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郑重其事地提出，要给他制一副寿木，并且要好木头。大哥、二哥、三哥都同意了，连嫁到清凉山下的姐姐也表示要给老汉儿出一份份子钱。跟我关系最好的三哥打电话给我，问我同意不同意。制一副好木料棺材，连料带人工，起码要1000块钱。1000块钱，对每个月仅从4个儿子手上各拿15块钱赡养费的父亲来说，是个大数目。于是他本着乡下人家养儿防老的传统做法，开口向儿子们要棺材本儿。
　　姐弟几个中，目前来看，就数我工作好一些，收入高一些，按理说父亲的棺材本儿我一个人出也是应该的，百姓疼幺儿嘛。可1000块钱对我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尽管现在我每个月都能拿到3倍于此的现金，但漂在深圳，没有文凭的我，大半时间都是处于无业状态，而活在深圳，生存成本又远非老家乡下能够想像的。
　　我委婉地向三哥建议，我们可不可以不给父亲制寿木，而是把钱分成几次寄给父亲，让他吃好点儿穿好点儿算了。三哥有点担忧，说，别个要说闲话哟。在梁平乡下，老人去世后，后辈必须要遵照老人千万不能让火烧的最高指示，花钱买囫囵尸体，然后用棺材下葬。这样，对老人再薄情寡义的后人，都能落下个孝顺的名声。脾气暴烈却无比孝顺的三哥，怕落个不孝顺的名声，以后再没法硬着腰杆大声摆龙门阵。
　　出门在外十几年的历练，让我学会了把自己的意思，清楚明白又不致引起反感地表达出来。三哥在10分钟的通话里，被我说服了，于是他连说三声“要得”后，赶忙把手机挂了。
　　其实家里已经有了一副棺材，漆成黑色，摆在老屋的堂屋墙边。老屋是土砖房，又破又旧，属我所有；另一半已经拆掉，代之贴瓷砖的火砖楼房，是二哥的。我一直没成家，便没跟父母分家，父亲的棺材，理所当然地就摆在了我的堂屋里。我对棺材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小时候附近人家死了人，去吃斋饭，一看到黑黑的棺材停在灯火通明的堂屋里头，响器吹吹打打的，我就头皮发麻食欲全无。那种死亡的气息，弥漫在夜色中的每一个角落，紧紧地攫住我的心。我有些喘不过气来。于是我经常不去参加悼念死者的最后的晚餐，我最亲爱的舅公去世时，我也没去向他最后道别。不晓得曾经掖着长衫子跳起来为我摘桑椹的他，会不会因此恼恨我？
　　若是按照我的意愿，我是不会让父亲把棺材摆在堂屋里的。恐惧成了我反对他的做法的最大动力。可是，父亲几乎是悄无声息地做着这件事，当我从部队退伍回到我的破土房时，那具棺材早已昂首停放在堂屋里了。对于既成事实，要么翻脸，要么承认。面对我的父亲，我无法翻脸。可是，日日都对着这么一个张着大口的不吉利的东西，我终是惶恐不安。于是仅仅在老家呆了一个月，我就再次离开了乡下老家，逃离了被棺材笼罩的日子。
　　但摆在堂屋的那具棺材，后来的名分却属于了母亲。母亲生了6个娃，养活5个，在生育过程中还不停地干活儿，落下一身的病痛，到老时病痛就变本加厉地向她索债，折腾得她成天叫唤这疼那疼的，听烦了的父亲就骂她“抽气！”。有一天父亲不再骂母亲“抽气”了，那次母亲看上去真是不行了，而父亲还没有给她准备住的“房子”——寿木。父亲一惭愧，骂人的话就说不出口了。于是父亲喊着母亲的名字说，邹光琼，我那副寿木给你用。母亲从被病痛挤歪了的脸上调出一丝笑来，说，你那副寿木是好木头，我受不起。父亲说，辛苦了你一辈子，日绝了你一辈子，好“房子”尽你住才对头噻。母亲就不再说话，笑。说来奇怪，眼看不行了的母亲，名头下有了一副棺材后，奇迹般地好转了，周围人家都说这是“冲喜”。
　　父亲开始为他的新寿木而奋斗。父亲想养蚕，可县里的丝绸厂早就停产了，桑树都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养蚕只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父亲想种甘蔗，父亲以前卖了多年甘蔗，挣了些小钱养家糊口，可是被法轮功消耗掉几乎全部精力后的他，一把甘蔗刀都耍不转了。父亲还想过卖柚子，可柚子一年只结一次，已有的柚子树都分给了我们兄弟几个，他要重新种树，最快也要3年才开始挂果。父亲在想无可想时，想到了已经长大的儿子们，于是折弯硬了一辈子的腰杆，向儿子们讨要棺材本儿。
　　我一直没给父亲做棺材的钱，我寄回家的钱，注明了是给母亲买衣服用的，父亲极为尊重我，不会动用的。但父亲肯定希望我能给他出点儿棺材本儿，我知道，从小到大，父亲始终看好我。一年又快到头了，我又该给家里寄些钱了，可我还是打算在汇款单上注明钱的用途。我就是不给父亲寄做棺材的费用。
　　一想到性烈如火的父亲，很快就会睡到那张着大口的黑棺材里，不吃不喝，不打人不骂人，而我却无能为力时，我就无比恐惧。这些年我失去了很多东西，我不能再没有了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