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从古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审美特点和形式风格等方面都最具典型意义。它历史悠久，传承有序，源远流长。作为一种传统技艺，它在古代取得过辉煌的成就，“文人画”的兴起使那幕辉煌永远地成为了历史，“文人画”的传统则成为中国画的主体精神。对于“形”“境”的追求是中国画家几千年来的心愿，它是以特有的形式来反映自然界花草树木的。因此中国画的创作造境也就自然会涉及传统、自然，以及如何用绘画语言体现自己的艺术理想，针对中国画的创作，本文对其艺术语言、艺术形式简述自己的粗浅见解。
　　中国画的造型——尚意重形
　　在这里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画的影响归纳为“形”和“意”两个方面进行浅显分析，“形”者为外在之表现，“意”者乃“形”之所隐含。
　　绘画艺术是客观现实与画家主体情思相结合的产物，艺术需要形象来表现。艺术形象是指能渗透艺术家思想情感和审美意念的具有一定形式的事物形状和相貌。中国画审美意识受中国哲学的思辨影响，在创作中画家先与外物接触，引发思维，在画这些形象时，并不全然依物照搬，而是“师心”、笔随心意，提倡“意象造型”的原则，这种意象造型强调主观表现。可见艺术“形象”是区别于客观现实的，是艺术家对客观现实的加工提炼，它不仅是对事物外在描绘，最重要的是表现事物的精神，也就是形与神的和谐统一。一幅好的中国画作品，应该给观众以联想，如果我们的造型与真实事物一般无二，没有差别，那么这种造型是低级的，黄宾虹曾说过“绝似物象者，此欺世盗名之画”，对此观点中外艺术家是一致的。罗丹常告诫青年“世间有一种低级的精确，那就是照相机和翻模的精确”，这种“绝似”的“形”只能是称之为“形”而绝不是艺术，无论是西方艺术还是东方艺术、古代艺术还是现代艺术，只要是艺术就有别于现实生活。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由于每个人先天禀赋、客观环境影响不同，接受教育后的内化过程等方面千差万别，所以在对事物形象的认识塑造，对美的感受也必然有很大的差异。艺术家用自己的感知能力把联想带入意识，然后把生活中的事物化为艺术形象，从而找到一种巧妙的表现方式，来作为画家个性体现和抒发情感的手段，它决定一个画家的艺术风格。如吴道子的飘逸、李公麟的流畅和浑厚、虚谷的含蓄、赵之谦的丰满、吴昌硕的古朴等都是以线来表现自己心中的形象。形象是艺术家在个性思维和真情实感的支配下观察理解的独特所在，并以中国画特有的一种造型方式表达出来，这种造型既不失客观物象的自然属性，又不失客观事物的真实再现，把自然物象巧妙地转化成画面语言的和谐因素，变成表达自己造型审美感觉的一种符号。
　　线是中国画的基础、中国画的立形手段、中国画的主要表现方法，更是中国画最重要的特点。用线造型的艺术特点折射出中国人观察事物的独特眼光，以及人与事物之间的和谐关系；线造型作为中华民族绘画的重要表现手段，体现我们中华民族审美文化及情感表达的最佳载体；线作为绘画艺术的表现形式源远流长，同时也是我们的先辈从复杂的自然物象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语言符号，是一种高度抽象的艺术形式，凝聚了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精髓，也融入了我们民族对宇宙自然的感知认识和向往。然而线造型的观察、提取和纵深感的空间意识，是通过线条的线势、线性、笔触等微妙变化而达到，并体现出中国画造型特有的气质与风格。所以，以线造型体现出中国画强大的视觉表现力，同时又易于客观对象的提炼与概括，使其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和超越自然的绘画形式，从而达到所创造的理想境界，这就是线造型所产生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和美学特征。中国画家如何才能从大自然中寻找表现自然形态的灵感，以不同的视觉角度选择与心灵感悟去追求别具新意的艺术形态？历史上成功的画家无不借助所描绘物象形态的特征来实现，而这种艺术表现则以线造型的形式展现在画面上，只有这样，才能透出对自然物象规律特征而表现出线性、线势的个性特征，并赋予自然形态无穷的力量与生机，使作品的画境产生出超越时空的艺术张力。在两宋的绘画中得到验证，也使元、明、清以后的绘画得到大肆发展。
　　既然中国画的造型方式是用线条造型，以中国画的用线来说，线造型的表现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最重要的遗址是西安半坡村出土的彩陶，画有相互追逐的鱼，跳跃的鹿，他们的造型方法都是以线条为基础物象的；青海大通县孙家寨發现的舞蹈彩盆，绘有三组五人携手踏歌图，表现青春活力，它是研究中国画的根源；新石器时代晚期，辛店和龙山诸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最早的青铜器，上刻有晏吞纹、云雷纹、龙纹、虎纹等；夏商时期的各种花纹、几何图形和动物纹样，以美妙的线条表现出来，手法的多样或写意、或抽象、或粗壮、或简单、或实，将线条的造型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汉代画在缣帛上的绘画作品颇多，70年代在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3号墓的内棺棺盖上，均覆盖着旌幡帛画，墓主形象或正或侧，或画成五分之三的半侧面，形貌服饰皆刻画得惟妙惟肖，各种神禽异兽，姿态矫健活泼，线条流畅挺拔，展示了古代绘画的卓越艺术水平。这些艺术作品对中国画的造型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很明显是集中于“形”的方面，这是显而易见的，不同的韵味与意象形态的“线”与其谨密的造型相协调构成完整的“形”对把握“形”似的“度”起到最直接的作用。唐代周昉《挥扇仕女图》长卷描绘了宫廷嫔妃生活的哀怨，深刻揭示了人物的心理特征。周昉不但刻画人物形象准确，而且能通过画笔揭示出人物的心理特征和性情。全图13人，情节分为：独坐、抚琴、对镜、刺绣、倚桐等。画中的器物、环境如纨扇、素琴、铜镜等线条组织疏密有致。人物面部神态生动，低垂的眉梢、灰暗的双唇使面部显现出愁苦哀伤的表情。呈现着庄重、凝静的特征。中国画是写意的艺术，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写实”艺术，虽然有水墨写意与重彩工笔之分，但不能由此而认为写意是意象造型，而工笔则是具象造型。意象造型是中国画的造型观，这种意象造型强调主观表现。南宋梁楷人物、山水、花鸟并精，既能作精妙严谨的绘画，又擅绘洗练放逸的减笔画，特别是后者在技巧上有重要的创造。其所画《六祖图》则以顿挫富有节奏感的线条表现禅宗六祖慧能砍竹及撕经的情态，草草数笔神气迥出；《布袋和尚》只作半身，以水墨粗笔涂写袍服，而以细部勾画出笑容可掬的形象，颇为有趣；《泼墨仙人图》也用酣畅的泼墨画法，给仙人步履蹒跚的醉态，用简括细笔夸张地画出带有幽默感的沉醉神情。梁楷作品中也有兼工带写，比较严谨工致的一体，《释迦出山图》表现释迦清癯而坚定的苦行形象，衣纹飘逸、气象肃穆，与一般流行的释迦像不大相同。中国艺术旨在表现人的主体精神，中国绘画把这种精神称之为“意”或“心”，故有“写意”“写心”之说。对这种主体精神而言，中国画的“意象”具有广泛的包容性的，是综合主观与客观的意象。从主观“意”到自然“形”相感相融而获得万物之神的“意象”。这是中国画在表现上的主观原则，“尚意重形”“应物象形”是注重作为视觉艺术语言的特性，不谈“形”无以从绘画的本体上去认识中国画的造型原则。 　　中国画的意境——诗情画境
　　中国历史进入唐代“意”及“境界”之说盛行起来，它不要求感觉的真实，而是通过想象的真实追求一种人生的领悟。意境这是一个意义广泛的词，在字典中的解释是“文学艺术作者通过形象描写表现出来的境界与情调”，意与境是分开的，意是心愿、愿望、情感，境是地方、区域的意思。意与境又是结合的，艺术家将自己的感情与自己的作品相结合来表达某种境界。如文学家将意赋诗词来达到一种境界，歌唱家通过歌喉来表达一种境界，而画家则是通过画笔颜料等工具将自己的感情表达在画面上来达到某种境界，意境是中国美学中极其重要的理论之一。中国画很讲求意境，这里的“意境”，不是指画家心中的构思活动，而是指作品完成之后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艺术境界，不是简单的指线条色彩的外在美，更要看它后面的神、韵、情、景即所在的内在意境。但是，构思、构图、颜色对中国意境的传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构思，构思是指对创作中意境的构想，它是创作的灵魂。中国画的创作，大多表现了画家对自然美的感受，通过这些美好的形象，构想出更多的内涵和诗意化的情趣，从而形成一种意境。绘画中的意境就是心与物、意与境的交融结合。为了表达某一主题思想把生活中感受到的事物或不可能连在一起的事物，通过艺术手段将其按照自己的想法连接起来，这就是构图。现代的绘画构图常常由于构成的需要而改变事物的基本造型特点，构图的本质，就是意境的确立与诗境的表现，并由意境而创立不同的时空。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色彩，对画面意境传达所起到的渲染作用，画面的色彩都有一个大体的设计，中国画的设色有着很大的作用，可以对现实事物进行夸张、改变，同时还要注意画面整体颜色的搭配要和谐。更要兼顾色彩的微妙变化以达到色彩统一和对整幅画的烘托。画面所指描绘生动自然形象其堰仰曲直均在由外向内的写景造意，它既合乎自然规律和对生活的真切感悟，又是个人主观追求的理想。它既合乎自然又能真臻理想的境界，恰是中国画艺术所追求的意境。
　　气韵生动、情景合一，诗情画意，妙合无垠等。如果不是画家深入地体察对象而发现微妙的细节和把握瞬间的感受，创造这样的诗境是不可能的，画家是抱着怎样的心境，怀着怎样的情感，把这种情境移入所表现的自然形象，这直接关系到画中的意境。因此中国画家往往喜欢在纷纭的社会生活和妙不可言的大自然中，进行美学散步，在观赏、感叹大自然的同时，把自己的内心感受和对大自然的艺术概括，都融入审美之中，取得“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妙趣横生、神韵意境俱佳的中国画特有的审美特性，这种物我精神的契合是一种生命状态。画岂能无情、无意、无诗的境界，诗境由物境中来，由心造所得。故画境非画景，“境由心造”“境生象外”，这种象外之境是神驰意表而心造的。既然所谓的诗境由心造而生，那么离开主观想象，幻想的作用，就只能永远是自然主义。所以只有中国才有“无丝之弦、无声之乐”这种虚空与静默，用语言等方式无以表达那种心灵的生命状态，此时语言显得苍白无力。可以看出，中国画是“会意”的，苏轼诗中有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这“空”与“静”是容纳一切的。由此可知，诗意性的境界是中国画的灵魂，中国画家始终只把审美实践和艺术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自然进入理想的创作境界，在苦心经营和妙手偶得中，创作出意蕴无穷、风格独特的绘画精品。中国画的这一创作构思过程，亦往往不是语言文字能如实表达的，它只能由画家个人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通过直觉在意合或顿悟中去获得。
　　部分有创造能力的画家远离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是作品乏味的最根本原因，对于现实生活的体验与一般绘画术语所言的写生不同，它不单是要描绘自然结构的一面，更关键的是要表现自然的生命神韵与作者精神境界。而精神生活则是一种思想的修炼，它需要在时代意识的前提下完美自我、表现自我，否则作品的表现只有停留在绘画技能上，而无法形成艺术创造的魅力，无法将生活中自然结构规律演化成艺术表现规律，使作品的精神得以传播。总之，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继承传统的目的就是获得辉煌的创造。
　　“尚意重形，境由心造”只有真正意义上理解“意”与“形”、“境”与“心”，将时代精神与个人胸怀、个人修养融于笔墨之中，才能把我們绘画创作推向新的更加绚丽的艺术高峰。
　　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人物教研室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黑龙江省美术家协会理事、黑龙江省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委员、黑龙江省中国画学会理事、黑龙江省政协书画院研究员、哈尔滨市青联委员、哈尔滨市文史馆画院副院长。作品多次入选国家级、省级美术展览并获奖。
　　作品多次在《美术》《艺术评论》《中国书画》《国画家》等刊物发表，有部分作品被美术馆收藏。
　　出版专集有：《21世纪有影响力画家个案研究——王明》《中国当代实力派名家——王明》《全国艺术类院校中国专业教材——小写意花鸟画技法》《王明——花鸟画作品选集》《中国画·探索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