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代的基础上，明代紫砂业开始了更大的发展，产生了一大批制壶名家，这在以前是没有的。元代在壶上刻字，刻的是壶的所有者姓名，而不是制壶者的姓名。明代的制壶者在壶上刻上自己的姓名，从此，壶以人贵，人以壶传。
　　明初宜兴紫砂壶的兴起有很多因素。
　　明初，建都南京，洪武年间，因繁荣京城之需以及达官贵人之用，宜兴陶业又一次大发展，很多墓葬中都有紫砂壶随葬，便是证明。其次，永乐皇帝曾下旨烧造一大批僧帽壶，对紫砂壶的影响颇大。再次，江南经济大发展，即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带动各种手工业和艺术品发展，文人饮茶风气也更盛，不仅把饮茶视为生活之需要，更视为接待客人的一种礼节和艺术，故饮茶被称为茶艺、茶道。所以，用壶也就更加讲究了。但囿于传统，明前期仍以大壶居多。
　　最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明代朝廷规定，商人不得使用金银等器皿。“抑商宽农”是历代王朝的政策，明代商人更有钱，只能用泥壶，所以不惜代价，把壶做得更好，“泥土与黄金争价”，泥壶比金壶更贵。所以商人的作用不可忽视。
　　提梁壶是现存完整的紫砂壶中有可考年代的最早一把，1965年出土于南京中华门外马家山油坊桥吴经墓，现藏南京市博物馆。吴经是明代司礼太监，葬于明嘉靖十二年（1533），由此推知，这个提梁壶制于嘉靖十二年之前。壶的造型严谨、朴实，若以“品壶六要”衡量，其色泽、文心等皆不如后世壶之讲究精妙，但这一有确切年代的早期壶，具有断代的标准，以之确定早期壶的制作、烧造，具有重大意义。壶作为太监陪葬品，足以说明紫砂壶在当时何等珍贵，也说明紫砂壶在人们的生活中多么重要。
　　记载宜兴紫砂壶的正式文献，是明末人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据他的记载，紫砂壶的创始者是金沙寺僧，日久其名已逸。
　　这个僧人有闲情逸致，常与做陶缸、陶瓮的工匠交往，将陶泥中比较细腻的泥料糅在一起，用水浸泡，去其掉杂质，再糅合在一起，用手捏成形状，将中间挖空，再接上壶口、壶把、壶盖和盖纽，放进窑里烧制而成，人们就传来传去用起来了。可见这事本来就是传闻，无可考据，但却给紫砂壺的创始增加了一些神秘色彩。所以，周高起说“正始”于供春等人，“正始”当是“正式创始”的意思。其实，紫砂壶在北宋已有，不是明代创始。但现存有作壶者姓名的壶确从供春开始，早于供春的制壶名匠的名字都没有传下来。
　　供春在紫砂艺术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清吴梅鼎《阳羡茗壶赋》赞之曰：“彼新奇兮万变，师造化兮元功。信陶壶之鼻祖，亦天下之良工。”供春一直被陶人视为鼻祖和天下之良工。按周高起《阳羡茗壶系》的记载，供春是学使吴颐山家的青衣（家童），吴颐山在金沙寺读书时，供春趁陪读做杂活的空闲时候，偷偷模仿老僧人的做法，淘洗陶土，糅合成坯，用茶匙插入穴中，用手指捏筑内外形，于是壶形显现。其手指按螺纹的纹路，多次按捏壶胎，壶的腹中部会出现像皮肤一样的纹理……按以上记载，供春壶和现存吴经墓中提梁壶的制法、烧法相同，但供春壶上的指螺纹更为清晰。
　　然则供春为何人呢？他所跟随的吴颐山原名吴仁，是明代“四大家”之一唐寅的好朋友，明正德九年（1514）进士，即明中期人。供春也是此时人。周高起说供春仿寺中老僧造壶，而吴梅鼎则说供春“见土人以泥缶，即澄其泥以为壶，极古秀可爱，世所称供春壶也。”（见吴梅鼎《阳羡茗壶赋·序》）
　　供春壶传世极罕。树瘿（树瘿即老树上的瘤或症节）供春壶保存至今，经历不同一般。据韩其楼《宜兴紫砂陶》一文披露，清末民初，很多鉴藏家都因看不到供春壶而遗憾。1928年，宜兴有一位整治当地善卷洞、张公洞古迹的储南强先生，也曾不惜一切代价搜求供春壶。有一天，他在苏州冷摊上无意中发现了这把树瘿壶，壶把下有“供春”二字，便不动声色地以一块银元买了回来。后询摆摊者，得知此壶是从绍兴傅叔和家中流出，储南强又赶到绍兴，向傅家了解，知是曾为西蠡费氏所有，再问费氏，知道原为吴大澂（清代金石家、书画家）收藏。再问吴家后代，乃知得之于沈钧和家，沈钧和也是收藏家。储南强几经调查，反复考证，断定这把壶就是供春原作，唯壶盖是清代名家黄玉麟配加的瓜蒂柄形。黄配加盖后，又复制一把，其与供春原作大体无异。
　　储南强得到供春壶，大喜过望，到处炫耀，弄得举世皆知。后来，英国皇家博物馆派人来，要以两万美金收购，储南强不卖。画家黄宾虹看到这把壶，亦以为是奇遇，但他认为，供春壶壶身是以银杏树瘿为本，黄玉麟配盖却是瓜蒂，成“张冠李戴”了。储以为有理，又请制壶名手裴石民重做一个树瘿壶盖，并在盖上口外缘刻了两行隶书铭文：“作壶者供春，误为瓜者黄玉麟，五百年后黄宾虹识为瘿，英人以二万金易之而未能，重为制盖者石民，题记者稚君。”稚君，即宜兴金石书法家潘稚亮。
　　1949年后，储南强把供春壶和其他文物都捐献给国家，于是供春壶又由苏州的苏南文管会转到南京博物院，最后归属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收藏。
　　（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紫砂小史》    作者：陈传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