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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建省600年
600年前，明永乐十一年，贵州以中央王朝第十三个行省的身份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四分五裂”的边荒之地终于形成牢不可破的“宝贝之州”。本期“旧闻”以贵州建省600年为主题，刊发一组文章，以飨读者，以资纪念。
移民为贵州的开发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贵州的大规模开发和大踏步前进，出现在明清以来的600年里，与外来人口大规模入黔完全同步。可以说，贵州的开发史，就是一部可歌可泣的移民史。综观600年，贵州共有5次大规模的移民潮。
明：80万军事移民分屯置堡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采纳刘基的建议，以卫所为单位，将军队布防在全国各地，三分戍守， 七分屯种。从洪武四年开始，相继在贵州设立24卫和两个直隶各户所。按照当时的军事编制 ，每卫额定5600人，下置前、后、左、右、中五个千户所，每所1120人，每个千户所又分成十个百户所，以百户所为基本单位分屯置堡。由于贵州是川滇咽喉、西南锁钥，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在五个千户所之外又增设餐守御千户所，因此兵员往往超过额定编制。据（嘉靖）《 贵州通志》载，先后进入贵州的卫所官兵总数在20万人以上。除黔东南苗疆腹地很少驻军外，其他边关要害都设立卫所，仅黎平一地就有屯军3万人，息烽至关岭一线即有37所，定卫“管五十军屯”。
这20多万卫所军人实际上就是20多万个家庭。因为明朝卫所官兵一律注入军籍，世代袭替， 称为军户。每一军户有一名“正军”充役，户下一人辅助正军佐理生活，称为“军余”或“ 余军”。为了保证军队兵源不绝、稳定官兵安心服役，规定正军和军余都随军携带家室，一人在军全家随往。《大明会典》明文记载：“有妻在籍者，就于结领内备开妻室氏姓年龄， 著令原籍新属迸去完聚。”没有妻室的则由政府予以婚配，每户家庭即以4口人计算，则明朝到贵州的军事移民就有80万人。因他们大多居住在屯堡之中，世称“屯堡人”。
清：经济动因招来“客民”
移民大潮在清代再次涌现，但已不是如同明代那种通过政府行为组织前来“实边”的“屯民 ”，而是在经济利益驱使下招来的自由移民。因为前代移入的人已成“土著”，便把新来的人称为“客民”。
有关资料显示，客民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买当苗人田土”的客民，包括在乡间买当田土的客民和住在城市乡场而买当田土的客民，其中有些巨富竟可“买当苗民全庄田土”；第二类是“佃种苗人田土”的客民，即在农村充当佃户；第三类是“贸易、手艺、佣工”的客民，这里有做生意的商人，有做手艺的手工业者，还有城市和乡场的“打工仔”。显然，他们都是因经济利益驱使而来，有钱的来贵州购田置产，无钱的来贵州租种土地或打工，商人感到贵州有生意可做，手艺人也前来开设作坊。这里有资金移民，有技术移民，也有劳务移民，他们亲戚相招，有来无去，与日俱增，达数十万人，给贵州经济注入一股新的活力。
进入城市和乡场的客民，成为活跃城镇工商业的新生力量。远道而来的客商自然有许多“生意经”，他们或开号设店，或进行长途贩运，或收购土特产外销，或在乡场上买进卖出，促进了贵州的商品经济。来自发达地区的手艺人，他们不但设手工作坊，就地生产市场需要的产品，而且还招收雇工和徒弟，传授外地先进技术，这是清代贵州手工业比明代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清代后期贵州各地出现了许多名优产品，例如仁怀的茅台酒、玉屏的箫笛、大定的漆器、贵阳的雄精雕刻、安顺的三刀（菜刀、剪刀、皮刀）等等。
抗战时期：战争引起的大规模内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陷入了一场空前深重的灾难之中。日本军国主义者挥舞着屠刀，疯狂侵略中国，残杀中国人。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贵州高原，顿时成了逃亡者的避难所，昔日少数民族世居的喀斯特山区，北方人、下江人、闽广人骤然涌来，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各种学术团体的知识分子、四面八方的商人和走投无路的穷苦百姓不期而至。
那些年里究竟贵州全省来了多少难民？因为社会剧烈动荡，政府有关部门无暇更不曾进行统计，又因难民流动太频繁，也确实无法统计，所以至今没有留下具体的数字。当时贵州省社会处有一份记录，统计该处组织救济过的外省难民即有12.28万人，不曾得到救济的难民又有多少？因为沦陷区的机关、团体、科研单位、学校和工厂，按照战时迁移计划，主要往四川、重庆搬迁，其次安置到云南，在贵州安置者甚少。然而，事实上贵州仍然成了难民重要聚集区，仅在1938年至1939年贵阳市区就有外省迁入的厂商101家，先后迁入的外省高等院校就有上海私立大夏大学、国立交通大学、国立湘雅医学院、国立浙江大学、浙江私立之江大学工学院、国立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唐山工学院、江西中西医学院，以及许多军事院校。1936年全省人口990余万，1945年达到1050万，此间还有10万将士奔赴前线尚不计算在内，可见所增人口数多为难民。由此，贵阳市人口从12万猛增到35万，遵义人口由1936年的3万增长到1940年的10万，都匀原不足1平方公里的市区扩大到3.2平方公里，人口达到近9万。还有一批高校和科研单位、工厂分别迁到贵阳、湄潭、永兴、赤水、平越（福泉）、安顺、独山、龙里、清镇、大定、修文、桐梓等地。仅娄山关脚下的桐梓县城，就先后接纳了38个疏散单位，还有众多来自两广、江浙、江西、福建、两湖、东北、华北等地的难民。
南下西进支黔干部：建立新政权的骨干队伍
1949年，贵州解放，建立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同时迎来了一大批外省籍干部。从省直机关到地方基层，从工厂到学校，外省籍干部成为各级领导的主体。直到今天，他们的影响还广泛而且深刻地存在着。这批干部就是冀鲁豫根据地南下支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西进支队的同志。
基于贵州在解放前党的基础十分薄弱，本地干部严重缺乏的现状，二野五兵团在接到上级命令以后，决定原先从山东菏泽南下的冀鲁豫干部，在完成建立赣东北解放区的任务之后，随兵团继续西进，接管贵州。 1949年9月中旬，由原冀鲁豫南下的全体同志、江西地下党的部分同志、原赣东北区党委所属各级干校（包括区党委革命干部学校、卫生学校和上饶、贵溪、鄱阳、浮梁四个地委干校） 的学员，以及江西解放后参加工作自愿西进的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共9331人（干部5771人、战士和公勤人员3560人），正式组成西进支队。支队负责人是：司令员傅家选、政治委员徐运北，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申云浦。支队下辖5个大队，54个中队。这支队伍9月25日从 江西上饶出发，沿途队伍不断壮大，到达湖南邵阳、芷江时，干部总数为9841人，战士和勤杂人员4400多人，再加上支队在上饶出发前奉命到南京迎接二野南京军大分来贵州工作的学员875人，战士300人，参加接管贵州的干部总数为10719人，加上勤杂人员，共15000多人。他们成为接管贵州，建立全省各级人民党政机构的骨干。
三线建设者：“好人好马上三线”
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在特殊历史背景下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贵州由于地处西南边陲的地理区位特征、山高林密洞多的地貌特征、能源、矿藏丰富的资源特征，被确定为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以铁路建设为先导，以国防工业为重点，使能源、钢铁、机械、化工工业相配套的三线建设在贵州很快铺开。1964年10月14日，冶金工业部开始将大连钢厂、本溪钢厂、鞍山钢铁公司的部分设施向贵阳钢铁厂搬迁，贵州三线建设由此开始。从全国各地会集的铁路建设大军，从东北、华北、华东调集的煤炭勘探队伍，从上海、西安、重庆迁徙的纺织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 ，从上海转移的电子、仪表、化工人员，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科技专家和工人陆续向贵州而来。仅1964年到1965年，随迁职工和家属就达8.26万人，到1978年三线建设停止时，迁黔建设人员已超过18万。这是解放以来贵州声势最浩大的一次外来移民行动。潘治富、张正东主编的《中国人口·贵州分册》对此有较详细的统计。仅贵阳、遵义、安顺、凯里、都匀的国防工业部门迁入人员（含家属）就有3.6万人，1965年六盘水煤炭基地从外省迁来生产建设者28850人。
这次外来移民具有数量大、群体迁移、群体安置、来自地域广、移民素质高等特点。他们来自松辽平原、四川盆地、海河岸边、黄浦江畔、胶东半岛、赣水河畔、江浙水乡。他们中既有年近花甲的老专家、老师傅，也有从未离开父母和都市的青工、学徒；有刚走出校园的大中专学生，更多的是已经有家室的中青年职工。（资料来源：刘学洙、史继忠《历史的理性思维》；蓝东兴《我们都是贵州人》）
600年前，明永乐十一年，贵州以中央王朝第十三个行省的身份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四分五裂”的边荒之地终于形成牢不可破的“宝贝之州”。本期“旧闻”以贵州建省600年为主题，刊发一组文章，以飨读者，以资纪念。
移民为贵州的开发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贵州的大规模开发和大踏步前进，出现在明清以来的600年里，与外来人口大规模入黔完全同步。可以说，贵州的开发史，就是一部可歌可泣的移民史。综观600年，贵州共有5次大规模的移民潮。
明：80万军事移民分屯置堡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采纳刘基的建议，以卫所为单位，将军队布防在全国各地，三分戍守， 七分屯种。从洪武四年开始，相继在贵州设立24卫和两个直隶各户所。按照当时的军事编制 ，每卫额定5600人，下置前、后、左、右、中五个千户所，每所1120人，每个千户所又分成十个百户所，以百户所为基本单位分屯置堡。由于贵州是川滇咽喉、西南锁钥，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在五个千户所之外又增设餐守御千户所，因此兵员往往超过额定编制。据（嘉靖）《 贵州通志》载，先后进入贵州的卫所官兵总数在20万人以上。除黔东南苗疆腹地很少驻军外，其他边关要害都设立卫所，仅黎平一地就有屯军3万人，息烽至关岭一线即有37所，定卫“管五十军屯”。
这20多万卫所军人实际上就是20多万个家庭。因为明朝卫所官兵一律注入军籍，世代袭替， 称为军户。每一军户有一名“正军”充役，户下一人辅助正军佐理生活，称为“军余”或“ 余军”。为了保证军队兵源不绝、稳定官兵安心服役，规定正军和军余都随军携带家室，一人在军全家随往。《大明会典》明文记载：“有妻在籍者，就于结领内备开妻室氏姓年龄， 著令原籍新属迸去完聚。”没有妻室的则由政府予以婚配，每户家庭即以4口人计算，则明朝到贵州的军事移民就有80万人。因他们大多居住在屯堡之中，世称“屯堡人”。
清：经济动因招来“客民”
移民大潮在清代再次涌现，但已不是如同明代那种通过政府行为组织前来“实边”的“屯民 ”，而是在经济利益驱使下招来的自由移民。因为前代移入的人已成“土著”，便把新来的人称为“客民”。
有关资料显示，客民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买当苗人田土”的客民，包括在乡间买当田土的客民和住在城市乡场而买当田土的客民，其中有些巨富竟可“买当苗民全庄田土”；第二类是“佃种苗人田土”的客民，即在农村充当佃户；第三类是“贸易、手艺、佣工”的客民，这里有做生意的商人，有做手艺的手工业者，还有城市和乡场的“打工仔”。显然，他们都是因经济利益驱使而来，有钱的来贵州购田置产，无钱的来贵州租种土地或打工，商人感到贵州有生意可做，手艺人也前来开设作坊。这里有资金移民，有技术移民，也有劳务移民，他们亲戚相招，有来无去，与日俱增，达数十万人，给贵州经济注入一股新的活力。
进入城市和乡场的客民，成为活跃城镇工商业的新生力量。远道而来的客商自然有许多“生意经”，他们或开号设店，或进行长途贩运，或收购土特产外销，或在乡场上买进卖出，促进了贵州的商品经济。来自发达地区的手艺人，他们不但设手工作坊，就地生产市场需要的产品，而且还招收雇工和徒弟，传授外地先进技术，这是清代贵州手工业比明代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清代后期贵州各地出现了许多名优产品，例如仁怀的茅台酒、玉屏的箫笛、大定的漆器、贵阳的雄精雕刻、安顺的三刀（菜刀、剪刀、皮刀）等等。
抗战时期：战争引起的大规模内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陷入了一场空前深重的灾难之中。日本军国主义者挥舞着屠刀，疯狂侵略中国，残杀中国人。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贵州高原，顿时成了逃亡者的避难所，昔日少数民族世居的喀斯特山区，北方人、下江人、闽广人骤然涌来，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各种学术团体的知识分子、四面八方的商人和走投无路的穷苦百姓不期而至。
那些年里究竟贵州全省来了多少难民？因为社会剧烈动荡，政府有关部门无暇更不曾进行统计，又因难民流动太频繁，也确实无法统计，所以至今没有留下具体的数字。当时贵州省社会处有一份记录，统计该处组织救济过的外省难民即有12.28万人，不曾得到救济的难民又有多少？因为沦陷区的机关、团体、科研单位、学校和工厂，按照战时迁移计划，主要往四川、重庆搬迁，其次安置到云南，在贵州安置者甚少。然而，事实上贵州仍然成了难民重要聚集区，仅在1938年至1939年贵阳市区就有外省迁入的厂商101家，先后迁入的外省高等院校就有上海私立大夏大学、国立交通大学、国立湘雅医学院、国立浙江大学、浙江私立之江大学工学院、国立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唐山工学院、江西中西医学院，以及许多军事院校。1936年全省人口990余万，1945年达到1050万，此间还有10万将士奔赴前线尚不计算在内，可见所增人口数多为难民。由此，贵阳市人口从12万猛增到35万，遵义人口由1936年的3万增长到1940年的10万，都匀原不足1平方公里的市区扩大到3.2平方公里，人口达到近9万。还有一批高校和科研单位、工厂分别迁到贵阳、湄潭、永兴、赤水、平越（福泉）、安顺、独山、龙里、清镇、大定、修文、桐梓等地。仅娄山关脚下的桐梓县城，就先后接纳了38个疏散单位，还有众多来自两广、江浙、江西、福建、两湖、东北、华北等地的难民。
南下西进支黔干部：建立新政权的骨干队伍
1949年，贵州解放，建立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同时迎来了一大批外省籍干部。从省直机关到地方基层，从工厂到学校，外省籍干部成为各级领导的主体。直到今天，他们的影响还广泛而且深刻地存在着。这批干部就是冀鲁豫根据地南下支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西进支队的同志。
基于贵州在解放前党的基础十分薄弱，本地干部严重缺乏的现状，二野五兵团在接到上级命令以后，决定原先从山东菏泽南下的冀鲁豫干部，在完成建立赣东北解放区的任务之后，随兵团继续西进，接管贵州。 1949年9月中旬，由原冀鲁豫南下的全体同志、江西地下党的部分同志、原赣东北区党委所属各级干校（包括区党委革命干部学校、卫生学校和上饶、贵溪、鄱阳、浮梁四个地委干校） 的学员，以及江西解放后参加工作自愿西进的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共9331人（干部5771人、战士和公勤人员3560人），正式组成西进支队。支队负责人是：司令员傅家选、政治委员徐运北，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申云浦。支队下辖5个大队，54个中队。这支队伍9月25日从 江西上饶出发，沿途队伍不断壮大，到达湖南邵阳、芷江时，干部总数为9841人，战士和勤杂人员4400多人，再加上支队在上饶出发前奉命到南京迎接二野南京军大分来贵州工作的学员875人，战士300人，参加接管贵州的干部总数为10719人，加上勤杂人员，共15000多人。他们成为接管贵州，建立全省各级人民党政机构的骨干。
三线建设者：“好人好马上三线”
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在特殊历史背景下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贵州由于地处西南边陲的地理区位特征、山高林密洞多的地貌特征、能源、矿藏丰富的资源特征，被确定为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以铁路建设为先导，以国防工业为重点，使能源、钢铁、机械、化工工业相配套的三线建设在贵州很快铺开。1964年10月14日，冶金工业部开始将大连钢厂、本溪钢厂、鞍山钢铁公司的部分设施向贵阳钢铁厂搬迁，贵州三线建设由此开始。从全国各地会集的铁路建设大军，从东北、华北、华东调集的煤炭勘探队伍，从上海、西安、重庆迁徙的纺织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 ，从上海转移的电子、仪表、化工人员，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科技专家和工人陆续向贵州而来。仅1964年到1965年，随迁职工和家属就达8.26万人，到1978年三线建设停止时，迁黔建设人员已超过18万。这是解放以来贵州声势最浩大的一次外来移民行动。潘治富、张正东主编的《中国人口·贵州分册》对此有较详细的统计。仅贵阳、遵义、安顺、凯里、都匀的国防工业部门迁入人员（含家属）就有3.6万人，1965年六盘水煤炭基地从外省迁来生产建设者28850人。
这次外来移民具有数量大、群体迁移、群体安置、来自地域广、移民素质高等特点。他们来自松辽平原、四川盆地、海河岸边、黄浦江畔、胶东半岛、赣水河畔、江浙水乡。他们中既有年近花甲的老专家、老师傅，也有从未离开父母和都市的青工、学徒；有刚走出校园的大中专学生，更多的是已经有家室的中青年职工。（资料来源：刘学洙、史继忠《历史的理性思维》；蓝东兴《我们都是贵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