拈起一根细细的蚕丝线，用拇指和食指的指甲在线上划来划去，丝线慢慢散开，逐渐被劈成1/2、1/4、1/8……直至细到若隐若现，成了悬浮在空中的“游丝”，赵红育就可以用它刺绣了。绣出来的人脸只有绿豆大小，眉眼却清晰可见，还带着生动的表情。
　　不久前，这段赵红育创作精微绣的视频震惊了无数观众，许多人是第一次知道这种艺术的存在。
　　“我们这一行太小众了，人少、作品少、体量小，可能就连无锡市里也不一定有多少人知道。”赵红育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她在一针一线中“绣”过了将近半个世纪，成为业内顶尖大师，而在大众媒体上露面还是最近几年的事。

嫁妆里走出的艺术品

　　赵红育是一个健谈的人，有什么说什么，直率坦诚，但在同她聊天的过程中，记者却能感受到一种传统的“江南女儿”的气质——温婉的、内敛的，不失筋骨的淡然。即使在说到最艰难的日子时，赵红育也只是简单地叙述着事实，但在说到家乡无锡的“锡绣”时，她却极其详细地给记者讲述了发展历史，一直追溯到清末民初。
　　“当时无锡的民族工商业蓬勃发展，刺绣也随着纺织业而发达起来。无论城里乡下，女性没有不会刺绣的，而且绣的都是自己的嫁妆。外国人看到后非常喜欢，大量购买，反过来又促进了锡绣的出口贸易。”
　　据史料记载，锡绣早在明朝中叶就是贡品，到清末民初，其影响力达到“不唯国人知之，薄海内外，靡不知之焉”的程度，一度比肩苏绣。
　　赵红育的师父华慧贞女士，是无锡名门荣氏家族的媳妇，精于刺绣，有“针神”之称。
　　“我师父17岁嫁人，才过了一年多丈夫就死掉了，按照封建礼教，大家族的寡妇不能再嫁人，荣家的大家长就问她，有什么要求没有？师父就要求去专门的刺绣学校（锡山绣工会）进修，学了3年后留校任教，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
　　无锡沦陷后，民族工商业遭到沉重打击，锡绣渐渐没落。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缝纫机在工业生产中的推广，从事纯手工刺绣的人越来越少。到上世纪70年代，手工绣品已经从女孩子的嫁妆、生活日用品，变成了艺术品，主要用于出口、换取外汇。
　　1973年，赵红育初中毕业。因为成绩数一数二，她本以为会上高中，没想到老师却推荐她去技校学刺绣。

　　“那时还是‘文革’期间，老师觉得就算上了高中也没法踏踏实实地学习，还不如学一门技术。”于是赵红育被推荐到无锡市中华绣品厂的厂办技校，成了华慧贞的弟子。
　　虽然拜了名师，想成为高徒也要看自身的天赋与努力。当时的赵红育只看过妈妈绣枕头，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师父教给你基本的技法，其他就靠自己的悟性和一针一线地练习。我属于比较认真也比较好强的人，什么都想尽量做到最好。当时中华绣品厂和兄弟单位经常举办技术竞赛，我从里面看到、学到很多。”
　　3年后毕业，赵红育和师父当年一样，留在了厂里。那一届学刺绣的毕业生只有6个人，和她一起留下的还有另外两名同学，其他人都离开了。赵红育坦言，中华绣品厂是以机械刺绣为主，手工刺绣是被作为传统工艺的“火种”保留下来的。
　　作为中华文化的特色产品，手工刺绣在海外始终受到追捧，赵红育和同事们无论绣什么都能卖出去、绣多少卖多少。当时她的月工资是30元，而她的作品在海外市场上的售价可能要加两个零。
　　“计划经济时代，作品的价值是属于集体的，我们没有物质诱惑，不会说这个能赚多少钱才绣，大家最看重技术，比的也是技术。你做得好，領导表扬、评先进工作者、入党，有很多精神奖励、荣誉奖励，物质奖励几乎没有，大家也不看重。”赵红育对记者说。

人脸只有绿豆大

　　1979年，赵红育随同师父华慧贞，被调入无锡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专门从事锡绣的高端创作和研究。此时的她已经是一名成熟的从业者了，正在积极寻求新的突破。
　　有一天，时任研究所副所长张炜农从唐代苏鹗所著的笔记小说集《杜阳杂编》中获得了灵感。书中记载，广东南海的绣工卢眉娘“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米，且点画分明，细于毛发”。
　　这就是精微绣，古人能在方寸之间绣整卷经文，但具体是怎么绣的却没有记载。为了破解这个难题，研究所抽调了赵红育等5位专业骨干组成了课题组。
　　赵红育的办法是劈线，将一根丝线劈成几份、十几份，每一根都细若蛛丝。她第一次绣的是一幅观音像，把一部佛经的经文绣在了观音的衣褶里，绣完后却觉得不怎么美。
　　“因为文字有粗有细，整体看上去像蚂蚁在爬。我就想，能不能换个图案，做成双面精微绣？”传统的双面绣是正反两面有一模一样的图案，1966年之后，苏州刺绣研究所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双面异色、异形、异针的“三异绣”，而双面精微绣一直没有人尝试过。 　　赵红育和课题组同事说了自己的想法，大家又开始琢磨。一个月后，负责设计的同事提出了“百寿图”方案——在5厘米高的寿星袍服上绣出108个寿字，正反两面完全一样。
　　这对刺绣底料的要求相当高。底料的经纬线不能太粗，否则绣不出细节;底料也不能太厚，否则双面绣的透明度不好。赵红育跑遍了无锡的布料市场，买了一块又一块，却都不理想。这些工作她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做，因为平时上班还有自己的一摊事，研究新技术只能在星期天或者晚上进行。
　　“我先生是搞电子元器件的，最后是他给我推荐了一种纱网，做线路图用的，经纬度密集，很适合做底料。”
　　接下来是绣花针的问题。当时最细的针对赵红育来说还是太粗，一针扎下去，人物的眼睛就成洞了。最后又是经人推荐，把一种精密医疗器械的针头用砂纸打磨掉一层，才解决了问题。
　　1982年，赵红育的第一幅双面精微绣作品《百寿图》问世，上面的字需要拿着放大镜才能看清。这幅作品在第二十届全国旅游产品工艺品交易会上获了一等奖。
　　之后，赵红育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丝线越劈越细，最细可分成1/70、1/80;细节越来越小，她的另一幅代表作《饮中八仙》里，有些人脸还没有绿豆大。
　　“眉毛要绣出弧度，前面粗一点，后面细一点，不然人物表情出不来。”这样细的线，普通人一拉就断，赵红育却能扎进去、拉出来，反反复复，绣人物眉眼和表情也不用借助放大镜，靠着手感就能控制。
　　“拿了放大镜，感觉就不一样了。精微绣不是靠标准，而是靠感觉的。”不仅是不拿放大镜，赵红育告诉记者，她刺绣的时候也不戴老花镜。

放弃了银行的机会

　　传统刺绣技术被改变的同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市场环境也发生着巨变。上世纪90年代，工艺美术研究所里的“学院派”刺绣被江苏农村的“野生”刺绣打得一败涂地。
　　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出口贸易如火如荼的年代，江苏农村的妇女们纷纷拿起绣花针重操旧业。这些农村绣娘的劳动力更为廉价，但比种田合算，一幅简单的绣品只卖三五元，外行人却看不出与“正规军”的差别。
　　没用多少年，乡镇企业里的刺绣大军就把体制内人员的饭碗打掉了。受冲击最大的时候，无锡工艺美术研究所开不出工资。
　　“35岁时，我没饭吃了。我先生的单位曾经是全市效益最好的厂子，随着国内电子行业的更新换代，他成了第一批下岗的人。”
　　为了生存，赵红育开始自学财经知识。当時银行业正火，她借来很多金融方面的书，做精微绣的手开始练习打算盘。
　　“准备了一段时间，我去考银行，被录取了。我到所里辞职，所长说，如果工艺美术局同意你走，我就放。我又到局里，局长说不行，你不能放弃锡绣。当时我师父年纪大了，领导怕后继无人。”
　　其实赵红育自己也舍不得。在这一行里，她付出了太多。1984年，她随团到日本做精微绣展演，观众很震惊，以为她的眼睛、双手有什么特异功能，赵红育却通过这次出访发现了自身短板。
　　“我觉得自己需要提高文化和艺术修养。如果美术功底不够，造型能力、色彩搭配能力就跟不上。”她主动去上美术专业课程，1987年考入南京师范大学在无锡办的美术进修班，学习国画花鸟、人物。
　　当时赵红育的孩子只有十几个月大，她白天上班，晚上和星期天去上课，孩子基本都是丈夫带。
　　“冬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穿着棉衣还冷得不得了，脖子缩着，颈椎酸得不行。”由于割舍不下这些年为刺绣付出的时间和心血，赵红育最终放弃了银行的机会，留在了所里。
　　一晃又过了十来年，大环境并没有因为赵红育的坚持而改变。2005年，研究所还是解散了。赵红育拿着3.6万元“买断工龄”的补偿费下了岗，之前所有的作品都属于国家。两年后，她为了在无锡买一套自己的房子，借了不少钱。
　　“从事这一行收入虽然不多，但我获得过很多荣誉，不是金钱能衡量的。不到30岁，我就是市人大代表了;到日本展演那次，去了两个多月，当时出国简直是天方夜谭的事情，看到外国人那么喜欢我们的作品，我也非常快乐。这些都是国家给予的。”赵红育对记者说。

温总理说“太精细了”

　　没有了体制内的身份，并没有影响赵红育的价值。很快，无锡市民间艺术博物馆馆长沈大寿邀请她加盟“大师工作室”，里面都是来自不同领域的民间艺术顶级高手，而且创作环境非常自由。
　　赵红育迎来了创作黄金期。她自己设计图案、绘画、写字，然后刺绣完成作品。借助“大师工作室”的平台，她的作品影响力日渐提升，个人知名度也越来越大。
　　2007年6月9日，赵红育作为江苏刺绣的唯一代表，应邀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展。这一天，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展厅，观看了赵红育的双面精微绣演示。
　　“温总理是弯下腰，拿着放大镜看的，说‘太精细了’。”赵红育对记者回忆道。

　　2008年，无锡精微绣作为苏绣的扩展项目被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赵红育成为这个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同年，她的作品《饮中八仙》在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精品大展上获得银奖，并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2010年，她的另一件作品《丝绸之路》在第五届中国民间工艺品博览会上荣获金奖。
　　“我年轻时的作品都换外汇了，现在到了这个年纪，希望留一点好作品给后代。”赵红育说。相对于更受国人追捧的外国名包、名表、名车，中国民间艺术精品仍然少人问津。赵红育希望，几十年后的人们能认识到精微绣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大家刚脱离贫困线没多久，需要一个过程。我儿子这代可能还不行，到我孙子的时代肯定会认可的。”
　　对于自己研究了几十年的精微绣，赵红育并不担心“知识产权”被盗用。她相信，所有被国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都不是能被轻易模仿和山寨的。
　　“同样是绣一首诗，你的字体不是我的字体，绣出来的效果也完全不同。构图、造型、颜色是我几十年摸索出来、练出来的，是一种综合能力。即使你把刺绣练得很好，如果其他方面的艺术修养跟不上，比如书法、绘画，还是能被行家一眼识破。”
　　赵红育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她所有双面精微绣上的小字都是自己手写出来后绣上去的，“从1982年到现在，我坚信没有一个人模仿得了”。

“徒弟家境不能太好也不能太差”

　　现在，赵红育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来这里参观的访客和媒体记者络绎不绝，但真正愿意从事这一行的年轻人却寥寥无几。
　　赵红育现在带着7名弟子，时间最长的从2007年到现在。最初她是免费教，2010年国家给了一笔资金，通过市文化局、民间艺术博物馆又招了5名学生。
　　“当时入選的有几十人，我只挑了5个。首先学生自己必须非常喜欢精微绣，其次学生的家庭要非常支持，包括精神上和经济上。”赵红育说，“不要小看家庭因素。如果家里太穷，学生要靠卖刺绣作品赚钱，会很累;如果家里太富，也不可能踏下心来认真地学。”
　　很多本科生、研究生也来过，赵红育一看就知道不行。“我们这个行业是很清贫的。有的作品可能要绣一两年，绣完了又能卖多少钱？所以我招人的时候就送给学生两句话：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
　　比起卖不了多少钱，卖不出去更让人发愁。离开了计划经济的包销，市场经济对精微绣的需求又没有那么大，一些作品可能十年八年都卖不掉。因此，赵红育对于带徒弟这件事更加慎重。“徒弟跟我学3年，如果找不到出路是很可悲的。年轻人能有几个3年可浪费？”
　　2013年，赵红育带的弟子学习期满，纷纷表示要继续跟着师父干，哪怕没工资都行。赵红育正好也退休了，于是注册成立了“无锡市赵红育刺绣艺术馆”，带着弟子从零开始创业。
　　现在，她的弟子里已经有了高级工艺美术师，一些作品在省市级展览评比中多次获奖。但赵红育还是觉得外界诱惑太多，怕弟子们沉不下心。
　　“外面电脑打印绣花，简单几针就可以卖钱了，我们还在练基本工，提倡十年磨一剑。大家每天在电子产品上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手机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又有多少时间钻研业务？可如果不看各种信息，年轻人又跟不上时代。”
　　这几乎是所有传统艺术共同的困境。时代造就人，中国社会在快速地发展变化，赵红育不想苛求年轻一代。
　　“我们这一代是很难复制了。我现在就想培养一个团队，有人刺绣、有人写字、有人画画、有人装裱，每个人能把自己这一样做好就很不错了。”
　　成为大师所需要的“全才”是可遇不可求的，那是将多种艺术领域融会贯通的结果。颜色搭配、画面结构、配文用词，都彰显着创作者的文化艺术修养。
　　“我常跟学生说，当大家的基本功都练得差不多时，后面的路就看你的修养能到哪一步了。综合素质有多高，作品水平就有多高，这既需要勤奋，也需要天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