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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民脱贫既是经济问题，又是精神问题。通过进村入户调研发现，农民的物质贫困往往与精神贫困同生共存，精神贫困限制了农民内生动力和自主脱贫能力的提高，从“经济扶贫”到“精神扶贫”既是农村反贫困的新思路，也是农村思想工作的应有之义。农村思想工作在精神扶贫中应通过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发挥思想教育功能、激活乡村干部和人才队伍活力等措施帮助贫困农民补好“精神之钙”。
关键词：农村思想工作；内生动力；精神贫困；精神扶贫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8.04.0017
一、研究缘起与学术回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科学扶贫、精准扶贫、内源扶贫等扶贫开发新思想，要求增强贫困地区发展的“造血”能力。回顾我国农村反贫困的实践历程不难发现：最近几年，国家对贫困地区实施一些“真金白银”的特惠政策，这些措施旨在解决贫困农民基本生活需要，虽然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忽视了贫困农民的精神脱贫。如今，扶贫工作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说明，“富口袋”和“富脑袋”， 同样需要“两手抓”。笔者在精准扶贫调研中深切感受到贫困地区的精神贫穷令人痛心疾首，贫困的本质及其造成贫困的根本因素是“头脑中的贫困”[1]。广西贫困人口总量排在全国第4位，是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本文拟以广西贺州市八步区三个贫困村调查资料为分析蓝本，管窥思想工作对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内在价值。文中所讨论的精神贫困不是农村中出现的“经济繁荣，精神失落”的现象，表现出“丰裕中的贫困”；也不是因农村人力资源外流而形成的农村“空壳化”现象，而是因为缺乏生气而暮气沉沉。本研究的假设是： 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不足是使其无法摆脱物质贫困的根源，也是“输血式”传统扶贫模式难以长效的根本原因之一。要对症拔穷根，农村思想工作应先从思想精神上扶起贫困农民脱贫攻坚的“精氣神”，激发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斗志，唤起贫困户对幸福生活的憧憬。
从既有的文献看，人们对于“贫困”的认识更多的是指物质的匮乏，因而落入过分倚重从经济层面单向度地解决贫困问题“见物不见人”的“范式陷阱”，对贫困的归因也多是从客观环境、经济制度的层面来进行分析，却忽视了主观上的思想和精神与脱贫、发展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2]。随着对贫困根源的探索和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开始从物质层面深入到文化层面加以考察，辛秋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贫困农村的经验调查和蹲点扶贫实践体验后提出了文化扶贫的思想。一些研究认同农村存在精神贫困问题。据此，晏阳初提出，振兴农村经济，必须从扫除精神贫困开始[3]。徐勇认为，过去单向型的外力扶贫，在一些地方导致贫困者的内生动力弱化。贺雪峰、吴理财等亦认为农村的贫困更为根本的是精神贫困。骆郁廷、郝登峰等对精神动力的开发进行了实践探索。西方一位著名学者曾经说过：“人类越是发动对其古老敌人——贫困和愚昧的战争，也就越是发动了对自身的战争。”[4]班费尔德坦言：“穷人基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利用机会摆脱贫困之命运，因为他们早已内化了那些与大社会格格不入的一整套价值观念。”[5]马尔库姆在其著作《发展经济学》中直截地指出，贫困不完全是绝对意义上的生活水平而言，他主要强调的是精神和思想上的贫困。发达国家中，欧洲的“农村新项目奖”重在文化建设与农村发展相结合，韩国、日本注重开发农民精神生活。这些探索和经验给本文提供了借鉴和研究空间。
二、样本描述与研究方法
贺州市八步区属于广西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区）。该区三个贫困村的基本情况如下：新华村距离贺州市区34公里，是里松镇一个偏远的瑶族少数民族贫困村，广西壮族自治区“十三五”整村推进扶贫村，是广西538万农村贫困人口的一部分。全村共辖8个村民小组278户1350人，其中瑶族群众1290人，占96%。总面积3 872公顷，其中水田700亩，旱地400亩，林地3 799公顷（森林覆盖率高达98 %），人均水田面积为0.5亩。全村以种植水稻为主，农民人均收入2 223元。里松镇的培才村距离贺州市区35公里。全村总面积约1 456.2公顷，“九分山一分地”，村民的收入来源是个大问题，行路难、读书难、看病难、缺技术、缺土地、缺项目等问题成了制约村民脱贫致富的瓶颈。桂岭镇的天堂村面积约为35平方公里。分为正水和天堂两大片区，距镇区平均距离15公里。全村下辖15个自然村，共有225户885人，95%以上是瑶族，属最偏僻的乡村、最草根的农民。由于地处山区，生存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国家生态林补助、外出务工以及少量林木加工是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2012年全村人均收入为1 350元，是国家实施整村规划推进的贫困村。
本研究借助于两次深入贫困村的实地调查和家访。2014年暑期，笔者随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第二期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赴学校定点帮扶的前述新华村、培才村和天堂村三个贫困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实践调研，通过住农村、察民情、听民声，与贫困村党组织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员、群众座谈交流，深切感受贫困群众的生活艰辛。调研过程中，笔者一边深入村屯、贴近村民，一边用心灵在感悟，且行且思，将所观、所闻、所谈、所思、所虑汇于文中。2015年11月起，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派出24名精准识别工作队员深入贺州市八步区8个村屯（含定点帮扶的三个村）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精准识别贫困户贫困村工作。队员们运用“一进二看三算四比五议”的识别办法，其中，“一进”是工作队员入户了解生活质量、子女读书、健康情况等；“二看”是看生产生活设施、发展基础和状况；“三算”是算农户收入、支出、债务等情况；“四比”是与本村（屯）农户比住房、比收入、比资产、比外出务工等情况；“五议”是议评分是否合理等情况。通过该办法走访农户、入户评估、按相应标准打分、建档立卡和精准识别贫困户。
三、贫困村农民的精神贫困现状
学界对于精神贫困的探讨，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吴理财将精神贫困的具体表现归结为：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得过且过的生活观；懒散怠惰、好逸恶劳的劳动观；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等等行为方式、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6]。郑永廷认为：“精神贫困是特定社会群体或个人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心理素质、情感意志等方面的滞后，从而影响其物质生活资料获取和精神生活需求满足的生存状态。”[7]该定义表明精神贫困既是一种生存状态，也比物质贫困的表现更为复杂。本文所指的精神贫困是贫困农民表现出的思想不振、信心不足、进取精神淡化、自卑感和依赖心强、集体观念和自强自立意识弱等“头脑中的贫困”现象。 （一）贫困村农民精神生活匮乏
农村的贫困，生活的贫困只是表征，深层次的是观念思路贫困。这种精神贫困的形成逻辑是，人的物质贫困及其他心理因素导致了精神贫困，后者反过来又阻碍物质贫困，形成“经济滞后——精神落后——经济滞后”的恶性循环。笔者调研发现，当下农村公共生活式微，公共意识淡漠，古道热肠的善举日少，邻里关系生疏，人心不齐，村屯相互往来少，计较于鸡毛蒜皮的事。农民普遍文化知识水平低，创造和获取技术、信息的能力低下，政府的传统“救济式”扶贫模式缺乏人文关怀。三个贫困村农民受教育程度较低，普遍是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绝大多数孩子在9年义务教育结束后就外出打工，常年在外务工人数占全村人口40%以上。村里农家书屋、文化活动室等文化设施缺乏。村民主要的文化娱乐活动是看电视 、打牌、玩手机，很少读书看报。农村事实上仍然是看戏难、看电影难、开展文化活动难，村里群体性的文化活动主要是庙会和宗族活动，多数村民不满意当地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和本地文化生活。村民精神生活交往的范围呈现出明显的亲缘、地缘“差序格局”，交往对象多为家人、老乡、亲戚朋友，很少与外地人或城里人交往，这局限了村民的思维。专家认为，社会化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影响个体的过程，勇于拼搏积极向上的精神生长离不开所处社会良好文化环境潜移默化的熏陶[8]。缺乏文化设施和活动的贫困地区，愚昧习俗、求神拜佛沉渣泛起。以至于有些人形象地比喻，现在农民的精神空虚像稻草一样疯长。
（二）贫困村农民小农意识强
调查得知，由于交通不便和土地情结，淳朴的贫困村民周而复始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生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按照“种田为饱肚，养猪为过年，养牛为犁田，喂鸡喂鸭换油盐”的生产生活方式默默地靠自己而活、为自己而活，与世无争、乐天安命。在贫而安贫、不思进取的“火炉心理”和“等、靠、要”的安分守己惰性心态里生活，没有长远的规划和希冀， 对生活的预期很低，一切都是可以预见的。正是因循守旧的“不抱怨、不抗争”的小农意识抑制着贫困地区“闰土”式的中国农民的智慧和潜能，让他们饱受市场经济的风险与失败之苦，常常感到自卑和无助，缺乏积极进取的决心和勇气。从村干部到村民习惯于依赖和等待政府出钱、出力、出点子、出技术帮助脱贫，习惯于被“扶贫”。譬如桂岭镇天堂村村民分散居住在偏远的深山里，我们调研基本靠徒步，偶尔能乘坐“砖车”进山。该村2013年开始通了电，但仍有近一半的家庭还没用上电，在山里基本上没有移动通讯信号。日常，山民们会捉蛇、林蛙、鱼甚至老鹰等来卖。在深山里还有野生灵芝、茶可采，但数量不多。有部分村民很积极地在尝试饲养蜜蜂、竹鼠、林蛙、鱼，以及种八角等，因缺乏技术，创收效果并不好，而村镇里也没有这方面的技术推广人员，几乎成了“技术荒漠”。因生活习惯以及缺乏在外生存能力，村民们大多不愿意走出大山。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麻木地面对贫困。“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可以说，惧怕挫折、自足自乐的精神面貌已经成为当前农村脱贫攻坚中的最大瓶颈。
（三）贫困村农民内生动力弱
据笔者调查，农民日益凸显功利化、原子化、疏离化，互助合作精神日渐消解。农村存在的“笑贫不笑娼，笑弱不笑盗”的庸俗行为倾向，既败坏了社会风气，又折射出部分农民价值观的扭曲。而在一些落后的农村，农民为了能在短时间内实现暴富，他们不是去钻研“种养经”和“致富经”，而是迷恋赌博，“六合彩”似乎成了“公开”的“致富之路”。三个贫困村中一些农民在贫困线临界点上下徘徊；一些农民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穷；一些农民脱贫后，好景不长，却又开始重复“昨天的故事”；因病、因残、因灾致贫返贫现象普遍。由于缺资金、缺技术，农民单打独斗闯市场，常常难以抵御市场风险而返贫。贫困群众有“四盼”——盼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盼加快产业发展，盼提高公共服务，盼技术资金扶持。很显然，如果我们无视贫困者的思想以及他们的“发展观”，光靠扶貧干部唱独角戏，农民精神上的贫困不解决好，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就会“内功”缺乏，严重影响农民发展的动力，甚至影响他们的一生。近些年来，如小品《懒汉脱贫》所讲述的用救助款打酒喝，将扶贫猪羊宰杀等年年扶贫年年贫的扶贫乱象也时有耳闻，有的农民饱了肚子，却懒了手脚，有的农民用于烧香祭祖、算命拜神等方面的愚昧消费增加，铺张浪费惊人，这生动地折射出部分贫困农民精神扭曲。
四、思想工作满足贫困农民精神需要的对策
“幸福不会从天降”，“好日子是干出来的”[9]。相对于摆脱物质贫困而言，精神脱贫要困难得多，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基层党委政府要采取措施激发贫困群众奋发脱贫的热情，做到物质不足精神补，“硬件”不足“软件”补。
（一）思想工作满足贫困农民精神需要的逻辑必然
1.农民的精神需要充实思想工作的内涵。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委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引领群众的重要阵地。是党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广大农民施加的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活动，以期转变农民的思想观念、政治与道德意识，使其作出符合党与国家所期望的社会行为[10]。脱贫攻坚是当前贫困村最大的政治。精神脱贫实质上体现了国家强调真扶贫、扶真贫的内在逻辑。思想工作作为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重要活动，其本质在于教育人、引导人、开发人，在脱贫攻坚中担负着激发内生动力的责任与使命。扶贫要“他扶”，关键在“自扶”。只有充分调动贫困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变“输血”为“造血”，才能避免有了项目不能推动、有了政策难以执行、有机会改善自身生活条件而村民不愿意出工出力的窘境。据此，农村思想工作要以精神扶贫为手段、精神脱贫为目标、精神支撑为动力、精神生活为载体。当贫困群众真切地体验到扶贫理念思路以民为本、致富群众的价值指向和目标追求，体验到扶贫方式方法能掌握、会运用、得实惠，就会发自内心地信任党和政府，并热切响应和积极参与扶贫工作。当贫困群众在精准扶贫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和满足感，自己关心的现实问题得到解决，增收有门路，就会坚定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信心和决心。 2.思想工作对农民精神脱贫的价值。实践告诉我们，扶贫先扶志。贫穷并不可怕，怕的是头脑空空、精神委顿。农村思想工作要在扶“志”上下功夫。有了志向和志气，“输血”才有作用，“造血”才有可能[11]。通过思想工作，直指贫困农民内心世界，及时“修补”精神贫困的“缺口”，培育敢想敢干、乐观向上、自信自强的精神风貌，倡导弱鸟先飞、穷则思变，激发敢叫高山低头、敢叫河水让道的豪情壮志，引导贫困群众树立“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信念，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劳致富精神，增强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要在扶“力”上下功夫。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可以说，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农村脱贫的“间接的生产力”。积极满足贫困农民精神上的需求，是充实心灵力量、助长乐观情绪和提神聚力的源泉，加速或延缓脱贫的速度和富裕的路能走多远。农村思想工作应注重政策宣传、文化活动、沟通交流、自强精神、人际交往等精神性因素的“软投入”，在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产业项目扶持、农副产品销售、生态环境保护、子女入学、互助合作社等方面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和帮扶措施，使贫困户清楚认识到外在的一时帮扶，不能够让贫困村彻底摆脱贫困，只有自强自立，拥有一技之长，才能走上终生的富裕。要在扶“德”上下功夫。面临致贫原因复杂、脱贫难度更大的扶贫开发实情，在审视扶贫工作的同时，要加强宣传教育，不断提高群众的精神文明素质。要加强“知恩、感恩、报恩”教育，引导贫困群众给予扶贫开发工作更多的认同和支持。要倡导现代文明理念和生活方式，改变落后风俗习惯[12]。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形成文明健康、勤俭节约、自强自立、争先脱贫的精神风貌，传递扶贫攻坚的正能量。
（二）思想工作满足贫困农民精神需要的路径
1.加强贫困地区乡风文明建设。文化而润其内，养德以固其本。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通过满足农民公共文化需求，有利于增强农民对政府的认同感，增强农村内聚力；民众在参与公共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可以从文化育民、富民、乐民中“生长”出协作精神，实现对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通过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在资源贫乏、生产能力低的贫困农村文化发展中，一要充分发挥古镇游、生态游、农家乐等旅游项目的经济带动作用，促进农村的改革，农村的面貌、农业的田园风貌、农民的精神状态发生变化。如里松镇新华大桶深潭、光星冲一线天、文汉石拱桥等人文景观源远流长，里松温泉、斧头山、青凤河漂流等山水风光秀丽多彩。其中培才村可选择温泉疗养、田园观光、坡地徒步等；斧头村的高山地貌、养牛风景等；里松村的民居、娱乐体育等；文汉村的漂流、古矿井、新农村等；新华村的瑶族文化传承等；青凤村：秀才文化故事、高山茶叶种植等。二要在乡村历史遗存保护、挖掘、弘扬上下工夫。如桂岭镇的明孝穆皇太后墓遗址、善华村清代古民居建筑群、红七军桂岭展览馆——张公庙、红军路经之地——徒步潇贺古道等。三要结合民间特色，发挥农村文化活动的季节性、喜庆性优势，丰富农村民俗文化、节庆文化、集市文化、瑶族文化、农闲文化、体育文化、家庭文化等，开展农村文化“一乡一（特）色”“一村一品（牌）”活动。增强村民的交流和合作精神。四要深化贫困地区文明村镇和文明家庭创建。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面子、家庭荣誉的事儿，在村里似乎很敏感。开展“十星级文明户”、“模范家庭”、“文明村”、“好媳妇”、遵纪守法、敬老爱幼、勤劳致富、当家理财能手等等互评活动，引导农民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
2.发挥农村思想教育功能。人们常说：“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要担负起聚人心、增活力、鼓干劲的作用，鼓起农民脱贫致富的勇气和决心。一是发挥导向功能，为农民追求幸福生活提供精神动力。帮助农民找准自身优势，规划发展蓝图，制定切实可行的精准扶贫措施；引导农民把握市场信息，帮助农民克服发展中的风险和干扰；重视典型示范和榜样带动，录制科技乡土人才、致富能手的致富之道，激发农民勤劳致富、科技致富的激情。二是发挥经济功能，促进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思想政治工作经济功能的发挥，是通过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来实现的。马克思说过：“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13]必须发挥思想工作在增强贫困农户自我“造血”、治穷致富能力的积极作用。如桂岭镇天堂村的铁皮石斛、仿野生灵芝种植基地，东海生态立体养殖场探索“养猪-沼气-养鱼-养鸭-种菜”生态循环的立体模式。养猪、养蜂、养鱼致富成为当地农民的“甜蜜”生活。三是发挥育人功能，引导农民团结互助。个体化乡村社会，村里的事陷入了“越是集体的越少有人关注”的困境之中，大家各怀心思，以经济利益的影响和约束决定是否参与、如何参与，劲难往一处使。像修路、电线杆占用村民一点点田地，农民都不配合，伸手要钱。这种计较于个人利益的老观念不利于集体脱贫。思想工作要通过精英带动、项目引导和事件介入等方式，培養农民的合作精神，支持参与村里工作。目前来看，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和共同发展的需要，村民有合作意愿。笔者调研发现，村里石板路就是老百姓就地取材，到山上采集石板，利用扶贫工作队筹措的材料和设备修建的。这引起生疏了多年的邻里关系、互帮互助在乡亲们抬石板、铺水泥中融洽了。使村民产生共同的期望，现在“己予人”，将来“人予己”[14]。四是发挥开发功能，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开发人的潜能的重点，培养创造精神是开发人的潜能的最高层次[15]。农民的创造精神实际上就是拼搏精神、奋斗精神、进取精神的统一体。要鼓励农民调整农业结构，掌握种养技术，主动融入合作社，发展生态产业、有机产品，让市场主体带着贫困户闯市场。要改进帮扶方式方法，更多采用生产奖补、劳务补助、以工代赈等机制，推动贫困群众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脱贫致富。
3.激活乡村干部和人才队伍活力。“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村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村民习惯于“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村民周围群众的行为准则、价值取向是其选择行为的重要“参照系”。村庄精英、致富能手、专业人才、基层党组织强，农村经济发展就好，群众脱贫致富步伐就快。党的19大提出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笔者在调研中，广泛接触了“贫困村党组织第一书记”、“精准扶贫工作队员”、“美丽广西”乡村建设（扶贫）工作队等农村基层干部，他们对农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竭尽全力当好扶贫攻坚的“主心骨”、“组织者”和“服务员”。比如挂职天堂村“第一书记”的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王钟誉，他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上八点，每天工作第一站，都是先到周支书家里了解村里情况或传达精神。早上九点半，和周支书到天堂片13组指导村民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师生所捐的桂花树和红豆杉。早上十点半，到达13组与周支书、大学生村官、村民一起种植桂花树美化村道。下午两点半，与周支书到村里察看养蜂情况。下午四点，到天堂村小学，与赵校长一起商讨了新建小学还需解决的困难。另一位驻新华村第一书记谢升航自豪地说：“经过全村百姓的共同努力，一年来，全村共引进扶贫项目5个，引进项目资金212万元，争取到各种捐款25万元，联系到的捐款物资（折合款项）5.9万元，组织、帮扶修建村道路、桥梁、饮水工程，解决群众饮水难问题，组织、帮扶修建沼气池30座，组织帮扶修建校舍6间，帮扶贫困户40户，开办技术培训班6期，培训农民180人/次……”[16]村支书工作的见证，给了我一些思考：他们是农村基层最大的一个“官儿”，小村官，大作用。没有世人认为的很多“权力”，却有着更多的责任和奉献。 五、结论及启示
农村脱贫需要群众用“精气神”去战胜各种困难，没有农民内生的动力、各方面的帮扶力量与群众的自力更生精神结合以及农民主体作用的确立，农村扶贫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通过对广西贺州市三个贫困村的实地调查以及精神贫困现象的分析，系统讨论了经济层面的发展与精神层面帮扶的关系，笔者试图说明，把物质利益与精神动力有机结合起来，在物质扶贫过程中始终关注精神贫困，以精神扶贫促进物质脱贫，以满足贫困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享受的期望。这既是农村思想工作的落脚点，也是一项富有成效的探索。
正视和满足贫困农民的精神需要，必须进一步激励乡村干部在新时代省新担当、新作为，进一步激活人才队伍活力，加强贫困地区乡风文明建设，发挥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导向、经济、育人、开发四大功能。既要给农民补好“精神之钙”，筑牢脱贫之本，又要引导农民正确认识公私观与利益观， 把自我利益和对别人的团结互助结合起来，从村庄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中间接地实现自身的利益，不断提升农民的合作意识和能力，找好产业扶贫和教育脱贫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为农民脱贫致富发挥积极作用。藉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全国广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乡村振兴，摆脱贫困是前提。笔者希望学界加强对消除农村精神贫困现象的关注，希望基层党委政府在扶贫攻坚中，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把救急纾困和内生脱贫结合起来，提升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的基本技能，实现可持续稳固脱贫[17]。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始终把顺应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农村扶贫的根本目的，始终把扶志和扶智作为农村扶贫的核心内容，始终把贫困群众作为扶贫的实践主体，始终把践行群众路线作为农村扶贫的根本方法，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
（笔者在调查中得到了广西贺州市八步区区委组织部、八步区里松镇、桂岭镇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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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80205（1）.
（责任编辑 王婷婷）
关键词：农村思想工作；内生动力；精神贫困；精神扶贫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8.04.0017
一、研究缘起与学术回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科学扶贫、精准扶贫、内源扶贫等扶贫开发新思想，要求增强贫困地区发展的“造血”能力。回顾我国农村反贫困的实践历程不难发现：最近几年，国家对贫困地区实施一些“真金白银”的特惠政策，这些措施旨在解决贫困农民基本生活需要，虽然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忽视了贫困农民的精神脱贫。如今，扶贫工作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说明，“富口袋”和“富脑袋”， 同样需要“两手抓”。笔者在精准扶贫调研中深切感受到贫困地区的精神贫穷令人痛心疾首，贫困的本质及其造成贫困的根本因素是“头脑中的贫困”[1]。广西贫困人口总量排在全国第4位，是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本文拟以广西贺州市八步区三个贫困村调查资料为分析蓝本，管窥思想工作对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内在价值。文中所讨论的精神贫困不是农村中出现的“经济繁荣，精神失落”的现象，表现出“丰裕中的贫困”；也不是因农村人力资源外流而形成的农村“空壳化”现象，而是因为缺乏生气而暮气沉沉。本研究的假设是： 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不足是使其无法摆脱物质贫困的根源，也是“输血式”传统扶贫模式难以长效的根本原因之一。要对症拔穷根，农村思想工作应先从思想精神上扶起贫困农民脱贫攻坚的“精氣神”，激发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斗志，唤起贫困户对幸福生活的憧憬。
从既有的文献看，人们对于“贫困”的认识更多的是指物质的匮乏，因而落入过分倚重从经济层面单向度地解决贫困问题“见物不见人”的“范式陷阱”，对贫困的归因也多是从客观环境、经济制度的层面来进行分析，却忽视了主观上的思想和精神与脱贫、发展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2]。随着对贫困根源的探索和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开始从物质层面深入到文化层面加以考察，辛秋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贫困农村的经验调查和蹲点扶贫实践体验后提出了文化扶贫的思想。一些研究认同农村存在精神贫困问题。据此，晏阳初提出，振兴农村经济，必须从扫除精神贫困开始[3]。徐勇认为，过去单向型的外力扶贫，在一些地方导致贫困者的内生动力弱化。贺雪峰、吴理财等亦认为农村的贫困更为根本的是精神贫困。骆郁廷、郝登峰等对精神动力的开发进行了实践探索。西方一位著名学者曾经说过：“人类越是发动对其古老敌人——贫困和愚昧的战争，也就越是发动了对自身的战争。”[4]班费尔德坦言：“穷人基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利用机会摆脱贫困之命运，因为他们早已内化了那些与大社会格格不入的一整套价值观念。”[5]马尔库姆在其著作《发展经济学》中直截地指出，贫困不完全是绝对意义上的生活水平而言，他主要强调的是精神和思想上的贫困。发达国家中，欧洲的“农村新项目奖”重在文化建设与农村发展相结合，韩国、日本注重开发农民精神生活。这些探索和经验给本文提供了借鉴和研究空间。
二、样本描述与研究方法
贺州市八步区属于广西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区）。该区三个贫困村的基本情况如下：新华村距离贺州市区34公里，是里松镇一个偏远的瑶族少数民族贫困村，广西壮族自治区“十三五”整村推进扶贫村，是广西538万农村贫困人口的一部分。全村共辖8个村民小组278户1350人，其中瑶族群众1290人，占96%。总面积3 872公顷，其中水田700亩，旱地400亩，林地3 799公顷（森林覆盖率高达98 %），人均水田面积为0.5亩。全村以种植水稻为主，农民人均收入2 223元。里松镇的培才村距离贺州市区35公里。全村总面积约1 456.2公顷，“九分山一分地”，村民的收入来源是个大问题，行路难、读书难、看病难、缺技术、缺土地、缺项目等问题成了制约村民脱贫致富的瓶颈。桂岭镇的天堂村面积约为35平方公里。分为正水和天堂两大片区，距镇区平均距离15公里。全村下辖15个自然村，共有225户885人，95%以上是瑶族，属最偏僻的乡村、最草根的农民。由于地处山区，生存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国家生态林补助、外出务工以及少量林木加工是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2012年全村人均收入为1 350元，是国家实施整村规划推进的贫困村。
本研究借助于两次深入贫困村的实地调查和家访。2014年暑期，笔者随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第二期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赴学校定点帮扶的前述新华村、培才村和天堂村三个贫困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实践调研，通过住农村、察民情、听民声，与贫困村党组织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员、群众座谈交流，深切感受贫困群众的生活艰辛。调研过程中，笔者一边深入村屯、贴近村民，一边用心灵在感悟，且行且思，将所观、所闻、所谈、所思、所虑汇于文中。2015年11月起，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派出24名精准识别工作队员深入贺州市八步区8个村屯（含定点帮扶的三个村）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精准识别贫困户贫困村工作。队员们运用“一进二看三算四比五议”的识别办法，其中，“一进”是工作队员入户了解生活质量、子女读书、健康情况等；“二看”是看生产生活设施、发展基础和状况；“三算”是算农户收入、支出、债务等情况；“四比”是与本村（屯）农户比住房、比收入、比资产、比外出务工等情况；“五议”是议评分是否合理等情况。通过该办法走访农户、入户评估、按相应标准打分、建档立卡和精准识别贫困户。
三、贫困村农民的精神贫困现状
学界对于精神贫困的探讨，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吴理财将精神贫困的具体表现归结为：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得过且过的生活观；懒散怠惰、好逸恶劳的劳动观；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等等行为方式、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6]。郑永廷认为：“精神贫困是特定社会群体或个人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心理素质、情感意志等方面的滞后，从而影响其物质生活资料获取和精神生活需求满足的生存状态。”[7]该定义表明精神贫困既是一种生存状态，也比物质贫困的表现更为复杂。本文所指的精神贫困是贫困农民表现出的思想不振、信心不足、进取精神淡化、自卑感和依赖心强、集体观念和自强自立意识弱等“头脑中的贫困”现象。 （一）贫困村农民精神生活匮乏
农村的贫困，生活的贫困只是表征，深层次的是观念思路贫困。这种精神贫困的形成逻辑是，人的物质贫困及其他心理因素导致了精神贫困，后者反过来又阻碍物质贫困，形成“经济滞后——精神落后——经济滞后”的恶性循环。笔者调研发现，当下农村公共生活式微，公共意识淡漠，古道热肠的善举日少，邻里关系生疏，人心不齐，村屯相互往来少，计较于鸡毛蒜皮的事。农民普遍文化知识水平低，创造和获取技术、信息的能力低下，政府的传统“救济式”扶贫模式缺乏人文关怀。三个贫困村农民受教育程度较低，普遍是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绝大多数孩子在9年义务教育结束后就外出打工，常年在外务工人数占全村人口40%以上。村里农家书屋、文化活动室等文化设施缺乏。村民主要的文化娱乐活动是看电视 、打牌、玩手机，很少读书看报。农村事实上仍然是看戏难、看电影难、开展文化活动难，村里群体性的文化活动主要是庙会和宗族活动，多数村民不满意当地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和本地文化生活。村民精神生活交往的范围呈现出明显的亲缘、地缘“差序格局”，交往对象多为家人、老乡、亲戚朋友，很少与外地人或城里人交往，这局限了村民的思维。专家认为，社会化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影响个体的过程，勇于拼搏积极向上的精神生长离不开所处社会良好文化环境潜移默化的熏陶[8]。缺乏文化设施和活动的贫困地区，愚昧习俗、求神拜佛沉渣泛起。以至于有些人形象地比喻，现在农民的精神空虚像稻草一样疯长。
（二）贫困村农民小农意识强
调查得知，由于交通不便和土地情结，淳朴的贫困村民周而复始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生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按照“种田为饱肚，养猪为过年，养牛为犁田，喂鸡喂鸭换油盐”的生产生活方式默默地靠自己而活、为自己而活，与世无争、乐天安命。在贫而安贫、不思进取的“火炉心理”和“等、靠、要”的安分守己惰性心态里生活，没有长远的规划和希冀， 对生活的预期很低，一切都是可以预见的。正是因循守旧的“不抱怨、不抗争”的小农意识抑制着贫困地区“闰土”式的中国农民的智慧和潜能，让他们饱受市场经济的风险与失败之苦，常常感到自卑和无助，缺乏积极进取的决心和勇气。从村干部到村民习惯于依赖和等待政府出钱、出力、出点子、出技术帮助脱贫，习惯于被“扶贫”。譬如桂岭镇天堂村村民分散居住在偏远的深山里，我们调研基本靠徒步，偶尔能乘坐“砖车”进山。该村2013年开始通了电，但仍有近一半的家庭还没用上电，在山里基本上没有移动通讯信号。日常，山民们会捉蛇、林蛙、鱼甚至老鹰等来卖。在深山里还有野生灵芝、茶可采，但数量不多。有部分村民很积极地在尝试饲养蜜蜂、竹鼠、林蛙、鱼，以及种八角等，因缺乏技术，创收效果并不好，而村镇里也没有这方面的技术推广人员，几乎成了“技术荒漠”。因生活习惯以及缺乏在外生存能力，村民们大多不愿意走出大山。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麻木地面对贫困。“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可以说，惧怕挫折、自足自乐的精神面貌已经成为当前农村脱贫攻坚中的最大瓶颈。
（三）贫困村农民内生动力弱
据笔者调查，农民日益凸显功利化、原子化、疏离化，互助合作精神日渐消解。农村存在的“笑贫不笑娼，笑弱不笑盗”的庸俗行为倾向，既败坏了社会风气，又折射出部分农民价值观的扭曲。而在一些落后的农村，农民为了能在短时间内实现暴富，他们不是去钻研“种养经”和“致富经”，而是迷恋赌博，“六合彩”似乎成了“公开”的“致富之路”。三个贫困村中一些农民在贫困线临界点上下徘徊；一些农民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穷；一些农民脱贫后，好景不长，却又开始重复“昨天的故事”；因病、因残、因灾致贫返贫现象普遍。由于缺资金、缺技术，农民单打独斗闯市场，常常难以抵御市场风险而返贫。贫困群众有“四盼”——盼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盼加快产业发展，盼提高公共服务，盼技术资金扶持。很显然，如果我们无视贫困者的思想以及他们的“发展观”，光靠扶貧干部唱独角戏，农民精神上的贫困不解决好，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就会“内功”缺乏，严重影响农民发展的动力，甚至影响他们的一生。近些年来，如小品《懒汉脱贫》所讲述的用救助款打酒喝，将扶贫猪羊宰杀等年年扶贫年年贫的扶贫乱象也时有耳闻，有的农民饱了肚子，却懒了手脚，有的农民用于烧香祭祖、算命拜神等方面的愚昧消费增加，铺张浪费惊人，这生动地折射出部分贫困农民精神扭曲。
四、思想工作满足贫困农民精神需要的对策
“幸福不会从天降”，“好日子是干出来的”[9]。相对于摆脱物质贫困而言，精神脱贫要困难得多，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基层党委政府要采取措施激发贫困群众奋发脱贫的热情，做到物质不足精神补，“硬件”不足“软件”补。
（一）思想工作满足贫困农民精神需要的逻辑必然
1.农民的精神需要充实思想工作的内涵。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委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引领群众的重要阵地。是党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广大农民施加的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活动，以期转变农民的思想观念、政治与道德意识，使其作出符合党与国家所期望的社会行为[10]。脱贫攻坚是当前贫困村最大的政治。精神脱贫实质上体现了国家强调真扶贫、扶真贫的内在逻辑。思想工作作为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重要活动，其本质在于教育人、引导人、开发人，在脱贫攻坚中担负着激发内生动力的责任与使命。扶贫要“他扶”，关键在“自扶”。只有充分调动贫困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变“输血”为“造血”，才能避免有了项目不能推动、有了政策难以执行、有机会改善自身生活条件而村民不愿意出工出力的窘境。据此，农村思想工作要以精神扶贫为手段、精神脱贫为目标、精神支撑为动力、精神生活为载体。当贫困群众真切地体验到扶贫理念思路以民为本、致富群众的价值指向和目标追求，体验到扶贫方式方法能掌握、会运用、得实惠，就会发自内心地信任党和政府，并热切响应和积极参与扶贫工作。当贫困群众在精准扶贫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和满足感，自己关心的现实问题得到解决，增收有门路，就会坚定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信心和决心。 2.思想工作对农民精神脱贫的价值。实践告诉我们，扶贫先扶志。贫穷并不可怕，怕的是头脑空空、精神委顿。农村思想工作要在扶“志”上下功夫。有了志向和志气，“输血”才有作用，“造血”才有可能[11]。通过思想工作，直指贫困农民内心世界，及时“修补”精神贫困的“缺口”，培育敢想敢干、乐观向上、自信自强的精神风貌，倡导弱鸟先飞、穷则思变，激发敢叫高山低头、敢叫河水让道的豪情壮志，引导贫困群众树立“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信念，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劳致富精神，增强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要在扶“力”上下功夫。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可以说，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农村脱贫的“间接的生产力”。积极满足贫困农民精神上的需求，是充实心灵力量、助长乐观情绪和提神聚力的源泉，加速或延缓脱贫的速度和富裕的路能走多远。农村思想工作应注重政策宣传、文化活动、沟通交流、自强精神、人际交往等精神性因素的“软投入”，在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产业项目扶持、农副产品销售、生态环境保护、子女入学、互助合作社等方面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和帮扶措施，使贫困户清楚认识到外在的一时帮扶，不能够让贫困村彻底摆脱贫困，只有自强自立，拥有一技之长，才能走上终生的富裕。要在扶“德”上下功夫。面临致贫原因复杂、脱贫难度更大的扶贫开发实情，在审视扶贫工作的同时，要加强宣传教育，不断提高群众的精神文明素质。要加强“知恩、感恩、报恩”教育，引导贫困群众给予扶贫开发工作更多的认同和支持。要倡导现代文明理念和生活方式，改变落后风俗习惯[12]。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形成文明健康、勤俭节约、自强自立、争先脱贫的精神风貌，传递扶贫攻坚的正能量。
（二）思想工作满足贫困农民精神需要的路径
1.加强贫困地区乡风文明建设。文化而润其内，养德以固其本。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通过满足农民公共文化需求，有利于增强农民对政府的认同感，增强农村内聚力；民众在参与公共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可以从文化育民、富民、乐民中“生长”出协作精神，实现对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通过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在资源贫乏、生产能力低的贫困农村文化发展中，一要充分发挥古镇游、生态游、农家乐等旅游项目的经济带动作用，促进农村的改革，农村的面貌、农业的田园风貌、农民的精神状态发生变化。如里松镇新华大桶深潭、光星冲一线天、文汉石拱桥等人文景观源远流长，里松温泉、斧头山、青凤河漂流等山水风光秀丽多彩。其中培才村可选择温泉疗养、田园观光、坡地徒步等；斧头村的高山地貌、养牛风景等；里松村的民居、娱乐体育等；文汉村的漂流、古矿井、新农村等；新华村的瑶族文化传承等；青凤村：秀才文化故事、高山茶叶种植等。二要在乡村历史遗存保护、挖掘、弘扬上下工夫。如桂岭镇的明孝穆皇太后墓遗址、善华村清代古民居建筑群、红七军桂岭展览馆——张公庙、红军路经之地——徒步潇贺古道等。三要结合民间特色，发挥农村文化活动的季节性、喜庆性优势，丰富农村民俗文化、节庆文化、集市文化、瑶族文化、农闲文化、体育文化、家庭文化等，开展农村文化“一乡一（特）色”“一村一品（牌）”活动。增强村民的交流和合作精神。四要深化贫困地区文明村镇和文明家庭创建。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面子、家庭荣誉的事儿，在村里似乎很敏感。开展“十星级文明户”、“模范家庭”、“文明村”、“好媳妇”、遵纪守法、敬老爱幼、勤劳致富、当家理财能手等等互评活动，引导农民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
2.发挥农村思想教育功能。人们常说：“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要担负起聚人心、增活力、鼓干劲的作用，鼓起农民脱贫致富的勇气和决心。一是发挥导向功能，为农民追求幸福生活提供精神动力。帮助农民找准自身优势，规划发展蓝图，制定切实可行的精准扶贫措施；引导农民把握市场信息，帮助农民克服发展中的风险和干扰；重视典型示范和榜样带动，录制科技乡土人才、致富能手的致富之道，激发农民勤劳致富、科技致富的激情。二是发挥经济功能，促进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思想政治工作经济功能的发挥，是通过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来实现的。马克思说过：“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13]必须发挥思想工作在增强贫困农户自我“造血”、治穷致富能力的积极作用。如桂岭镇天堂村的铁皮石斛、仿野生灵芝种植基地，东海生态立体养殖场探索“养猪-沼气-养鱼-养鸭-种菜”生态循环的立体模式。养猪、养蜂、养鱼致富成为当地农民的“甜蜜”生活。三是发挥育人功能，引导农民团结互助。个体化乡村社会，村里的事陷入了“越是集体的越少有人关注”的困境之中，大家各怀心思，以经济利益的影响和约束决定是否参与、如何参与，劲难往一处使。像修路、电线杆占用村民一点点田地，农民都不配合，伸手要钱。这种计较于个人利益的老观念不利于集体脱贫。思想工作要通过精英带动、项目引导和事件介入等方式，培養农民的合作精神，支持参与村里工作。目前来看，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和共同发展的需要，村民有合作意愿。笔者调研发现，村里石板路就是老百姓就地取材，到山上采集石板，利用扶贫工作队筹措的材料和设备修建的。这引起生疏了多年的邻里关系、互帮互助在乡亲们抬石板、铺水泥中融洽了。使村民产生共同的期望，现在“己予人”，将来“人予己”[14]。四是发挥开发功能，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开发人的潜能的重点，培养创造精神是开发人的潜能的最高层次[15]。农民的创造精神实际上就是拼搏精神、奋斗精神、进取精神的统一体。要鼓励农民调整农业结构，掌握种养技术，主动融入合作社，发展生态产业、有机产品，让市场主体带着贫困户闯市场。要改进帮扶方式方法，更多采用生产奖补、劳务补助、以工代赈等机制，推动贫困群众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脱贫致富。
3.激活乡村干部和人才队伍活力。“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村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村民习惯于“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村民周围群众的行为准则、价值取向是其选择行为的重要“参照系”。村庄精英、致富能手、专业人才、基层党组织强，农村经济发展就好，群众脱贫致富步伐就快。党的19大提出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笔者在调研中，广泛接触了“贫困村党组织第一书记”、“精准扶贫工作队员”、“美丽广西”乡村建设（扶贫）工作队等农村基层干部，他们对农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竭尽全力当好扶贫攻坚的“主心骨”、“组织者”和“服务员”。比如挂职天堂村“第一书记”的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王钟誉，他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上八点，每天工作第一站，都是先到周支书家里了解村里情况或传达精神。早上九点半，和周支书到天堂片13组指导村民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师生所捐的桂花树和红豆杉。早上十点半，到达13组与周支书、大学生村官、村民一起种植桂花树美化村道。下午两点半，与周支书到村里察看养蜂情况。下午四点，到天堂村小学，与赵校长一起商讨了新建小学还需解决的困难。另一位驻新华村第一书记谢升航自豪地说：“经过全村百姓的共同努力，一年来，全村共引进扶贫项目5个，引进项目资金212万元，争取到各种捐款25万元，联系到的捐款物资（折合款项）5.9万元，组织、帮扶修建村道路、桥梁、饮水工程，解决群众饮水难问题，组织、帮扶修建沼气池30座，组织帮扶修建校舍6间，帮扶贫困户40户，开办技术培训班6期，培训农民180人/次……”[16]村支书工作的见证，给了我一些思考：他们是农村基层最大的一个“官儿”，小村官，大作用。没有世人认为的很多“权力”，却有着更多的责任和奉献。 五、结论及启示
农村脱贫需要群众用“精气神”去战胜各种困难，没有农民内生的动力、各方面的帮扶力量与群众的自力更生精神结合以及农民主体作用的确立，农村扶贫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通过对广西贺州市三个贫困村的实地调查以及精神贫困现象的分析，系统讨论了经济层面的发展与精神层面帮扶的关系，笔者试图说明，把物质利益与精神动力有机结合起来，在物质扶贫过程中始终关注精神贫困，以精神扶贫促进物质脱贫，以满足贫困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享受的期望。这既是农村思想工作的落脚点，也是一项富有成效的探索。
正视和满足贫困农民的精神需要，必须进一步激励乡村干部在新时代省新担当、新作为，进一步激活人才队伍活力，加强贫困地区乡风文明建设，发挥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导向、经济、育人、开发四大功能。既要给农民补好“精神之钙”，筑牢脱贫之本，又要引导农民正确认识公私观与利益观， 把自我利益和对别人的团结互助结合起来，从村庄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中间接地实现自身的利益，不断提升农民的合作意识和能力，找好产业扶贫和教育脱贫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为农民脱贫致富发挥积极作用。藉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全国广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乡村振兴，摆脱贫困是前提。笔者希望学界加强对消除农村精神贫困现象的关注，希望基层党委政府在扶贫攻坚中，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把救急纾困和内生脱贫结合起来，提升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的基本技能，实现可持续稳固脱贫[17]。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始终把顺应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农村扶贫的根本目的，始终把扶志和扶智作为农村扶贫的核心内容，始终把贫困群众作为扶贫的实践主体，始终把践行群众路线作为农村扶贫的根本方法，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
（笔者在调查中得到了广西贺州市八步区区委组织部、八步区里松镇、桂岭镇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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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姚玉玲.驻村第一书记的一天[DB/OL].（20130412）＼[20140101＼]http：//www.guet.edu.cn/news/newsDisplay.asp？id=82596&type=1，20130412.
[1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80205（1）.
（责任编辑 王婷婷）