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站、文化馆的故事并非新奇，不但不新奇，甚至可以说是老题材，新时期文学以来，关于文化站、文化馆的小说，短篇、中篇、长篇很少间断。作为一个单位，一个机构，文化站、文化馆并不是一个地方最重要的单位或部门，论资金、权力、以及对一个地方的影响，有很多基层机构都要比文化站、文化馆引人注目，如水利站、防疫站、堤防管理段、电教站，等等，但似乎只有文化站、文化馆总是作家割舍不了的情节。个中原因并不复杂，从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来看，许多作家或者有在基层文化站、文化馆工作的经历，或者在成长过程中与基层文化站、文化馆有过紧密的交往，基层文化站、文化馆是一个地方的文化中心，也是文艺工作者（包括文学作者、作家）生活的核心圈；有的则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与文化站馆有比一般人更加密切的联系。
　　以黄冈为背景，姜天民、刘醒龙、何存中等都写过文化站馆题材。刘醒龙的《秋风醉了》（一九九二年）、《菩提醉了》（一九九四年）、《清流醉了》（一九九五年）被评论界概括为“文化馆系列”，这些作品不仅仅是作家个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重要作品，也是建构刘醒龙现实主义特色和风格的重要作品，其意义当然超出了对“文化馆”“文化站”的书写，当然我们不能忽视这些集中表现基层文化机构的小说创作，对形象理解一个历史阶段一个时代风貌的作用，尤其是对理解作品所处时代的某一类人（文化站馆干部和创作员）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的作用。《菩提醉了》中的文化馆副馆长庄大鹏，《清流醉了》中的胡汉生、徐馆长、文学部主任高南征、文化局崔局长，等等，这些人物及其活动的基层文化站馆的生存现状，是一个时代社会经济状况的折射，作品对这些世相的呈现，其意义和价值远远超出了对文化行业的关注或对一个带有专业性、特殊性的系统的书写。
　　现在，黄冈作家柳长青的中篇小说《文化站长》把这个老题材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又写了一次。张店文化站站长刘明霞因为漂亮、戏唱得好，一直是张大勇的梦中情人。因为最爱听刘明霞唱的悲迓腔，张大勇养成了看戏的习惯，并且每听一次就多出一份对刘明霞的怜爱。理所当然，在台上大红大紫的名角刘明霞不可能注意到一个普通的戏迷。但命运弄人，几十年过去后张大勇成为县里著名企业家，而刘明霞从舞台上的主角走向了后台，成为既没身份也无编制的基层文化站工作者。当年可以不拿正眼看张大勇，但现在不得不认真对待张大勇。不仅基层文化站工作需要张大勇支持，更因为张大勇也是乡镇领导和县领导尊重和仰仗的人物。张大勇的母亲去世，从人情世故上刘明霞随了人情、请人挂了祭，但张大勇需要的不是几百几千的人情，他要的是刘明霞亲自唱悲迓腔，此事对身为文化站长的刘明霞极不合适，即使不是文化站站长，刘明霞也不合适，因为刘明霞的丈夫同样身为党政干部、刘明霞与张大勇非亲非故，找不出任何理由可以在张大勇母亲的灵前哭灵。刘明霞拒绝了张大勇的要求。在随后张大勇答谢乡镇领导的酒席上，张大勇既不给刘明霞敬酒，也不准他人敬酒，甚至不跟刘明霞说话打招呼，让刘明霞尴尬地坐在酒桌上。如果把张大勇邀请刘明霞哭灵理解不懂事不讲道理，那么酒席上张大勇的做派则是对刘明霞的侮辱。刘明霞愤而提出辞去文化站长职务。此举给文化站、文化局、乡镇党委政府的工作带来一系列猝不及防的被动。
　　显然，这是一个与过去小说中的文化站不同的文化站，也是一个与过去不同的文化站站长，虽然刘明霞面临的干部编制问题、经费问题，过去就存在，有些困境是过去有，但在新的形势下以新的方式出现的更多的困难，则是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新的环境下遇到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分别是一九八二年、一九八八年、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八年的改革。一九八二年開始的体制改革着重“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一九八八年着重的是转变政府职能，逐步理顺政府同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的关系。一九九三年的重点是“政企分开”。一九九八年进行了一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行政体制与政府机构改革。各部门实行“三定”（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与此同时，从八十年代开始，部分文化馆率先进行改革探索，文化站改革已有二十多年。聘任制、岗位目标责任制等制度，大多数文化站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推行。应该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小说中大量关于文化馆站的书写都是以此为背景。作品中的人物命运更多的围绕着一个地方的机构变革、人事变革、个人处境而展开。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今天的文化站馆，在管理体制上，各个地方根据各自的实际，在改革中摸索出各有特色、多种多样的管理模式。有的地方是文化局管事，乡镇、街道管人；有的地方基层文化组织机构编制在文广局，具体工作附属于乡镇中心的工作。有的地方基层文化站馆是独立法人机构；有的地方撤销了乡镇（街道）文化站事业法人单位和账户，将其归属社会事务办公室或党政办公室，保留文化站牌子、公章、办公和活动场所，站长享受乡镇中层干部工资待遇；有的地方将文化站馆的基层文化服务纳入综合性宣传文化中心。减人、减事、减支，合并、撤销、整合，经过多年的改革之后，不少乡镇（街道）基层文化站馆改为了综合性的文广站、宣传文化中心、公共事业服务中心等，造成文化站对应多个部门，客观上带来了多头管理，一些乡镇把文化站当成机动部门，哪有事情往哪指派，文化站工作人员干部成了“勤杂”。有的乡镇虽有编制，但无专职人员，有的是乡镇其他干部兼文化站站长，以致乡文化站站长、站员基本“空挂”。
　　经费渠道和来源上，财政体制改革后，文化经费投入增长速度不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的要求，在基层乡镇街道没有得到可靠保证。不少地方文化事业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多年徘徊在1%下，如果扣除项目建设和政策性增资因素，有的地方文化事业经费甚至处于负增长。许多地方基层文化站馆业务经费难以得到充分保证，只能保证基本工资。在部分贫困地区和财政补贴县，基层文化站馆业务和专业工作几乎没有经费保障。而且税费改革后，文化事业费主要依靠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主要投入县级以上的文化事业，用于县级以下的乡镇街道公共文化事业的比例极低。有的地方虽然对基层文化站馆的办公、活动经费实行实报实销，或根据年度文化站工作计划列入乡镇财政预算，或办公经费包干、活动经费根据每次活动策划方案报乡镇党委政府讨论核定，然后包干使用，等等。但由于乡镇财政收支不平衡，有些乡镇支付能力差，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并非这么简单，比如，在柳长青的《文化站长》中，刘明霞拒绝去张大勇母亲灵前唱悲迓腔，张店镇的宣传委员黄金明就不理解，黄金明追着刘明霞说：“昨天为七百块钱，你去找徐镇长，好话说了一大堆。今天有人要给你三万，你怎么就不晓得要呢？这钱是你个人可以得的。你怎么就弄不明白呢？”这话的目的不是谈文化站的经费问题，但流露出了基层文化站馆申请一笔经费并不像制度或文件说的那么简单。 　　这些现状是柳长青的小说《文化站长》所处的背景，也是张店文化站长刘明霞所处的环境。活动经费不能保证，刘明霞就只能找张大勇这样的企业家开口；文化站设施和场地不能满足需要，也只能找张大勇这样的企业家寻求支持；表面上文化站是镇直机关单位，精准扶贫、防汛抗旱、文物保护、献血、场地免费开放、培训辅导、文艺广场以及文艺队伍的建设，十几项指标都是中心任务，样样都要落实、件件都要考核打分；实质上张店文化站不仅刘明霞没有编制和身份，仅有的一名工作人员就是志愿者小姚，而“要身份没身份，要编制没编制，要收入没收入”的小姚也没把文化站作为久留之地，一直在悄悄复习准备参加招考。
　　尽管如此，基层文化站和基层文化干部并非可有可无，反而相当重要。刘明霞以自己的辞职证明了这一点。平常张店镇干部看不起的文化站长刘明霞要辞职，很快便成为了一件大事，一件必须小心处理，妥善处理的大事。文化局许局长的态度是，问题无法解决，但要安抚好刘明霞，不能带动其它的文化站长扯皮。张店镇的汪书记开始没有把刘明霞的辞职当回事，一旦冷静下来，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内部矛盾一旦传出去，“要是把上面惊动了，追究起来，问题就大了。给非亲属送礼、接受老板宴请、工作日集体饮酒、滥用职权、不主持公道……”哪一条都是够得上一个处分。更何況马上要届中调整干部，搞不好，不光进步无望，很可能会一撸到底。汪书记马上找许局长说明情况，上门看望、道歉、做工作。企业家张大勇是刘明霞辞职的导火索，正是他在酒席上对刘明霞的侮辱引爆了刘明霞的觉醒。但真正到了刘明霞辞职的地步，张大勇也认识到事情闹大了，刘明霞是名人、名角，她的辞职必然引起轩然大波。如果被人知晓，事情的起因是他张大勇导致的，其结果并非好事。于是张大勇主动打电话挽留，并承诺马上为新文化站选址，投资。许局长、汪书记和张大勇又请县人大办公室打电话、做工作。这一切让刘明霞回心转意的精心安排，充分说明一个基层文化站并非可有可无，一个基层文化干部也并非无足轻重。但无论是许局长、汪书记还是张大勇，都是在矛盾发展到失控的程度下，才应运而生对文化站高度重视、对刘明霞的真正尊重。在刘明霞和文化站承受各种委屈，默默奉献在乡村的舞台上时，作为主管领导、业务领导以及有影响的企业家，他们不是忽视，就是漠视。
　　《文化站长》以刘明霞个人的遭遇，呈现了当下基层文化公共服务体制存在的需要进一步理顺和完善的空间。刘明霞向许局长陈述的理由就是要恢复个人的编制和财政供养待遇。但许局长说全县文化站都是如此。刘明霞与张大勇因为解决文化站的体制问题而认识，他们都是人大代表，作为人大代表他们年年都做了建议，其结果正如许局长说的，“文化站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呼吁。你作为县人大代表，年年都在提建议，可县里确实解决不了这样的大体制问题。你让张大勇把你的建议带到市人代会上去，市里也解决不了嘛。”张店汪书记心里想说给许局长的一番话，把文化站在乡镇的处境和地位表露得淋漓尽致，“经费是县综改办定的，我们也没给她额外增加任务”，“以钱养事的协议是跟县综改办签的，业务是你文化局管的，我们镇里就是个使用，考核是三家一起搞的”，当然，汪书记这番话无疑添加了不少粉饰张店镇的成分，事实上刘明霞和文化站承担的额外任务并不少。汪书记在上门与刘明霞沟通时表态，“充其量以后镇里搞活动，我们多拿些钱出来，不挤你的经费。”这话的背后是乡镇多年一直挤占本该用于文化站以及公共文化服务的经费。我们看到作品通过与文化站相关的基层干部的心理活动以及对话，将当下基层文化站以及文化干部的困境真实而生动地呈现出来。这些困境表明，真正要实现新形势乡镇基层公共文化生活的繁荣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首要的是基层干部对文化站作用和地位的认识问题。
　　《文化站长》也以刘明霞的辞职风波表现了当代基层群文干部对文化尊严的维护、坚守，对自我价值的诉求。刘明霞拒绝张大勇以三万元的报酬哭灵，不是刘明霞没有唱悲迓腔的水平，虽然多年不在舞台表演一线，但刘明霞个人的艺术素养和表演实力是公认的。她的拒绝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尊严，一个文化站长、一个著名演员，不能为钱而去哭灵，这与为农民提供文化服务性质截然不同。同时，按照风俗习惯，她也不能去哭灵，她不想因此让人联想她与张大勇有什么特殊关系，这一点涉及到个人的名声。在对待和处理哭灵事情上，乡镇领导和文化局领导，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正确的态度。企业家以为有钱可以让一个艺术家或者演员屈服，而相关领导为了附和、迎合企业家，也从中劝说刘明霞哭灵。他们对基层文化站的地位和性质没有真正的清醒的认识，在他们的思维中，文化站以及演员是自己可以支配的服务于个人社会交往的戏班子。在这些干部群体中，只有曾经做过文化站长的黄金明，表现出了对刘明霞的理解和同情，“但在内心，他是站在刘明霞一边的，而且还很坚定。作为宣传委员，他巴不得改变一下文化站的现状。想当年，他当文化站长的时候，那是多么受人仰慕啊。”“受人仰慕”才是文化站以及文化干部应该享受的礼遇。刘明霞坚持辞职，正是为了这四个字。她提出的三个条件也是实现“受人仰慕”的前提，文化站是国家的文化公益事业单位，不是民办非企业；文化站干部必须是国家干部身份；文化干部必须财政发工资。刘明霞的条件并不过分，她曾享受过这些待遇，只是后来失去了这些。同时，这些年自上而下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尤其是对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作用和地位的重视，给了她勇气和底气。她本就应该光明正大追求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的自我价值。
　　尽管实现刘明霞提出的条件，许局长、汪书记都做不到，但刘明霞旗帜鲜明的态度至少让他们突然警醒，如何对待基层文化服务机构以及在基层一线传播文化、繁荣文化的普通群文工作者。
　　《文化站长》不仅在当下文化站馆的处境下写出了群文工作者对文化价值和尊严的追求，也写出了以刘明霞为代表的群文工作者的朴实情怀。刘明霞的情怀不仅仅在于她对多年的待遇不公的忍受，不仅仅在于她多年的任劳任怨，更在于她对农村、农民的热爱，在于她对乡村渴望丰富多彩文化生活的理解。在所有人都做不通刘明霞工作的时候，民间剧团的王翠花、徐秋菊和几个村文艺队的负责人来了。他们对刘明霞的尊重、依赖、认可乃至情感倾诉，让刘明霞感动。刘明霞也铭记着以往走村串户演出过程中与村民结下的深情厚谊，他们送她一块糍粑、一袋豆丝、几个蕃茄、几根黄瓜。他们为招待她杀过鸡、摘下刚成熟的桃子、切开最甜的西瓜。点点滴滴体现的是乡亲对文化人的尊重和敬仰，朴实而深重。刘明霞的生命价值流淌在艺术之中，事业之中，也流淌在乡村的田野，是乡村以及广大乡亲的文化需要成就了她和她的艺术。她当然不能离开他们，不能离开舞蹈队、腰鼓队、楚戏团，她当然会回到文化站长的岗位。不是为自己，是为了这些争吵、争抢她的文艺骨干，是为了她们背后的乡村大舞台。
　　在建设新农村的新形势、新任务之下，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群众文化建设的主力军，基层文化站馆在推进文化惠民，活跃基层群众文化生活，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文化站长》以张大勇邀请刘明霞哭灵、刘明霞辞职为焦点，透视了当下基层文化站馆亟待引起重视和解决的困境，如机制的完善，对文化站性质、地位、作用的进一步认识以及对文化及其价值的发自内心的尊重。由于作家对基层文化工作者无比熟悉，对当下乡镇社会生活无比了解，使一个本来不好掌握的老题材在作家的笔下显得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