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制造业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次困境和挑战,不仅要求中国政府和企业充分吸收和学习发达工业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制度、政策安排和共性创新实践,更要求中国从自身独特的产业基础、人力资源、市场需求和文化特征出发,构建并不断提升其独特的制造业核心能力.比较研究和历史分析显示,任一工业强国都具有不易模仿、不易扩散的核心技术能力,而能够促成后发国家跃升成为工业强国的制度安排,必然要与该国制造业的核心技术能力相匹配.与核心技术能力相适应的制度安排,既具有发达工业国家制度安排的一般性,更具有路径依赖和一国独特能力所决定的异质性,而只有制度安排中的那些异质性成分才能构成工业强国的组织能力,并与技术能力一起在具有"战略互补性"特征的演化过程中相互增强.但由于没有认识到中国制造业核心能力的特异性,目前国内学术界主流的制度观研究常常在复杂的实证分析之后提出一些各国共性的制度安排作为其对中国建设工业强国的政策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其作为规范研究的意义自然就会大打折扣.与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等工业强国相比,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模块化架构产品和大型复杂装备领域,而在产品架构一体化领域、制造工艺一体化领域以及既具有一体化特征又需要前沿科技支撑的核心零部件领域相对缺乏优势.未来中国制造业核心能力提升的可能方向,一是通过架构创新和标准创新加强将一体化架构产品转化为模块化架构的能力,缩短或者破坏产品生命周期演进的一般路径;二是针对国外技术与中国本土市场需求不匹配的机会,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和制造优势,不断提升复杂装备的架构创新和集成能力.以这样的学术理解为评价标准,《中国制造2025》本质上仅仅是一个政策力度更大的传统产业政策,而没有从根本上回答中国制造业"往何处去"和"如何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