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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知道陶渊明，是从《桃花源记》开始的，他为我们创造了中国式的乌托邦;但同时，他也写了像《读山海经》《咏荆轲》一类的诗赋，表达了对政治的感慨。鲁迅曾说，陶渊明身上有“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两种结合，缺了哪一种，都不是完整的陶渊明。
过去研究陶渊明，主要谈他的田园，称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而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博导范子烨，主要观察他与晋宋政治的关系。范子烨说，陶渊明对时代的风云变幻是密切关注的，他的诗笔也是与时代同步的。陶渊明并不反对做官，只是反对做贪官，反对与人同流合污。他渴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这种选择，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选择。
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今江西省德安县）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东晋时代，在南朝刘宋只生活了不到7年。在他的时代，浔阳的位置十分重要。当时的首都是建康（今江苏南京），长江下游的军事重镇是京口（今江苏镇江），上游則是浔阳，如果风向配合，从上游顺流而下，一夜可兵临建康城。在讲究门第的时代，陶渊明的出身不算高，浔阳陶氏家族最多算三流家族，一流的王谢才算顶级高门。陶氏的崛起要归功于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以军功封东晋大司马、大将军，地位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并在东晋王朝的几次重大危机中，都平叛有功。到了陶渊明这一代，陶家已经完成了由武向文的转化。
陶渊明在柴桑的乡下度过了少年时代，他说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在此期间，他也确立了自己的人生志向，“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陶渊明说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就有一种“猛志”。什么是“猛志”？自然不会是归园田居，当然是想建功立业。后来，陶渊明一生五次为官，有三次是在军队中。所以，他的诗歌中除了美酒，还经常有宝剑——他是职业军人出身，正经练过剑的。
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29岁的陶渊明担任江州祭酒，这是他第一次为官，一个小文官。晋安帝隆安二年（398），他到江陵，进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的幕府。桓玄当时很厉害，控制长江中上游地区。他是东晋大将军桓温的儿子，而桓温和陶侃关系很好，陶渊明的外公孟嘉又是桓温的参军。在没有科举考试的年代，家族关系几乎决定了一个人的仕途。陶渊明身处这个位置，等于是掌握着当时最高国防机密的人。再看这个时期陶渊明的诗，他写得很潇洒，总沿着长江跑来跑去，从军事角度看，他作为参谋，显然在传递军事情报。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个突出特点，没有什么爱国主义者，家族利益至上。陶渊明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居然有很重的家国情怀——他始终自称为“晋人”。然而，公元403年，桓玄篡位，宣告东晋覆灭，后又被刘裕打败。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义熙元年（405）三月，陶渊明又成为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这里有很复杂的人际关系，简而言之，刘敬宣是刘牢之的儿子，刘裕做过刘牢之的参军。这已经是陶渊明第四次为官。最后一次是公元405年8月，他请求脱离军职，改任彭泽县令，在任八十多天，11月彻底辞官归隐。
陶渊明为什么能从容进退，要做官就做官，想归隐也没人阻挠？范子烨认为，归根到底是因为家族势力。尤其到东晋后期，陶渊明的主君刘裕已经大权在握，声望也很高。在陶渊明的时代，尽管距离公元316年西晋覆亡已经过去了快一百年，但传统的知识分子仍然认为自己是晋人。所以，刘裕收复中原地区，博得了广泛好评。但事实上，刘裕只是借这样一个功劳来捞取政治资本，这一切都是为他登基做皇帝服务——陶渊明看透了这一点。
刘裕篡晋建宋，在手握重权以后开始大清洗。做过桓玄旧部的人，除了少数几个逃到北朝，留在南朝的基本难以幸免，唯独陶渊明活了下来。这种漏网并非刘裕的疏忽，主要在于陶渊明有很高的政治技巧和政治手段。陶渊明主动要求担任彭泽县令，这个请求必然要刘裕点头，在此过程中拉近和刘裕的距离;八十多天后迅速辞官，又拉开了双方的距离。陶渊明在这个问题上张弛有度，得以保全自己和家人。在仕与隐的选择上，彭泽县令是最后的分水岭。此前，陶渊明五次为官，说明内心也是充满矛盾的，最后一次才算彻底想明白。
《桃花源记》强调避秦，《咏荆轲》强调刺秦，本质是一样的，陶渊明就是反秦，即反对充满暴政的社会。他憧憬的是一个至真、至美、至善、至爱、至公、至理的和谐社会。这样的理想社会的对立面，就是世俗的专制主义社会——也就是陶渊明所面对的现实。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五次为官的人生经历，陶渊明就不会真正体验到回归田园的快乐;没有他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政治体验，他也不会创造伟大的田园诗。
现在有一种争议，陶渊明到底算不算魏晋名士？范子烨很肯定地说，是的，而且是魏晋名士的最高峰。所谓魏晋风流，追求的是一种人格美，一种艺术化的人生。一年重阳节，陶渊明忽而酒兴大发，身边却没有酒，他只好摘了一束菊花，坐在屋子旁独自惆怅。正在这时，他看见一个白衣使者向他走来，原来是江州刺史王弘派人给他送酒，这就是“白衣送酒”的典故。这样的人物不风流，还有谁能自命风流？
魏晋名士以放达为美，嗑药裸奔都是日常。陶渊明不会做这种事，尽管他崇尚自然，有名士的潇洒，但在他内心，儒家仍占很重要的位置，是一个有原则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史上，陶渊明非常重要。自他以后，中国文人不再寂寞，因为大家寻找到一个特殊的精神寄托，就是这种诗酒风流。
（摘自《中国青年报》）
过去研究陶渊明，主要谈他的田园，称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而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博导范子烨，主要观察他与晋宋政治的关系。范子烨说，陶渊明对时代的风云变幻是密切关注的，他的诗笔也是与时代同步的。陶渊明并不反对做官，只是反对做贪官，反对与人同流合污。他渴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这种选择，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选择。
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今江西省德安县）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东晋时代，在南朝刘宋只生活了不到7年。在他的时代，浔阳的位置十分重要。当时的首都是建康（今江苏南京），长江下游的军事重镇是京口（今江苏镇江），上游則是浔阳，如果风向配合，从上游顺流而下，一夜可兵临建康城。在讲究门第的时代，陶渊明的出身不算高，浔阳陶氏家族最多算三流家族，一流的王谢才算顶级高门。陶氏的崛起要归功于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以军功封东晋大司马、大将军，地位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并在东晋王朝的几次重大危机中，都平叛有功。到了陶渊明这一代，陶家已经完成了由武向文的转化。
陶渊明在柴桑的乡下度过了少年时代，他说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在此期间，他也确立了自己的人生志向，“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陶渊明说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就有一种“猛志”。什么是“猛志”？自然不会是归园田居，当然是想建功立业。后来，陶渊明一生五次为官，有三次是在军队中。所以，他的诗歌中除了美酒，还经常有宝剑——他是职业军人出身，正经练过剑的。
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29岁的陶渊明担任江州祭酒，这是他第一次为官，一个小文官。晋安帝隆安二年（398），他到江陵，进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的幕府。桓玄当时很厉害，控制长江中上游地区。他是东晋大将军桓温的儿子，而桓温和陶侃关系很好，陶渊明的外公孟嘉又是桓温的参军。在没有科举考试的年代，家族关系几乎决定了一个人的仕途。陶渊明身处这个位置，等于是掌握着当时最高国防机密的人。再看这个时期陶渊明的诗，他写得很潇洒，总沿着长江跑来跑去，从军事角度看，他作为参谋，显然在传递军事情报。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个突出特点，没有什么爱国主义者，家族利益至上。陶渊明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居然有很重的家国情怀——他始终自称为“晋人”。然而，公元403年，桓玄篡位，宣告东晋覆灭，后又被刘裕打败。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义熙元年（405）三月，陶渊明又成为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这里有很复杂的人际关系，简而言之，刘敬宣是刘牢之的儿子，刘裕做过刘牢之的参军。这已经是陶渊明第四次为官。最后一次是公元405年8月，他请求脱离军职，改任彭泽县令，在任八十多天，11月彻底辞官归隐。
陶渊明为什么能从容进退，要做官就做官，想归隐也没人阻挠？范子烨认为，归根到底是因为家族势力。尤其到东晋后期，陶渊明的主君刘裕已经大权在握，声望也很高。在陶渊明的时代，尽管距离公元316年西晋覆亡已经过去了快一百年，但传统的知识分子仍然认为自己是晋人。所以，刘裕收复中原地区，博得了广泛好评。但事实上，刘裕只是借这样一个功劳来捞取政治资本，这一切都是为他登基做皇帝服务——陶渊明看透了这一点。
刘裕篡晋建宋，在手握重权以后开始大清洗。做过桓玄旧部的人，除了少数几个逃到北朝，留在南朝的基本难以幸免，唯独陶渊明活了下来。这种漏网并非刘裕的疏忽，主要在于陶渊明有很高的政治技巧和政治手段。陶渊明主动要求担任彭泽县令，这个请求必然要刘裕点头，在此过程中拉近和刘裕的距离;八十多天后迅速辞官，又拉开了双方的距离。陶渊明在这个问题上张弛有度，得以保全自己和家人。在仕与隐的选择上，彭泽县令是最后的分水岭。此前，陶渊明五次为官，说明内心也是充满矛盾的，最后一次才算彻底想明白。
《桃花源记》强调避秦，《咏荆轲》强调刺秦，本质是一样的，陶渊明就是反秦，即反对充满暴政的社会。他憧憬的是一个至真、至美、至善、至爱、至公、至理的和谐社会。这样的理想社会的对立面，就是世俗的专制主义社会——也就是陶渊明所面对的现实。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五次为官的人生经历，陶渊明就不会真正体验到回归田园的快乐;没有他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政治体验，他也不会创造伟大的田园诗。
现在有一种争议，陶渊明到底算不算魏晋名士？范子烨很肯定地说，是的，而且是魏晋名士的最高峰。所谓魏晋风流，追求的是一种人格美，一种艺术化的人生。一年重阳节，陶渊明忽而酒兴大发，身边却没有酒，他只好摘了一束菊花，坐在屋子旁独自惆怅。正在这时，他看见一个白衣使者向他走来，原来是江州刺史王弘派人给他送酒，这就是“白衣送酒”的典故。这样的人物不风流，还有谁能自命风流？
魏晋名士以放达为美，嗑药裸奔都是日常。陶渊明不会做这种事，尽管他崇尚自然，有名士的潇洒，但在他内心，儒家仍占很重要的位置，是一个有原则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史上，陶渊明非常重要。自他以后，中国文人不再寂寞，因为大家寻找到一个特殊的精神寄托，就是这种诗酒风流。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