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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称为“天下第一贪”的河北省原外经贸厅副厅长李友灿，在一年多时间里受贿4744万余元。与许多善于伪装的贪官一样，他的蜕变曾使无数人深感意外。他不嗜烟酒不近女色，也从不露富，贪来的钱几乎没有动过，他的同事、甚至含辛茹苦将他拉扯大的姐姐都不知道他有那么多钱。笔者曾深入采访此案的侦破过程，获得大量一手材料。回忆此案，其中的细节让人感慨良多。
夫妻最后一次相见
2006年4月26日，河北省原外经贸厅副厅长李友灿被执行死刑。
临刑前，办案人员再三问过李友灿，你要不要见见你老婆？
李友灿似笑不笑地摇头，口气相当坚决，不见了，不见了吧，这样了，还有什么好讲的。
听他的口气，真像是不想再见到妻子。
明天就要处死，今天还能干什么？
不知道办案人员是出于丰富的办案经验，还是出于临终关怀，决定让他们夫妻最后一次相见。
李友灿的妻子走到他面前的时候，我看到他突然两腿瘫软，浑身烂泥一样跌下去，是妻子抢前一步，将他抱在怀里，两人生死相拥在一起。我相信，这是李友灿一生中最动情珍惜妻子的一次，也是最后悔的一次。这是真正的生离死别，看得人揪心难受。
每每看到这个画面，我都会想起，李友灿逃亡之前与妻子的最后分手。
那是在北京他偷偷买下的房子里，之前他回去过老家，收集了一批七老八十的老头老太的身份证，用他们的名字，把房子里的4700多万现金变成了存折。妻子不知道丈夫已经身价4000多万，只看到眼前有2万元现金，说你把这钱给我吧。
李友灿说你要钱干啥？你不是有工资嘛！
他们家住在旧房子里，沙发已经破旧得不能用……李友灿没有给爱他的妻子和孩子留下一分钱，就带着他全部的不义之财，去了俄罗斯。
我猜李友灿经历了人生巨大变故，知道就要离开人世，能不想念妻子吗？更何况他还有那么多对不起妻子的地方，有那么多对妻子的巨大伤害，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他想见妻子却又不敢见，想见妻子又没有脸面说出口要见妻子，当过兵的他只好说不见了吧。
我真的佩服做出这个决定的办案人员，他们太熟悉人性的奥秘，给李友灿带走了一个永远的思念。
金钱养人金钱也杀人
早在2007年，我就接触过李案，2009年又受命采写《检察官的回忆》，直接采访了李案的主办检察官刘宏，还有他的同事们，了解到李案一些细节，发人深省。
主办李案的检察官刘宏问：
“李友灿你弄那么多钱干吗啊？”
李友灿神色庄重起来：“俺不怕首长你见笑，俺也闹不清你家怎么样，你知道俺小时候家里多穷吗？小时候穷坏了！俺从小就没父母，三岁的时候，俺跟着俺姐姐长大，光受气，谁都敢打俺。穷得衣服也穿不上，到了10多岁的时候，俺连鞋都没有，有时候没裤子，后来俺学都上不起。从此以后，俺就喜欢钱，俺觉得人没有钱不行，没有别的可以。”
我们一向有嫌贫爱富的老传统。当人们把财富的价值推向极端，把穷富当成衡量人生价值的极端尺度时；当人们一切都唯利是图，有了钱就有了人的尊严、没有钱就没有人的脸面时，个人是很难战胜时尚诱惑的，也就难免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攫取财富的犯罪大军。
上梁不正下梁歪，尤其是当政府、官员也把财富当成唯一目标追求，也嫌贫爱富不维护穷人的尊严，相信唯有财富才能创造出神话，才能给他们带来晋升的政绩，他们的昭示作用对于人们灵魂的腐败也就更加深重。
我们无权指责他想有钱的愿望。但是，没人教育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散之有方；没人引导他，要改变命运必须遵守游戏规则，他只凭着自己对生活的感悟，行走在人生的艰难里，结果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穷得没钱的孩子，最后却被太多的钱害得没有善终。
一切犯罪的根源和动机，最初都是由社会先给了他一个起点。那些后来获得了人间爱，寻找到了人生的正确目标，在成长中战胜了自己的恶欲和扭曲灵魂的人，才能够成为平安生活的人。
只有那些懂得控制自身缺点，不让缺点吞噬自己的人，才能成为强者。
法律规则不是道德标准，它没有同情不同情，只有应该不应该。李友灿不能战胜自身的先天不足，一再触犯法律，纵使你有万千理由，你也不能逃避法律的制裁。法律从来不需要听你述说犯罪的理由，它只看你行为的结果。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例外。
拉封登的寓言说，乌鸦饿得昏头昏脑，到处寻找可以下口的食物，终于看见大地上有一根香肠。它猛扑下去，飞快把它抓在爪子里，不料香肠活起来，不问它的理由，也不管它的饥饿，张开蛇口先咬了它一嘴。乌鸦临死时才明白过来，我真不幸！虽然找到了可口的好食物，我却丢掉了生命。
李友灿就是这只乌鸦，他犯罪的最大受害者首先是他自己，还有他的妻子和孩子。
即使换上别人也会照死不误
李友灿18岁中学还没有毕业，就光荣参军，不但吃得饱，还吃得好。苦难中成长的李友灿，凭着吃苦耐劳勇敢顽强的品德，成长为优秀战士，提升为排长，历任副指导员、指导员。1979年，在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中，他出生入死，立下战功，被保送进入军校，之后历任师作训处参谋、军作训处参谋、军作训处副处长，副团职军官，已经成为光耀家乡的高官。
35岁，李友灿转业，分配到河北省计经委工作，一年后就被任命为河北省计经委办公室副主任；两年之后，荣升为河北省外经贸厅副厅长兼河北省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主任。
副厅长李友灿带队本系统干部去韩国考察，那时候出国，不但要做统一的服装，还要统一给每个人发放有限的外汇。别人都拿着外汇去买一些在国内见不到的小电器和时髦衣服，李友灿一分钱也舍不得乱花，发现一种品牌领带，在石家庄应该是30多块钱一条，在韩国市场上，才折合人民币七块多钱。
“我逮着机会就要倒腾点儿买卖赚点儿钱，就买这个！”李友灿买下3000条这种领带。飞机到天津落地，他的商品在海关遇到麻烦，不能带回石家庄。他马上打手机找来天津一位老板，老板说这种领带在我们天津劝业场零售28块钱一条。他说行，就临时赚到6万多块。那时候这6万块钱也不是小数目。 这件事很让李友灿兴奋了一阵子，认为足以证明自己有赚钱的灵活头脑，日后一定会赚到大钱。为了弄钱，他又通过关系，办理自己老婆代卖中国航空公司的机票，收入当然可观。他说我这么弄了以后，别看小打小闹的，我也赚了有几十万块。他的同事背后则说他，李友灿逮住机会就能挣到钱。
省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专管国家外经贸部分配给河北省的汽车进口配额指标。那个年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套马车驰骋在中国大地上，计划经济把汽车进口配额通过行政命令下发给河北，然后却由机电办把配额投放到市场经济的马车上去自由买卖，甚至还要进入黑市交易。
李友灿是外经贸厅副厅长兼任河北省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主任，也就是说他这个机电主任是副厅级的，这就像一群羊里，你空投一匹骆驼下去当头羊，这骆驼不就是绝对领袖吗？没有羊们敢挑战他的权威性，某种程度上制造了他的一手遮天。
当时机电办的班子成员说过，工作人员预报的方案和班子成员开会讨论的方案，都是由“李友灿先提出意见，分给哪个企业多少配额，什么类型，比如吉普车、轿车、面包车。会后，工作人员根据李友灿的意见，制订出配额分配方案，再由李友灿签字”。
这种无人过问、无人干扰、无人反对、无人监督的合法程序，就是死亡程序，已经注定李友灿或早或晚要死于这种程序，即使换上别个人也会照死不误。
官升脾气长，情趣也变，单位里的同事们都知道李厅长喜欢上了高雅的高尔夫，从石家庄打到涿州，又从涿州进军北京，哪里高档就到那里去会友。奇怪的是李副厅长这么醉心于高雅的高尔夫，一张高尔夫会员证就是20万元，怎么就没有人问问他哪来那么多钱玩儿得起？该管不管的人，无疑是放纵李友灿走向死亡。
替李厅长买单的，全是汽车销售公司的大老板。
从2001年8月到2003年4月，李友灿疯狂买卖汽车配额，接受北京森华创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丁宁的请托，给他提供1249个汽车配额，收受丁宁给予的人民币4723万元。2002年4月，李友灿向唐山冀东机电设备公司，索要价值19万元大众高尔夫轿车一辆及手续费共计21.44万元，总计非法收受贿赂4744.44万元，平均每天受贿7万元。按受贿数额衡量，当时的李友灿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被查处的最大贪官。那个把李推进坟墓的丁宁，却跑到加拿大去享受他非法掠夺的财富。
财富能够创造神话是有前提的，罪恶的金钱仍然是罪恶，从来都不会打造幸福，李友灿用生命又一次演绎了这个悲剧。
最后的遗嘱是找黑社会要钱
李友灿不止一次对检察官说，你不知道我小时候多穷！我从来没有摸过钱！我小时候穷怕了，到了八九岁我还光着脚，没有鞋穿，冬天冻得满脚裂口、流血，都不知道疼，麻了。没有鞋穿就没有脸面，没有脸面就不能在人堆里露面，就像圈里的猪一样不能出头露面，永远在粪土灰尘垃圾的烂污里打滚。我想有钱，有了钱，我就再也不挨饿，就能穿上鞋，就能穿上囫囵衣裳，不再受冻。我知道钱是最好的东西，有了钱才能有一切。
我到新兵连第一天，大米饭我连着干了五碗，还吃了那么多大肥肉，带兵的老班长抓住我的手，你是饿死鬼托生的？吃的日子还在后头呢！你别撑死了再也吃不着了！当天夜里，我就出了洋相，轰动了新兵连。一下子我就出了名，新兵背后都叫我造粪机。
现在我再也不饿肚子，也不再馋嘴。那些从我手里拿到配额的人，总想送礼给我，我会当着手下的面把他的钱给扔到地上。有人要请我吃饭，实在推不掉了，我会当着大家的面说，行，我是河南人，我们去路边，你请我吃碗面，羊肉牛肉的都行。
没事的时候，我总要开车来北京，来这个只有我知道的金房子，老婆也不知道我买了这处房子，在这个金房子里，打开保险柜，搬出所有的钱，有时候我会在地下铺上一层，从客厅铺到卧室，铺满一地；有时候，把它们码成堆，摆出个万里长城；有时候我把它们摆成一圈，我搬把椅子就坐在天堂里边。
这里保存着4744万元人民币，李友灿一元也没舍得花，他就是要来看着它们抚摸它们，这就满足了自己。这是一种挑战，一种报复，对他小时候受尽的人间凌辱的挑战和报复。占有本身就补偿了他过去的苦难，他不需要去挥霍。这些钱也把他变得六亲不认。他新疆的哥哥曾经以他为骄傲，跟他说你是咱们家最有出息的人，咱们家幸亏有了你，你千万不能犯错误，要是钱不够用，我捡破烂还攒了几个钱，你拿去好了。当时他也感动得热泪滚滚。后来，哥哥的简易棚子被拆掉，跟他借钱想买房子，他却狠心不拔一毛。当他回忆起这些事情时，哭喊着要检察官刘宏你打我吧！你打死我吧！我不是人！
在他临刑前，有关人员问他还有什么要交代？李友灿在工作人员搀扶下，很焦急、很认真地交代，要找黑社会那几个家伙，把那些钱弄回来，不能让他们白占便宜。
李友灿逃到俄罗斯以后，他的几个假朋友原来都是黑社会，强制他拿出随身携带的存折，你抢我夺分个干净。李友灿临刑前，这些人还握着那些存折躲在俄罗斯不敢回国。
他经常往来于石家庄和北京，去接受无良商人对他的贿赂，只要上路，他从来不打手机，还要买很多电话卡，去路边打收费公用电话，用最简洁的话问清给钱地点，再不多说一句话。电话打一次扔掉一张卡，扔得没人再能找到它，也就是没人能在空中定位他的行踪。
只要一上路，他就要驾驶一辆专门去北京用来拉钱的车，他不会在北京驾驶石家庄牌照的公车，他不会给目击者留下好找的线索。
接受几百万、几千万现款，他也不会多说一句话，装上货就走人，没人注意他，看见他的人没有谁会想到他装进车里的编织袋里都是钱，没人会想，他太普通了，普通到了没人想注意他。
他来往自己的密宅，要随着上下班的人流，上楼，打开自己的房门，他要看到的人都以为他是有工作的普通市民。
他要在上下班的人流里，一次次扛上编织袋里的人民币送进住宅，人们在那个时间看见他一次又一次扛东西，虽然没有人知道他扛什么，但绝没有人会认为他扛的是大宗现金。直到他出事，检察人员搜查他的房间时，邻居也没有人以为他是什么千万富翁。
他从不炫耀富有，也不穿名牌。应该注意的事情都做到了，也果然没人怀疑他有什么不干净。
奇怪的是，李友灿的反侦查做得越是专业越是彻底，他的恐惧越是强烈，越发怀疑自己还有没掩饰好的漏洞。
办案人员调查机电办的工作人员时，并没有注意他，可是，他却跑了，连夜找人说要去俄罗斯旅游，然后昼夜兼程开始逃亡。
本来是调查别人的问题，他却坚信那是调查他的开始。
本来是调查刚刚开始，他却认为办案人员早已对他下手。
本来是还没有他的犯罪线索，他却认为自己的问题已经被全部掌握。
“河北比我捞得多的人还有”
直到临死前，李友灿还是认事不认罪，他认为全国卖汽车配额收钱的人不止我一个，我不是最多的，据我知道哪里哪里还有比我多的，也没事；说腐败，我也不是最腐败的，河北比我捞得多的人还有。他真的做过调查，掌握一些外地买卖配额的情况，也了解一些高层官员的腐败情况。
这又是李友灿的一个悲剧。
法律本身只是条文，它不会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它只能靠有限的司法资源，查处那些被法律认定的涉罪人。至于没被追究的涉罪者肯定大有人在，但法律并不因此就不追究或者从宽追究已经被证实的犯罪者。涉罪的人像李友灿这样自我安慰者多的是，但这只能是夜间走坟茔吹口哨，它不能帮助你逃脱制裁，也不会减免你的罪行，一旦你被摁住，法律对于你的制裁就是百分百，就没有什么概率不概率。法律给你定罪时只根据法律条文和你的犯罪证据，它从来不会考虑有人犯罪比你还重还没被抓住，所以对你就要网开一面，这是绝不可能的。法律只能追究被查处的人。你想把宝押在总有人没被制裁上，你也就一定不会出事，这和鸵鸟把屁股拱进沙堆里，却把屁股留给猎人，是一样的愚蠢。
为犯罪寻找开脱的理由，是自己欺骗自己，是自己把自己推进火坑。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李友灿的悲剧，无疑从反面证实了这一举措的幸福指数。
编辑：郑宾 [email protected]
夫妻最后一次相见
2006年4月26日，河北省原外经贸厅副厅长李友灿被执行死刑。
临刑前，办案人员再三问过李友灿，你要不要见见你老婆？
李友灿似笑不笑地摇头，口气相当坚决，不见了，不见了吧，这样了，还有什么好讲的。
听他的口气，真像是不想再见到妻子。
明天就要处死，今天还能干什么？
不知道办案人员是出于丰富的办案经验，还是出于临终关怀，决定让他们夫妻最后一次相见。
李友灿的妻子走到他面前的时候，我看到他突然两腿瘫软，浑身烂泥一样跌下去，是妻子抢前一步，将他抱在怀里，两人生死相拥在一起。我相信，这是李友灿一生中最动情珍惜妻子的一次，也是最后悔的一次。这是真正的生离死别，看得人揪心难受。
每每看到这个画面，我都会想起，李友灿逃亡之前与妻子的最后分手。
那是在北京他偷偷买下的房子里，之前他回去过老家，收集了一批七老八十的老头老太的身份证，用他们的名字，把房子里的4700多万现金变成了存折。妻子不知道丈夫已经身价4000多万，只看到眼前有2万元现金，说你把这钱给我吧。
李友灿说你要钱干啥？你不是有工资嘛！
他们家住在旧房子里，沙发已经破旧得不能用……李友灿没有给爱他的妻子和孩子留下一分钱，就带着他全部的不义之财，去了俄罗斯。
我猜李友灿经历了人生巨大变故，知道就要离开人世，能不想念妻子吗？更何况他还有那么多对不起妻子的地方，有那么多对妻子的巨大伤害，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他想见妻子却又不敢见，想见妻子又没有脸面说出口要见妻子，当过兵的他只好说不见了吧。
我真的佩服做出这个决定的办案人员，他们太熟悉人性的奥秘，给李友灿带走了一个永远的思念。
金钱养人金钱也杀人
早在2007年，我就接触过李案，2009年又受命采写《检察官的回忆》，直接采访了李案的主办检察官刘宏，还有他的同事们，了解到李案一些细节，发人深省。
主办李案的检察官刘宏问：
“李友灿你弄那么多钱干吗啊？”
李友灿神色庄重起来：“俺不怕首长你见笑，俺也闹不清你家怎么样，你知道俺小时候家里多穷吗？小时候穷坏了！俺从小就没父母，三岁的时候，俺跟着俺姐姐长大，光受气，谁都敢打俺。穷得衣服也穿不上，到了10多岁的时候，俺连鞋都没有，有时候没裤子，后来俺学都上不起。从此以后，俺就喜欢钱，俺觉得人没有钱不行，没有别的可以。”
我们一向有嫌贫爱富的老传统。当人们把财富的价值推向极端，把穷富当成衡量人生价值的极端尺度时；当人们一切都唯利是图，有了钱就有了人的尊严、没有钱就没有人的脸面时，个人是很难战胜时尚诱惑的，也就难免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攫取财富的犯罪大军。
上梁不正下梁歪，尤其是当政府、官员也把财富当成唯一目标追求，也嫌贫爱富不维护穷人的尊严，相信唯有财富才能创造出神话，才能给他们带来晋升的政绩，他们的昭示作用对于人们灵魂的腐败也就更加深重。
我们无权指责他想有钱的愿望。但是，没人教育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散之有方；没人引导他，要改变命运必须遵守游戏规则，他只凭着自己对生活的感悟，行走在人生的艰难里，结果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穷得没钱的孩子，最后却被太多的钱害得没有善终。
一切犯罪的根源和动机，最初都是由社会先给了他一个起点。那些后来获得了人间爱，寻找到了人生的正确目标，在成长中战胜了自己的恶欲和扭曲灵魂的人，才能够成为平安生活的人。
只有那些懂得控制自身缺点，不让缺点吞噬自己的人，才能成为强者。
法律规则不是道德标准，它没有同情不同情，只有应该不应该。李友灿不能战胜自身的先天不足，一再触犯法律，纵使你有万千理由，你也不能逃避法律的制裁。法律从来不需要听你述说犯罪的理由，它只看你行为的结果。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例外。
拉封登的寓言说，乌鸦饿得昏头昏脑，到处寻找可以下口的食物，终于看见大地上有一根香肠。它猛扑下去，飞快把它抓在爪子里，不料香肠活起来，不问它的理由，也不管它的饥饿，张开蛇口先咬了它一嘴。乌鸦临死时才明白过来，我真不幸！虽然找到了可口的好食物，我却丢掉了生命。
李友灿就是这只乌鸦，他犯罪的最大受害者首先是他自己，还有他的妻子和孩子。
即使换上别人也会照死不误
李友灿18岁中学还没有毕业，就光荣参军，不但吃得饱，还吃得好。苦难中成长的李友灿，凭着吃苦耐劳勇敢顽强的品德，成长为优秀战士，提升为排长，历任副指导员、指导员。1979年，在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中，他出生入死，立下战功，被保送进入军校，之后历任师作训处参谋、军作训处参谋、军作训处副处长，副团职军官，已经成为光耀家乡的高官。
35岁，李友灿转业，分配到河北省计经委工作，一年后就被任命为河北省计经委办公室副主任；两年之后，荣升为河北省外经贸厅副厅长兼河北省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主任。
副厅长李友灿带队本系统干部去韩国考察，那时候出国，不但要做统一的服装，还要统一给每个人发放有限的外汇。别人都拿着外汇去买一些在国内见不到的小电器和时髦衣服，李友灿一分钱也舍不得乱花，发现一种品牌领带，在石家庄应该是30多块钱一条，在韩国市场上，才折合人民币七块多钱。
“我逮着机会就要倒腾点儿买卖赚点儿钱，就买这个！”李友灿买下3000条这种领带。飞机到天津落地，他的商品在海关遇到麻烦，不能带回石家庄。他马上打手机找来天津一位老板，老板说这种领带在我们天津劝业场零售28块钱一条。他说行，就临时赚到6万多块。那时候这6万块钱也不是小数目。 这件事很让李友灿兴奋了一阵子，认为足以证明自己有赚钱的灵活头脑，日后一定会赚到大钱。为了弄钱，他又通过关系，办理自己老婆代卖中国航空公司的机票，收入当然可观。他说我这么弄了以后，别看小打小闹的，我也赚了有几十万块。他的同事背后则说他，李友灿逮住机会就能挣到钱。
省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专管国家外经贸部分配给河北省的汽车进口配额指标。那个年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套马车驰骋在中国大地上，计划经济把汽车进口配额通过行政命令下发给河北，然后却由机电办把配额投放到市场经济的马车上去自由买卖，甚至还要进入黑市交易。
李友灿是外经贸厅副厅长兼任河北省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主任，也就是说他这个机电主任是副厅级的，这就像一群羊里，你空投一匹骆驼下去当头羊，这骆驼不就是绝对领袖吗？没有羊们敢挑战他的权威性，某种程度上制造了他的一手遮天。
当时机电办的班子成员说过，工作人员预报的方案和班子成员开会讨论的方案，都是由“李友灿先提出意见，分给哪个企业多少配额，什么类型，比如吉普车、轿车、面包车。会后，工作人员根据李友灿的意见，制订出配额分配方案，再由李友灿签字”。
这种无人过问、无人干扰、无人反对、无人监督的合法程序，就是死亡程序，已经注定李友灿或早或晚要死于这种程序，即使换上别个人也会照死不误。
官升脾气长，情趣也变，单位里的同事们都知道李厅长喜欢上了高雅的高尔夫，从石家庄打到涿州，又从涿州进军北京，哪里高档就到那里去会友。奇怪的是李副厅长这么醉心于高雅的高尔夫，一张高尔夫会员证就是20万元，怎么就没有人问问他哪来那么多钱玩儿得起？该管不管的人，无疑是放纵李友灿走向死亡。
替李厅长买单的，全是汽车销售公司的大老板。
从2001年8月到2003年4月，李友灿疯狂买卖汽车配额，接受北京森华创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丁宁的请托，给他提供1249个汽车配额，收受丁宁给予的人民币4723万元。2002年4月，李友灿向唐山冀东机电设备公司，索要价值19万元大众高尔夫轿车一辆及手续费共计21.44万元，总计非法收受贿赂4744.44万元，平均每天受贿7万元。按受贿数额衡量，当时的李友灿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被查处的最大贪官。那个把李推进坟墓的丁宁，却跑到加拿大去享受他非法掠夺的财富。
财富能够创造神话是有前提的，罪恶的金钱仍然是罪恶，从来都不会打造幸福，李友灿用生命又一次演绎了这个悲剧。
最后的遗嘱是找黑社会要钱
李友灿不止一次对检察官说，你不知道我小时候多穷！我从来没有摸过钱！我小时候穷怕了，到了八九岁我还光着脚，没有鞋穿，冬天冻得满脚裂口、流血，都不知道疼，麻了。没有鞋穿就没有脸面，没有脸面就不能在人堆里露面，就像圈里的猪一样不能出头露面，永远在粪土灰尘垃圾的烂污里打滚。我想有钱，有了钱，我就再也不挨饿，就能穿上鞋，就能穿上囫囵衣裳，不再受冻。我知道钱是最好的东西，有了钱才能有一切。
我到新兵连第一天，大米饭我连着干了五碗，还吃了那么多大肥肉，带兵的老班长抓住我的手，你是饿死鬼托生的？吃的日子还在后头呢！你别撑死了再也吃不着了！当天夜里，我就出了洋相，轰动了新兵连。一下子我就出了名，新兵背后都叫我造粪机。
现在我再也不饿肚子，也不再馋嘴。那些从我手里拿到配额的人，总想送礼给我，我会当着手下的面把他的钱给扔到地上。有人要请我吃饭，实在推不掉了，我会当着大家的面说，行，我是河南人，我们去路边，你请我吃碗面，羊肉牛肉的都行。
没事的时候，我总要开车来北京，来这个只有我知道的金房子，老婆也不知道我买了这处房子，在这个金房子里，打开保险柜，搬出所有的钱，有时候我会在地下铺上一层，从客厅铺到卧室，铺满一地；有时候，把它们码成堆，摆出个万里长城；有时候我把它们摆成一圈，我搬把椅子就坐在天堂里边。
这里保存着4744万元人民币，李友灿一元也没舍得花，他就是要来看着它们抚摸它们，这就满足了自己。这是一种挑战，一种报复，对他小时候受尽的人间凌辱的挑战和报复。占有本身就补偿了他过去的苦难，他不需要去挥霍。这些钱也把他变得六亲不认。他新疆的哥哥曾经以他为骄傲，跟他说你是咱们家最有出息的人，咱们家幸亏有了你，你千万不能犯错误，要是钱不够用，我捡破烂还攒了几个钱，你拿去好了。当时他也感动得热泪滚滚。后来，哥哥的简易棚子被拆掉，跟他借钱想买房子，他却狠心不拔一毛。当他回忆起这些事情时，哭喊着要检察官刘宏你打我吧！你打死我吧！我不是人！
在他临刑前，有关人员问他还有什么要交代？李友灿在工作人员搀扶下，很焦急、很认真地交代，要找黑社会那几个家伙，把那些钱弄回来，不能让他们白占便宜。
李友灿逃到俄罗斯以后，他的几个假朋友原来都是黑社会，强制他拿出随身携带的存折，你抢我夺分个干净。李友灿临刑前，这些人还握着那些存折躲在俄罗斯不敢回国。
他经常往来于石家庄和北京，去接受无良商人对他的贿赂，只要上路，他从来不打手机，还要买很多电话卡，去路边打收费公用电话，用最简洁的话问清给钱地点，再不多说一句话。电话打一次扔掉一张卡，扔得没人再能找到它，也就是没人能在空中定位他的行踪。
只要一上路，他就要驾驶一辆专门去北京用来拉钱的车，他不会在北京驾驶石家庄牌照的公车，他不会给目击者留下好找的线索。
接受几百万、几千万现款，他也不会多说一句话，装上货就走人，没人注意他，看见他的人没有谁会想到他装进车里的编织袋里都是钱，没人会想，他太普通了，普通到了没人想注意他。
他来往自己的密宅，要随着上下班的人流，上楼，打开自己的房门，他要看到的人都以为他是有工作的普通市民。
他要在上下班的人流里，一次次扛上编织袋里的人民币送进住宅，人们在那个时间看见他一次又一次扛东西，虽然没有人知道他扛什么，但绝没有人会认为他扛的是大宗现金。直到他出事，检察人员搜查他的房间时，邻居也没有人以为他是什么千万富翁。
他从不炫耀富有，也不穿名牌。应该注意的事情都做到了，也果然没人怀疑他有什么不干净。
奇怪的是，李友灿的反侦查做得越是专业越是彻底，他的恐惧越是强烈，越发怀疑自己还有没掩饰好的漏洞。
办案人员调查机电办的工作人员时，并没有注意他，可是，他却跑了，连夜找人说要去俄罗斯旅游，然后昼夜兼程开始逃亡。
本来是调查别人的问题，他却坚信那是调查他的开始。
本来是调查刚刚开始，他却认为办案人员早已对他下手。
本来是还没有他的犯罪线索，他却认为自己的问题已经被全部掌握。
“河北比我捞得多的人还有”
直到临死前，李友灿还是认事不认罪，他认为全国卖汽车配额收钱的人不止我一个，我不是最多的，据我知道哪里哪里还有比我多的，也没事；说腐败，我也不是最腐败的，河北比我捞得多的人还有。他真的做过调查，掌握一些外地买卖配额的情况，也了解一些高层官员的腐败情况。
这又是李友灿的一个悲剧。
法律本身只是条文，它不会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它只能靠有限的司法资源，查处那些被法律认定的涉罪人。至于没被追究的涉罪者肯定大有人在，但法律并不因此就不追究或者从宽追究已经被证实的犯罪者。涉罪的人像李友灿这样自我安慰者多的是，但这只能是夜间走坟茔吹口哨，它不能帮助你逃脱制裁，也不会减免你的罪行，一旦你被摁住，法律对于你的制裁就是百分百，就没有什么概率不概率。法律给你定罪时只根据法律条文和你的犯罪证据，它从来不会考虑有人犯罪比你还重还没被抓住，所以对你就要网开一面，这是绝不可能的。法律只能追究被查处的人。你想把宝押在总有人没被制裁上，你也就一定不会出事，这和鸵鸟把屁股拱进沙堆里，却把屁股留给猎人，是一样的愚蠢。
为犯罪寻找开脱的理由，是自己欺骗自己，是自己把自己推进火坑。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李友灿的悲剧，无疑从反面证实了这一举措的幸福指数。
编辑：郑宾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