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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受到批评,不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全国开展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但在这时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许多事实证明,毛泽东仍把刘少奇作为党内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并非要打倒刘少奇,也没有要对他立案审查。
1966年11月3日,在接见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特地走到刘少奇跟前,询问了他的工作、生活情况。当刘少奇表示要到群众中去接受锻炼时,毛泽东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1967年1月初,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两派红卫兵组织几次“勒令”刘少奇到该院检查。毛泽东获悉后派人转告刘少奇不要去。1月13日,毛泽东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谈话,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17日,毛泽东在会见一位外国领导人的谈话中还称“刘少奇同志”,并且说:“刘、邓是不是能选上(中央委员),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2月12日至18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姚文元的三次谈话中讲道:“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
如此看来,毛泽东在当时并没有想打倒刘少奇。那么,毛泽东又是什么时候改变了不打倒刘少奇的态度呢?根据现有材料分析,作出这一决定的时间大约是1967年3月。
3月16日,毛泽东同意在重印《毛泽东选集》时删掉原有赞许刘少奇的一段话。同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61人出狱问题的材料,在批语中用了“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卖的决定”等严厉的字眼。3月21日,毛泽东同意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在这段时间里,戚本禹的批刘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在最后一稿中增加了攻击、责问刘少奇的“八个为什么”,称刘少奇为“假革命、反革命”。这篇文章经毛泽东批准,于3月30日公开发表。
是什么促使毛泽东改变了对刘少奇的态度?主要是两个原因。
首先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陷害。林彪、江青集团中的骨干分子,几乎都是靠反刘少奇起家和攫取高位的。他们当然不愿意继续保留刘少奇的任何职位,从而对他们的政治地位和野心形成威胁。同时他们懂得,不经过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借用群众揭发和专案工作等名义,竭力对毛泽东施加影响。
早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尚未结束,叶群于8月11日、12日两次找人口授诬陷刘少奇的材料,要他写成书面揭发。13日,林彪看了写出来的材料。14日,林彪在家里找这个人谈话,要他把书面揭发改成向林彪、毛泽东写信的形式上报。当天,林彪就把这封信和诬陷刘少奇的材料批送江青,要她“酌转”毛泽东。
在“怀疑一切”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群众中也捕风捉影地揭发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林彪、江青等人利用这一情势,有计划、有预谋地将这类材料择要报送毛泽东,有的在一定范围内印发、传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形形色色的揭发材料,包括说刘少奇几次被捕叛变等假材料,源源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
从毛泽东以后的多次谈话看,在这些材料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所谓被捕叛变问题,终于促使他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刘少奇的看法。后来他在接见外宾以及内部谈话中,在讲到刘少奇问题时,一再说“那时还不知道他的历史情况”,是“我们红卫兵现在查出来的材料”,并多次讲了“被捕叛变”的例子。
随着“文化大革命”局势的恶性发展,1967年以后,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各地造反派纷纷抢印夺权,局势混乱不堪。毛泽东虽然采取了命令解放军“三支两军”、号召大联合、停止大串连等一系列措施,但未能奏效。
1967年2月发生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拍案而起,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同时,所谓“向走资派夺权”的部署在全国各地引起干部群众的不满,受到普遍抵制。毛泽东既然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种行为。他认为刘少奇虽然被批判了,但运动遇到了“刘少奇代理人”的抵抗,“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这样,为了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击退所谓的复辟逆流,为了通过“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来克服派性,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全国性的动乱,于是一错再错,把刘少奇作为靶子,彻底打倒。
1966年11月3日,在接见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特地走到刘少奇跟前,询问了他的工作、生活情况。当刘少奇表示要到群众中去接受锻炼时,毛泽东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1967年1月初,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两派红卫兵组织几次“勒令”刘少奇到该院检查。毛泽东获悉后派人转告刘少奇不要去。1月13日,毛泽东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谈话,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17日,毛泽东在会见一位外国领导人的谈话中还称“刘少奇同志”,并且说:“刘、邓是不是能选上(中央委员),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2月12日至18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姚文元的三次谈话中讲道:“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
如此看来,毛泽东在当时并没有想打倒刘少奇。那么,毛泽东又是什么时候改变了不打倒刘少奇的态度呢?根据现有材料分析,作出这一决定的时间大约是1967年3月。
3月16日,毛泽东同意在重印《毛泽东选集》时删掉原有赞许刘少奇的一段话。同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61人出狱问题的材料,在批语中用了“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卖的决定”等严厉的字眼。3月21日,毛泽东同意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在这段时间里,戚本禹的批刘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在最后一稿中增加了攻击、责问刘少奇的“八个为什么”,称刘少奇为“假革命、反革命”。这篇文章经毛泽东批准,于3月30日公开发表。
是什么促使毛泽东改变了对刘少奇的态度?主要是两个原因。
首先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陷害。林彪、江青集团中的骨干分子,几乎都是靠反刘少奇起家和攫取高位的。他们当然不愿意继续保留刘少奇的任何职位,从而对他们的政治地位和野心形成威胁。同时他们懂得,不经过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借用群众揭发和专案工作等名义,竭力对毛泽东施加影响。
早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尚未结束,叶群于8月11日、12日两次找人口授诬陷刘少奇的材料,要他写成书面揭发。13日,林彪看了写出来的材料。14日,林彪在家里找这个人谈话,要他把书面揭发改成向林彪、毛泽东写信的形式上报。当天,林彪就把这封信和诬陷刘少奇的材料批送江青,要她“酌转”毛泽东。
在“怀疑一切”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群众中也捕风捉影地揭发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林彪、江青等人利用这一情势,有计划、有预谋地将这类材料择要报送毛泽东,有的在一定范围内印发、传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形形色色的揭发材料,包括说刘少奇几次被捕叛变等假材料,源源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
从毛泽东以后的多次谈话看,在这些材料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所谓被捕叛变问题,终于促使他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刘少奇的看法。后来他在接见外宾以及内部谈话中,在讲到刘少奇问题时,一再说“那时还不知道他的历史情况”,是“我们红卫兵现在查出来的材料”,并多次讲了“被捕叛变”的例子。
随着“文化大革命”局势的恶性发展,1967年以后,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各地造反派纷纷抢印夺权,局势混乱不堪。毛泽东虽然采取了命令解放军“三支两军”、号召大联合、停止大串连等一系列措施,但未能奏效。
1967年2月发生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拍案而起,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同时,所谓“向走资派夺权”的部署在全国各地引起干部群众的不满,受到普遍抵制。毛泽东既然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种行为。他认为刘少奇虽然被批判了,但运动遇到了“刘少奇代理人”的抵抗,“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这样,为了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击退所谓的复辟逆流,为了通过“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来克服派性,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全国性的动乱,于是一错再错,把刘少奇作为靶子,彻底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