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清朝中央政府大权日益旁落，无力承担推行“新政”所需的经费，只能靠地方大员筹集，除了传统的加捐加税，还纷纷发行了新式的公债来筹集经费。
　　直隶省为各省之首，袁世凯任直隶总督之后，“新政”的花费也是各省无法比拟的。原来可以通过清朝政府直接获得经费，但国力渐微，袁世凯也捉襟见肘，只能发行公债。但到了1905年底，仅募得一百多万两。
　　不得已，袁世凯只能把公债转借于天津的外国银行，此时，日本经济势力正想打入直隶省，故而异常高兴，立即与袁世凯签署协议，把直隶省剩下的三百余万两公债全部买下。大部分公债被日本银行掌握，公债顿时变为外债。
　　湖北仿效直隶，也开始发行公债。虽然官员极力劝募，甚至强行摊派，终因民力匮乏，只有一半左右推销出去。其余的债票也与直隶省公债一样，由外国银行购买。
　　直隶、湖北两省发行公债，其他各省不顾后果，也相继效仿。 有的省份发行公债，与湖北、直隶两省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干脆不公开发行，几乎全部包给外商，用公债之名行外债之实。
　　清政府开始忧虑，借外债过多，可能影响中国经济。但湖南省巡抚杨文鼎以财力殚竭为由，在湖南省也发行公债120万两。
　　日本等国虎视眈眈，知道湖南民力无法承担这批公债，湖南省公债最后必然走直隶、湖北、安徽的老路。果然，公债在湖南根本发行不出去，预先留在本省发行的20万两，只有10万两募到了款，在上海、汉口、天津等地极力推销，也毫无进展。最后，在1911年，湖南省只能以公债作为抵押，向德国礼和洋行借款70万两。
　　为了苟延残喘，清政府不管不顾，用新式的经济手段来个“霸王硬上弓”，先后发行五次公债，发行额达到1690万两。而且，不能“因地制宜”，必定导致失败，其中的1324万两公债被外国购买。本想利用公债来寻求发展，却背上外债这个大包袱，酿成更大的危机。
　　摘自《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