼科夫并不缺少信仰和理想，他所缺少的正是斯维里加洛夫身上所凸显的毫无愧疚感的良心操守，这也正是一直困扰他的问题所在。斯维里加洛夫的出现为拉斯柯尼科夫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在两种“救赎”道路中，陀氏则更倾向于索尼娅的“眼泪”和“爱情”之路。陀氏要想读者将斯维里加洛夫的所作所为，他所代表的“救赎”之路置于脑后，只有使拉斯柯尼科夫相信，并力图使读者相信他是个不可信赖，最终必将失败的人。与其说斯维里加洛夫死于对杜妮亚毫无希望的“爱情”现实，不如说死于拉斯柯尼科夫的“救赎”需要。斯维里加洛夫的死代表了自由意志的死亡，另一种探索道路的死亡，是拉斯柯尼科夫皈依索尼娅的需要，是躲在文章背后陀氏的和解需要。斯维里加洛夫作为救赎符号，在自杀中以一种主动姿态完成退却与身份失落。
结语
在索尼娅和斯维里加洛夫之间，在两种“救赎”道路之间，拉斯柯尼科夫，即陀氏选择了前者。与其说是二选一，倒不如说是两个人、两条道路共同作用的结果。索尼娅、斯维里加洛夫作为拉斯柯尼科夫的投射，先是被神圣化，然后作为牺牲品呈上祭坛，在遮蔽了她、他作为女人或者人独特生存体验的同时，陀氏为拉斯柯尼科夫开出了“爱情”救赎的药方。实际上，拉斯柯尼科夫的人生和所谓的“爱情”存在着一种反向的联系，在获得“爱情”滋润的同时，在对索尼娅的迷恋治愈中，也就是拉斯柯尼科夫心灵的干枯之时。“爱情”救赎的获取，以主体的丧失为代价，下一个被呈上祭坛的也许就是拉斯柯尼科夫自己。
参考文献：
[1][3]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M].朱海观，王汶，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326，458.
[2]庄敏.《罪与罚》中索尼娅的性与身份问题探讨[J].文教资料，2012（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